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五篇 发展时期的中国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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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发展时期的中国地理学
第十八章 当代中国地理学综述217
第十九章 我国的人文地理学229
第二十章 中国的自然地理学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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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当代中国地理学综述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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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竺可桢、胡焕庸、黄国璋、吴尚时、张其昀等人的努力培养，我国已经有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地理学者，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通过国内培养，到西方各国进修提高，回国后又经教学和科研的锻炼，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40年代我国的一些学者已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声望， 开始应邀出国讲学，如1943—1945年张其昀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函请赴美国哈佛、克拉克、俄亥俄、芝加哥、威斯康辛等大学地理系讲学，并参加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在田纳西州举行的学术会议；1946年胡焕庸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的研究教授；1946—1947年李旭旦应美国马里兰大学聘请，担任地理系的访问教授，对研究班讲授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课程，指导该系研究生；1947年鲍觉民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赴英国讲学，并奉命考察英国土地利用工作等；林观得曾任美国埃姆利大学讲师， 克利大学教授，国际IGCP61项执行局顾问兼中国组组长。先后在西方国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有林超、任美锷、叶汇、鲍觉民、王德基、李春芬、罗开富、吴传钧、侯仁之等；其中李春芬是加拿大第一个地理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
我国原有地理学者的绝大部分，解放后都集中在高等学校；专业的地理研究机关于1950—1953年在南京筹办，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任筹备处主任，当时在筹备处工作的地理学家有：罗开富、黄秉维、曾世英、周立三、周庭儒、方俊、李春芬、吴传钧、施雅风、赵松乔、沈玉昌、罗来兴、邓静中、高泳源等二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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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实质上是按苏联高等教育的理论、方法办校，地理教育的专业设置和所设课程，照搬苏联模式尤其显著。如50年代综合性大学地理系基本上按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的模式创办， 中山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所学课程除中国经济地理与莫斯科大学的苏联经济地理对应不同外，其余课程则完全一样，就是野外实习也完全与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相同。苏联有关地理学的高等学校教材，绝大部分皆译成中文出版而成为我国高校地理系教材。加上自1954 年开始，全国中学停开英语，改学俄语；高等学校除个别学生外，也都学俄语，因此许多优秀大学生，完全接受苏联地理学的教育，对苏联地理学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对西方地理学的了解，仅仅从苏联学者的著作引述中获取，而这种引述又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学生只知道罗蒙诺索夫、道库恰耶夫、阿努钦、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等，但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却一无所知，甚至有的人竟然连洪保德、李特尔等也不甚清楚。
苏联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居于统治的时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结束，尽管“文化大革命”将苏联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和西方地理学一样也属于批判之列，然而中国17年来用纯苏联地理学培养和造就的中国地理工作者，人数上几乎占80％以上，建国前用西方地理学培养和造就的地理学工作者也经过了长期的影响，大多数也接受了苏联地理学。苏联从60年代起，注意吸收西方地理学的一些倾向， 但未能对中国产生影响。
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理学基本上属于二元论的范畴，即自然地理学遵循自然法则的制约，属自然科学；经济地理学受经济法则的支配，属社会科学。把地理环境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规律的研究，作为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这里，“地理环境”仅仅理解为“自然环境”。把生产配置的规律及其各国家、各地区生产发展和生产配置的条件和特点的研究作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这里，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 二字，实质上仅仅是“生产”的代名词，“生产”的内含是工业、农业、运输业以及城市、居民点，不包括生产产品的流通和人类生产、生活的消费。由于苏联一直将“人文地理学”和“反动地理学”等同起来，因此，苏联地理学的二元论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二元论有所不同，一般将西方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二元分立称之为地理学的二元论；将苏联的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二元分立，称之为地理学的新二元论。
不承认这种超出科学属性的科学——地理学的存在，在苏联还是居于主导地位，它传入中国后，无可争辨地在中国地理学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对统一地理学的批判，主要是：（1）它否认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独立性，而要把它们混淆起来，即混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不同的性质；（2）它们经常以自然规律解释社会现象，夸大了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地理学的内在联系客观地存在着，怎样解释呢？ 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综合地理学，对其主要认识也是两点，即：（1）综合地理学承认自然地理学是自然科学，经济地理学是社会科学，二者是各自独立的；同时，由于生活、生产和工作的需要，它们二者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属于地理科学的领域。（2）综合地理学不是用自然规律解释社会现象，而是以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现象产生变化的决定原因，它把地理环境当作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条件之一，它完全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我国地理学属于新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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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地理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我国一些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学教育和熏陶的学者的消极对待和抵触情绪。如果当时能够实行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政策，我国地理学界人数虽不多，但才华横溢的百余位学者，它们中多数人的年龄皆在40岁左右， 胡焕庸解放时年仅4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代，他们对西方地理学相当熟悉，且又经过一段时间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锻炼，再溶进苏联地理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相互比较，互相补充，加上我国解放后，社会稳定， 经济日趋繁荣，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和世界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合流，就不至于继近代地理学落伍之后，又在现代地理学中掉车。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写道：“到1956年，据估计，中国已有90 到120个地理学教授，约6700个地理系学生，分布在23个城市中”。如能将这些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大约只需十年左右，中国就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理学工作者的队伍之一的力量。然而建国后，首先是进行思想改造，应该说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解决为谁服务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是很有必要的；结合思想改造，将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代地理学中，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经济立说的学术思想，进行必要的批判，也是应该的。但是后来却变成完全否定近代地理学，将近代地理学与资产阶级反动科学等同起来，一概加以摒弃；而苏联地理学，包括俄国地理学，作为正宗地理学加以推崇， 甚至到了独尊的地步。致使许多有才华的学者，不敢著书立说，特别是不敢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原来从事人文地理研究的学者，不少人因为害怕批判而转行，加入自然地理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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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进苏联地理学的过程中，中国地理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地理工作者对苏联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科学性质等方面都比较熟悉；由于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地理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少领域或接近、或赶上、或超过了世界水平，我国学者基本上掌握了苏联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我国与世界地理学先进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其次是，应用地理学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铁路选线、流域调查，边远地区综合考察，特殊地理环境的研究、农业区划、土壤普查、工业布局、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综合自然区划和部门自然区划，充分表现了我国学者的才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再次是区域地理和部门地理著作大批涌现，特别是《中华地理志丛书》和《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等，基本上达到了苏联学者同类著作的水平；世界地理著作也逐渐出现， 有的著作，如《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可以列入世界最优秀的世界地理著作之列。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机构，它们大多具有资料室、实验室、观察站、绘图室等设施，可以独立地开展研究，如果不是其它原因，中国地理学将会有很好的发展，会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1957年的反击右派的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起了抑制和破坏作用。一些很有开拓性的地理学家，解放后兢兢业业地在地理教育和地理学研究中，起着骨干带头作用，但是一顶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剥夺了他们的学术研究的权力，如李旭旦、罗开富、王德基等著名地理学家。不仅如此，一些解放前已经成名的学者， 也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背上了极重的政治包袱， 以致影响了他们研究的积极性。
李旭旦（1911—1985年）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36年考取公费留学生的资格，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1939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至重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42年出任地理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于1946—1947年应邀赴美国任马里兰大学访问教授；
1947年回国后继续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和教授，直到1952年主动要求到南京师范学院创建地理系，出任系主任直到1957年。他早在学生时代， 曾在胡焕庸、张其昀二位老师支持和指导下，同任美锷同学合作，翻译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年）的《人地学原理》（La ggraphiehumaine.1910年），1934年在南京出版。他一生中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终生致力于地理教育。
2.一生勤于学习和考察，努力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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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勤奋学习，博古通今，中西融洽贯通，一生著述颇多，其中代表作有：《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考察》、《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主编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卷和《人文地理学概论》两书。
70年代末， 直至他逝世为止，他以古稀之年，又身患心脏病，然而他迸发了极大的活动力，致力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使得我国人文地理学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然而发展十分迅速；他积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经历、完全凝聚于他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的有关人文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使重建的中国人文地理学起步在较高的基础上，当成为中国地理学史上值得特别记述的一章。
3.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的地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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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众所周知，西方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近代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发展了一门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受一些学者不同观点的支配，形成了好多个流派，如以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 年）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以佩舍尔（Oscar Pechel，1826—1875年） 为代表的二元论；以罗士培（Percy M.Roxby，1880—1947年）和巴罗斯（Ha－Han H.Barrows，1877—1960年）为代表的适应论与生态论；以苏尔（Carl O.Sauer，1889—1975年）和惠特尔西（DerwentS.Wh-ittlesey，1890—1956年）为代表的文化景观论等，各流派都有自己立论的根据，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比较而言，以法国地理学先驱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年）和其学生白吕纳为代表的或然论，又称可能论更有说服力，这一流派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自然固然能影响人，人类亦能适应和改造自然。与其它流派相比，“人地相关论”是当时显然较为积极的一种理论。他和任美锷合作，将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翻译成中文出版后，这一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接受， 所 以这一引进，在我国地理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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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的起源》是德国学者魏格纳（Alfted Lothar Wegener，1880—1930年）的作品，被称为大陆漂移说（Continental Drift Theory），这一假说于1920年提出，曾经引起地学界很大的震动，由于当时整个科学界水平的限制，一度归于沉寂；60年代板块构造理论提出后，大陆漂移说重新提出来，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李旭旦将这一学说引入中国，对中国地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理学思想史》是美国学者詹姆斯（Preston E.James，1899年—） 的学术专著，它叙述了地理学由产生、形成到整个发展的全过程，特别详细地论述了近代地理学如何演变到现代地理学的过程，并预测了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李旭旦将它引入中国，目的是推动我国地理学尽快吸取世界地理学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手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地理学。
4.热心学术界活动和学术刊物的编辑发行。李旭旦自1942年至1957 年出任系主任；1943—1957年曾历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总干事；1979 年以后重新担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名誉系主任；1979年再度被选为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任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4.他于1943—1957年担任《地理学报》的总编辑； 建国后他创办《地理知识》并亲任主编达7年之久。1979年以后他重新担任《地理学报》编委；并担任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卷主编；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

