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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地理学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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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是科学地理学说的最早创立者。他从政多年,游踪非常广泛, 对各地地理风光,不是简单地描述摄取,而是进行规律性的探索,与发生学原理的归纳。
沈括在地理学上的第二大成就是创立地形剥蚀、侵蚀——沉积学说。
沈括认为雁荡山和黄土高原的地形都是流水剥蚀或侵蚀而成,他们的区别是地质基础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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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认为雁荡山和黄土高原的地形都是流水剥蚀或侵蚀而成,他们的区别是地质基础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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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在地理学史上的第三大成就就是最早揭示地域分异规律。《梦溪笔谈》中的“药议”一节,沈括写道:“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 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峤微草,凌冬不调,并汾乔木,望秋先陨; 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牙;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于
定月哉。”沈括在这一段,集中地讲差异,徐兆奎在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一书中写道:“在这一段话中,沈括明白表明了四点意见:第一,他就白乐天的诗句,说明了高度与温度的关系,高度增加,温度降低,植物开花的日期因此延迟;第二,同一种植物有不同的品种,各有不同的发育期,所以在同一种植物之间,物候也参差不一; 第三,指出了南北各地物候的先后不一;第四,他以辩证的观点来说明物候并不是不变的,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固然受到气候的深刻影响,而有一定的周期,但这种关系,人类可利用栽培技术来加以改变,如引用新品种,提前播种,都可促使作物早熟。”这样评价自然不错,只是不明白在讲第一点时,为什么不可以归纳为垂直地带性呢?第二点是指同种生物在生态特性上具有某些形态或生理上差异的类型,这在生物学上称之为生态型,是构成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第三点很明显,是讲的水平地带性,也称纬度地带性;第四点则说明人为活动可以改变自然环境, 正确地揭示了人地关系的根本原则。沈括所表述的颇为完整的地域分异规律,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创举,如地带性学说,一般都认为是俄国学者道库恰耶夫(V.V. Dokuchaiev, 1846—1903年)首先提出的,实际上中国学者提 出这一概念比他早了8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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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还科学地创造了一系列的野外地理考察方法,比如用化石鉴定地层,推测地理变化的趋势,前面曾引了他用螺蚌壳和卵石等化石与遗迹,论证这种陆地,地史上可能曾是海洋;他还用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后所得到的化石为依据,推测古气候的变化,他写道:“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他还随时将考察路线绘成专门的图幅,如他在使辽的归途中,曾绘有沿路地图;利用出使机会,绘制了自京师(开封)上善门到泗州淮口间的地形图,精度还颇高。他观察细致,不仅包括大地变迁、霜、露、日蚀、月蚀等各种自然现象、对人文地理范畴的各种现象观察也很深刻,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河网密布,沼泽面积很大,他在沭阳县主簿任时,采取修堤、开渠、筑堰的办法,在沼泽地带建圩田,使长江三角洲得到改造利用,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他对圩田的建设极为重视,对巩固和发展长江下游这一全国经济中心, 作出了很大贡献。
将毕生精力献给地理学研究,创立和发展了岩溶地貌学说的徐霞客, 与他的前辈学者绝然不同,一是他是专门家,虽然文学家称道他的游记写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社会学家能从他的著作中,找到许多反映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认为他的著作有社会学价值; 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许多科学都可以在《徐霞客游记》中找到各自需要的知识和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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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在地理学研究中的贡献是很大的,丁文江曾经认为徐霞客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江源。
任美锷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徐霞客游记》选释”中,从五个方面谈了徐霞客对地理学的贡献,即:第一,应该指出,徐霞客游记包含了很重要的有关地貌学——特别是石灰岩地貌学方面的珍贵资料。第二,霞客对河流侵蚀作用也有许多科学的观察。第三,霞客在旅途中对各地岩石特征加以注意。第四,霞客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非常留心观察,除山水地质以外,还注意到植物。游记中有许多有关植物的记述。最后还应该提到游记中有时也记述到当时各地有关经济地理的情况,给我们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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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对我国南部地区岩溶地貌的形态、类型、特征,作了很精辟的描述,这里最富意义的是他命名了完整的岩溶地貌名称。
