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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趣事] 地理?地理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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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7 19:23: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0-2-16 20:38 编辑

“互联网 大数据​”让疫情防控有力有序有效
借助“幸福秦皇岛”工程大数据平台和线上、线下终端,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尽早发现重点人群并加以管理,阻断传播途径,秦皇岛开发区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快速有效地收集、研判、核查、处置各类疫情,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提供了科学、精准、有效的支撑。


工作人员正在分析后台数据。 王柄元摄
小小二维码,防控疫情作用大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开发区各小区近日都实行封闭管理,对进入人员进行严格身份审核、登记。怎样避免出现人员聚集情况,减少交叉感染风险?2月8日,笔者来到开发区首个应用“幸福城市平台”微信公众号防疫系统的天成锦江苑小区寻找答案。
天成锦江苑小区拥有2600多户居民,规模较大、人员复杂、人口流动性强。笔者在小区出入口看到,居民只需拿出手机扫描门口的微信二维码,关注“幸福城市平台”微信公众号,进入“防疫登记”板块,经过身份验证,测量体温正常后即可进入小区,有序且便捷。“扫码就像购物支付一样快捷,方便还卫生、安全。”居民张洪民说。
“幸福城市平台”微信公众号是“幸福秦皇岛”工程为服务疫情防控新开发上线的产品。小区居民扫码注册输入自己的相关信息后,该系统通过大数据信息化手段,依托“幸福秦皇岛”工程人口大数据库实时进行比对,自动识别居民身份,排除信息不符人员。“扫码登录后,系统可显示人员各项信息,方便我们确认是小区业主还是外来人员,减轻了手工重复登记的工作量,也减少了在排查过程中面对面接触,可预防交叉感染。”开发区包联天成锦江苑小区单位工作人员侯荣鹏说,“没有手机或手机不支持扫描功能的人员,纸质出入证同样具有证明效力。”
据了解,系统后台会将小区居民出入数据信息自动推送给社区,可视化数据图形方便社区管理人员掌握居民出入时间、人数等情况。一旦发现居民有发热等症状,系统会生成人员活动轨迹,有效提升了防控工作效率和安全防范水平。
“幸福城市平台”微信公众号除可以进行出入门登记外,还设有自主申报、居民登记、防疫调查等功能,居民和企业可以在线申报疫情防控相关信息,方便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工作。经过前期对有关工作人员的培训,目前“幸福城市平台”微信公众号防疫系统已在开发区机关、社区、企业、农村、公共场所等地逐步推广使用。

社区网格长通过“民情通”APP走访住户。 李佳新摄
基础大数据支持防控是“法宝”
陈淑琴是开发区珠江道街道明日星城社区的一名网格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负责330多户居民情况的排查。“我负责的这些住户中租户比较多,人员情况复杂,摸排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多亏了‘民情通’,提高了效率。”陈淑琴说。
“民情通”APP是“幸福秦皇岛”工程开发的终端之一,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工作人员在手机上打开“民情通”APP,所负责小区内住户的姓名、住址、居住状态等数据信息一目了然。据开发区珠江道街道办事处主任李小华介绍,珠江道街道下辖15个社区,在前期“幸福秦皇岛”工程的开发过程中,街道已经采集录入了6万余人的信息。“我们利用前期的人员数据,在摸排中能够及时有效地与辖区居民取得联系,做到摸排工作不落一户、不落一人。”李小华说。

  • 居民正在扫描二维码,登记注册相关信息。 李佳新摄
“要让‘幸福秦皇岛’工程的数据服务成为防控疫情的有力助手和强大技术支撑,要把眼前工作与后期政府精准管理、社会协同治理工作紧密结合。”秦皇岛幸福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福生目标明确。据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幸福秦皇岛”工程向开发区各乡处及村居开放人口信息数据库,已将9万余条人口信息数据共享给网格员,为入户调查、电话随访和社区出入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将乡处、村居新获取的数据统一汇总、整合,为防控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社区还发挥“民情通”系统在社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托“互联网 网格化”管理体系,既排查消除疫情隐患,又兼顾发现和处理社区日常问题,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已处理各类事项200余件。状元府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菲菲说:“‘民情通’不仅方便网格长对小区居民日常健康状况进行跟踪,还促进了网格长、物业、居委会、居民的联系,让社区管理更加规范和高效,让居民感受到我们工作的温度。”

社区居民通过
便民服务站前的
电子屏了解疫情相关信息。 李佳新摄
“线上 线下”织密疫情防控网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幸福秦皇岛”工程设在居民小区、广场等处的12个便民服务站户外电子大屏上,一直循环播放着疫情防控公益宣传片,普及防疫知识,坚定人民群众打赢阻击战的信心。“来便民服务站买东西的同时还能了解疫情防范知识,很实用,我们都要注意自身防护。”果岭湾小区民李先生说。
“每个便民服务站都有用于宣传的电子屏幕,而且部分已经实现远程控制,方便随时传播防控信息。”秦皇岛幸福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咨询总监贾俊秋介绍道。
除通过线下便民服务站加大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外,线上“幸福秦皇岛”APP也推出了疫情防控专栏,及时转发中央和省、市有关精神,宣传防护知识,正面引导舆论,并对重要信息和群众较为关切的内容进行重点推送。
据了解,为畅通疫情举报渠道,目前“幸福秦皇岛”APP和“幸福城市平台”微信公众号均设置疫情举报板块,同步公布防控部门热线电话。群众可以通过手机随时对身边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患者的线索或对聚众活动、哄抬物价等扰乱防控工作的违规行为进行举报。收到相关举报后,“幸福秦皇岛”工程平台将根据前期构建的快速反应工作网络与机制,迅速派发处理,及时反馈,激发群众参与疫情防控热情,织密疫情防控网。
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开发区管委副主任郭勇兵说:“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幸福秦皇岛’工程正在加紧开发企业疫情防控、疫情大数据可视化等系统,相信随着‘幸福秦皇岛’工程的不断升级和完善,这个平台对全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冯娜、李佳新)


春节曾经的调侃
武汉给世界做出的贡献

1、香港游行示威活动已彻底停止,香港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2、法国已持续60多周的黄马甲示威活动因为一名武汉女子的到来而宣布终止;
3、中东日趋激烈的战争态势突然降温。
4、全国课外辅导机构全面停课,教育部做不到的事,让武汉海鲜市场办成了。
全国人民都开启了坐月子模式,谁能想到有一天 吃喝睡 竟然是给政府和国家减轻压力。
大家终于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大人不用上班→孩子不用上学→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到自然醒
老公不出去野了,老婆不出去浪了,家里老人也不出去闲逛了。
这小日子感觉真好!    节前有多少女人烫了头发,也染了头发,还种了睫毛,做了指甲,做了护理,还买了很多新衣服……万万没想到投资失败,一件睡衣,扛过了整个春

新型肺炎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有四:第一,人们重新开始低碳生活,节约资源。第二,亲情得到维护和提升,年青人有更多时间在家陪父母子女。第三,人们可以稍微静下心来思考人生和读书充电。第四,客观上有助于提高中国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

王兰盛王沙叶
我已经快顶不住了,春晚又一般,电影也没啥看的,游戏老婆又不玩,韩剧她又不爱看,美剧她都看完了,两个人在武汉又不能出去散步透个气。现在每天树袋熊一样挂我身上,我摸一下抱一下就开始了。我现在不担心病毒问题,我害怕我的腰还能支持几天….我承认原本计划去成都旅游,白天看风景,晚上嘿嘿嘿,我买了十盒套套,一盒十个,准备带两盒走的。结果现在才两天呢,十盒已经空了两盒半了!我刚都投降举旗了,对方不签停战协议呀!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当真摸不得啊!

不明原因肺炎事件中的华南海鲜市场
新京报社2020-01-02 04:51

2019年12月31日下午,华南海鲜市场正在正常营业。

2020年1月1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已休市整治。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曾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昨日起市场已休市整顿;专家初步认定为病毒性肺炎;不明原因肺炎已有成熟监测体系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通知表示,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据武汉市卫健委后续通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目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
  新京报记者探访华南海鲜市场发现,1月1日起,华南海鲜市场已经休市整治。此前,市场一直正常经营,肺炎事件并未给商户带来恐慌。
  这一事件也将“不明原因肺炎”的概念带入公众视野。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全国时有发生,引起的原因各有不同。目前对不明原因肺炎已有成熟监测体系,监测目的是要及时发现一些传染病例,尽可能快地发出预警并采取防控措施。
  目前,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权威部门提醒,如出现肺炎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华南海鲜市场已休市整治,近期客流减少
  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距离汉口火车站只有1.3公里。工商资料显示,该市场成立于2005年,经营范围包括市场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水产品、初级农产品的批发兼零售。一位武汉出租车司机告诉新京报记者,海鲜市场的成立时间要早于新建的汉口火车站,此前附近比较荒凉偏僻,汉口站开通之后,附近才逐渐繁华起来。
  2019年12月31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在华南海鲜市场看到,市场分为东、西两区,东区由12条商业街构成,每条街约有8家店铺,主营牛肉、猪肉、家禽等各种肉类;西区由15条街构成,主营水产海鲜和调味品。
  下午四点左右,除了少数较早关门的店之外,多数店面仍在照常营业,不少店主在门口招手揽客。
  不过,到了1月1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在华南海鲜市场看到,门口贴着武汉市江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江汉区卫生健康局联合发布的“关于休市整治的公告”,公告显示:“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规条例的规定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经研究,决定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请广大商户积极配合。开市时间另行通知。”落款时间为1月1日。
  华南海鲜市场门口聚集了大量市场商户老板,商户仍可进出,但不能进行营业,一位商贩表示,她是刚刚看到通知后才知道要休市。
  “早晨五点多贴的通知。”1月1日上午,一位负责值守的监管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商户事前并不知情,“商户老板很多都提前进货了。”
  在休市整治之前,商户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近期,市场加强了消毒工作。2019年12月31日,市场西区一位水产店的老板蒋明(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最近晚上十点左右,他出来接货时看到有人在喷洒消毒药水。
  一段时长六秒的网传视频显示:夜色里,在华南海鲜市场内,三名消毒人员全身穿着白色消毒服,戴着口罩,拖着一辆接有水枪的小型绿色罐车,正往一些店铺的卷帘门上冲水。蒋明看完该视频后表示,这正是他12月30日晚上看到的场景。
  西区十五街的商户冯蓓(化名)说,她调取店铺的监控视频时发现,12月31日凌晨2点到3点半,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员在附近消毒。她说,平日里,市场监管部门也会消毒,一般一周几次,但大多在傍晚6点到7点商铺关门之后。
  西区的多位店铺老板告诉新京报记者,12月31日上午仍有消毒人员前来消毒,但并没有再挨家挨户喷洒消毒水。
  受“不明原因肺炎事件”影响,近几日,华南海鲜市场的客流量有一定减少。
  元旦假期前一天,本该是生意红火的时候,商户们却感到,市场的客流量明显降了一些。“生意多少还是受些影响。”蒋明的店面位于市场入口处,地理位置很好,但“来买东西的本地居民明显减少了。”据他估算,这一日营业额和往常相比减少了两三成。
  在市场西区八街的一家调料店里,老板王琴(化名)向新京报记者诉苦,她的一位采购商客户希望她能拍几段市场还在正常经营的视频,否则“最近可能都不能到那边去采购了。”
  海鲜市场内商户防护意识较差
  虽然“不明原因肺炎事件”在网上沸沸扬扬,但在华南海鲜市场内,很多商户此前并未关注到这一情况。西区市场的多位店主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都是在网络舆情发酵后才知道市场内有多人感染肺炎的。
  洪伟(化名)是西区六街一家水产店的老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12月31日早晨才听说,有3位常在十街附近档口打牌的店铺老板前两天住院了,他发微信问候其中一个老板,对方回复“感染了病毒”。
  西区的商户白小梅(化名)说,她认识的一对在海鲜市场内做生意的夫妻也住院了,“有两三天”,据她打听,这两人都是感冒引起的肺炎。
  西区二街的另一名商户告诉新京报记者,隔壁卖调料的商户12月25日先是住进了武汉中心医院,后转到武汉协和医院,店铺目前由家人在打理。
  在店主的指引下,新京报记者找到了因不明原因肺炎住院治疗的四位店铺老板的店面。这些店铺分别经营蔬菜、食用菌、调味料、鱼虾等业务,目前均关门歇业。这四家店铺中,蔬菜店和食用菌店相邻,另外两家分属不同街区。
  其中一家调味料店的邻居商户徐萍(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这家店染病的老板是位四五十岁的男子,平时喜欢熬夜打牌,近日得了感冒后“也没在意”,最初没有去看医生,隔了几天发现病情加重后才去医院,最终被确诊为肺炎。
  “刚开始听说他住院时我还很惊讶,一点儿感冒还用住院?”徐萍说,自己并不担心被传染,“要是非典我们还不早都被传染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新京报记者见到徐萍时,她正准备关门回家,没有戴口罩。
  在徐萍看来,海鲜市场的老板平时做生意都很忙,干完活儿后觉得热就会顺手脱了外套,受气温变化影响,得感冒是“很正常”的事情。“有点儿感冒也不会去看,时间长了就严重了。”
  蒋明则表示,海鲜市场的店主们平时作息很不规律,得不到良好的休息。“一般早晨三四点钟就起来了,下午四五点收摊。门店开关门的时间由店主自行决定,如果没接到货,可能早晨七八点还在家,接到货了,早晨四点就开门了。”
  12月31日下午五点,海鲜市场已经顾客寥寥,大部分店主正准备关门回家。西区一家调料店的老板正在清点2019年的货单,谈及“肺炎事件”,她显得有些漫不经心,“现在是暖冬季节,做好个人卫生就好了。”
  多位受访商户表示,往年市场内也有店铺老板得感冒甚至肺炎,但他们并未过分关注,“一个市场几百人,有几个人得流感,很正常。”
  新京报记者在市场内走访时发现,市场内卫生条件不佳,垃圾堆放情况较为普遍,且地面潮湿,通风情况较差。近几日,“市场管理人员告诉我们要加强个人防护,注意戴口罩、保持卫生。”蒋明说,自己在平时空气不好时就有戴口罩的习惯,接到通知后就从店里找了个口罩戴上了。不过,新京报记者发现,市场内多数商户老板未戴口罩。
  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
  12月31日,新京报记者探访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这里距华南海鲜市场2公里左右,院区官网显示,后湖院区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在汉口北部地区的延伸,填补了当地没有大型三甲医院的空白。
  急诊病房一位60多岁的患者李静(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因胆囊疾病于12月27日进入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治疗,此后,陆续看到4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因肺炎来到急诊病房就诊。
  据李静回忆,第一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住院时,医院方面未认为异常,让那位病人和其余病人一起住在急诊病房。不久,一位中年男子陪母亲来住院,该男子在华南海鲜市场经营一家家禽店,他母亲出现了肺炎的一些症状,一直高烧不退。而该男子很快也开始发烧,随即和母亲一起住院。
  “他的家人来陪床时向医生提起,华南海鲜市场最近有好几个人都因为类似症状住院了,有人在同济医院,有人在协和医院。”李静说,后湖院区此时已有三位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肺炎患者住院,医生开始有所警惕,询问记录这三位患者的职业情况,得知那位男子的母亲经常前往华南海鲜市场送饭。
  12月29日,李静看到,第四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患者住进了急诊病房。医院随即把这四名患者的病床调换到了病房的西南角,当天下午即对他们进行隔离治疗。
  “隔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他们一出去就有人进来用紫外线消毒。”李静说,她认为后湖院区针对此次事件的应急措施“做得比较好”。李静表示,自己没有出现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此外,李静提到,武汉2019年的流感比往年高发。“暖冬流感就很严重,外面的药店连口罩都很难买到。医生也跟我们说,气温太高了,不然流感不会这么严重。”
  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12月的平均气温高于2018年同期4℃左右。南京市中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葛海波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气温偏高的冬季给很多病菌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人们更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流感、肺炎、哮喘等,此外,暖冬会造成地面水分蒸发,气候干燥,也会大大削弱人体呼吸道的防御功能。
  12月中旬,武汉当地媒体曾报道武汉进入流感高发期,不少儿科医院患儿数量激增。新京报记者向后湖院区的多位医护人员了解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收治情况,均未获回应。
  12月31日晚上,华南海鲜市场西区一家调味店老板的儿子告诉新京报记者,他父亲被查出肺炎后一直在后湖院区治疗,“(治疗)很顺利,各方面都很好”,本来已经准备出院,但又被转入了武汉市疾控中心治疗。具体原因他并不知晓。
  据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日发布的通告,目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正在进行中。
  不明原因肺炎已有成熟监测体系
  这次事件也让“不明原因肺炎”这一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据武汉卫健委通报,目前已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12月31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该所有研究人员参与了此次不明原因肺炎调查,但他表示研究所不会单独发布消息,相关研究人员不便接受采访,以卫健委消息为准。
  公开信息显示,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将不明原因肺炎纳入疾控监测系统,监测目的是要及时发现一些传染病例,尽可能快地发出预警并采取防控措施。
  2004年,为筛查可能的SARS(非典)病例和人禽流感病例及其他传染性呼吸道疾病,原卫生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发布《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并于2007年根据前期监测的经验对该方案进行了调整,发布《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
  该方案规定,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是指同时具备以下4条不能做出明确诊断的肺炎病例:(1)发热(腋下体温≥38℃);(2)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3)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4)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病情无明显改善或呈进行性加重。
  新京报记者检索有关论文发现,自2004年起,全国多地疾控等有关部门发布过对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结果。
  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向妮娟等研究人员撰写的《2004-2009年中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收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研究显示,2004年4月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通过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电话和传真报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共864例,其中确诊人禽流感病例35例,排除不明原因肺炎诊断为其它疾病的793例,至今尚未排除不明原因肺炎诊断的36例。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禽流感病例是经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发现。
  近年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全国时有发生,引起的原因各有不同。
  新京报记者搜索公开报道发现,2013年深圳曾发现4例不明原因肺炎,最终确诊均为甲型H1N1流感;同年,北京出现4例不明原因肺炎,最终确诊为普通肺炎或流感。2013年,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先后发生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其中确诊人感染H7N9禽流感3例,2例死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王宇撰写的《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评价》显示,我国自2004年建立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以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共上报不明原因肺炎1666例,其中8%为人感染禽流感病例,76%的上报病例诊断为其它疾病,如病毒性肺炎、细菌性肺炎、未知病原体肺炎等,此外还有15%病例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其它不明原因疾病有14%,2%缺少疾病转归信息。
  北京房山区疾控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控制科两名医师发表在2019年4月《职业与健康》上的一篇论文显示,2018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学发生一起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某年级20多名学生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肺炎等症状,胸片诊断为大量肺炎病例,引起医院接诊医生高度重视,经有关部门会诊治疗,最终确诊为一起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
  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
  该通报中提到,病毒性肺炎多见于冬春季,可散发或暴发流行,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浑身酸痛、少部分有呼吸困难,肺部浸润影。引起病毒性肺炎的病毒以流行性感冒病毒为常见。该病可防可控,预防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临床以对症治疗为主,需卧床休息。如有上述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12月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据《人民日报》报道,武汉多位医院人士称,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其它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体系,市民也不用恐慌。
  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向凯 张惠兰
  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上报。据湖北省卫健委及武汉市委宣传部消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2020年1月,专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15例,从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