罗开富30年代就读于中山大学，是吴尚时的学生；4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仅花了二年半的时间，便连获克拉克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地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7年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代理所长。

罗开富在理论上的贡献，首先是他对地理学的性质的认识，除了赞成法国学者让·白吕纳（Jean Brunhes）曾经提出的相关原则和演进原则外，还补充了一个分布原则。他认为以往我们在开发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的工作中，往往忽视地域分异的规律，未能因地制宜，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就是因为忽视了地理学的分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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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基（1909—1968年）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与任美锷、李旭旦等是同届同学，接受胡焕庸、黄国璋等老师的教育；当时奥籍德国学者费思孟（Herrmann Von Wissmann） 应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地形学和区域地理，王德基多次随费思孟去野外进行考察，得其教诲与培养，学习成绩优良，1936年考取洪保德奖学金，随费思孟去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柏林、慕尼黑、提宾根等大学， 专攻气候和地质地貌，1940年获提宾根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当时正是抗战时期，他先后参加黄国璋所长倡导的嘉陵江流域和汉中盆地综合地理考察，并任考察队长， 参与《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一书的编写，书中比较系统地引进了德国景观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是抗战时期主要的地理研究成就之一。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应新建的国立兰州大学的聘请，出任地理系主任， 负责地理系的创建工作。建国后兰大地理系成为我国地理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王德基自1946年起至1968年去世为止，在兰州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达22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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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毅（1910年—）教授193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36年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地理系学习区域地理，1938年获荣誉硕士学位回国， 在大夏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1944年任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1947 年任中正大学教授，1949—1952年任南昌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1953 年到中山大学任教至今。
孙敬之解放前在老解放区工作，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研究室主任，50年代还是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一位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过很大贡献的地理学家，
孙敬之是50年代中国经济地理的理论权威。他的《论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和《再论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两文，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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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坦诚地谈到自己由生产配置论转到生产力配置论，他写道：
“在苏联，提出经济地理学研究‘生产配置’已经许多年了，它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比如1930年左右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的《地理学新论》中，即用‘生产配置’。我在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学讲义中用的‘生产配置’，是囫囵吞枣的从苏联的译文中抄来的。那末，我为什么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53年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各国各地区社会生产力配置（规律）的科学’呢？原因有三：（1）苏联经济地理学著作上用法不统一，有的用生产配置，有的用生产力配置，同一个人同一本书，有时用生产力配置， 有时用生产配置。
⋯⋯（2）我们的经济地理课，不少材料是从报纸上搜集来的，在讲课时不是‘人民当家做主人’，‘合作化程度达到农民户数40％以上’， 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3）为了表示不同意‘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的见解，为了防止‘生产关系’论者的歪曲和强调生产关系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才加上‘社会’二字⋯⋯。”
其次，他的理论大多能和中国的实际相联系，其用意可能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地理学。他认为：“不是从定义的研究中求得科学的发展，而是从参加实际调查研究中，从为国家经济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丰富经济地理学的内容，不断提高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水平，使经济地理学的定义更加明确。”
孙敬之在50年代所提出的论点，20年后为美国学者再度提出，说明他高瞻远瞩的科学预测。当他谈到事实与理论不符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以为必然是按着新情况修改旧有的理论。”在解放初期，他就已经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他说：“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因，它所以能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原因，它所以不会变成教条的原因。”在中国地理学界尚未见其他人在这一点上达到他的理论高度。
孙敬之大约是1959年“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错整，其后“文革”时他受到迫害。在学术界消失了将近20年，于1978年出席在长沙召开的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 其时他在北京经济学院工作。