第二是徐霞客对岩溶地貌观察的科学、精确。例如桂林七星岩,是他深入细致观察的洞穴之一,现在进行的科学观察证明,340多年前,徐霞客对洞穴结构、方向、形态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正确真实,简明生动,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第三,徐霞客对岩溶地貌的成因原理的创见符合现代科学的原理。任美锷曾对此予以评价写道:“由于对这么多岩洞的精细的观察,他对岩洞和钟乳石的成因都有独到的见解,曾经指出某些岩洞是由于流水机械侵蚀造成的,钟乳石则由于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这些见解大部合于现代科学的原理。”他举出两例,一是广西三里城的“佛子岭南巖,门南向, 前有石涧,天成若槽。⋯⋯北入洞,仅受一人,中甚黑,而光洁类琢磨者。入颇深,即北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满,水从下反溢出,激涌势壮, 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二是云南保山水帘洞,“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
第四,霞客在其著作中已着意探寻地域差异的规律。
黄秉维曾专门研究了徐霞客游记中的植物地理资料,指出游记中已表述了垂直地带性的内容,如浙江天台山,游记写道:“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烈。⋯⋯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又如云南昆明棋盘山,他写道:“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再如大理点苍山,写道:“三里,山树亦尽,渐陟其顶。⋯⋯顶皆烧茅流土,无复棘翳,惟顶坳间,时丛木一区,棘翳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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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与徐霞客同一时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和刘继庄,可以说是人文地理的专门研究者。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是著名的爱国学者和思想家、地理学家。他研究的学术领域很广,《辞海》说他“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他的前期地理研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后期地理研究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因此,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国计民生的影响;其中地理环境对边防、战争的影响,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都是他十分注目的课题。
顾炎武的地理著作有《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肇域志》是纯地理著作,专讲各地的地理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应是“中国人文地理”的专著,专讲自
然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富歉,有利条件的利用,不利条件的改造, 各地经济开发的程度和应采取的措施。他认为只要充分地、因地制宜地利用各地的条件发展生产,国家就能富强,人民就能安居乐业。《昌平山水记》是通过对明十三陵所在地区山水的描写,反映他对故国的怀恋之情;《营平二州地名记》着重探讨如何利用地理特点,经营边疆,保卫边疆的专门地理著作。
刘继庄,名刘献廷(1648—1695年),继庄是他的字,又字君贤, 别号广阳子,今北京市大兴县人。和古代许多学者不同,他精通梵文、拉丁文、阿拉伯文、蒙文和女真文等多种文字,他的著作《新韵谱》是音韵学的杰作。正由于他有多种文字的阅读能力,所以读了一些欧洲人的学说,他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中写道:“地圆说,直到利(玛窦) 氏西来而始知之”(第104页),受了西方地理学说的影响。第二,他入修《明史》并参与编纂《一统志》,涉猎书籍文献广泛。第三是性喜游历,见闻很多。正由于他的经历和学识,使他在对地理学的研究中,不满足于传统的地理学,仅仅局限于个别因素的描述,他写道:“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侯仁之写道:“所谓‘天地之故’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句话那就是自然的规律。”并且他对这一句还有一注文,写道:“梁启超在其《近三百年中国之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第316页)中介绍刘继庄的地理学, 把这一段中的‘天地之故’四字误抄为‘人地之故’,并以之比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地理学家所提倡的‘人地关系论’,可以说是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是大错而特错的。而蒋介石的‘御用地理学者’张其昀在其所著《本国地理》的序文,却又抄袭了梁说,未加核对,以讹传讹,益加附会,造成了更大的笑柄。而几十年来竟无人予以批驳和纠正。”笔者却以为梁启超、张其昀虽然字引用错了,但不论是“天地之故”还是“人地之故”,刘献廷确乎是意在谈“人地关系”的规律,因为他虽然把传统地理志书的诸内容,概括为“此皆人事”,并不是说这些内容没有用,而是说仅仅有了这些内容还不够,还要懂得“人事”与“天事(自然)”的关系,因此他接着上面的引文写道:“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这一段话,当然都是讲的自然,即确定经纬度并按其计算各地节气先后、日蚀的具体时间和星位的转移等,他对纬度地带性认识已相当深刻,他写道:“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 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而认识自然规律的目的却是为了“经济天下”,这当然是研究“人地关系”,怎能说是大错特错呢?