[size=1.1]华农:从穿山甲中分离出的毒株与新冠毒株相似度达99%
www.thepaper.cn 2020-02-07 11:10

[size=0.8]2月7日上午11时,华南农业大学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研究攻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size=0.8]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华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教授沈永义、肖立华等科研人员,通过联合攻关,在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的溯源上取得突破。他们的最新研究表明,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

[size=0.8]据了解,攻关团队通过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组样品,锁定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继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检测,揭示穿山甲中β冠状病毒的阳性率为70%;进一步对病毒进行分离鉴定,电镜下观察到典型的冠状病毒颗粒结构;最后通过对病毒的基因组分析,发现分离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

[size=0.8]以上结果表明,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研究结果对本次疫情的源头防控具有重大意义,为野生动物管控的相关政策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

[size=0.8]“鉴于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我们选择将研究结果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希望有助于疫情的科学防控,并为更多科学家开展进一步工作提供借鉴。”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刘雅红教授介绍,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之初,为有效应对疫情,增强疫情科技防控能力,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和华南农业大学高度重视。在广东省各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科技攻关应急专项的支持下,整合学校优势学科平台,组织学校优势科研力量展开疫情防控联合攻关,并迅速取得重大突破。
[size=0.8]刘雅红表示,华南农业大学长期以来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坚持科研顶天立地,号召学校广大科研人员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疫情当前,学校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体现责任和担当,将论文写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学校将举全校之力,充分发挥岭南现代农业广东省实验室等平台优势,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对我国畜禽业及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加强动物重大疫病及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病的监测及研究工作,为疫情防控及我国畜禽业的稳步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科技力量。
[size=0.8](原题为《华农:从穿山甲中分离出的毒株与新冠毒株相似度达99%》)
[size=0.8]责任编辑:李琪

[size=1.1]湖北“疫情上报第一人”被给予记大功奖励
news.ifeng.com 2020年02月06日 18:28

[size=0.8]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size=0.8]关于给予张定宇和张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的决定

[size=0.8]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有关事业单位:

[size=0.8]自我省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来,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防控指挥部有关工作要求,为救治病人、打赢防疫阻击战,不顾个人安危,舍小家,为大家,夜以继日,争分夺秒,与疫病赛跑,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张定宇、张继先同志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进一步鼓舞士气、坚定信心、凝聚力量,激励全省医护人员投身抗疫一线建功立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和鄂防指发〔2020〕7号文件精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决定给予张定宇、张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

[size=0.8]张定宇,男,现年56岁,1986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临床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现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现聘任管理五级兼任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张定宇同志长期从事医疗一线工作,面对此次肺炎疫情,在身患重疾的情况下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团结带领全院干部职工夜以继日战斗在抗击疫病最前沿,始终坚守在急难险重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size=0.8]张继先,女,现年54岁,1989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湖北省、武汉市委员,湖北省职业病尘肺病鉴定专家,现任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内科党支部书记。张继先同志以超强的专业敏感意识,最早判断并坚持上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第一个为疫情防控工作拉响警报,是医院救治一线的“带头人”,始终不渝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size=0.8]张定宇、张继先同志在抗击疫情阻击战中表现突出,作出了重大贡献。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向张定宇、张继先同志学习,学习他们面对疫情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勇于担当、恪尽职守的责任担当,学习他们舍身忘我、无私无畏的爱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立足岗位、勇于担当,无私奉献、英勇奋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size=0.8]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size=0.8]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size=0.8]2020年2月4日

[size=0.8]最早上报疫情的她 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size=0.6]最早上报疫情的她 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size=0.8]张继先在隔离病房查房 长江日报记者陈卓 摄
[size=0.8]长江日报-长江网2月2日讯(记者田巧萍)她很忙,接受采访的时间一拖再拖,只是叫记者“等通知”。
[size=0.8]1月30日中午12时9分,她说:“你可以来了。”记者放下炒了一半的菜,骑上摩拜赶到她所在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等了十分钟,她从病房出来。
[size=0.8]张继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54岁,个头不足1.6米,话语轻柔,一双疲惫的眼睛透出和善。然而,就是这位温和的女医生,一个月前最早发现这场疫情苗头,并和院方一起坚持上报。
[size=0.6]最早上报疫情的她 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size=0.8]从早上忙碌到下午两点半,张继先才吃上中饭。长江日报记者陈卓 摄
[size=0.8]7个相似病人4个来自华南海鲜市场
[size=0.8]她判断“这肯定有问题”
[size=0.8]2019年12月26日上午,医院附近小区的一对老两口因发烧、咳嗽看病,当时两人是自己走到医院来看病的,拍出来的胸部CT片,却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改变。张继先让老两口叫来他们的儿子做检查,儿子没有任何症状,但CT一照,肺上也有那种表现了。
[size=0.8]这一天,还来了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一样的肺部表现。“一般来说,一家人来看病,只会有一个病人,不会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张继先给这些病人做了甲流、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与流感相关的检查,病人全部呈阴性,从而排除了流感。
[size=0.8]张继先头脑中的疑团越来越大,12月27日,她把这四个人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size=0.8]12月28日、29日两天,门诊又陆陆续续收治了3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一下就有7个一样的病人了。
[size=0.6]最早上报疫情的她 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size=0.8]张继先和同事正在商量工作。长江日报记者陈卓 摄
[size=0.8]“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病,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有4个病人了,这肯定有问题。”张继先判断,7个病人,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轻重有区别。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
[size=0.8]12月29日下午1时,分管副院长夏文广召集了呼吸科、院感办、心血管、ICU、放射、药学、临床检验、感染、医务部的十名专家,大家对这7个病例进行了逐一讨论,影像学特殊,全身症状明显,实验室检查肌酶、肝酶都有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视。追问到还有两例类似病史患者,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去治疗,留下来的地址也是华南海鲜市场后,夏文广副院长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size=0.8]12月29日是星期天,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前往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size=0.8]傍晚,武汉市传染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和ICU主任吴文娟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逐一查看了这7个病人,接走了6位病人,其中轻症三位、重症三位,那一家三口的儿子坚决不去金银潭医院,留在张继先这里继续治疗,今年元月7日病愈出院。
[size=0.8]张继先接受采访时坚定地说,疫情发现越早越有利于控制。“我们现在感觉自己做对了!”
[size=0.8]2月1日,记者多方求证,各方信源均证实是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最早上报疫情,并评价给政府及早监测疫情争取了时间。
[size=0.6]最早上报疫情的她 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size=0.8]敏锐和防护意识
[size=0.8]来自于“非典”时期的锻炼
[size=0.8]在收治那一家三口住院时,张继先在呼吸科病房隔出一块与其他区域相对独立的地方,建立了有9张病床的隔离病房。
[size=0.8]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级医院之一。那6个病人被金银潭医院接走后,张继先的呼吸科门诊又陆陆续续收治了类似的病人。到元旦时,这9张隔离病床不够用了。
[size=0.8]从发现那一家三口起,张继先就要求所有的呼吸科医护人员戴口罩。医院给他们科室批了N95专业防护口罩,“我们只有进入那个区域才戴N95,其他区域还是一般医用口罩。”张继先说。
[size=0.8]与此同时,张继先嘱咐科室人员在网上订购了30套细帆布的白色工作服,12月31日那天,这批被她视为隔离服的工作服寄到了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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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8]张继先正在穿戴防护服和眼镜,准备进入病房。长江日报记者陈卓 摄
[size=0.8]自购的工作服被大家穿到了医生白大褂和护士服的里面。“不管怎么说,我们多穿一层,对自己防护就好一点。”张继先说。
[size=0.8]这一套厚帆布的“防护服”一直到元月22日,钟南山院士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能够人传人,才完成它的使命。这一天,医院给他们配备了三级防护服。
[size=0.8]元旦期间,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的门诊量开始激增,由原来一天100人左右,增加到230人左右,收的像7个人那样的病人越来越多。张继先他们去给其他呼吸道慢性病住院病人做工作,让他们尽快出院,有的病人不愿意出院,医护人员就找各种理由劝说。
[size=0.8]医院处处小心,因陋就简地把防护做到可能做到的极致。从最初收治那一批病人到现在,张继先所在的科室做到了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无病人交叉感染。
[size=0.8]张继先说,对传染病的防护意识生根于“非典”。2003年抗击“非典”时,时年37岁的她是江汉区专家组的成员,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到各个医院排查疑似者。
[size=0.8]“我从那个时候就有感觉了,什么叫公共事件,什么叫群体事件。”张继先说,医生看病,要问病人的住址、职业,这一下来了四个华南海鲜市场的,怎么会没有问题?“这就是‘非典’时期锻炼出来的思维。”
[size=0.6]最早上报疫情的她 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size=0.8]一位持续发烧的老者被家属架着来医院就诊,张继先马上让一名护士上去搀扶着去发热门诊
[size=0.8]病人太多,医护人员太苦
[size=0.8]“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
[size=0.8]原定采访张继先的时间是1月29日中午,记者出发时,接到医院党委书记邱海芳的电话:“您现在别来了,张继先主任在病房大哭!”
[size=0.8]1月30日,记者当面问起张继先悲伤的原因,她说:“病人太多了,我们的医护人员太苦了!”
[size=0.8]1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成为第三批定点医院,收治病人由医院统一安排。病人太多了,必须按轻重缓急来统筹。
[size=0.8]有的病人病情发展太快,手段用尽,还是走了,张继先大哭;有时防护服快没有了,口罩快用完了,张继先大哭……张继先说,这个传染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病人涌向医院,从来没有见过。
[size=0.8]“我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这一个月来,睡眠严重不足,体力严重透支,她竭尽了全力。
[size=0.8]痛哭一场,她又一头扎进病房,那里是容不得她一丝马虎的战场。
[size=0.6]最早上报疫情的她 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size=0.8]采访中谈到逝去的生命和被感染的同事,张继先数次落泪。 长江日报记者陈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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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7 19:27: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0-2-3 20:37 编辑

卫健委专家建议:潜伏期10-15天,1.20后随着疫情正式公布,这部分离开武汉的人之中,被感染者已陆续发作确诊。但是1.10-1.21这11天中,武汉的人仍然在陆续离开武汉,如果有病毒感染者,在未来的一周中将会是这部分人的集中爆发阶段。1.22日在官方决定封城时,因信息泄露,据大数据显示有29.9万人逃离武汉。这部分人如果感染的潜伏期是10-15天,2月8日是一个重要节点!除武汉之外的城市的最终疫情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就取决于2.8之前这个城市的疫情控制成什么样子。简单点说,2.8之前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市民意识足够强大,行动足够迅速,除武汉流动人口外没有本地感染者,或者仅有少有的本地感染者,那么恭喜你,你所在的城市基本安全。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所在的城市市民还不重视,如果2.8时出现大面积本地感染,那么你所在的城市会成为第二个、第三个被封城市!
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呼吁!2月8日前,尽可能不要出门,不要前往人口密集的地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勤洗手!一定要重视!记住,你的城市疫情最终如何,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不让自己成为流动的感染者,不仅是社会责任,也是你的人性!



[size=1.1]华裔学者预测:新冠肺炎的拐点可能要拖到二月下旬
news.ifeng.com 2020年02月01日 https://news.ifeng.com/c/7teutoVMFuw



[size=0.8]文章为凤凰网独家版权所有,禁止转载

[size=0.8]文/张玉蛟 (MD安德森癌症中心 终身教授)

[size=0.8]WHO 终于放下了另外一只靴子:宣布武汉2019-nCoV肺炎为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消息一出,举囯痛心疾首。无疑,WHO这一决定,对中国的经济和国人的心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然而,痛定思痛,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而更重要的是,明天会怎样?我们应该怎么做?

[size=0.8]面对病例数超过上万的危急情况下,疫情发展变化的拐点在哪里?