文革对中国地理学的摧残与破坏，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本书出版于1990年，如今这些人多数已经作古，作者刘盛佳生于1938年，1961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学习，于2010去世）
人才培养上的10年空缺。我国地理学界的年龄构成来看，建国前培养的地理工作者，一般年龄均在60岁以上，地学界的学部委员和博士生导师，基本上都在这一部分人中间，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也即将退休。
地理学者的天地是大自然，没有强健的体魄，在学术上有大贡献是十分困难的。1.就此而言60岁以上的学者仍然重任在肩，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60岁以下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达到胡焕庸、黄秉维、林超、任美锷、李春芬、周廷儒、周立三、侯仁之、曹廷藩、吴传钧等人的水平。建国后前10年培养的地理工作者，年纪也在50岁以上，一般来说这个年纪也超过了地理学家的顶峰时间，如拉采尔38岁出版《人类地理学》（第一卷），李希霍芬43岁出版《中国：个人旅行的成果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研究》（第一卷），彭克43岁出版《冰川时代的阿尔卑斯山》，赫特纳于36—46岁陆续写作了《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 白吕纳41岁出版《人文地理学：原级分类的尝试》，沙乌式金44岁出版《经济地理学导论》等。
地理学界一些知名学者如陈传康、胡兆量、杨吾扬、杨树珍、刘再兴、李文彦、胡序威、包浩生等都年近60 岁，即便他们发挥作用到70岁，时间也不多了。建国10年后至文革前培养和造就的地理工作者，他们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就遇上了文革， 不读书、不考察，白白浪费了10年的黄金时代，文革结束后，他们立即挑起科研、教学的重担，没有时间来更新知识，因此除了少数人获得了进修提高的机会外，更多的人却在应付工作，他们的待遇差、工作条件不好、工作重、负担沉、身体状况普遍呈病弱状态，要接下前一批人的班，存在着较大的困难。按年纪应是学术颠峰期，然而已经崭露头角者寥寥无几。之后便是10年的空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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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前10年培养的一些很有才华的地理工作者，他们或直接到苏联留学，或在国内大学学习，都接受的是苏联地理学的教育，而当时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所以，他们中的不少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苗了，受到迫害。一些港澳、华侨青年， 以赤子之心回国学习和工作，也以特务相怀疑，有的人不堪忍受，也有自杀而死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准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有的人痛苦地将自己的讲义、教科书、资料，统统当成废纸付之一焚；不少人转行从事其他工作，有的至今不愿专业归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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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综合考察》， 科学出版社，1959.
[3]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植物学》， 科学出版社，1959.
[4]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地球物理学》，科学出版社，1959.
[5]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测量学与制图学》，科学出版社，1959.
[6]宋家泰等：李旭旦先生对我国地理学的贡献，《地理学报》， Vol.41，No.4，Dec.1986.
[7]黄发程：在地理学上默默耕耘，《地理知识》，No.4，1986.
[8]严德一：怀念王德基教授，《地理学报》，Vol.42，No.2，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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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我国的人文地理学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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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我国根据苏联的模式，取消了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的经济地理学，其地位上升，将人文地理学取而代之；在西方，农业地理、工业地理、运输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 一般来说和经济地理并列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我国则按苏联的形式，将上述部门划归经济地理学所属。经济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独立的两门科学，一般认为它们同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这个范畴不是科学分类的名词，也不是事物的名称，究竟是什么？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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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并列，就此而言，经济地理学似乎和人文地理学类似；但我国如同苏联一样，经济地理学的实际范围，比西方人文地理学要狭窄得多，象政治地理、军事地理、商业地理、消费地理、决策地理、行为地理、民族地理、民俗地理、旅游地理、计量地理、文化地理、语言地理等，都未纳入经济地理学的所属范畴，因此，苏联和我国经济地理学与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经济地理学与西方经济地理学，虽然名词一样，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我国一般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布局（或生产配置、生产分布、生产部署）的科学， 就此而论，“经济”二字与“生产”二字内涵一样，而西方经济地理学一般认为是将商品的生产、商品的运输、商品的销售进行研究的科学， 是在商业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区别不仅在于表达的语言文字不同，还因为生产布局一般是静态的平面分布，而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则是动态的过程；分布有一成不变之意，而过程则处在千变万化之中。
我国经济地理学，在建国前已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湖南大学还没有经济地理系，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曹廷藩教授出任系主任。严格地说， 则是在解放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经济地理学曾经历过长期的争论， 最早于1953年，孙敬之在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各国各地区社会生产力配置（规律）的科学引起的，因为这一结论与苏联的生产配置的提法不同；其时，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班，孙敬之的提法首先在研究班的师生中引起了争论，逐渐形成了两派，即以孙敬之为首的生产力配置派，和以胡兆量为首的生产配置派。
孙敬之的观点受到邓启东、鲍觉民、杨克毅、王惠民、刘世锜、杨吾扬、张维邦等的支持；胡兆量的观点则得到周起业、段宝林等人的支持。当时的争论气氛是好的，特别是孙敬之作为经济地理界的公认权威，能够与其学生辈的年青人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术争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美德，曹廷藩对他的学生多次提到这件事，表示了对孙敬之的佩服和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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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廷藩生于1907
年，他的家庭很贫困，因此他只能走工作、学习间隔而行的道路求学；
1937年赴英国留学，1940年回国，即投身经济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我国老一辈的地理学家中，终身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并不多， 曹廷藩即是这样的学者。建国前他任湖南大学经济地理系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经济地理系，作为教授他先后讲授《经济地理》、《世界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授，先后出任副教务长和系主任。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于1929年，由于德国第三代地理学大师克勒脱纳（Wilhelm Cred-ner，
1892—1948年）和我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吴尚时（1904—1947年）等的努力，是我国地理学人才的培训基地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50年代初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地理学家，如吕逸卿、陈国达、叶汇、梁溥、杨克毅、徐俊鸣、王正宪、唐永銮、谬鸿基、钟衍威、方瑞廉、陈世训等教授，人才济济。其中梁溥、杨克毅、王正宪、徐俊鸣、钟衍威等都是颇为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家，1956年由曹廷藩为首创办经济地理专业，这是继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之后，我国综合性大学创办的第三个经济地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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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曹廷藩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写过一系列理论性的论文，其基本精神和1958年的那篇著名论文相符，有的只是进一步的扩展与延深。孙敬之在《地理学报》同期，发表了《读
“关于经济地理学当前争论问题的一些初步意见”*之后》一文，与曹廷藩争论。可惜不久，孙敬之因政治上的原因，基本上退出了经济地理学界。
吴传钧（1918年—）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他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曾接受胡焕庸、李旭旦等知名地理学家的教育，1945 年他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经著名的英国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的推荐， 师从于利物浦大学达贝（H.CliffordDarby，1909年—）教授。达贝擅长于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他为中国培养了两个博士，即吴传钧和侯仁之， 都先后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都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吴传钧于1948年回国，在前中国地理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至今在研究机关工作了40年。
吴传钧迄今一直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在人文地理学范围内，以理论与实践都很突出，和对人文地理学各个分支都有相当建树为特点，在我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p233周立三是经济地理学界的一个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生于1910年，193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1946年曾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理研究院进修。周立三的学术生涯主要是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研究，而且以致力于农业区划的研究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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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三是我国著名的农业区划专家之一。
他认为农业区划的方法和意义是：“通过深入调查，分析其形成条件和特点，按照地域分异规律， 科学地划分农业区，进一步阐明各区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可以为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和各种资源，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适应它、合理地利用它和正确地改造它，为农业生产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类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在我国部门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运输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这是我国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和发展的部门经济地理学；近年来我国由于恢复了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则成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科学，所包括的部门经济地理学将人口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划出，同时纳入商业地理学。
1.农业地理学
农业地理学是我国最为发展的部门经济地理学科，许多优秀的地理学家，如邓静中、程潞、梁溥、钟功甫等，都致力于农业地理学的研究， 前已提到的著名地理学家周立三和吴传钧也是农业地理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胡焕庸是最早从事农业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我国许多自然地理学家， 如竺可桢、黄秉维、赵松乔、林超、刘培桐等也致力于农业自然条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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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域农业类型研究，大多是我国各地人民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特点和农业生产的要求，创造性的发展农业的特殊形式，经过农业地理学家的科学总结以便推广。其中如钟功甫的《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的研究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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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地理学
工业地理学是研究工业布局的科学。
我国引进的工业地理学主要是苏联学者的著作
有关工业区位的理论，建国前已经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40年代初，任美锷的《工业区位的理论与中国工业区域》就介绍了德国学者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年）的《工业区位论》，并应用区位理论将我国工业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中、东南和西南六区。建国后，由于接受苏联的观点，将工业区位论视为资产阶级反动的地理学说，以致长期被禁止研究。70年代末，我国学者再度引入西方系统的区位理论，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开展了一些研究。此外， 工业布局的最优区位、工业集聚与扩散、厂址选择、部门工业布局的系统理论，也从引进到结合我国情况的研究，
3.交通运输地理学
交通运输地理学是研究交通运输在生产地域组合中的作用，客货流形成和变化的经济地理基础，以及交通线网和枢纽的地域结构、类型及规律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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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在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 非常注意中国的交通建设。他在《中国之国际发展》、《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根据中国的自然、社会、经济的特点，和革命成功后所进行的建设，提出了中国陆上、水上和空中立体交通运输网的建设蓝图。尽管他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是他的著作直到今天读来，仍有参考意义。
建国后，我国学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运输地理学的理论，
苏联交通运输地理学基于苏联是一个陆地面积十分辽阔、地处的纬度又很高，河流和所邻海洋大多有很长的结冰期，加之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东欧与其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陆路运输特别重视，对于水运相对来说不够重视，这对于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未能克服的“重陆轻水”的运输战略思想仍有很大影响。
60年代中华地理志丛书之一的《中国经济地理总论运输地理部分》一书，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一本力作，在当时是一部代表国家级的著作。书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运输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对我国运输业的部门结构和地区分布叙述翔实，对全国综合运输网的形成和发展的探讨也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文化革命后，运输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一样，是我国地理学中最为活跃的两个分支学科，特别是引入西方计量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进行运输地理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杨吾扬等著《交通运输地理学》一书，填补了我国地理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全书对运输地理学的系统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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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经济地理学
区域经济地理学是以特定地区的经济地域体系研究为对象的 科学。它与普通经济地理学相对，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一般又分为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前者以中国领土为范围，后者则以中国领土范围以外的世界为范围；在研究方法上，两者虽然都运用区域经济地理的特殊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但前者一般都广泛采取了实地考察，而后者基本上只能根据他人的研究成果，故前者大多具有首创性，而后者仅具再创性。
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 理论上它应是经济地理分区的组成单元，即通常讲的经济区划的区域系统，但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 很少是这种区域，在我国一般所讲的区域用得最多的是行政区划中的区域
迄今我国经济地理学尚没有真正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区域体系。
区域经济地理学一般很少有人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故人们往往误解为区域经济地理学就是具体区域的描述，加之我国自《汉书·地理志》以来志书编写模式固定化的影响，和苏联巴朗斯基，（H.H.Баран ский）区域经济地理描述提纲的结合，一些人以为只要按提纲罗列资料，就是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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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陈才，在理论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方面，已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
他的论文一是总结国内外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二是从理论的角度，从马列主义的角度，特别是运用毛泽东的《矛盾论》来分析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从而阐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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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孙敬之主编的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总志和分区经济地理，主

