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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有什么用?可不光是看地图 2020-11-24 08:00
地理学是人类认识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应对粮食生产、交通障碍、资源匮乏、气候变迁等一系列生存难题不可或缺的手段。今天,海平面上升、森林过度砍伐、物种灭绝、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等挑战日益严峻,地理学的意义愈发凸显。 本期微信为大家推荐新书《地理学为什么重要》,该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方法、学科意义和价值,梳理了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地理学的大门。 地理学思维的魅力与力量 自从早期人类在泥土上画出原始地图以来,对地理 思维的求索一直帮助人们理解周围的世界。对地表组织 和特征的系统评价,使早期学者能够发现世界是圆的;还为聚落选址、作物种植和资源勘探提供有用的见解;促进了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并且,就字面意义上来说, 帮助人类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地理学思维的日益进步,使人们得以探索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推进了对人类与生物物理世界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与许多知识体系一 样,地理学的作用有时也会从积极滑向消极:贪婪的殖民主义拥趸利用地理学知识,盘剥百姓,掠取自然。不过,若缺乏地理学的见识,我们亦将无法理解世界组织的方式,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对地理思维的求索源于人类对别处的好奇心。随着地表的基本性质越来越为人所知,人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地理格局所暗含的信息上,例如:大陆构造与地貌空间分布揭示了怎样的板块构造运动;政区边界的设置如何影响资源的获取;城市结构如何塑造人类活动模式;以及诊所、杂货店的位置对不同社区的利弊影响。 地理分布是常变的——城市扩张、迁居新址、河流改道、社区邻里变迁带来的复杂经济变化——因此,对地理学思维的探索也从未停止。事实上,由于地表正在上演的地理变化的速度与程度愈发剧烈,这种探索的重 要性也与日俱增。海平面上升;大量物种面临灭绝;城市规模与人口激增;远距离交互方式的重构;人们以亘古未有的速度在地表穿梭;史无前例的人口涌入环境脆弱的地方;地区间的不平等以骇人的速度升级。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提请人们注意这些变化对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哈尔 · 莫尼(Hal Mooney)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地理学家的时代”:地理学,这门长期关注地表空间组织与物质特性变化,关注人地关系的常规学科,正愈发成为科学与社会的中心。 人们认识到,在描述、划分和分析各种现象时,地图和其他种类的地理信息的使用正日益普及,地理学在当代的极端重要性也日渐清晰。地理信息系统(GIS),现已成为从应急指挥到路径追踪等万事万物的基本工具。全球定位系统(GPS)和电子地图,已成为世界上富裕地区大多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伴随并推动这些趋势的,是许多政府和社会机构在信息管理方式上的巨大变革。直到不久以前,世界上大多数的信息仍是按照主题,分门别类地组织的;而现在的主要趋势,则是通过位置或地理空间坐标(精确的经纬度数据)来组织信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们对地理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加,许多科研人员和学者都在不断接受地理学的方法和工具,这并不奇怪。试举几例: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利用地理学的技术制图,以分析物种分布;社会学家愈发热衷于将不同地方间的差异作为其研究社会过程的基础;新兴的法学和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正迅速发展;地理考古学、地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愈发引人关注;人文学者则将注意力转向人们的地方感,关注地方感对人类思考自我与他人关系方式的重要意义。 尽管有上述进展,但加强地理学思维的愿景也是为了避免公众对这一学科产生过大的误解。许多人把地理学等同于对地点或实际位置的简单记忆——某地在哪里,有什么明显特征。了解这些事情确有一定价值,能使人们掌握地表的基本特征,并将自己同别处、别人联系起来。然而,若地理学的主要问题仅在于知晓某些地理事实,那它将是多么的肤浅——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位置和地理事实的问题仅需 30 秒就能在互联网上得到解答。 当然,地理学绝非如此。现代地理学的核心,是研究地球表面的格局与特征,研究地表现象的空间组织、塑造其特征的人地交互系统,以及地球表面地方与区域构成的性质与意义。 地理学的视角和工具,揭示了事情发生的地点、为何在此地发生,以及地理环境如何影响自然与人文过程。