[size=0.8]1月22日,我在凤凰网撰文提出:疾病的高峰,会在正月十五以后。
[size=0.8]这是基于春运高峰和病毒近14天的潜伏期所提出的一个预测与基本研判。因当时发病者确诊的数据、疫情的变化较快,一切都在变化中,无法准确预测出武汉肺炎的拐点。
[size=0.8]一、两大因素,决定了疫情的下一步走向
[size=0.8]而这一病毒感染的拐点,取决于两大因素:
[size=0.8]1. 病毒是否具有强大的三代,四代传染性?
[size=0.8]尽管不同的研究数据略有差异,目前的资料显示,该病毒二代传染力强,传染指数在2至5之间(MRC Center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 与SARS 在相类似的范围。因此,若是不采取有力措施,爆发是不能避免的。在疾病的初期,新病人的数目毎七天就翻一倍(NEJM Jan. 2020), 到今天为止(病例数1万例),其增速已经超过了SARS. 若不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size=0.8]三代传染的病例已经出现,包括在德国和美国。现在不明确的是三代传染指数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否会明显减弱?
[size=0.8]2. 社会、家庭和个人对疾病防控的程度,决定了下个拐点的走向?
[size=0.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拐点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的手上。也就是说,当我们身处疫区中的时候,我们个人对于防疫的准确掌握,防控,自己的卫生处置,是否带病行走,是否遵守隔离的规定,是否能隔离自己,同时隔离病毒传染源。都决定了病毒传染的烈度以及威力。
[size=0.8]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某些人的粪便中也发现了一些冠状病毒。这时候,不能随地大小便,有条件的要保持洗手间的卫生状况。
[size=0.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为保护自己,您应该采取与对待任何病毒相同的措施:避免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经常洗手以及实行良好的咳嗽礼仪:这意味着捂住嘴并咳嗽到你的肘部,而不是朝向其他人。
[size=0.8]某种程度上,我们本身,决定了这次疫情的拐点何时来临,何时终结。


[size=0.8]二、两种结局:新增病例的拐点可能要拖到二月下旬
[size=0.8]综合我所了解的各种数据与资讯,我认为疫情的结局有两种:
[size=0.8]1.如果三代传染指数低,病情严重程度下降,加上全国民众齐心协力,隔离,预防,阻止大部份传播途径,那新增病例的最高点会在二月中下旬出现拐点。
[size=0.8]2.如果三代传染指数和疾病程度居高不下,加上年后人员在二月初返市上工等因素,疾病将会在二月底爆发,并有可能席卷全球。最终,不出意外的话,新增病例的拐点要拖延到三月底。如果这样,实际的感染人数会超过百万,甚至更高。当然,统计到的数目会远低于这一数字。
[size=0.8]三、不能排除宠物及其他动物感染和传播武汉肺炎的可能
[size=0.8]这里我想强调下列五点:
[size=0.8]1. 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
[size=0.8]目前,在沒有疫苗(美国NIH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Dr. Fauci估计需要至少1年才能完成疫苗的试验研究)和有效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控制该病毒三代传染性和致病性。然而,我们能管住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地。这段关键的感染爬坡时期,少出门,少聚会,勤洗手,带口罩。这不仅是有关个人安危,也是全球疾控的关键!是最省钱最有效的办法。对于个人,是零和100%的关系,要么感染,要么没被感染。


[size=0.8]2.如何与各国传染病专家合作,成为此次疫情在药物与疫苗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size=0.8]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分析已经证实,不同种族之间DNA遗传基因的差别非常小。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不同,大部分是基因表达和修饰的结果,并非DNA 遗传基因的不同。不可能制造专门针对另一种族的生物武器,而对其它种族可以幸免。最多是易感性不同。试想,连动物身上的病毒,都会传給人。因此,请抛弃所谓的“阴谋”论,充分利用目前WHO开通的国际合作途径,大家通力合作,出谋划策,出钱出力,扭转地球村这一重大健康紧急情况。如今,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仅以中国航空公司的记录为例,2019年有40亿旅行人次。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size=0.8]而武汉飞往美国的人次在过去的两个月內就有8000人,到日本有2万3千。2019-nCoV已经传播到了20几个国家和地区。
[size=0.8]目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传染病学家已基本到达中国,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要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一个国际的新型合作机制,在疫苗,药物筛选、流行病防治模型、预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并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
[size=0.8]曾经,我们认为“SARS病毒还会出现,但SARS流行已经不可能”。但现实打了我们一个耳光。
[size=0.8]3. 向最好的结局去努力,但以最坏的可能去准备
[size=0.8]早在1月中旬,我曾公开表示“控制传染病,在医学上,必须防患于未然。医院里出现血迹,必须先当HIV 阳性来处理。既然武汉病毒感染“不能够排除人传人”,处理上必须先当“人传人”,否则就晚了。这是全世界的医学常识。”而现实中,我们做的却是相反。
[size=0.8]我们对2019-nCoV 知之甚少,其传染源,传播途径,多代的传播能力等关键环节,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我们要以2019-nCoV三代传播具有高传染指数的可能做预警,严格控制大型传染源(比如湖北地区),限制二月初返城务工人员,把卫生习惯落实到每家每户,每一个人,搞一次全民动员。控制传染病,靠的是群众运动。亊实上,这本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而人类医学最大的进步,就是控制传染病。这关系着人类生死存亡。在历史上,一个病菌,灭了一个村的例子不是沒有。
[size=0.8]4.武汉肺炎与流感病毒所带来的病死与后果不可相提并论
[size=0.8]近日,有些人提出,流感每年在美国夺走上千,在中国夺走上万人的性命,因此认为2019-nCoV目前有一万人的感染病例,两百人的死亡是小菜一碟。别忘了,流感病毒的基因相对稳定并有一定规律,而且我们有疫苗, 在不采取额外隔离和防范措施的情况下,毎年都会造成成千上万的死亡(病死率约0.1%)。如果一个新病毒,我们所有的人体都没有任何免疫能力,又是3%的病死率(Lancet Jan 2920目前对该病毒的预测),假设10%的国人被感染,14亿中国人,就会有4百多万的死亡人数。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安,经济损失等,将是巨大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WHO和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如此焦虑不安。


[size=0.8]5. 不能排除宠物及其他动物感染和传播武汉肺炎的可能
[size=0.8]真正决定下一步变数的可能还有许多的我们未知的可能,近日一些人强调宠物及其他动物不会感染和传播2019-nCoV. 在没有证据的现状下,不能排除任何传染可能。当前没有关于宠物因2019-nCoV生病的报道。 但已发现有几种冠状病毒可以感染动物,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它们生病。因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如果您生病,请避免与宠物接触并戴上口罩。研究人员在2003年的《自然》杂志上报告说,猫可能会感染SARS病毒,并将其传播到同一笼子中的其他猫中,但它们并未表现出任何症状。
[size=0.8]事实上,WHO 在它的声明中特别强调,若发现有其他动物(包括宠物)感染和传播的信息,请立即通报WHO. 因为这又有可能多了一种传播途径。
[size=0.8]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现在面临着同一个敌人。学会自律,学会合作,学会科学地分析和行动,2019-nCoV 就会早一天打道回府,还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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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7 19:30:01 | 显示全部楼层
武汉市长:只要有利于疫情控制,我们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这次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谈及问责,他表示,“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解释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

周先旺表示,这次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的不及时的一面,也有利用有效信息来完善工作不到位的地方。

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武汉人少出去就是对人类的贡献

周先旺表示,武汉市病毒性肺炎的疫源区,把疫源区管控好,我们就可以阻断它的继续传播。传染病的控制首先是控制传染源,武汉人少出去,在这个时候,就是对全国的贡献,就是对人类的贡献。所以我们按有关程序,做出来关闭离汉通道的决定。

“从目前看,关闭以后,得到了武汉市民的理解,更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武汉人外出的大幅度下降,没有通道了,这是强制性的,在阻断传染源上,效果非常明显。”

“只要有利于疫情控制,我们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周先旺表示,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采取封城、在人类史上是从没有过的,但是面对现在的情况,我们把门关了,有可能把疾病关在城内,在历史上我们都会留下骂名,但只要是有利于疾病的控制、有利于人民生命安全,马国强同志和我,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

“因为关门,最后说要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愿意革职以谢天下。”周先旺说。


“机动车限行后有通勤车,但对接未达到理想状态”

周先旺介绍,武汉市机动车限行后,我们有通勤车,我们将公交车停运以后的310台大公交车分到相应的街道来管理。另外给每个社区配备了3~5辆出租车,第一个作用就是承担社区内医护人员的接送,他们优先,第二就是对不方便的、居家观察的人免费送菜,送餐,送他们就医。不过这种方式现在在对接磨合上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回应与省长说法冲突:省长在想全省,我在想武汉
针对湖北省政府发布会上湖北省长与武汉市长关于防护服是否紧缺的说法不一,周先旺表示,省长是全省的省长,他想的是全省的事,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我想的是武汉市的事。
周先旺称,武汉市在国家动员的大背景之下,已经得到了缓解,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结构上的不足。比如说隔离区、医院混区的隔离服还是紧张的,但是总量上已经极大缓解了。比如国家从山东日照紧急调了35万件,但是进不了混区,其他的范围可以用,是足够的,但是混区还是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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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7 20:54: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0-1-27 22:13 编辑

“封堵武汉人”:从防疫话语到地方主义

2020年01月27日 16:20:01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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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的爆发在全国范围内牵动着人心。但随着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与网络上“武汉加油”的共情同时发生的,是各地对“武汉人”的排斥与区隔,仿佛“武汉人”就是瘟疫的化身。微博上无数“武汉人”被酒店逐出、被隔离的求助帖成了这场灾难的荒诞注脚。本文作者指出,在对“武汉人”的激进排斥与隔离之中,缺席的恰恰是有关控制疫病传播的科学知识。从科学的防疫知识向地方主义观念的偏移之中,“健全/疫病”这一二元对立的形式发生了暗度陈仓的换喻,作为医疗防疫话语对象的患者身份被置换为了地域身份,针对对象所进行的治疗操作也被置换为了排斥操作,作为最终的结果,医术也就被置换为了巫术。至此,那些被识别出来的“武汉人”将不再被承认为社会集体的成员,也不再被承认享受作为集体一员所应有普遍权利,他们被指认为从外部威胁着集体的安全,而集体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威胁持续阻挡在外部。“武汉人”与其字面意义上的地理指称完全分离了开来,它首先喻指“病患”,随后又被重新定义为抽象外部威胁的化身。

怎样理解“防疫”?也许可以把这个命题分解成两个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方面:治病和救人。

先谈“治病”。福柯曾对防疫实践中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短路做出了精准描述:规训作为一种现代权力形式,其出现并不意味着前现代权力形式的销声匿迹,而是两者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渗透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话语实践的模糊性。而在2020年的年初,当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全国爆发,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诞生于早期现代性的权力与话语形式在当代语境下高调彰显自身,也看到了深埋在现代话语形式内部并沿袭至今的话语自身的模糊性。

一方面,各级政府为了控制新类型传染病的传播纷纷做出反应,在寻求治疗手段的同时,也在尽其所能通过程度不一的交通管制避免疾病传播。然而这种包括武汉市在内的各个地级市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不能与福柯笔下古典时代的“隔离”相提并论,也更不应被如字面意义理解为“封锁”。因为如武汉一般规模的拥有千万级人口的现代大型城市,不可能在没有物资输入与生产组织的情况下维持哪怕一天的有序运转,更不要说还要支持卫生部门进行紧张的医疗工作。即使是在交通管制最为严厉的武汉市内,基本的物资输送、公共服务甚至劳动生产都仍然是健全有序的。此时在城市内工作的不仅仅是医护工作者,更有为了支撑医疗工作而全力工作着的公共服务保障与物流部门,以至于在当下的武汉仍然能够看到送货员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空寂的街道之上运送餐饮外卖的景象。因此,当前的交通管制就不是单纯阻隔人口流动的“封堵”,而应当被理解为将物资分配、人口流动以及劳动生产最大限度纳入社会统一管理的一种努力。在这一层面上,当下在中国城市中所进行的这样一种防疫实践就完全位于现代性的版图之内。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也能同时看到,这种将社会生活纳入精密的统一管理,以最大限度减少疾病传播的尝试,仍然脱胎于异常前现代的关于健全/疫病、有害/无害,甚至洁净/不洁的二元差异的划分之上。管理部门运用最尖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工作,在某种层面上与远古部落社会中巫师的工作非常相似,它们都旨在根据一系列知识与标准将二元差异从社会机体中辨识出来,并打上标签,以便使用可操作化的手段去处理这些差异。这里当然并不是在质疑当代知识与技术有违客观性或是有效性,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的医学诊断比起巫医对身体症状所做的解释要更加准确并符合事实,也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症状的消除。而是说,当代防疫话语形式中所隐藏的含糊不清的成分,一旦在市民社会中被广泛地表现为二元对立的身份符号而被理解和接受,这种话语实践就可能会收获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1月25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则新闻以及对其的评论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

根据这则新闻,1月24日,一架从新加坡出发的客机降落在了杭州市萧山机场,机上载有116名更早先从武汉前往新加坡的乘客,其中两名有发热症状的乘客就地送诊,其余乘客也在杭州市当地进行了医学隔离。这则消息登出后,立即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杭州当地甚至杭州周边地区网民的不满,许多评论纷纷炮轰杭州当地主管部门没有采取强硬措施阻断“疫源”进入浙江,更有评论细数某杭州企业家投入了巨额资金援助武汉防疫,只换来“武汉人”源源不断涌入杭州。言下之意则是指责“武汉人”背信弃义没有尽到自我隔离的义务,管理部门软弱无能没有尽到管理好“武汉人”的职责。在这样的批评中,对医学知识与防疫技术的有效性的探讨了无踪迹,充斥的只有以“如何彻底隔离‘武汉人’”为前提的种种争论。姑且不论途径或居住于武汉的人员有多大可能是新型肺炎病毒的感染者,也不论“武汉人”这一形象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精确代表感染人群,在网民的争论之中,“武汉人”的形象甚至已经被默认从疫病的受害者降格为了某种神秘主义的“不可触碰者”。

由“武汉人”落地杭州的新闻所引发的充满地方主义的言论不是无本之木,自从1月23日武汉宣布实施交通管制,限制人员出入城市以来,以地域身份为起点,并反过来不断继续再生产与强化着地域身份的言论就在互联网舆论中不断发酵。其中不仅夹杂着“非鄂人士”对疫情随人口流动传播蔓延的担忧,也包裹着“武汉人”对交通管制可能带来的物资短缺的焦虑,甚至还包括湖北周边县市居民因被武汉波及而产生的委屈(此类讨论甚至在微博上获得了一个专属标签“湖北不止一个武汉”)。如果需要在各类地方主义言论旋涡之中选取一个最为生动,同时也是“恶毒幽默”的形象剪影作为言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凝缩的话,那“硬核防疫河南人”必然是当之无愧。

实际上在武汉实施交通关注之前,“硬核防疫河南人”的段子就以近乎玩笑的口吻在互联网上开始了传播。而后随着疫情的愈加严峻和强制管制的执行,“硬核防疫河南人”的形象也随之一道变得光怪陆离了起来。截至1月27日,官方公布的河南境内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8人。如果承认“河南防控隔离措施得力”的前提,那么这一事实反映出的是:即便实现了“硬核防疫”,也难以阻止疫情以现有的速度扩大,从而在哪怕是“模范省”的内部制造出更多的新隔离区和管控区。亦即,当全国都不同层次地向“疫区”跌落时,如何思考一个作为社会认识的“隔离”/“排斥”问题。其次,还有广为流传的网络段子所折射的各地居民对待疫情的主观态度——在这里,“老家河南”的居民,作为“最中国的中国人”(网上很多河南人在反击对自身的负面描述时常用的话术),只是投射了整个市民社会对于“正确坚决”的、能够将作为“瘟疫”形象道成肉身的特定群体隔绝的防疫措施的期待和想象和符号而已。河南人民积极自主、自下而上的自救行动,在这种话语中被建构成自上而下浑然一体的,由(被许多网民强调是来自上海的主政官员)坚强领导激发出的良善国民性的产物;从客观上来说,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愈发严峻,有效的防疫措施必不可少;但从主观层面上来说,网上部分“非鄂人士”所要求实施的,效仿“硬核防疫河南人”所进行的激进防疫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客观疫情发展的有效应对,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无助于控制疫情的观念表达,则仍然存疑。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在对“武汉人”的激进排斥与隔离之中,缺席的恰恰是有关控制疫病传播的科学知识。在证实病原可以进行人人传播的情况下,将“武汉人”与病原携带者简单等同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客观事实。实际上将这种对武汉人的排斥与真正有效的医疗防疫行动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也严重缺乏一致性的内容,唯一能够找到的共同点就是对健全/疫病这一二元对立进行划分切割的形式。然而在从科学的防疫知识向地方主义观念的偏移之中,二元对立的形式发生了暗度陈仓的换喻,作为医疗防疫话语对象的患者身份被置换为了地域身份,针对对象所进行的治疗操作也被置换为了排斥操作,作为最终的结果,医术也就被置换为了巫术。至此,那些被识别出来的“武汉人”将不再被承认为社会集体的成员,也不再被承认享受作为集体一员所应有普遍权利,他们被指认为从外部威胁着集体的安全,而集体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威胁持续阻挡在外部。由这种抵御外部威胁的紧迫性出发,也就不难理解缘何在一些地方会出现随意透露从武汉返乡人员个人信息的情况。无意之间,这些返乡人员在自己的家乡被贴上了“武汉人”的标签,“武汉人”这一身份标签终于抵达了完全的的也是荒谬的形态,“武汉人”与其字面意义上的地理指称完全分离了开来,它首先喻指“病患”,随后又被重新定义为抽象外部威胁的化身。