要由胡序威、李文彦、梁仁彩、孙盘寿、李慕贞、申维丞、徐培秀所撰写。以《苏联经济地理》的各种版本为模本，于1953年以撰写《冀南地区经济地理》作为开始，进行探索，1956年编纂出《区域经济地理编写提纲及其说明》，以后按中国经济地理总论、中国农业地理、中国工业地理、中国运输地理和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分区经济地理陆续编写出版，历时10余年。这一套丛书与建国前张其昀（1932年）的《中国经济地理》、高玉钟（1932年）的《中国产业地理》、陆象贤（1941年）的《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胡焕庸（1941年）的《中国经济地理》、翁文灏的（1941 年）《中国经济地理建设论丛》等著作，有明显的不同，其一是解放前的中国经济地理著作以英、美、法、德经济地理理论为指导，以商品的生产、运输、流通、销售为纲；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则以生产发展的条件，区域经济特征，区域经济的部门、区域和经济中心为纲，以苏联经济地理理论为指导。其二，解放前的著作多是个人之作，材料的收集难以全面、精确，内容不免有偏颇，常常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片面的缺陷；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的集体之作，又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各地有关地理工作者的协作，所以资料搜集较全面、精确，编写的内容丰富，观点较为客观，科学性亦较强。其三，解放前的著作因人而异，轻重内容的安排任意性较大！中华地理志则有统一的编写提纲，篇幅安排较合理，体例也较为科学。总之这一套丛书，是我国区域经济地理较具水平的巨著，与苏联同类型著作的水平较为接近，苏、美等国皆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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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老一辈地理学家都曾有过较突出的贡献，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但从总的来说，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我国对世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还很不够，特别是迄今尚没有一套完整的世界经济地理著作问世，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我国今天执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不符。
作为教材，一是采取成熟的理论作为指导，起码应是较流行的理论，这是因为学生是接受教育的，教师给予学生的应是范例性的理论；二是知识性，要求全面、系统，它受教学大纲的约束，忌任意性；三是反映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培养和造就能适应科学发展潮流的一代新人。我国一些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他们都致力于地理教育事业，世界上一些近现代地理学的大师们的学说，有许多是通过讲台引入我国的。
四、其它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
我国人文地理学中断研究达30年之久，1978年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上，由于李旭旦、吴传钧等学者的呼吁，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才重新开始。因此大多数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最近才开始研究。不过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我国是比较有基础， 迄今水平也较高。
1.人口地理学
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口，研究的重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人口构成、人口分布和人口移动的地域差异。它又包括民族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分支。
竺可桢、翁文灏、涂长望皆是著名自然科学家，他们却成为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开拓者，一者说明人口地理学固然是社会科学，但学者的学术研究领域却可以逾越所属科学的范围；二者说明中国之人口研究是中国爱国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建国后，由于照搬苏联的经验，强调“人多是好事”，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国内则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由于在人口政策上执行“左” 的方针，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研究理论的极左浪潮，人口地理学的发展因此被迫停顿下来。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开拓者胡焕庸创办的人口研究室也因此夭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82年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之后全国和各地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人口地理学研究论著日益增多。
2.城市地理学
一般认为城市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但也有认为是人口地理学或城市学的分支学科，还有人认为城市地理学是聚落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我国城市地理学有两个领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我国城市史和城市地理史的研究，汇集着史学家和地学家的队伍颇为强大；二是具体城市的地理研究。前者以研究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为纲，特别是各个朝代城市的兴衰和分布的变化；后者或综合、或侧重研究各别城市兴起的条件、城市发展的特点，以及城市功能演变的历史等。两者的研究中，如侯仁之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使他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历史城市地理学家，
p244
建国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多限于一些城市的描述介绍，高层次高水平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尚不多见。70年代末， 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加强，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工作者转到和加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行列，其中以宋家泰、严重敏、吴友仁、许学强、崔功豪、马清裕以及后起之秀周一星、于洪俊等，所作贡献最大。
南京大学教授宋家泰在70年代以前，主要从事农业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转向为城市规划，此后，他便致力于城市总体规划为主的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以他为主，包括吴友仁、崔功豪等， 形成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他们的专著《城市总体规划》一书以及一系列研究论文，填补了我国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特别是他把城市作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枢纽和集聚点，从经济、自然、技术结合的角度，论述城市的职能、结构、辐射、吸引、扩散、布局等领域的开拓和发展，为我国条件下的城市化指明了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严重敏，是我国杰出的女性地理学家，她曾以经济地理学理论和世界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业而著称，
p245
3.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科学。历史时期地理坏境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仅要“复原”历史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探寻历史过程中地理环境发展和演变的规律，阐明今天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我国是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古国之一，又是一个版图范围相对较为稳定，对地理环境变化有延续不断的记载的国家，因此，历史地理学在我国学术领域中， 一向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晚清历史地理学研究以杨守敬的成就最大。杨守敬
（1839—1915年）一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偏重于考证，著有《历史舆地图》、《水经注图》、《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晦明轩稿》等。其中以《水经注疏》尤具影响。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近代则以顾颉刚（1893—1980年）为开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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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很多人未曾估计到他复原
《禹贡》所阐述的当时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基本概貌的巨大学术价值， 正由于他的恢复研究，使得《禹贡》以后，由于地理环境自身的变化， 和先民们生产、生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利用、改造所造成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才能通过比较研究，弄清变化的过程，找出变化的规律。尽管他还没有把地理环境变化的过程和规律都研究出来，但他却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最古的地理著作还有《山海经》。这是一本有关地理神话、传说、记载混为一体的地理著作，今天读来显得离奇怪诞。顾颉刚是汉学、史学、地学、哲学、民俗学等兼容并蓄的大师，他以其广博精深的学者眼光，从中剔出《山海经》中的地学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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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一生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昆明、兰州、济南等许多大学任教，培养和造就了许多学生，有的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我国当代几位最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都是他的学生。
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在我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都是有杰出贡献的学者。他们都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人才，成为他们学术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又都是学术研究极有成就的研究者，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他们活跃在历史地理学这个园地之中，
谭其骧生于1911年。他16岁后到上海入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先后在社会学系、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学习；20岁时又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正由于他接受了比较广泛的学科训练，特别是先后接受了两位著名学者：社会学家潘光旦、史学家顾颉刚的教导，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谭其骧以其勤奋好学为基础，又以阐发前人所未发、不迷信前人和权威为特点，而闻名于世；但他没有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弊端和劣性，而是以学术的扎实研究为前提，吸取前人和学术巨孽的精华， 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和修养。