作为此工作的一个环节,地理学家潜心研究地表的空间组织,反复思索对位置、格局和分布(譬如干旱格局、疾病集聚、族群分布等)的研究究竟可以揭示什么。他们思索不同的过程如何结合起来,创造出独特的空间、地方和区域,创造出一个没有任何两处地方完全相同的世界。他们研究这些独特的空间、地方和区域如何产生出特殊的地理背景——自然的与社会的、 物质的与想象的——反映并塑造地球表面的发展变迁。以上着重叙述的各领域之间,多有交叉重叠之处,但无论切入点是什么,地理学始终关注的是空间差异的本质与意义,它有时也被表述为“在哪里—为什么”(why of where);关注的是具体地方的事态对环境、社会与人地 关系的影响;以及发生地对事件本身的影响。 鉴于这种智识取向,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包罗万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冰川移动到移民模式,从森林害虫扩散到民族与政治格局的关系,从人的地方感到催生都市壁垒的驱动力(譬如,社会与阶级偏见、贷款机构与地产商的所作所为、绅士化压力)。由此可见,我们最好将地理学理解为由一系列共同观点结合而成的学科,而不是有某个特定研究主题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这种取向使地理学与历史学展现出更多相似之处。历史学家的工作同样无所不包,从古代波斯帝国的扩张,到 20 世纪中期德国的“客籍劳工”计划。将历史学家们联系在 一起的不是某个主题,而是一种对理解人类历史演变及 其当代影响的兴趣。对地理学而言,即是对构成我们星 球的格局、环境与地方的兴趣——它们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认识它们,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与自然。 地理学的历史渊源 想要了解地理学的特点,需要知晓学科的相关思想与观点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切人类社会,都曾试图以我们现在常说的“地理学”的方式探索周围环境,但是“地理学”(geography)这个术语本身,以及它在当 今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惯常实践,是一个常规的知识分支 的产物,其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语(geo 即古希腊语“大地”;graphy 即古希腊语动词“书写”)。当 2000 年前的希腊探险家踏出乡关,沿着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旅行, 进而前往更遥远的地方时,他们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壮阔河流,闻所未闻的草木植被,以及语言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人群。他们制作地图,以表示这些涉足之地,并记下 沿途所见所闻的事物。不过,他们不仅对登记地表事物感兴趣,而且还道出了地理学的问题。为什么某些植物 出现在甲地而不是乙地?为什么有些河流年年泛滥,有些却不是?各地风俗为何不同?哪些选址具有发展城市 的战略优势?解决这些疑问,使古希腊人得以对生物与文化特征扩散、降水与河流特征的关系、作为行星的地球性质,以及不同聚落点选址的优劣等问题,有了一番基本的了解。 地理学的知识并不总服务于善良的意愿,它还为帝国的征服与扩张提供方便之门。但是很明显,对于希腊人来说,地理学不仅仅是罗列出的地方事实;地理学更是一门学问,通过对感知到的人文与自然格局、地方与环境背景进行细致分类和分析,帮助人们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这种对地理学的理解历久弥新。古罗马人利用希腊人的思想,组织并治理他们不断扩张的帝国。罗马衰亡后, 波斯和阿拉伯地理学家继承了西方地理学的衣钵,改进了经纬度的算法,增进了对当时已知世界的结构与特征的了 解。对地理学的常规研究,在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重回欧洲的核心地带,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兴起。 西方地理学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地理认识精细化趋势的出现是同步的,最明显的是在中国。然而,欧洲的殖民进程确保了西方传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可以肯定的是,地理学的实践往往被机械性的因素所束缚;大多数以调查为基础的领域皆是如此。罗马人以对新辟土地的精测与地图集的绘制而闻名,中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长于复杂地图的制作和对新发现地区的描述,15 — 17 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对地方特征的叙述则出于殖民野心的唆使。确实,现实地理知识对殖民帝国的建立与维护的重要性不可否认。 然而,千百年来,总有人不甘于地理信息的简单采集;他们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地理问题,并运用地理信息帮助理解周围的世界。罗马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克罗狄斯 · 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100—170) 就绝非简单地蒐集地理事实;他提出了对气候模式的性质与影响的看法,并改进了沿用至今的网格制图法。