就是在这一置换的发生之中,现代医学作为现代话语的一部分,显示出了其自身的模糊性。现代话语在内在之中与其所取代的前现代话语存在着相互渗透。此处发生的颇有辩证意味的颠倒与德国法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理论是完全能够相互对照,在卡尔·施密特在现代政治的根基之中发现非理性的,属于不可言说神学领域的敌我划分的地方,我们也在其中寻找到了防疫话语之中理性与非理性,医术与巫术之间发生的短路。而福柯在《惩罚与规训》之间指出却又没有进行详尽分析的话语重叠,也正是发生在这样一种短路之上。这样一种对二元对立的粗暴划分为有效的医学知识向地方保护主义排斥的滑坡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模糊地带。

真正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从治疗向排斥的滑坡本身,而更在于地方保护主义排斥恰恰阻碍了当今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从而指向了防疫话语目标的对立面,防疫技术要求对物资与人口的流动进行精确控制,而地方主义排斥则阻碍了物资的流动,并对一部分人口进行驱逐。一方面,在社会化生产高度发达,人口高密度聚集并在极大地理尺度上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缺乏有效统筹而各自为政,乃至以邻为壑的防疫行动注定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对可能感染人员的驱逐同时也意味着拒绝这些人自身以作为防疫行动的主体加入到防疫行动之中主动配合隔离。无望得到生活保障与治疗的疑似感染者自然更倾向于躲避驱逐而进入疫情尚未爆发的周边城市寻求医疗帮助,这样就加剧了疫病传播的风险。疫病蔓延的风险与控制传播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绝对不可能通过玩弄辞藻而混淆事实,但此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客观的疫情整合入主观观念之中,并据此作出有效的反应。而在疫情爆发的客观事实之上的是现代社会充分社会化,充分集体化的同样客观的事实背景,这一事实背景不仅仅存在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信念一类的主观层面上,更存在于现代技术、细化的社会分工,与普遍的一体化的市场这样的客观层面之上。这样的客观事实背景决定现代社会必定以整体化的,相互协调的方式应对客观存在疫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地方与地方之间在物资调配、医疗资源分配与防疫方面进行配合一致,更是“健康人”与“病患”在战胜疫情威胁方面的共同行动而不是相互排斥。

而一种“健康人”与“受污染的人”的二元对立的更危险的倾向,扎根于这样的事实,即在现代社会中,“健康人”所隐喻的即是接受国家机器辖制的“公民”即政治人,而携带瘟疫的人则是无权或无能力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人。然而,归根到底,防疫的目的应该仅仅限于让人幸免于瘟疫,而不是“消灭所有潜在的瘟疫传播者”;这项行动具有的政治性必须得到自觉的确认,我们应该期待的最终结果,是使得所有因为疾病无法参与公共生活的个人都能重新进入公共生活;而不是把整个过程仅仅理解成技术性的“治病”。我们需要的,是在“治病”后,进而做到“救人”。事实上,防疫斗争的政治性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视而消失,恰恰相反,对防疫过程的“去政治化”理解将导致“去政治化的政治”,把登记、隔离、观察这一施加于人身的过程,视为是主体缺席的技术性过程,这在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大众中的意识形态后果可能是深远的,将远远超出本次瘟疫自身的时间界限。

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不仅能够“治病”,也足以“救人”的具体的集体防疫行动,我们反而需要重新回到抽象的层面。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彼此对立的正题与反题并非建立在某种直观的或是知性的差异之上,辩证性对立之间的差异应当是“被反思”的,也就是说辩证法既没有忽视客观差异的存在(就比如说“健康人”与“病患”之间的差异,辩证法完全不是用诡辩混淆两者),也没有直接将差异作为被给定的东西直接接受下来。辩证法真正关注的焦点在于人类总是能够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将客观的差异整合入自己的主观世界,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与对待客观差异。一种是将客观差异理解为从外在相互对立的,彼此试图抹除对方的;另一种则是将差异理解为从一个整体内部彼此对立又同时是具体地同一的。


在从防疫话语滑坡向地方主义排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前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将“健康人”与“病患”或是将“非鄂人士”与“武汉人”片面对立起来,将防疫行动解释为一场识别并剔除“武汉人”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于此针锋相对,我们也可以提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对防疫行动的解释,这种解释要求在承认医学知识所辨别的“健康人”与“病患”差异的基础之上进行一次真正的无差别的普遍动员,要求不仅仅是“健康人”,同时也是“病患”积极地加入到控制消除疫情的行动中去。对于“健康人”来说,这种动员要求他们做好防护消毒措施,在必要的岗位上合理地坚持工作,配合社会统一的物流和人员流动管理,为“病患”提供尽可能的医疗帮助;对于“病患”来说,这种动员则要求他们积极配合就近接受隔离或治疗。现代社会将每个成员普遍联系的事实证明了失去了社会部分成员主动支持配合的防疫行动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值得欣慰的是,例如广东部分地方管理部门的行动已经为一种普遍的防疫动员提供了现实的范例,这些成功的经验,将“武汉人”或是“病患”作为享有普遍权利的一员而非洪水猛兽一般接受到防疫行动的集体之中,在督促他们进行必要的医学隔离或治疗的同时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人道关切,受益的将不仅仅是这些“病患”自己,同样也包含参与防疫行动集体的每一个成员。





华南海鲜市场“翻盘”?未必是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





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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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题为《武汉海鲜市场可能不是新病毒在全球传播的源头》的报道。



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便被封市,一度被认为是“万恶之源”。据报道,科研人员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翻盘”的证据

然而,《科学》上的这篇论文作者却认为,海鲜市场可能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源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章认为,中国作者在《柳叶刀》上发文的41个病例中,只有27个病例有在华南海鲜市场环境中的暴露史。此外,在时间链条上,12月8日第一位被确诊的患者也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的交集。

“这篇《科学》论文作者还根据研究人员提交到GenBank(基因序列数据库)中的2019-nCoV序列,进行了进化树分析。”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童贻刚解释,他们对27个序列进行分析、推算,认为这一病毒演化成现在的样子,发生在大约10月1日。

如果进化到以人类为宿主的时间点发生在10月1日前后,那么就有了2个月的时间盲区,这期间在其他环境中传播被带到海鲜市场成为可能。

因此,文中推测新型冠状病毒到达海鲜市场的路径有3种,除了被一个动物、一群动物带到海鲜市场之外,还有可能由1个人带到海鲜市场。

海鲜市场是集散地,
但可能不是“第一站”

目前为止,第一例患者的行踪路线图无法提示更多的信息。“综合41个病例,大部分病例找到了海鲜市场作为共同点,而少数病例没有关系,因此可以肯定海鲜市场是‘集散地’,但却并不一定是病毒从野生动物到人类社会的‘第一站’。”童贻刚说。

童贻刚认为,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没有海鲜市场暴露经历的人也有被感染的原因。

更多的谜团待解

“虽然不在海鲜市场,但一定在武汉附近的某个地方。”童贻刚认为,对于溯源,最理想的是找到中间宿主,从而获得病毒存在的直接证据。

目前,科技部已经成立应急专项进行病毒溯源的研究,童贻刚参与其中,他表示,未来的工作将在武汉周边的动物身上做调查,找到了真正的宿主,这将有利于彻底切断传播的源头。

目前已知有7种冠状病毒(包括2019-nCoV在内)能够导致人类呼吸系统疾病,但迄今为止,仅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导致了大规模爆发且死亡率高(分别为10%、37%)。童贻刚团队近年来发现了多起导致家养或者野生动物大规模死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有专家表示,应将冠状病毒列为重点关注的病毒,密切了解其进化动态,以防其进化为人类致死的病毒类型。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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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7 22: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找存在感,是一个人的顶级修养
2020年01月26日 18:04:23
来源:围炉夜读
文丨炉叔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举止平和、不争不抢、默默无闻而又谦卑谨慎,在一人群中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悄然出现,或许是解决了某个棘手的难题,又或是在大家都不想站出来的时候挺身而出。

总之,他们从不过分张扬自己,但却浑身散发着魅力。

很多人总是习惯向别人夸耀自己的长处,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成为别人心目中“优秀的人”,他们从不收敛自己的锋芒,到处找存在感,但最后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人。

越是饱满的稻子,越能低下自己的头,越是优秀的人,越是低调。

真正优秀的人始终践行着“少说话、多做事”的准则,在别人空喊口号的时候,已经在不起眼的小角落里默默开始努 力。

真正优秀的人,都不需要去寻找存在感,他们浑身散发的光芒,就是他们最大的存在感。





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电视剧里的武侠高手,为何都隐居在深山?下面有人回答说,因为真正的高手,都不轻易显山露水。

现实里,却有许多人喜欢在人群中刻意表现自己,如果一个人过分的高调张扬,结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卡耐基曾说:“真正的智慧是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避免刺伤别人和树敌。”

所以,即便你是一个优秀的人,也要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因为懂得收敛自己,是智慧的体现。

玛格丽特.米切尔是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凭借长篇小说《飘》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一次作家峰会中,米切尔也受邀参加,现场各类作家云集,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炫耀自己的作品时,只有她安安静静的在一边,微笑的倾听者大家的谈话。

她身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一直喋喋不休地向她吹嘘着自己的一百多部作品,最后,这位作家问米切尔:你有几部作品?米切尔微笑着回答:我只有一部作品。

这位作家对米切尔的答案明显流出了一丝不屑,并略带嘲讽的问她:请问您写了哪本书?她只回答了一个字:飘,这位作家便羞愧的低下了头。

米切尔用自己的倾听和微笑收敛了世界知名作家的锋芒,却尽显了她的人格魅力。

一个优秀的人,即便不刻意去展现自己的光芒,自身都会光芒四射。有时候懂得自我收敛,是对别人的一种保护,不仅不会树敌,反而会因此更加受人尊敬。

学会收敛,不展露锋芒,是大智慧。





就像我们始终相信,没有人能随随便便获得成功一样,许多人的成功,其实需要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努力。

作家韩寒曾说:没有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没有大量的积累和感悟,是不会把事情做好的。只有不停的进取,才能够不丢人。

真正优秀的人,其实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沉淀自己,能够厚积薄发,都是努力的结果。

雷佳音因“前夫”一角而深入人心,如今算得上小有成就,也获奖无数,他的演技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而在让他一举成名的《我的前半生》之前,雷佳音其实已经塑造了许多小人物形象,但一直不温不火,没能走入观众的视线。

作为演员的他被看做是娱乐圈努力拼搏、厚积薄发的典型。没有合适的剧本就等,有好剧本就磨。为了演好《白鹿原》的鹿兆鹏,他曾在农村呆了整整一年,寻找那个时代的感觉,事后被问如何将这个角色刻画的如此深刻时,他说到:“人家都代言国际大牌呢,我天天耕地,那种心境肯定是不一样的”。

早前雷佳音在接受鲁豫的采访时说过八个字:充分准备,随波逐流。

这短短的几个字将他的心境完全展现了出来,不管是存在感不强的以前,还是一夜爆红之后,雷佳音的努力大家始终看在眼里。

天才尚且出于勤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平时的积累和沉淀,总有一天会爆发成为我们的存在感。

没有骤然的横空出世,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





属于自己的荣誉当然要去争取,但懂得功成不居,才是成熟的标志。

功成不居,原意是任其自然存在,不去占为己有,后形容立了功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

懂得功成不居的人必定不自高自大,既能通过努力获得好结果,又能收敛自己的光芒;懂得功成不居的人,即使不争不抢,也会收获别人的尊重与喜爱,获得自己的存在感。

娱乐圈的“葛大爷”葛优是出了名的“实在人”,他的“佛系”也为许多人所称道。

搜索他最近与乔杉一起出现的电影《两只老虎》的演员表,就会发现主演乔杉被换成了二番,而配角葛优却出现在了一番的位置。

在电影发布会现场,葛优主动谈到娱乐圈敏感的演员番位问题,说在电影《两只老虎》的海报上,自己的名字是写在最前面的,但从戏份等各方面来看,自己严格来说只是一个配角,名字应该写在后面的,而乔杉应该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应该是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

当被问到配角这一话题时,葛优也坦言:自己本身就是配角出身,如今又回到了配角这个身份,内心是非常愉快的,也并不存在任何纠结的心理。

不论是导演还是演员,葛优所刻画的角色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即使他本人并不是站在C位,也不是最受众人瞩目的那一个,但他的存在感确是满满的。

在名利面前不争不抢,在辉煌面前主动避让,懂得隐于幕后的人总是能用自己去成全别人。

才干不外露、能力不外显,有时反而是最好的炫耀。





冯骥才说:“低调不是被边缘被遗忘,更不是无能。相反,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他的存在感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

优秀的人必定经历过沉淀,经受过成功路上的风风雨雨,所以他更懂得低调和谦逊。

所谓的存在感,并不需要靠哗众取宠获得,倘若你是个真正有实力的人,终有一天不需要自己去寻找存在感,存在感自己就会来找你。

真正优秀的人,能通过收敛自己体现大智慧,也会通过默默地努力,等待厚积薄发的一日,等到功成名就之时,更会功成不居,既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

当一个人足够优秀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即使不借助于语言,也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那些优秀的人,不言语也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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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30 13:17:51 | 显示全部楼层
谁耽误了武汉?
1

这次疫情,可能确实是被耽误了。

假如一开始能得到充分重视的话,事情一定发展不到现在这一步。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有关部门和领导是怎样耽误的武汉,怎样的耽误的疫情?

倘若是因为对病毒的认知有限,重视程度不够,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是没有能控制好疫情发展,那么人们也未必就不能理解和原谅。

但倘若是有人在中间阻扰疫情防治工作的正常开展,最后导致疫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形,那么不管是下命令的人还是直接执行的人,他们都是有罪的!

而近日,在网络上已经曝出了两条犯罪线索,顺着这两条线索顺藤摸瓜,也许谁在耽误武汉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2

第一条,而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留言板上,自称武汉市某三甲医院一线医师的网友请求对武汉市卫健委及相关领导追责。
他说自1月12日开始,医院出现大量肺部感染病人,并且感染和以往肺部感染影像学表现不同、临床症状不同,并逐日增多,肺内呈磨玻璃样改变的病人越来越多,高度怀疑是病毒性肺炎。但是上级领导开完会回来以后告诉医生们不许在影像报告书写中出现病毒性肺炎的字眼!
虽然只是网友留言,留言者的身份和真实性都未可知,但如果要追查疫情扩散一事的真相,这条留言绝对是一条必须查清的线索。

第二条,北京青年报记者对武汉一医生进行了采访,这个医生大家都知道是谁,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住着,在采访中这位医生说了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的事实。

他说1月7、8号的时候,他所在的科室收治了一个这种肺炎患者,患者入院第二天开始发热,做了肺部CT和呼吸道病毒、支原体、衣原体检测,肺部CT检测出来是肺部磨玻璃样病变,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表现,但是——

当时不让做核酸检测确诊。

该医生说,当时确诊都是通过核酸检测确诊的,如果不做核酸检测就没法确认,但是当时专家组的人说他们无法决定做不做检测!