1930年谭其骧大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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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1887—1936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北洋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著有《扬子江芜湖以下的地质》等报告20余种。生前在地质地理学领域中，是最有权威的科学家。他曾著有《徐霞客年谱》，其中论及徐霞客对西南地区地理有五项重要发现，最主要的一项是发现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而不是传统所指的岷江。由于此论出自丁氏，影响甚大。谭其骧于1941年赴贵州就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不久适值浙大举行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会议，会上谭其骧宣读了
《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的论文，逐一推翻了丁氏的说法，认为从史料来看，对金沙江的认识不自徐霞客始，徐霞客的功绩在于“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是“正名”，而不是“发现”。谭氏报告得到与会学者的肯定。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谭其骧作为主编，从1950年起至出版发行，前后经历了30年之久。
侯仁之生于1911年。他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1936年毕业后留燕京大学作研究生并兼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1940年在洪业（煨莲）教授的指导下，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赴英留学，1949年7月获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入大学后，即接受我国著名沿革地理学家顾颉刚、著名地理学家洪业的教育，以后又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沿革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对我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学）已有相当造诣。后来又赴英国留学，在达贝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达贝（H.Clif-ford Darby，1909年—）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学识渊博。
由于达贝从事教授和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是近代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以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为研究对象，而重点是受人类影响而造成的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与我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政区沿革，有很大的区别。侯仁之回国后，便以中、外历史地理学兼而有之，并与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等私交笃厚的身分，团结了一大批学者，推进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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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沙漠的历史地理研究、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和地理学史的研究。他的研究特点是：（1）开拓性；（2）方法的科学性；（3）结论的严密性。
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于1972年写道：
“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发现’欧洲和印度，大大早于基督教旅行者的来到东方”。在谁“发现”谁的问题上，侯仁之的观点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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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生于1911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接受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教导。早在大学学习时，便已崭露头角，写出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和《西汉侯国考》等论文，受到当时著名学者、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史学家顾颉刚的赏识，并经顾氏推荐加入禹贡学会，担任《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并在顾氏指导下，撰写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疆域沿革史》，走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道路。
史念海师承顾颉刚，与谭其骧一样出身于史学，在其学术生涯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基本上在史学范围里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
史念海起家于沿革地理学，之后着意于历史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其中偏重于历史经济地理学。《河山集》第一集涉及到历史时期的工业地理、农业地理、运输地理、聚落地理、军事地理、经济中心和经济区， 这些研究，尽管方法上以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但内容上却填补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项空白。80年代初出版的《河山集》第二集， 这是他用史料考据和野外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其研究的地域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内容则集中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的历史变迁，探索变迁的表征、原因和规律， 提出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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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又有黄盛璋、陈桥驿、钮仲勋等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也有相当高的声望。黄盛璋生于1924年，1949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研究生攻读的是语言文学，曾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四年，之后转到地理研究所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直至今天。黄盛璋出身于地理学，由于在史地系接受教育，具有史学、地学的基础；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文字、音韵学者，从小接受了较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他又曾专门攻读语言文学，因此谭其骧说他“承其家学，通古文字学”
黄盛璋值得称道的不仅是他具有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方法、手段方面的多面手的本领，还在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追求。他数度环绕和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行实地考察，是毅力的体现；他致力于绿洲学的建立，则是他追求的证明。绿洲是内陆沙漠地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地，也是人们长期同自然作斗争及开发利用的结果。研究古今绿洲发生、发展的原因、过程与变迁规律及其今后趋向预测，将为历史地理学开辟新的方向和领域，对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陈桥驿生于1925年。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治郦学者。尽管他出身于地理学，但他兴趣广泛，又有坚实的语言学、史学功夫， 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内有很多建树。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水经注》的执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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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仲勋年近花甲，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的研究领域较广，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地理学史等都有一定建树。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一书中撰写的《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一文，实际上是有关中国的地理发现史的研究。
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对世界的发现， 特别是对欧洲和非洲的发现、 超过欧洲人对亚洲的发现；可喜的是中国学者——钮仲勋从自己的研究中，也证明此种观点的正确。
4.地理学史
地理学史是研究地理学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我国是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地理学的产生既早，文献记载又绵延不断，是世界地理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古代希腊一样，是世界上地理学的两大重要的发源地。
近代地理学在欧美产生之后，西方学者有相当多的人致力于地理学史的研究，他们把地中海文明当成世界唯一的文化发源地，把古代希腊的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正宗祖师，而人为地忽视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应有地位与杰出贡献。本世纪初，我国一些学者，有的竟然认为中国不仅在近代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是落后的，古代也没有比较科学的地理学，持所谓一向落后的观点；有的人则认为尽管中国近代地理学虽然落后了，但在古代并不落后，甚至曾经有世界水平最高的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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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对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首推任职北京图书馆的王庸，他开始地理学史的研究大约在1934年，利用北京图书馆藏书的丰富和完整， 首撰《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之后撰写了《中国地理学史》（1938年）、
《中国地理图籍丛考》（1947年）、《中国地图史纲》（1958年）等专著和一系列论文。
在评价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水平及其在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方面， 存在明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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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侯仁之、徐兆奎等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地理学史组的曹婉如等合作，撰写了第一部由古及今的《中国地理学史》，后来进行了修改，以侯仁之为主编，以《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于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著作力图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为指导，把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阐明了地理学是基于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这一观点揭示了地理学产生与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不仅在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上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地理学史的研究上也没有先例。这一著作以地理著作和地理学家为线索，第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诸如对古代一些著名的地理著作和地理学家进行科学的评价，都属于最高层次的创造。此后，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日多，不少观点都渊源于此书。