11 世纪波斯学者艾布 · 莱哈· 比鲁尼(Abu Rayhan Al-Biruni)提出 了地表不同自然区域人类承载力潜力的崭新观点。通过 对大西洋两岸海岸线形态的研究,16 世纪佛兰德地理学家亚伯拉罕 · 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认为大陆可能会逐渐漂流分离,这就是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才被广 泛接受的“大陆漂移”学说。 鉴于上述历程,随着现代西方教育体系的兴起,地理学毫不意外地成为中小学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在大学里得到了一席之地,按照学科的要求进行自我重组。这些进程催生出学院派地理学家,他们开始系统地研究自然环境运转、人地相互关系、人类分布变化、聚落组织、经济活动空间分配及格局分异等问题。 地理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地位,主要应归功于 18—19 世纪三位德国人的影响与威望。第一位是亚历山大 · 冯 ·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他对拉丁美洲植物群落的地理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次真正揭示出自然环境对植被的影响,进而催生了生物地理学的研究领域。第二位是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他撰写了一部 19 卷的专著,讨论自然环境对世界不同地区人类活动的影响,并研究了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人类实践与制度的地理组织。第三位是伊曼努尔 ·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他倡导地理教育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并将地理学视为整合世界知识的载体。康德把地理学看作一门关注数学、道德、政治、商业和神学领域的“空间差异”的学科。 康德对现代大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关于知识本质和人类感知的观点,为 19 世纪德国大学学科群的涌现 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些大学又转而对其他地方(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产生巨大影响。在《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871)和其他著作中,康德研究了人类获取认识的三个来源:由直观特性(即相异的 “形式”或主题)而相互联系的表象,时间,以及空间。19 世纪,德国大学新成立的一系列主题明晰的学科即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例如植物学与政治学(形式)、历史学(时间)、地理学(空间)。尽管后来的批评家认为,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在知识上是不成立的,但康德其实并不主张地理学科只关注空间问题;他认为时间与空间相辅相成,这意味着地理学与历史学应被视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20 世纪初,地理学在德、法、英、俄、美等众多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20 世纪下半叶, 体现西方地理学传统的地理系在世界各地的高等院校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地理学被普遍视为一门核心学科;然而,它在美国教育机构中的地位,却是一波三折。在美国中小学,地理教学被逐渐缩减,纳入更具概括性的 “社会研究”课程,而地理学本身也沉溺于一般性描述,陷入了瓶颈阶段。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撤销了地理学科,其中,尤为著名的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哈佛大学;但是许多文科学院,以及一些公立大学仍把地理视为课 程设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反而导致了另一种对地理学的错误认识,即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古旧的学科;当时由男性占主导的学科特征又进一步固化了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正愈发受到挑战,重新发现地理学的号召也层出不穷,但打破旧思维模式的努力仍任重道远。即使是在欧洲,西方地理学的故乡,优势学科的变换与新型跨学科研究的涌现也撼动了地理学的传统地位与身份。此外,一种流行的俗见坚持将地理学与地名的记忆划上等号。不过,那些在重视地理课程的学校中就读的学生们,恐怕对上述观点难以苟同:是地理学,让他们认识影响全球各地命运的相互联系;增进对环境过程和人地关系的理解;洞察这些过程间的地域差异;提供应用地理空间技术的技能,并预见这些技术的长处与局限。 (节选自亚历山大 · 墨菲:《地理学为什么重要》,202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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