专家组无法决定做不做检测,那么当时谁在决定着这个?

3

我们都知道,这两条线索不能全信。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第二条线索是实名的,那个医生也是当初被武汉J方“依法处理”的8个人中的一个,报道又是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媒体报道的,这个证言的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除非这个医生脑子有问题,才敢在这样的时候说这样的谎。

我们还知道的事实是,1月12日到1月16日武汉的通报中,都没有新增病例,在那几天,湖北省开了两个很重要的会。

而上面两条线索,无论是不让在患者影响报告书中出现病毒性肺炎字样还是不让做核酸检测确诊、专家组说做不做核酸检测他们说了不算,都是发生再1月12和16日中间的事情,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两种限制举措才实现了重要会议没有新增病例的“壮举”呢?
请注意,这只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个疑问,切不可当做是事实。
但我们也确实有质疑的权利。

4

我们还知道的一个现实是,武汉在2019年12月31日发布了通报,称发现了27例病例,1月3日发布通报,发现了44例,1月5日发布了通报,发现了59例。

按照常识,按照疾病发展规律,以后数量应该会增加,并且应该逐日通报的,但是1月6日到1月10日这几天,武汉市卫健委都没有通报。

这几天,武汉恰巧又开了两个重要的会。

5

不管大家说湖北启动一级响应晚,还是在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搞团拜会,又或者是不要求停止大型群众活动,对于我而言,我觉着都可以理解。

甚至于1月6日到1月10日因为开会不通报,我也可以理解。

但今天文中反映的这两条线索,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因为这已经不是“外松内紧”的问题,这是渎职犯罪的问题。

有关部门早已经知道这病毒和sars很相似了,但是依然采取了不让影响报告书中出现病毒性肺炎的字眼以及不让做核酸检测确诊这样的方式来“美化数字”,倘若这是事实,那下达指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都是罪人!

6

当然,我很希望那个留言是假的,我也希望武汉这个还住在ICU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的医生说的也是假的,因为我觉着事情不应这么糟,人们也还不至于这么坏这么蠢!

北青报的文章中有些事情太不可思议了,譬如接受采访的这个医生说自己是1月7、8号接诊的病人,在1月10号中午自己就开始咳嗽了,1月11日发烧38.2度,当天CT就发现了双肺磨玻璃样病变,12号下午住进病房,并且之后两天该医生父母都出现发热、呕吐症状,肺部CT监测磨玻璃样病变,15、16号双双住院……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汉市疾控专家和市领导1月19日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给出依然是病毒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答案呢?

医生接诊后,自己很快就感染了,还感染了自己的父母,父母都住院了,这些情况疾控中心都不掌握吗?如果不掌握有什么资格答记者问呢?

7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北京青年报这篇发表在公众号“北青深一度”上的文章已经自己删除了,删除原因不详。

北青报文章删除后,很多公众号纷纷转载,阅读量也相当可观,但是转载的文章也被删除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篇文章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医生说的话很多人也知道了,并且我想很多人也信了。

如果医生说的是真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揪出来阻挠核酸检测确诊的人,如果医生说的是假的,我也恳请有关部门能出来辟个谣,毕竟这样的话,对于人们内心的伤害还是挺大的。

所以,线索在这里了,要么顺藤摸瓜,要么进行辟谣,只是默不作声的删除文章,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

————谢谢阅读————

臧启玉律师:双本,法学学士,获律师职业技能大赛第三名,优秀教师、国家注册建造师、国家注册物业管理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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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30 13:34:5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mp.weixin.qq.com/s/guexRY9h3SosNhDkCe_OfQ2019年12月30日,武汉8位信使率先在社交媒体公布了疫情最初的信息。他们是:李文亮医生、刘文医生、谢琳卡医生等8位发言者。虽然在当时,他们被冠以“造谣者”的名义,被约谈,被批评,被教育。但事隔一月,我们终于认识了他们当时发声的价值所在。最高人民法院发文称,如果我们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谣言”,那将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的采访。这位专家说:这8个人是可敬的。今天,这8位“造谣者”,依然战斗在武汉抗疫斗争的第一线。请接受我们的致敬!
随着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差不多一个月前,那8个最先警告市民们有严重传染病的“造谣者”,他们怎么样了?
平安武汉再次发布了对这8位“造谣者”的通报:

【情况通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部门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随后,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为查明情况,公安机关先后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回过头,看看1月1日的查处通报,新的通报强调了仅仅是“教育、批评”,“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取消了类似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查处,绝不姑息”这样的严厉警告。


当时被严厉警告“绝不姑息”的“谣言”长的是这个样子。

一个是2019年12月30日下午17点45分武汉大学林场04级(146)微信群里,由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曝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并且附带了文件,贴出了诊断报告。

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SARS冠状病毒、铜绿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

随后还公布了11秒的视频:5床峰值逐步提高。李文亮医生还说:“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请大家注意。第一例患者是水果批发摊老板”。


一个是12月30日晚上19点39分,协和红会神内(25)微信群刘文医生曝出相关文件,并且还曝出信息:

刚刚二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许华南周边会隔离。

稍后在19点45分的时候追加信息: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



一个是12月30日晚上8点47分左右,肿瘤中心微信群的谢琳卡医生曝出:

近期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


一个是12月30日晚上21点左右有网友爆料:我们科同事老婆所在科室查出的,二医院有一例确诊的SARS已确诊。

这个截图做了涂黑处理,但从前后语境可以看出,发布消息的人也是医生。


虽然当时因为疫情刚刚开始,所以他们传播的信息在事后看来有不准确之处。但我们可以看到,最早传出消息的这8个人,至少有4位基本上确定是专业的医务工作者。


不能不说,对“8名造谣者的批评教育”形成的严厉警示效应非常管用。

比如有一位医生就说,他连医学方面的相关约稿都拒绝了。




一个月快过去了,时间证明这8位医生的确没有传达出最准确的信息,这个可怕的传染病并不是SARS,而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但,比SARS的传染性更强。

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数据在昨天已经超过了当年SARS肆虐的数据。(以下信息取自腾讯新闻根据官方数据制作的图表,时间为北京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前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一开头就特别提到了这8名“造谣者”:

“比如,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我们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训诫或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都有其正当性。”
“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假如时光能倒流,多希望这篇文章在1月1日就能发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展到今天,如今的信息环境依然嘈杂,不确切。民众中间依然会有很多的恐慌。我们昨天的文章里也说到了虚假信息带来的“社会恐慌”问题

比如,约克大学全球数字公民实验室主任仓崎风幸(Fuyuki Kurasawa)说:

“我们已经在Twitter和Reddit等平台上看到,有人呼吁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进入北美或欧洲-据说有人打算逃离航班,或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停留。”

“更广泛的损害是,对政府当局、公共卫生官员、媒体和权威媒介资源的不信任在不断增加。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投机、谣言和阴谋论接管并取代了真实信息。这种现象与日俱增。”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历史学助理教授海蒂·特沃雷克(Heidi Tworek)表达了同样的忧虑:“既要保证公众安全,又要防止大规模流行病,还要尽可能提供真实或足够的信息避免出现信息真空--这正是虚假信息泛滥的地方,要在这些中间平衡是极具挑战性的。”
但是即使有如此问题,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跟最高人民法院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会认为恐慌也有“可能是一件幸事”,我会宁肯选择与恐慌同行。
因为我知道恐慌虽然可怕,但封闭信息带来的对疫情的轻慢危害更大。事实已经发生在眼前,不需要再多列举什么了吧。

其实细想一下,眼下正在流行的谣言,跟我们与之斗争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很多相似之处。谣言也像病毒接管健康细胞一样,企图接管并取代真实信息的位置。从而形成对一个健康社会的危害。
毫无疑问,谣言同病毒一样,应该是我们的敌人。

但恐慌不是。恐慌是谣言带来的反应,就像病毒引起我们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我们会发高烧一样。高烧令我们难受,但是高烧的过程正是免疫系统在工作在杀死病毒的过程。
恐慌,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高烧。它是谣言入侵社会肌体引起的反应。但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恐慌,而是谣言。
昨天看到有友媒在抨击加剧恐慌的公众号文章。我很理解这种反应。理性从来都急缺。但,“加剧恐慌的10万+”,真的“比病毒更可怕”吗?


我不想期待一个城市“停止恐慌”。只有一个昏睡的城市才不会恐慌,而且,醒来以后,它必将陷入更大的恐慌!
显然,恐慌是一个城市的疾病。但我们应该做的冶疗,不是对准恐慌,而是找到病毒。

也还是在昨天我们那篇文章里,特沃雷克教授提出了这个方案:
“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必须更加有效地与公众沟通,因为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快于事实。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当局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更好地交流事实,包括使用受影响社区的语言。 ”
“在以前的爆发中,我们已经看到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实际上正是我们未来需要思考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应该如何就所有类型的健康恐慌与公众进行良好而迅速的沟通?这并不是我们最后一次面对传染病中的虚假信息。”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文章里,则提醒到: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回到这8个所谓的“造谣者”,是的,他们传播了不准确的疫情信息。但一个月过去之后,在人民日报客户端播放的对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一个专访中,这位专家谈到了这8个“造谣者”。他说:

这8个人是可敬的,我们事后评论,可以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他们是事前诸葛亮,但是科学讲究相信证据,做出判断得拿出依据。与时俱进,根据病毒发展,我们不断调整我们认识,我们也不断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是个真实的过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让我们向这8位信使致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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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30 13:52:03 | 显示全部楼层
封城前一周,我把孩子送回了武汉      
夏天飞鸟
  2020年1月25日