曹婉如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建国后一直从事地理学史的研究，迄今已近40年。早在50年代她不仅参加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的编纂工作，和《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一书的校阅工作，而且先后撰写了《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
她的论文著作有：《十七、十八世纪中国自然地理学思想的特征》（《科学通报》No.20，1960），《“地理”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及其含义》（《地理》No.5，1961）、《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科学史集刊》No.6，1963）。“文化大革命”之后，尽管她的身体不好，但研究的步伐加大、加快，成果的质和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书中的《马王堆出土的地图与裴秀制图六体》，《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一卷第3期（1982）上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几个问题》、第6卷第1期（1987） 上的《试论道教的五岳真形图》，《地理学报》38卷3期（1983）上的《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以及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第一章“概论”等。
迄今我国从事地学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中，只有曹婉如是专职学者。她的研究大多是重点课题的深入研究，她注意到中国地理学在建立与发展中，一直把地图作为主要的形式，所谓“图书”，即是说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了解和原理的探索，大多是先用图的形式绘其形，画其影，然后以文字的形式加以描写说明，以供政府官员和为政治服务的官方顾员参考阅读而藏于秘府，至今有“图书馆”的藏书设施，即是这一形式的延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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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的特征及其形成、发展和地区差异的科学。这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界，与哲学上讲的世界是很接近的概念，哲学上讲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产生大多和地理学的起源密不可分，因此，完全可以说，地理学产生和形成、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哲学密不可分的过程，美国学者詹姆斯之所以将他的著作称之为《地理学思想史》， 其道理便在此。我国学者本世纪初以来研究地理学史的学者还不少，但从地理学角度，探讨地理学思想的著作极为少见。曹婉如的研究恰恰在这方面表现了她的深思熟虑，填补了我国地理学史研究上的一块空白。
王成组（绳祖）（1902—1987年）是我国既受过历史学的高等教育， 又受过地理学的高等教育的学者。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旋即赴南京的东南大学学了一年的中国史和东方史；1924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学习，1926年获哈佛大学史学硕士学位，1929年又获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在20年代留美学生中， 他是三个专攻地理的学者之一，与黄国璋、胡焕庸等同属于我国地理学界最早的成名学者；1929年回国后即应聘为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到他逝世时为止，作为教授的时间达58年之久，是迄今除胡焕庸外的第二人。
王成组曾参加了1934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又曾长期协助黄国璋主持在北京的由张相文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建国后又参与合并两个学会为一个中国地理学会的工作，并出任竺可桢、黄国璋为正、副理事长的中国地理学会的秘书长，成为我国近、现代地理学学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本人致力于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学术界曾希望借助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本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弄清楚，恰在此时他不幸逝世，至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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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是我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系统的总结，是我国学史研究逐渐成熟的表现。全书共分10章，包括概论、地形、气候、陆地水文、生物地理、土壤地理、海洋地理、测量与制图、地方志的发展概况及地理价值，边疆与域外地理考察研究。书中概论一章是全书的总结与概括，篇幅虽和其他章的平均篇幅大体相当，但所述内容却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总体性、纲领性、系统性的表现。第二至第七共6章， 是自然地理学6个主要要素的地理学发展史，在中国迄今为止的学史研究中，它是唯一的以现代地理学要素为纲的著作，一者表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的全面，每一个要素都有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二者则为了与近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相衔接，以便于参考和借鉴；三者说明地理学尽管综合发展有悠久的历史，而分异发展也不是近200年来地理学发展的时代产物，揭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中全面系统和深入发展的结合特点， 说是优良传统也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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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锡仁的《方志的发展概况与地理价值》，正如大家知道的方志是中国的特产，其发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我国又开展了全国性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对传统的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古往今来的方志，并探讨其地理价值，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唐锡仁的尝试是成功的。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鞠继武的《中国地理学发展史》，该书迄止时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是我国地理学史专著中唯一的包括有近代时期的著作。全书由于篇幅不大（仅22.6万字），故观点的阐述，内容的充实都无法尽如人意，尤其是与建国后的几部同类专著相比，就比较明显。但是该书索引性强，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地理学史当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1]曹廷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No.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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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中国的自然地理学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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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中，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较之人文地理学似乎更强些，
（1）起步早。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张相文，尽管对人文地理学也有涉猎，但却以自然地理学见长，他的代表作《地文学》（1908年）， 用今天的名词，就是综合自然地理学著作；公认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出身于气象学，虽然他也兼事地理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 并且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但他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的贡献却要大于地理学；张相文创立的中国地学会，从一开始便与地质学结合在一起，一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建人，如丁文江、翁文灏、冯景兰等，都对近代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些近代地理学的开创性学者， 如胡焕庸擅长气象气候，吴尚时尤专地形学等，都说明自然地理学的起步要早。（2）自然地理学的相邻科学，如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等是我国近代科学中发展得比较好的科学，这些科学中不少学者的研究都延伸到地理学领域，促进了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有些学科，如水文学、土壤学、海洋学等尽管原来基础比较薄弱，但由于对建国后的建设有直接关系，因此近40年来的发展较快，因此推动了与地理学有边缘关系的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3）自然地理学不象人文地理学那样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思想性，在我国建国后很长时期内曾执行“左”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下，许多由旧社会过来的地理学家，出于怕犯政治错误，大多选择了自然地理学的方向；有的人文地理学家因政治上的原因，被迫转入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如胡焕庸被迫放弃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李旭旦放弃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等。（4）地理教育一直是重自然地理而轻人文地理，这种情况不但在师范院校不分专业的地理系中（专业必修课只有经济地理导论、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三门非自然地理学课程）， 是明显的，即便是综合性大学地理系的人文地理专业中，所开课程中自然地理学也略占优势，因此，人才培养中突出了自然地理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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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大体上经历了17年的高速发展（1949—1966 年）， 10年停顿（1966—1976年）和以后的飞跃发展（1977年以后）。就17年来说，中国地理学一方面全面引进和吸收苏联近代地理学，主要是提高地理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加强地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积极参加应用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奠定基础的阶段，基本上用17年的时间把西方发展了百余年的近代地理学完成了学习和吸收的工作，因此，是高速度的发展。如果不是文革10年的停顿，本应是中国地理学赶超国际最高水平的时候了，直到1977年以后，又大约花了起码3年的时间完成国外地理学的引进，和知识更新，直到80年代， 较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才不断推出，标志着一个飞跃发展时期的到来。