17 世纪上半世纪里,欧洲最杰出的地理学家是伯恩哈德·瓦伦(Bcrnhard Varen)或称瓦伦纽斯(Varenius)。1622年生于汉堡 附近的希察克尔镇。1650年在莱顿逝世,只活了28岁。在大学,他是学的哲学、数学和物理,后来又专门学医,学成后到阿姆斯特丹当家庭教师。他献身地理学研究,既非所学专业,又非所从事的职业,而是他置身于世界性港口阿姆斯特丹的环境,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启航去世界各地, 也有从世界各地回来的人,茶楼、饭馆、酒吧间、⋯⋯只要有人聚会的地方,人们谈的话题范围几乎是整个地球,到处都是地理的大课堂。人们尽管道听途说的东西很多,系统的地理知识和科学的地理学,所知却又非常有限,渴求知道更多的地理学知识的愿望强烈,瓦伦在阿姆斯特丹居住的第三年就写了一本《日本和暹罗王朝记》(DescriptioRegni Japoniae et Siam)的书,这是一本专为商人提供各地区、民族有用知识的书籍,无疑在阿姆斯特丹,这本书是十分畅销的。正是在写作这本书时,他发现专论地理没有通论地理作为指导,在许多地方竟然无从下笔,因此,刚刚写完《日本和暹罗王朝记》,马上开始写《普通地理学》(一译为《通论地理》,又译为《地理学概论》Geographia Generalis)。这本书的第一卷于1650年春天写完,第二卷尚未动笔,就告别了人世。 瓦伦是第一个将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刻卜勒(Johannes Kepler)和伽利略(Galilei) 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学说引进地理学的学者,并据此认为地球上赤道地带(低纬度)和高纬度地带所接受的热量是不同的,赤道地带受热多, 空气热而薄;极地地区受热少,空气冷而重,因此产生由极地向赤道的空气的移动。而他对地理学本身的理论,更具创造,他认为地理学既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地球表面的气候、地形、水体、森林、荒漠、矿物、动物、居民等;还要集中于居民及其体型、艺术、商业、文化、语言、政府、宗教、城市、名胜和著名人物,也就是说要全面和综合地研究地球表面的一切自然与人文因素。他认为通论地理学可以用数学和天文学的定律来予以证明;专论地理则只有通过经验来加以证实。
p83 人地关系既是地理学思想的课题,亦是哲学的课题,其渊源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人类既是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又是改造地理环境的主角。人地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十分紧密,古代的人类对环境依赖性很强,而抗御不利环境的能力又很差,产生了许多神话,这种情况在欧洲,直到16世纪,还未得到根本改变。
p84 18世纪,在欧洲还出现了综合自然地理的一些学说。其代表人物是乔治—路易·勒克勒克·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1707—1788年),他是法国自然学家,他的巨著名《自然史——通论与专论), (Hirstoire naturelle,gale etparticulie), 1749—1804年间出版,共44卷。他是1739—1788年的巴黎(皇家)植物园主任。由于工作之便,搜集有全世界的旅游者和探险者所写的各种记述资料,因此,可以说他的著作吸取了地理大发现珍贵的发现与记述, 而且他改变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把地理大发现当成奇谈怪闻的谈资的风气,转为对事物规律性的探索。他最先提出人是改造世界的动力,认为“人是动物之一,但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因为人能用他的心灵来记忆经验和学习经验。人类具有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他从研究整个自然界出发,但却多次提到人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用使人信服的素材,论证了人给自然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与扩展, 人类及其驯化的动植物在地球上可居住部分的迁移和散布的那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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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霍迈尔(H·G·Hommeyer)在《试论欧洲国家军事地理学》 一书里,表述了地表自然区划的观念。他不同意当时许多学者在政治单元的基础上描述地形,并按自然区划设想了四级地理单元:最小的地理单元称为小区(Ort);站在高处可望得见的地方称为地区(Gegend);在致高点上可望见的地方称为区域(Landschaft);以大排水区域的边界(分水岭)为范围的地球表面的组成部分,称之为大区域(Land)。
德国哲学家伊马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 作为哲学家,饮誉世界达2个世纪;但作为地理学家,一般却不大引人注意。事实上,他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自然地理学整整40年(1756—1796 年),时间之长,在职业地理学家中也不多见。1755年他发表的《自然史和天体理论》(Die Naturgeschichteund Theorie des Himmels)一书,就提出用太阳系形成的星云说解释地球的起源,41年后法国伟大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重新提出,成为天文学和地学中的著名学说之一。这一理论尽管并不属于地理学范畴,但诸如大陆和大洋的形成、造山运动、火山、地震等都牵涉到地球内部的研究,因此在地理学领域内,发生了长远的影响。 康德认为人文要素是地理学的必要主题之一,并认为自然地理学是 “自然的概括”,不仅是所有其他地理学的基础,也是历史学的基础。还认识到自然地理学甚至是他进行哲学研究的支柱之一。康德特别注重阐释地理学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他把事物的研究分成两大类:不论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把起因相同的事物归在一起,叫逻辑分类;把性质和起因不同的事物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归类,叫自然分类。地理学是按地区对事物进行描述与分类的科学,属自然分类范畴。他尤其重视对自然差异性的研究,他讲道:“这意味着地理学研究特定的具体的事物中的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的特性,并且集中注意于自然的差异性,而不是其相似性。”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的科学,力图反映“自然的体系”,又是一门探索规律的科学的观点,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 [2]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 [3] 侯仁之:“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4] 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科学》,1925 年第11卷6期. [5]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 [6]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 [7]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3年. [8] 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 [9] 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0年. [10]J.N.L.Baker,Nathaniel Carpenter and English Geo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Geographical Journal,71(1928). [11] Clarence J.Glacken,Count Buffon on CulturaI Changes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Annals Ass.Amer.Geogs.50(1960). [12] Hartshorne,Richard.The Nature of Geography.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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