  “ 仿佛被迫着、赶着接受了一场命运。 ”
连着刷了几天消息后,我总算能稍微冷静一点,决定写写这些天所经历的事情。
我是宜昌人、武汉媳妇,除了公婆一家,在武汉还有同学和朋友。每年过年,我都会提前半个月把孩子送到武汉爷爷奶奶家,到了初二,再接到宜昌看外公外婆。这样的日程已经持续三个春节,今年也是早早就买好了票,给幼儿园提前请了假,1月15号出发。
12月31日,早起刷到一条新闻: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我心头一紧,03年SARS历历在目,那年我高考完毕报了北京的学校,同学们都害怕非典不愿去北京,纷纷选择武汉院校。同样是春节之前,同样发现在市场,我莫名的紧张。武汉“九省通衢”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我非常清楚春运中的武汉意味着什么。
但还有半个月时间,我这样安慰自己。早点发现了是好事,而且立刻就公开报道了,到过年应该没问题吧。和17年前相比,我为这个进步感到高兴。
“江宁婆婆”说,武汉有全国最牛的病毒实验室,“武汉要是搞不定,没人搞得定”。这句话仿佛一颗定心丸,不过多年新闻工作带来的职业习惯,让我从那天开始密切关注肺炎的每一个动态。
1月5日,武汉市卫建委就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第二次通报,表示排出SARS,配合国家展开病原鉴定,以及追踪100余名密切接触者。看来这次各方面动作都很迅速,我也就安下心来。
放假的日子临近了,孩子说:“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好多变形金刚,只有我没有,我不开心。”
我说:“你有呀,在爷爷奶奶家,过几天我们就去了。”
他急得哭起来:“我现在就要去爷爷奶奶家!”
1月11日,武汉卫建委再次通报进展,确定新病毒为冠状病毒,并发布了专家采访。同时通报一例死亡,医务人员未发现感染。病毒很快就鉴定出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至少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未知恐惧。同时,国家介入了防治工作,说明也会借鉴SARS的经验。
1月13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孩子他爹下班带来蛋糕。这是我的一点点私心,想要等一家三口吃了蛋糕再走。这一天,泰国发现一例自武汉的新型肺炎病例。我开始感觉到,事情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这条新闻引发了海外关注,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开始表示担忧。
1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未发现人际传播的清晰证据。我跟担忧的朋友们说,你看,世卫组织都说了。
这天晚上孩子很兴奋,闹腾到快12点才睡着。我收拾了一些他喜欢的玩具放到行李箱,武汉连续阴雨,未来一周的预报也没有太阳。在爷爷奶奶家大概也很难出去玩,这对于一个3岁男孩来说,未免有些残忍呢!何况老师还叮嘱少看电视多出门,预防近视。这样想着,我把他喜欢的一套儿童弓箭塞了进去,就算在家里也可以活动活动。
到目前为止,关于肺炎的话题只和家里谈论过一次,爷爷奶奶也知道有这件事,但没人想到要带上口罩,更没有人会觉得“还是不要来了吧”。
1月15日6点钟,我准时把娃拽起来了,天还没亮。我不喜欢人很多的地方,所以买了早上8点的高铁,早点出门早点上车,希望尽量避开人潮。孩子上幼儿园这半年生了不少病,烧了2回,想到春运坐火车也不免紧张。
一切顺利,车开了。四个多小时高铁,同一节车厢里有三五个差不多大的小孩,还有不停哭闹的小宝宝—— 这些都是过年回家的常态。儿子很开心,因为我特意买了儿童票,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座位。
到达武汉站一切如常,爷爷奶奶开车来接,欢天喜地到了家。
1月16日 日本发现首例新型肺炎,同样来自武汉。
日本的消息非常详细,包括性别年龄,住在哪,几号在武汉,几号来日本,怎么发病,什么症状,如何就医如何确诊的。这提醒了我,我开始关注每一个通报病例的在汉时间和发病日期。最后说,15号已经好转出院。哦,看来不是啥大问题。
在爷爷奶奶家,不下雨的时候小朋友会去院子里玩,院子里没什么小孩,他觉得很无聊。爷爷奶奶开始大采购,再过两天是南方的小年,要和武汉黄石的亲戚一起吃团年饭。
此时此刻,都还是稀松平常的乏味春节,打开手机大家讨论的是“过年回家怎么应对亲戚”。没有人知道,几天之后井喷的确诊病例中,绝大部分都是16号之前就已感染的。
1月17日,我中午出发去武汉站,坐高铁离开武汉。先生还在上班,我准备等他放假后再一起回来。期间没有孩子在家的这一周,是我一年来难得的喘息之际,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给家里彻底做个大扫除。
去车站的路上,我听说天河机场出入旅客开始查体温。“说明情况变严重了啊。”孩子的爷爷若有所思。很快,车停在武汉站进站口,人流不算多。
“爸,我先走了,后面一阵要辛苦您和妈妈了。”
“不辛苦。好久没见宝宝,我们也都很想念他。你到了家,报个平安。”
我点点头,就进了站。想想放飞的生活就此开始,心里还有点小雀跃。一路到上车,一如往常,并没有任何多余检查。查机场不查火车站,这是什么操作?虽然觉得奇怪,但又一想查发热多麻烦啊,恐怕进站等候时间更长,聚集的人更多,便觉得不查也挺好。
这天晚上,泰国发现了第二例,武汉通报死亡第二例。
回到北京,事情悄悄地向我们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了。
1月18日星期六,我一觉睡到中午。久违的懒觉实在太幸福,直到先生拉开窗帘叫醒我:“宝宝发烧了,昨天晚上开始的。”
这个时候发烧…… 我心里蹦出“肺炎”两个字。爷爷奶奶也吓坏了,夜里开车去儿童医院,诊断为流感,开始输头孢。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如果是新型肺炎,第一时间未必能正确诊断,也不知道化验结果怎样,有没有拍胸片,平时去医院检查都要哭的小家伙,竟然就要打吊针了……
和孩子视频,他的小脸烧得红红的,看见我就咧开嘴:“妈妈,我要回家。”
我挤出一副假笑道:“吃药和打针,哪个好呀?”
他想了想:“都不好。”
我想哭了。
带过孩子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夜里更难受,大人小孩都没法睡觉。爷爷奶奶从未经历过他发烧,加上肺炎的担忧,每个人都异常紧张。但这种担忧还仅仅只在怕孩子生病的层面,接下来的三天,三度出入医院,三个晚上无眠,直到第四天,20号退烧,才终于放下心来。
在此期间,迎来了重要的1月19日。这天,新增17例确诊,武汉疾控中心记者会,发布会关于肺炎的答记者问。这篇报道是目前为止最长最详细的关于疫情的说明,表示“三站一场”均开始查体温,呼吁市民少去人群聚集处,多通风,并且强调整治各农贸市场,打击贩卖野生动物和禁止销售活禽。
至此,我才终于意识到,战争要打响了。
不安告诉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准备。我找了一家卖口罩的网店,下了两单医用口罩发去武汉。此时快递大多停发了,幸好还有顺丰空运。
这一天的朋友圈里还是浓浓的节日气氛,拜小年是绝对的主题。发红包的、讨论贺岁片的、旅行过年的、晒年会照片和抽奖的…… 虽然觉得有点煞风景,但我还是把发布会内容截图发了朋友圈,委婉地提醒大家:过年别买活杀鸡鸭。只有两个人搭理了我,说自己不回武汉过年了。
因为病例开始在海外发现,有人发问,为什么国内其他城市没有?北大免疫系主任回答:其他城市没有对新病毒做检测,而出境会查发热,所以能查到。这意味着,新病毒其实已经发展到全国,但因为无法检测就没有实锤,没有实锤的事情,没人能说。
窗外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即便是08年雪灾也未曾阻拦过年的脚步。这一次,我不知道将会怎样,也不敢想象会怎样。
这一天,钟南山带专家组到了武汉,大家又觉得“安心了一点”。
1月20日 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车票早已售空也没办法改签,什么都做不了,干脆去庙里拜个佛吧。烧香许愿归来,开始全力大扫除。我没有发烧也没有任何不适,那时候只是庆幸自己没有发烧,绝不会想到,没有症状也会是肺炎感染者。
这一天,北京通报了两例确诊病例。广东确诊一例。新型肺炎已经蔓延。
晚上,白岩松连线了从武汉归来的钟南山,确认有人传人。至此,新型肺炎才引起所有人的重视。焦虑从海鲜和果子狸转到了武汉人身上。
1月21日 我开始担心在武汉的老人孩子,尤其是孩子,刚刚病愈时候非常折腾人,爷爷奶奶怕是已经很累了。
我查看了目前公布的所有病例和死亡信息,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发病日期都在10号以前,一半以上还是去年12月的。从发现到确诊都需要经过十天甚至半个月时间,这意味着,确诊的困难很可能耽误了太多时间,诊断速度远远赶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第二,死亡案例均在60岁以上,没有年轻人。之后陆续发布的确诊病例中,罕见35岁以下者。这说明新肺炎高危人群是老年人,结合死亡案例多有基础疾病来看,也是如此。这一点和SARS不同。
孩子姥姥打电话来,问要不要她去武汉把孩子接到宜昌。我说别,你们才是高危,小娃娃反而比较安全。
武汉市提醒市民,建议大家减少出行。我和先生都有说不出的愧疚感,自己现在很安全,但父母和孩子在危境之中,我们又怎能独善其身。先生说,他买了后天凌晨去武汉的票,至少帮忙照顾孩子,让老人休息一下。我说,要去也是我去,你哪还有更多的假可请。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出不来了。
1月22日,全国各省陆续通报了确诊病例,奇怪的是,湖北省内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地市却没有。姥姥姥爷觉得宜昌特别安全,打电话问爷爷奶奶要不要去宜昌过年。
我的判断得到证实,专家表示,易感人群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者。广东确诊一例10岁病例,姥姥说,你看还是有小孩吧,还是去把孩子接过来。老人家,即使赌上自己的命,也不会让孙子受伤吧。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买了23日去武汉的票,我不想做逃跑的妈妈和女儿。如果武汉危险,就算不回来,至少我可以陪在孩子身边,帮长辈分担工作。
各种恐慌的消息开始转播,医院告急、物资告急、武汉告急。孩子幼儿园老师询问大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说真的,如果是结婚前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怕。但是现在没法不担心。”先生说。我知道他也两难,不回去自己固然安全,但却无法泰然自若。
“你先别忙决定,明天我回去看看再说吧。”临睡前,我这样安慰他,带着深深的不安熄了灯。
1月23日,凌晨3点我被电话吵醒,是姥姥急切的声音:“武汉要封城了,今天十点以前,你赶紧让爷爷奶奶开车把宝宝送出来,我们开车在半路接!”
我以为我在做梦。封城,非典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
下一个瞬间我又陷入矛盾中,社会公德和民族大义敲打着我问:“你有没有良心?!”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老人几天都没睡一个好觉,再半夜起来开车出城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我俩犹豫不决,决定还是先告知武汉的父母。一个电话打过去,孩子爷爷听完消息,疲惫却平静地说:“我们现在就出发。不进宜昌,让姥姥姥爷也开车到半路上接。”
事情变化得太快,龙卷风过境一般,突然间又结束。我似乎都没来得及抓住自己的理智,只剩下本能。我们俩呆坐在床上,焦虑了这么多天,终究还是什么都做不了,反而被四位老人拯救了。心里空荡荡的,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作为子女,都前所未有地无力。作为公民和市民,好像也好不到哪去。
4点钟,武汉宜昌先后出发了。我默默地退了6点钟的火车票。
5点半,两辆车在潜江休息站成功“交接”。
姥爷说:“亲家,干脆一起过来过年吧。”
爷爷说:“不去啦,家里囤了好多菜,这下也没有亲戚来聚餐,还得自己吃啊。”
天亮了,爷爷奶奶开着鄂A牌照返回了武汉,此时的武汉已经不能加油。3小时后,公交禁运,正式封城。
1月24日,最新消息显示,早期症状并非发热咳嗽,不少确诊病例只是感到乏力、胸闷、头晕甚至没有症状。我才意识到,虽然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但自己离开武汉不过7天而已,都未过潜伏期,我应该自己隔离。恐惧、懊悔、紧张洪水般袭来。
今天是年三十,两边父母嘱咐我们:“自己做点好吃的。”于是头一回,我俩一起做了顿简单的团年饭。三个菜一盘饺子摆上桌,拍了照片发给武汉宜昌,就这样团了年。
业主群里,有人在质问物业:别人小区都排查湖北人口了,你们什么时候查?
我和先生看罢面面相觑。我们并没做过错事,却又似乎做错了什么。
现在想想,最后悔的事就是带孩子去了武汉。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到1月15日,身处那个风平浪静的喜庆世界里,我仍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确抉择,不过是被迫着、赶着接受了一场命运。




作者:夏天飞鸟
标题:封城前一周,我把孩子送回了武汉
链接:https://story.hao.360.cn/story/KtLUPxG0LnS6Oj
来源:南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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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武汉问题,看这篇就够了(的确有料)

政事儿New  前天

根据当前不断增长的疫情数据和每日网络上不断爆发的添堵新闻,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武汉疫情)严重性和对国家形象及发展进步的伤害性,或已远远超过所有善良或乐观的底线预期。

疫情可怕,疫情引发的混乱和恐慌更可怕。而最可怕,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和预防的:正处在爬坡和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在此次公共安全危机处理过程中一旦因压力叠加或考量失衡,出现系列性的决策失误和措施不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国家元气的过度损伤。

2020年注定是我们国家、民族和政府的大考之年。这次大考,考验的不仅仅是政府,不仅仅是官员,也包括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心力、智慧和韧劲。

国难当头,形势严峻,时间紧迫,容不得疫情过后再痛定思痛。当下最紧要的就是痛中思痛,在疫情认知预判、危机治理思想、应急管理方法、社会治理结构等层面进行系统的问题梳理和分析思考。


对于疫情的四个基本看法


一、对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不应太过乐观

这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虽是一种变异的新病毒,有许多未知因素,但比照类似引起肺部和呼吸道感染的如1910年东北三省爆发的肺鼠疫、1914年第三波西班牙流感、2003年非典(SARS)等疫情,都有一个相似的时间轨迹:十一月份左右爆发,第二年五月份左右消失,基本持续半年时间左右。

这次武汉疫情的持续时间,最乐观的估计,也基本应该是这样一个规律。目前人类医学对这一类病毒疫情的防治,还处在比较被动状态。期望本次疫情能靠政府意志人为控制,并早早出现拐点,未来有点天真。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趋势图
(时间截至2020年2月7日24时)

这次疫情未来大概率按三个阶段发展:疫情爆发期(11月-2月底)→疫情消退期(3月初-5月底)→疫情过后全面恢复期(6月初-12月底)。

也就是说,这次疫情对中国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影响,至少是一年的时间(半年直接影响,半年间接影响),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无论机构,还是个人,或都应该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做阶段性的应急预案和自救规划。

二、对于疫情造成的伤害,要有充分的预判

就疫情的直接影响而言,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疫情发展趋势,或是非典时期的十倍级伤害,国内最终感染确诊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惊人的5万+规模。

而在疫情未尘埃落定之前,统计的死亡率一不科学,二无意义。这此疫情的致死率低,是因为变异病毒生存策略聪明,而不是我们手段有多英明或高明。

本次疫情对公共卫生和政府财政造成的直接负担和后续诸多后遗症,才是我们应重点关注和深度思考的关键问题。

本次疫情间接造成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几何级的天文数字损失。

仅以旅游业为例,2019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6.5万亿元,平均每天178亿元,按以往旅游业每年20%的复合增长计算,2020年旅游业每天的损失就达到惊人的200亿元。据专家估计,仅是春节季旅游市场的直接损失就超过5000亿(完全冻结)。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一是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全球需求疲软,贸易壁垒、贸易战等),二是当下经济对消费刺激和服务业的依赖度更强,总体预判,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想象,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破5或是大概率事件。

上半年如何有序应对危机,下半年怎样发力恢复经济,或简单依靠以往财政放水,投资拉动的粗放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更体系化的宏观指导,更精细化的政策引导,或是中央和地方都要提前考虑筹划的。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非典疫情16年之后,我们以往自豪甚至有些自满的国家公共卫生建设成就、医学研究进步程度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特别是预案和指挥),并没想象或预期的那样高水平发挥作用,谈不上有什么质的提升。

疫情前期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刻意压制、指挥不当、物资紧缺、调度混乱而造成前线医护人员依然只能用搏命的悲情和无谓的牺牲来硬扛死战,种种被曝光的失误或失败细节,实在令人揪心。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本次疫情的政府不当应对和诸多乱象(官僚作派、特权意识、随意逾矩、乱法胡为),或对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打击,以及当前国家最需要的公民向心力、社会凝聚力的暴击影响,才是最具致命性的。

如何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动辟谣,怎样主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和实操方案来重整局面,也是需要尽快进入领导决策视野的重要议题。

三、对于疫情管控的不力,要换个角度认识

本次疫情发生之后,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7 日,总理亲自来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截止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可遗憾的是,十几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加上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可比照的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主导的相应防灾法规,在一个世纪时间里至少被调整过100次,几乎年年调整),特别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交通网络辐射性、季节/节庆高发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力量主体性等诸多需要应对的复杂因素和时代变量,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虽有演练,却效果差强人意。

非典之后,国内对于公共疫情的防范重心主要着眼于国际输入性疫情(如H1N1流感、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的严防死守,而对于非典(SARS)这样内生性的超强度、超大规模疫情,明显过于乐观,风险预估不足。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湖北省卫健委在2019年上半年军运会期间,与军方刚刚联合举办了“防范到位,预防精确”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防治演练,却在当年年底爆发的武汉疫情时依然举措失当,力不从心。



2019年4月24日—25日,湖北省卫生应急技能竞赛暨军运会省市联合卫生应急演练在丹江口市均县镇举行,应急演练的情景模拟背景为2019年10月15日在武汉天河机场报发现一名沙特籍乘客为疑似MERS病例。

而从目前网络搜集的相关新闻来看,除了湖北武汉外,天津、山东、湖南、浙江等各地近几年的疫情演习,也基本都是针对小规模(病患样本以个为单位)输入性的疫情来做推演的。

武汉疫情爆发后曝光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至今依然救治乏力,物资调配紧张,固然与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的官僚作风和管控不力有关,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依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落伍规划和僵化规定,因过于强调疫情级别划分和城市属地责任,而忽视了一个省、一座城配套的医疗力量、可供调控的社会资源,以及地方政府的应急指挥能力,都远远无法匹配这次特别重大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复杂局面。

总之,本次疫情暴露的本质问题,不能仅仅视为湖北武汉一个地方的个别问题或特殊情况,细细反思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上顶层设计的思考漏洞和治理思想的粗放大意,或更有价值。

四、对于疫情未来的风险,要换个高度审视

短短十六年间,我们向世界连续输出两次特别重大的内发性病毒传染疫情,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细细品品,认真想想,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下一个二十年,或下一个十年内,我们不会再次爆发这样类似的疫情?我们又是否能承受起这样接二连三的重大疫情打击?


2015 年埃博拉爆发后,比尔·盖茨在 TED 做过一次演讲,对人类提出警示:对下一场瘟疫爆发我们还没准备好。

对于未来的疫情预判,除却红线思维和底线思维外,我们也要有极限思维,做最坏的打算:譬如人类疫情和动物疫情叠加爆发怎么办?譬如疫情和自然灾害同时发生怎么办?譬如疫情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怎么办?譬如疫情和战争同时发生怎么办?

对于知之甚少又不可控的流行病毒疫情,我们往往习惯持两种极端的态度:

或是太过乐观,相信科学万能,一眨眼就能把疫苗研制好,国家厉害,一挥手就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或是太过悲观,相信“天命(谴)”或“阴谋论”,总是以粗暴简单的自洽逻辑和诡辩闭环,得出自己愿意相信的结论。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科学,都很有害,是犯了思想幼稚病和情绪巨婴症的典型表现。

静下心来细细梳理一下,非典(SARS)之后,本次疫情(2019-nCoV)之前,国际上还发生了五次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如果再加上2015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可以说突发性高传染的病毒疫情从来就没消停,一直是现代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从国家层面考量,我们或最应该反思和审视三件事情:

一是除了持续加强“外防”输入性疫情力度外,更应该好好想想如何“内控”,以大国担当的勇气风范和现代国家的治理手段,彻底杜绝内生性的特大疫情(肯定不仅仅是禁吃野生动物)。

二是积极吸取国际近十年来疫情不断爆发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强化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国民科学素质,超前谋划,布局防患,准备好以更高效的应急机制、更健康的大国心态、更高级的科学防范、更扎实的应急预案来应对未来变异更强大、传染更可怕的病毒疫情。

三是扎实做好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内国家重大安全风险研究预判和疫情防范训练,同时参照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在9.11事件警示后,从“民族安全”的角度,将“反恐”优先排序的防范思路,结合特殊国情,慎重考量是否需要将“重大疫情”列入影响国家安全的最高排序。

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是连续两次被列入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两次重大人类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的武汉疫情),还是近年来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动物疫情(如2019爆发的非洲猪瘟,以及一直阴魂不散的禽流感),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牵制力和破坏性,对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冲击力和危害性,以及未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远远高于反恐和战争。


疫情当前的六个具体政策建议


除了基本面的宏观判断和系统反思外,聚焦当下,痛中思痛,特以积极的方法论手段和乐观的建设性心态,提出以下可供实操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对国家和地方更好地应对本次疫情有所启发帮助,也期望有抛砖引玉之效,能激发更多、更有意义的专业讨论。

五、宣布国家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1.建议尽快宣布国家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实行三级紧急管制。