17年里具有较高水平的自然地理学学术著作大多由建国前已经成名的地理学家编撰，如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以罗开富为主编的《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以及由周廷儒、赵松乔、沈玉昌、吕炯、郭敬辉、马溶之、钱崇澍、郑作新等为主编的《中国自然区划》的部门区划草案等著作；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以黄秉维为主编的《中国自然区划（草稿）》及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各研究室主编的中国部门自然地理区划丛书。这两套丛书是我国学者根据自然地理学是各要素相互影响、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根据地区间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由于二者的结合不同，表现出地域分异的规律，一般来说，地域分异规律包括水平（纬度）地带性规律，海陆位置（经度）地带性规律和垂直（高度）地带性规律；地球表面任何地区都会受到这三种规律的共同作用，但每一个地区必有一种规律起主要作用，因此表现了不同的自然特征；人类根据不同的自然特征，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措施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这叫做因地因时制宜。中国自然区划就是根据我国学者运用上述理论，研究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所表现的地域分异规律，为

我国因地制宜地进行建设、发展经济提供科学的根据。仅仅10年时间便进行两次全国性综合的和部门的自然区划，这种速度和所表现的水平， 即便是世界上一些地理学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也是不易做到的。

李春芬的《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是一本由中国学者进行的高水平学术研究专著。在建国前后，中国学者也撰写了一些中国以外的世界地理著作，一般只是根据外国学者所撰写的著作，进行剪贴编辑工作， 只具知识性，很难说具有学术性。大家知道，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一些奠基人和创建人，除了俄国和以后的苏联外，一般都以世界为舞台进行地理学规律的研究，因此，他们的著作大多把地域的广阔性和规律的普遍性结合起来，显示了他们超人的智慧和精湛的学术专长，成为一代宗师。中国以往没有学者能达到这种水平，反映了在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是落后的。李春芬以自己的研究，显示了中国学者的水平和才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书以辩证法来研究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把整体性和差异性作为一种对立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贯彻始终。所谓整体性， 就是指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间和组成地域间的内在联系，包括互相依赖和相互影响；所谓差异性，遂指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和组成地域之间所表现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差异，包括共性（或相似性）和个性（差异性）的表现。书中广征博引，捭阖自如，在南美洲自然地理研究中堪称范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很高评价。