我们都很清楚,只有湖北、武汉被快速拯救,这场疫情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对于已是超级重灾区的武汉,乃至整个湖北,要从源头彻底控制疫情,真正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当下除了财政加大拔款,除了中央全力督导,除了媒体监督鼓劲,除了网上口号加油外,武汉千万级市民,湖北103个区县,可能更迫切需要的是全国协力,提供更精准的资源对接和专业支援。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全国疫情战区按疫情严重程度做三级划分:湖北为一级战疫区;浙江、广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为二级战疫区;其他内地省份地区为三级战疫区。各级疫区也可进一步细化,进行重点区域防范和资源调配倾斜,大可不必全国一刀切地地实行一级响应,造成不必要的全民过度恐慌和关键资源占用。

(2)我们日渐意识到,面临疫情日益严峻的扩散形势,与时间赛跑才最最关键。所以现在一定要替湖北地方政府说句话,现在就是中央下再多、再狠的死命令,可仅靠地方政府传统动员模式(全体公务员+社群干部)及落伍的人力传递下沉方式,便是把地方干部们都跑死、累死,也根本无法短时间完成一座千万级规模城市的潜伏病人筛选、说服和收治工作,更何况这是多么专业又危险的事情呀。

(3)建议中央当即立断,尽早对武汉及湖北全省实现紧急状态的特级战时军援(非军管)模式。虽说当下湖北已实行的一级战时状态,可还是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设定的省级指挥规格,说实话,处理百人、千人的疫情规模,这个指挥体系没问题,但面对可能会达到十万级感染的超大疫情,这个指挥体系就一定会出问题,给再多的钱也没用,因为能动员的专业资源和技术力量太少太弱。

湖北当下面临的是超级病毒传染,不是普通自然灾害,以往简单的全民动员模式,面对这样的疫情完全束手无策,更何况湖北全省都是重度疫情沦陷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再次强烈呼吁,尽快抽调国家防化部队最大兵力(一个防化团进驻远远不够),打一场高效的疫情围歼战,利用专业队伍,争分夺秒,尽早帮助武汉完成潜伏病人的收治工作。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办法,当下要特别警惕教条主义,譬如对于“举国之力体制”的矫枉过正,太过强调疫情分级的属地下沉责任,而忽略了防治疫情扩散最重要的是时间窗口。

当下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和潜伏危险性(1天就是半个非典还不严重么)怎么评估都不为过,这是影响未来国运的非常关键历史时期,中央早一小时决断,武汉早一小时启动战时军援模式(专业兵力投放按最高级别),可能就会让千人、万人规避不必要的感染风险,湖北几千万人就会早一时脱离疫情的苦海。

2.建议发扬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硬件建设精神,火速建立国家应急大数据平台和指挥调度中心,强化中央指挥力度和统筹调控手段。

与2003 年非典时期相比,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立马做到信息透明,调度平衡,监控到位。这个软件应急工程建设,目前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只需适度授权,效果立竿见影。具体思路如下:

(1)充分利用中国互联网技术、平台优势和发达的物流、电商的数据化信息优势及专业化的效率优势,从阿里、腾讯、京东、滴滴、美团、顺丰、每日优鲜、多点、壹米滴答等优秀企业抽调高级别公司高管和互联网技术专家,联合作战,快速架构,高效部署。

(2)统一技术路线,规范API开放端口,厘清平台衔接流程,快速组建四大应急大数据智慧调度平台:应急大数据指挥平台、应急物流指挥平台、应急物资保障(电商)平台、应急城市交通指挥平台。利用新技术力量和大数据红利,做到关键数据高效汇总、应急物资精准投放和城市紧急交通调度,用大数据辅助中央政府决策,提升疫情指挥效率,帮助国家和人民度过难关。

(3)同步建立慈善大数据监管子平台,做到慈善款项支出明细,定向捐赠物资流向,慈善物资质量保障(合规企业厂家直供)的全时、全链、全网、全方位监管,最大限度杜绝管理乱象和人性黑洞,不辜负全国人民期望,让每一点滴的爱心,都能滋润到最需要帮助的人和地方。

(4) 所有支援应急大数据中心的爱心企业,相关付出和资源投入,原则上当下先不予以直接财政补贴,但帐算清,疫后可对冲相应的免税或减税优惠。

3.对湖北和武汉实行关键物资和医疗资源的大幅倾斜,协全国、全民、全军之力,探索一条全新的“政、商、军、警、民”联动的国家应急救援体制。

(1)在医疗人员和关键物资配给方面,按非典经验的十倍级筹划。譬如援鄂的医疗人员按1-1.5万名、应急车辆按1000-2000辆,方舱医院按4万+床位(武汉2万+,孝感5000+,黄冈5000+,其他城市按2000+规模集中收治,部分人口感染少的城市,可跨省区调拔,如恩施地区可调拔重庆收治,不要造成公共资源的无谓浪费),专业治疗医院按1万+床位来做计划调度。

一切应急人员和物资调度,要本着人性人道、公正高效的原则来。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目前已被改造为江汉方舱医院,分为两层楼,共 1800 张床位

(2)应急车辆调度,除了军车外,可最大限度调物流企业和民间车辆。通过线上大数据统一调度/监管,线下军方负责司机培训、车辆维修和防疫管治,交通部门负责绿色应急通网络畅通,地方交警负责城市应急交通管制,多方配合,深度磨合,全力打造一个准战时的高效运转应急交通网络体系。

必要时也可依法合规征用、租赁企业货运飞机、私人直升飞机、航空公司专业货柜等高效交通工具,甚至可按时间段征用公共交通如城市地铁,在下半夜营业停用时段,开设特别专列,实现紧急物资和专业人员的高效城市调配和集散。

(3)多难不能兴邦,但灾难不可避免时,就要有“化”难兴邦的勇气和智慧。譬如完全可以把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当作一次大练兵来对待。可参照越战经验,以“轮战”模式,轮流派调各个战区、各个军种、各个地方公立医院的医护队伍来一线参加战“疫”,进行实战锻炼,交流防治心得,学习先进技术,增加治疗经验。

六、人性尺度关爱医护人员

年仅35岁的李文亮医生,因奋战一线不幸感染而去世,这样的消息着实让人心痛,这样的悲剧我们也不希望一二再的发生。

愿逝者安息,也请让生者安心,对于那些还在一线逆行战斗、英勇奉献的医护人员,请给予不能再迟,也不能再少的人性关爱尺度和温度。

首先必须死守红线,强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物资储备。要有美军现代战争“零伤亡(感染)”的战术极致追求,要在乎每一个冲锋在前的白衣卫士的健康权益,以及相应的尊严、痛苦、委屈和奉献,不能把一些无谓的牺牲和不必的痛苦都当作宏大叙事中理所当然的代价。

其次,尽快增加医护支援人员计划储备,尽快实行医护人员轮岗/轮休制度。必要时采取半强制措施,领导顶上,党员顶上,然后是所有医护人员轮流跟着上,都是爹妈生的,都是父母,都是孩子,都是人,就如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强调的那样:“不能欺负老实人”。

因为应急管理指挥的粗放和混乱,过于消耗那些能力优秀且有奉献精神白衣天使的心力、健康,甚至是生命,无疑是对国家最宝贵精神财富的最大伤害。

再者,对于参战一线的医护人员,建议给予更优厚的物质补偿和更高规格的精神奖励。除了国家层面的奖励外,我期望全社会也能给予他们一些荣誉层面的小小特权,譬如一些景区对他们免门票,譬如乘座高铁、飞机时,方便时可给予升舱优惠,譬如子女上学或个人进修时给予一定学费减免。

若再进一步,国家或爱心企业成立中华英雄慈善基金,对那些为疫情战斗、公共利益而奉献牺牲的英雄及家属,提供持续且系统的人道支持就更好了。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全社会形成一种热爱英雄、尊重英雄、回报英雄的正能量氛围。

此外,对于坚守公共岗位、志愿岗位、民生岗位、特殊岗位的其他一线战斗人员,也请给予充分的安全保障和人道关怀。譬如交警、武警、解放军战士,譬如社区干部,譬如志愿者,譬如公交司机,譬如外卖员,譬如清洁工,当然也包括奋战一线的政府公务人员,都是爹妈生的,也都有权利被关爱。

谁也不应该被忽视,被奉献,被牺牲。

七、重新引导国家精神风气

疫情非常时期,有三种声音特别值得深思:

一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外交部发言人讲话,不知是过度紧张,还是太过敏感,其外交话术辞令太过生硬,批评过于直接,缺乏泱泱大国应有的包容气度和自信风范。

譬如批评美国闭馆撤侨,就很不得体,一是国际惯例,人家爱护自己的公民有什么错?二是武汉医疗资源那么紧张,人家撤离,不以超公民待遇挤占公卫生资源,就是不给中国政府增加负担,又有什么错?在谈及“美国至今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时,也是一脸不高兴、十分不满意,非常不符合外交礼仪。

如果当时表达婉转,说中美关系正向良好方向发展,面对超级病毒疫情这样的世界公敌,一定要全球协力,同舟共济,共同应对。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一定会对中国人民提供积极且必要的援助,同时例举出美国企业已经援助若干资金,则是多么漂亮得体的回应。

而在谈及“美国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的旅游限制”,应以外交辞令深表遗憾即可,但非要说“不停地制造和散发谣言引起恐慌”,就过于情绪化和阴谋论了。

作为传达国家气质和气度的形象窗口,外交部也好,官方媒体也好,不建议动不动就以国家名名义去抗议,我们没那么脆弱,也没必要那么敏感。

我们的外交人员也不需要常常一脸严肃,给人容易生气,还是哄不好的那种。大气些、从容点,多点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多些阳光心态,多些幽默谈笑,岂不更好?

接下来我们一是要应对疫情挑战,需要团结更多力量,集全球之力加快疫苗研制进度,二是要加强经济协作,需要争取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理解和支持,在国际协议层面、国际协作层面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这也都需要我们的外交人员和各级官员,遵照国际通行的交流原则和共情话术,学会平等对话,学会好好说话,以求最大限度争取国际支援。

民族自尊和国家自信,真不是一定就要摆出“我们厉害着呢,可以没朋友”的强大心理姿态。

第二种值得深思的声音是一些政府官员出席新闻发会时的讲话。

发布会期间通篇不敢脱稿,对媒体质询视而不见或答非所问,甚至连漂亮的套话和鼓劲的官话都不会说。官员们不讲真话,不说实话,不将心比心说些共情的话,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所顾忌,害怕问责或能理解,但不讲策略技巧,不做必要调研准备,近乎无耻的坦然沉默,实在是夷匪所思。是什么窒息了官员心理健康,是什么压制了官场人性活力,真是值得沉思。

如何重塑新时代政府官员精神面貌,提振民心,收拢民意,也真是应该尽快提到干部能力建设的议事日程上。

一个小的改进建议:以后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应遵照国际惯例站着讲,不要坐着,站着讲精神,也能有效防止讲太多废话。而且这个小小的改革,还有助减少官员“官老爷”的特权意识,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第三种值得深思的声音是网络上群议汹汹的民间舆论。

以双微(微博和微信)为例。

微博上年轻人和低文化群体居多,整体传播的声音是情绪太过激烈,总是容易炸,集体围观叫骂是情绪常态,但转瞬之间又特别容易感动,喜欢转发点赞喊加油,容易感动得热泪盈眶,总之就是思考太浅,情绪太满,浮躁、糊涂、混乱、跟风,集体人格极不稳定。别嘲笑,我们年轻时都这样。

微信上则以成年人居多,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扎堆,信息含量大,知识维度多,思考也相对深些,分析或有理有据,表达或俏皮精妙,但传达的思想情绪多以冷嘲、虚无、无力、鸡贼、悲观为主,也往往容易陷入逻辑自洽的闭环思考和琐碎认知中不可自拔。总之就是爱讲理,常有理,但批评能力过剩,建设想法不足。

就民意而言,无论微博上阳光却刺眼的集体情绪,还是微信上深沉却抑郁的群体认知,都值得认真对待,也需要积极引导,但更重要的是营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社会治理环境和国家建设氛围。

每一位公民都能明显感觉讲话有人听,力气有处使,问题有人管,气先顺了,心就平了,自然社会就会少很多戾气,国民的精神状态自然也会振奋起来,阳光起来。

总之,听话要听音,看人要看心,一个国家的精气神,或是真要从先学会说话开始。

大家都爱讲真话,能说实话,不用你弯弯绕,不用他细细品,大家都能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积极建言献策,积极些,认真些,勇敢些,自然一切都会好起来。

当下网络太多无谓的争论,太多浮躁的喧嚣,并非国民素质差,也非民意的割裂,而是普遍对真象的焦灼和改变的无力。

让大家都能看到希望,看清方向,这些喧嚣声音背后正在奉献、苦干的沉默大多数,不断膨胀的抑郁之气才能健康消解,国家和国民精神面貌才会大为改观。

泱泱大国,堂堂君子,谁会不爱呢?

八、全力改进领导工作作风

应对疫情危机过程中,让公众最不满意的恐怕就是政府官员的应对能力和管理水平了。

除了令人气愤的官僚主义作风外,其实更应关注政府官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方法论严重缺失的问题。

在这次战疫过程中,媒体已报道多起地方公务人员以身殉职事件,多是累死的。事实求是地讲,绝大部分基层干部非常辛苦,也是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的最直接受害者。

本次疫情从政府响应速度来看一点都不慢,也不能说各级领导不重视,但关键是意识到位、文件到位、人也到位,可就是方法不到位,只能说狠话,干着急,使蛮力。

领导再好的讲话精神,也只是会会强调,层层下压,在基层造成许多粗暴、混乱、过激、非法且无效的高压管制(譬如封路、譬如封门),最后管治效果也很低效,甚至适得其反,造成更加尴尬且不利的局面。

究其原因,很多很多,直接说改进建议吧。

1.改进官员选拔机制。我们当下的干部培养,基本就是体制内层层历炼,好处是熟悉流程,队伍稳定,坏处是干部们只会有样学样,积累的经验也往往局限于体制内的经验套路,加上学习能力和好学精神,又难以与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干部相比,所以很难有突破创新之举。

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和面临复杂局面时,往往外行领导内行,因专业能力和行业经验的缺失,特别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和不必要的损失。

社会要顺利转型,国家要高质量发展,建议先从优化和调整干部结构开始。譬如从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里选拔优秀人才培养,鼓励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企业家跳级跨界,为传统的官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同时要划几条红线:
一是不鼓励官员在职读博,搞职称;
二是专业领域(如院校、医院、科研单位等)领导干部选拔,坚持不可逆的单向选拔机制,即专业领域干部可向其他非专业行政单位或岗位流动,但非专业行政干部不能向专业领域流动;
三是建立严格的官员规避机制,譬如三代亲属或直接师生关系,不得在同一单位、同一区域任职。

现在许多管理乱象和特权泛滥,俱是由此而来,科研夫妻店,机关父子档,院校师生亲带来的不良影响,已是触目惊心,需要抓紧整治。

2.细化政府指导体系。当下政府官员的管理套路基本是三板斧:视察,讲话,批字(拔钱)。在宏观指导上往往高度有,深度有,密度有,但就是缺具体措施和专业指导,也就容易造成会议贯彻会议,文件指导文件的尴尬局面。

建议政府提倡以工程思维细化文件指导内容,譬如多画流程图表,多填数据表格、多列办法清单,同时提倡一页纸汇报制度,让整个政府的信息流通和执行落地尽快标准化、数据化、专业化,才是重点,才是王道。

以黄冈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新闻事件为例,这个唐主任固然水平不足,但若上级主管部门,早早就下发具体指导文件,明确以什么标准筛选定点医院,收治能力如何评估,核酸检测试剂何时到位,如何指导检测等,唐主任也就不会那么慌乱茫然。

另,中央督查组的督查水平也应该更专业些,仅仅以粗暴质询和媒体曝光的方式施压,说实话对地方干部有些不公平。派驻中央督查组真不如派专家支援组更好,因为地方最需要的是专业贴心的指导,而不是盛气凌人的指点。

九、加速升级社会治理体系

本次疫情危机还暴露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盾: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接极不顺畅,也不匹配。

譬如企业也好,公众也好,对本次疫情的援助都很积极热心,但问题是支援物资高效送到了,却因政府的低效分配能力,一直卡着发不出去。

政府当下依旧遵循“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希望一切都由政府主导。

这个“举国之力”管理体制,在物资困乏、经济、信息不发达时期或很有用,也很高效,但在互联网时代就显得效率极其低下。

以舆论风暴眼中的湖北红十字会为例,在慈善物资发放中,还按传统的人工填表方式汇总需求,再按领导评估分配,然后通知领取,最后以单位介绍信来核查验证,工作流程不能说不严谨,工作节奏可以说达到了能力和人力的极限。

可网友为什么还极不满意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的高效和便利。

医院方面频频告急,网友们围观叫骂,记者不断查访,湖北红十字会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公关危机,于是漩涡中的人都满腹委屈,都在极度情绪化中自说自话,从而让事件真相远离,矛盾激化了,但问题没得到根本的解决。




我们需要聚焦关注的矛盾是:

一方面“大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管理机制已不高效,甚至力不从心;

一方面“小社会”早已悄然演化为“大社会”,无论人才、资金,还是技术、工具,社会或民间力量(以大平台企业为代表)已经非常强大,互联网技术加持的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也特别容易一体化高效运作。以湖北红十字会分配物资为例,他们辛苦、纠结,忙了几天都没干好的事,随便交给一家专业物流企业,就是分分秒秒的事,而且高效、精准、可控。

可遗憾的是,民间潜伏的多股专业力量,一直没被充分激活,更没有和政府的社会治理高度融合,从而造成当下大家都觉得尴尬又着急的现象:政府很忙但力不从心,民间力量闲置但也只能干着急。

关键问题分析清楚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就显得如丝一般顺滑:

政府要学会适度分权,学会和民间力量,共建共享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学会节制领导欲望,不必事事主导,不必事事指导,许多公共事务,如何监督到位才是政府最应该操心的。

以慈善事业为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慈善事业是国家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贞操带,而不能是某些政绩或个人的遮羞布。慈善一旦被亵渎或玩弄,国民诚信肌理必然会大面积溃烂。最近新闻报道说多个老人捐钱抗疫,把钱捐到派出所,想来真有些伤感,民众捐款无门是为何?是不认?还是不信?