自70年代末以来，高水平的自然地理学著作不断涌现。其中由任美锷、杨纫章、包浩生合著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是代表国家水平的一部学术著作。这部著作出版于1979年，但写作于文革之中，1972年竺可桢最后一次见到任美锷时深有感慨地说道：“至今还没有一本篇幅适当的中国自然地理著作问世，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任美锷当时被套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枷锁，杨纫章后来甚至被逼致死，他（她） 们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自己的血泪终于写成了这本后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的学术著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赞誉。该书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为指导，分析中国地理环境的要素和地域组成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关系，按照主次矛盾的对立统一，对中国自然区划的原则， 热带北界和准热带的划分标准，和热带山原的结构、运动、演化等，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丰富了中国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显示了中国地理科学的独特风格。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是一套丛书性的学术著作，全书分总论、地貌、气候、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动物地理、古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海洋地理共12个分册。这一套丛书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其编辑员会由竺可桢任主任，黄秉维、郭敬辉任副主任， 共有37位委员，几乎包括了当今我国绝大部分的著名自然地理学家。参加编写的单位共32个，参加编写的人员达200余人，有近600人参加了审稿工作。全书可认为是我国迄今自然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资料之丰富翔实，可认为没有可与相比的前例；而内容，不论是单要素的剖析， 还是多要素的综合，都能做到既有演绎，又有归纳，共性的规律和个性的特点都得到了正确的表现；加之观点新颖，体系清晰，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又一座丰碑。

建国后，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力量较强，受政治的冲击较小，与人文地理学相较，发展比较稳定和顺利。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地理学》， 科学出版社，1959.

[2]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综合考察》， 科学出版社，1959.

[3]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植物学》， 科学出版社，1959.

[4]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地球物理学》，科学出版社，1959.

[5]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测量学与制图学》，科学出版社，1959.

[6] 中国地理学会第5届理事会表彰的老科学家简介，《地理学报》，

Vol. 40，No.3，1985.

[7] 当代中国地理学家专访，《地理知识》1985、1986、1987年各

期.

[8] 竺可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工作方向和任务的初步设想，《地

理研究》、Vol.3.No.1.1984.

[9] 钱学森：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地理学报》，Vol.44，No.3，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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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递减的阅读量，再一次说，刘先生死不瞑目。

窗含西岭千秋雪

想一想前辈，倍感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