1月31日,一位名叫周世昔的古稀老人前往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凤凰镇派出所,为抗“疫”捐助1000元爱心善款。

无论如何,中国的慈善体制亟待校正升级,具体改进建议如下:

1.放弃慈善垄断。调整慈善事业结构,鼓励民间力量办慈善,并在资质申请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官办慈善组织和国际慈善组织,都要控制在一定比例。

2.修改慈善法规。强调特殊国情而降低慈善监管水平是毫无道理的,一定要按照国际成熟经验修订增补相关管理条例,强制信息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建立高级别监管机制,在人大和政协分别增设慈善委员会,人大侧重立法层面,政协侧重监督层面。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等官办慈善组织建议退出政府体制,杜绝慈善特权滋生的各种腐败和民心塌方。

3.建立国家慈善/公益大数据中心,专业大数据公司托管,政协慈善委员会监管。在立法层面,引导宗教组织、上市公司、大企业的公益基金、社会责任报告以及明星、企业家的个人慈善,统一纳入大监管体系;鼓励成立企业级、协会级、自组织(记者协会、医师协会、科学家协会、工程师协会)级的民间公益智库和专业志愿者人才库。

4.鼓励企业、公民多献爱心,多做慈善,向日本学习,在慈善管理细节上要贴心到位。譬如企业或个人的捐款抵税,一定要高效、智能、便捷,同时每年要给捐款的企业和个人,邮寄感谢信和荣誉证书(电子版)。

5.鼓励中国企业根据企业优势和行业特点,建立专业的公益组织和应急志愿服务团队。譬如顺丰可建立紧急物资航空志愿团;淘宝、京东可建立紧急物资公益数据库和虚拟仓库;抖音、优酷、B站等视频平台可建立公益频道,打造一些高质量的公益节目;微博、微信可建立慈善/公益舆论大数据观察平台,每年出一些公益数据分析报告;总之,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献爱心亦是如此。

6.大企业家向比尔·盖茨学习,成立高水平,有国际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鼓励把爱心送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正能量。

十、全面改造宣传引导机制

由武汉疫情引发的舆论风暴,烈度之强,范围之广,触动之深或将是载入中国史册的大事件。湖北省、武汉市两级政府主官遭受网上口水冲击,举世罕见,特别是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感染去逝引发的新一轮舆论风暴和情绪抗议,屡次突破互联网传播峰值。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1986-2020)

宣传部门承受着前所未有之压力,他们沮丧地发现:以往公安约谈、官媒辟谣、文章封杀、平台查禁等以堵为主的强势管控手段,统统失效;而为舒缓舆论压力,又采用新闻发布会直播、媒体团一线督查、省长市长道歉、官员问责查办、官网向逝者致敬等“疏”的手法,降压效果也不明显。

究其原因,“堵”得不得人心,“疏”得很不走心都是问题表象,要从根本上扭转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引导困境,恐怕需要一些直击民心的大招,尽快打开民意的降压阀。具体建议如下:

1.允许批评。与其让网友失控责骂造成不健康的舆论压力,真不如官媒主动释压,正确引导舆论走向。

譬如人民日报、新华社恢复刊登针贬时弊的“讽刺与幽默”文章或漫画,且强制保持一定版面比例的批评作品或反思文章;中央电视台继续开设类似“实话实说”讲真话、说实话的批评栏目;

譬如允许有几个硬骨头或刺儿头的独立媒体存在;允许并保护一批有操守的独立调查记者存在;

譬如尊重电影导演、小众音乐家、艺术家的自由创作,不要随意干涉艺术创作;

譬如允许科研团体、学术组织实行有限自治和适度自我管理,靠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束约和自我净化来让知识分子群体找回体面和尊严。

总之,就是理解,尊重并主动为各个阶层的公民提供情绪疏导的公共发泄口。

我们受过十年只准说假大空套话、不让说真话、实话的憋屈日子,大家在骨子里警惕并反感这个。年轻一代可能更反感,他们也更有反叛精神。

2.放开讨论。中国当下需要认真讨论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一些关乎国计民生(教育、科研、医疗)和国运走向(学术自治、体制改革、中医存废)的重大国策,都应该允许被讨论。当然,具体政策建议或法规层面的细枝末节,也更有讨论价值,而要引导正确方向,提升讨论质量,杜绝胡乱吵架,就必须设计合理的讨论机制和精细的方法手段。

譬如当下民众对信息的获取,高度依赖网络,那就不妨顺势在网络上设立线上两会,大胆实践一下线上民主,投票选举线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由他们代表各地、各行、各界网民向政府递交提案。

民间有智慧,网上存真理,十四亿人的中国,再多出几千人的人民代表在线上议政,又不用多花纳税人的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开会,既是合情合理的民心工程,也是合规合算的制度创新。

3.科学宣导。在我们这个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仅有8.47%(2018年中国科协调查数据)的国度,宣传不但是一个技术活,也应该是一个艺术活。

在公民科学素质比例方面,与美国28%(2018),加拿大 42%(2014年),瑞典35%(2005年)的数据相比,我们差距甚远。疫情期间报道的各地奇葩传染事件,或故意乱吐口水,或感染了还开出租车接客,或感染后还四处走亲访友,喝酒划拳.....已充分说明科盲的无知和可怕。

面对“十个就有九个是科盲”的宣传受众现状,我们最应该采取“弹钢琴”的手法,探索并不断改进宣传和报道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群体,灵活采用多样宣传策略,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或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正确的科学理念。譬如在农村或城市老社区,拉条幅、说狠话可能效果不错;对于年轻的受众,或用漫画传单、科普小视频效果更佳。

为使宣传和推广效果最大化,我们还要学会善用流量明星和娱乐偶像的传播力量。譬如可聘请肖战、易烊千玺、岳云鹏、杨紫等公共形象良好的艺人担任公共卫生形象大使,请他们拍些科普短片,示范如何正确使用口罩或如何正确洗手,其推广的效果要远比请钟南山院士亲自示范会更好。

还有一些不良的宣传倾向值得警惕:

一种是懒汉思想,无论什么事都要找钟南山采访,一句话就能采写一篇新闻;

一种是新闻投机,譬如报道上海药物所发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记者稍有医学常识或科学素养,就不应该相信,甚至连基本的新闻操守都没有,也不交叉采访论证就喜滋滋发布,这样的记者不是蠢就是坏;

一种是刻意引导,譬如许多记者总爱人为制造乐观,不是疫情拐点就是新药见效,害得专家们还要接受二次采访,或直接线上推文,四处辟谣。

这些媒体乱象不但说明宣传部门以往依赖的舆论引领人——传统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十分堪忧,而且也显示出传统媒体专业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

那么,如何改造传统官办媒体,又如何团结好、利用好丁香医生、果壳网等民间专业知识科普平台的公益力量,则是宣传部门要认真思考的又一个重大改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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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21:43 | 显示全部楼层
建议用大数据发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密切接触者
邹思维
密切接触者是指与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非典型肺炎、猪流感……)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有直接居住生活在一起的成员。包括办公室的同事,学校里一个班级的学生及班主任老师,同一教室、宿舍的同事、同学,同机的乘客等。以及其它形式的直接接触者包括病毒病人的陪护、乘出租车、乘电梯等直接接触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情况由卫生防疫人员综合评定确定的接触者史,以及其它形式的直接接触者,就是指14天内曾与病毒的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有过共同的生活或工作的人。
从以上定义可以知道,如果可以第一时间锁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阻断病毒的传播,大幅度减少感染者。
笔者查询了一下,密切接触者一般分6类:
1.与确诊或疑似病人一起居住、工作或学习的人员。
2.看望确诊或疑似病人时未进行必要防护的人员。
3.与确诊人员同病房的人员或陪伴人员。
以上3类人员,都属于和患者的强关系,比较容易快速找到。



















4.与确诊人员共同乘坐同一交通工具且有着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这样的人员也是密切接触者,而且感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包括飞机、火车、乘电梯等密闭空间。
5.与确诊或疑似人员共同用餐的人员。
6.其他和被确诊的人员近距离接触的,比如超市购物排队付钱时。在电影院看电影,在咖啡馆喝咖啡等。
4到6类密切接触者,和患者不认识,无关系。在过去,很难找到他们。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所有人的行为几乎都会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上进行数据留痕,这就为及时、快速找到他们提供了可能性。
每一个确诊患者同时也是一个手机用户,移动运营商,包括移动、电信、联通,还有百度、高德地图都掌握了用户的出行轨迹数据,这个用户什么时候去了哪儿,又从哪儿到哪儿,这些轨迹数据都是可以掌握的。
由此,笔者建议:
第一,各地卫健委将每一个确诊患者的所有手机号提供给移动、电信、联通,还有百度、高德地图,请这五大公司对这些手机号的出行轨迹进行分析。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非技术障碍,这种对手机出行轨迹进行分析的一般是公安部门追踪犯罪嫌疑人时才能采取的非常手段,所以,需要从制度创新上突破,由国家有关部门快速决定,授权这五大公司进行分析。


第二,如果能拿到这些确诊患者的出行轨迹数据,就可以对确诊患者(甚至包括疑似病例)进行人物行为轨迹画像。如何找到和他接触过的他并不认识的陌生人呢?因为移动定位精准度只能是100米范围内,所以无法识别其他的用户究竟距离他1米,还是100米。1米是危险的,100米是安全的。
第三,那如何进一步缩小范围,找到密切接触者呢?我们再加上一个新的条件,就是移动支付数据。因为移动支付数据包含时间、地点,并可以比较和其他用户的位置远近。
比如,张三是北京第30位确诊患者。他有武汉出差史,他在确诊之前,先从武汉坐飞机到天津,然后从天津坐动车回北京,第二天他先用滴滴打车从家去了北京朝阳大悦城,然后坐电梯到8楼金逸国际影城,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步行去9楼,吃了一顿唐宫海鲜,然后去一楼星巴克和一个朋友喝咖啡聊天,然后陪朋友去三楼买了一件西服,然后去了地下一楼永旺超市采购年货,最后打车回家。
沿着他的移动轨迹,我们来分析一下,坐飞机、动车都是实名制,很容易找到其他密切接触者。
滴滴打车,可以通过滴滴公司的后台数据,找到他的司机,以及司机之后拉的所有乘客。
他进电梯时,通过每一层电梯外及里面的摄像头,采集到他及他旁边人的人脸数据。卫健委可以和公安部门做一个合作,把他及周边的人虚拟为犯罪分子,进行人脸识别,找寻到他5米范围内的其他人,再通过人脸识别,匹配到联系方式。
他通过微信支付,在猫眼购票网站里购买了金逸国际影城的两张票。通过猫眼后台及其他购票网站,可以查询到同一时间,在电影院的其他观众,以及下一场的观众。甚至可以精准定位他前后5排的每一个人。
他去唐宫海鲜吃饭,支付宝有优惠,于是,他用支付宝付费。在支付宝的后台,可以找到他买单前后1小时的所有其他用户的数据,同理,还可以从微信支付、银联支付的数据后台,找到和他同在唐宫海鲜(大悦城店)同一时段买过单的用户。同理,还可以找到他在星巴克(大悦城)消费时,和他同一时段的其他买过单的用户。因为在永旺超市排队结账时,人和人距离比较近,是比较容易感染的场景。通过他的支付数据,可以找到距离他最近的前后10名买单用户及收银员。
这样,卫健委联合公安部门,基于张三的出行轨迹数据,尽可能找到其他同样留下数据痕迹的疑似密切接触者,短信通知他们做好防护工作,如果他们及家人出现乏力、发热、干咳等症状,需要马上戴上口罩到附近的定点医院就医。
以上是找寻密切接触者的第一条路径,已经知道患者的信息,然后主动去找密切接触者。



















此外,还有第二条路径,守株待兔。可以开发一个微信小程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密切接触者比对系统》,将所有确诊患者发病前15日的出行轨迹数据导入比对系统,包括这个患者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待了多久,然后又去了什么地点,待了多久。
然后将这个微信小程序通过微信里的腾讯新闻发送给11亿微信用户。
这样,每一个微信用户,可以进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密切接触者比对系统》小程序,先选择城市,再输入自己过去14天去过的公共场所、尤其是相对封闭的场所、餐厅、电影院等。
比如,李四在北京。虽然他没去过武汉,身边也没有人去过武汉,但是,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人传人的。他想看看,自己近期去过的地方有没有出现过确诊患者。于是,他在小程序里输入朝阳大悦城,发现过去15天,曾经有两个确诊患者曾经去过朝阳大悦城。朝阳大悦城每天人流量接近10万,感染可能性很小。
他进一步输入西贝莜面村,发现没有确诊患者去过朝阳大悦城的西贝莜面村,也没有去过北京其他地方的西贝莜面村,他觉得很安心。
接下来,他输入星巴克,发现曾经有一个确诊患者去过星巴克,而且地址是朝阳大悦城的星巴克。李四心里一惊,自己前几天刚刚去过朝阳大悦城的星巴克。然后,他查了一下患者在星巴克的时段是2020年1月20日14:00到15:30。李四记得自己1月20日下午也在星巴克,他调出自己的微信支付数据,自己买单的时间是15:10分。李四瞬间明白了,自己也是密切接触者,联想到自己最近有乏力,干咳的症状。于是他马上带上口罩开车去朝阳医院。
同样,王五1月20日下午也在星巴克,他查询到曾经有一个确诊患者和他同一时段去过星巴克。不过,他观察了一下,自己并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于是,他在家里自我隔离了14天,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之后遂解除了隔离。
所以,除了常规的医学方式、政府机构入户排查,我们同时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进行密切接触者和疑似病例的排查,形成由上(政府、医院)至下(民间)、自下(民间)向上(医院)的双轨排查、确诊,给公众更多地自身防护的参与性,也利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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