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生难入名校 北大学生占比从三成跌至一成

geonet

内地农村学生难入名校 北大学生占比从三成跌至一成2011年08月05日 10:22
来源：新民网 作者：潘晓凌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8/05/8201640_0.shtml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举行升旗仪式，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能最终进入大学，完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南京大学为贫困学生设立的“ 入学绿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门子弟已越来越少。 （CFP/图）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校舍由竹篱围成，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严重影响了穷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陆铭为化名）(来源：南方周末)

geonet

农村大学生比例逐年降低 三十年几乎降一半
http://bbs.rednet.cn/thread-16069953-1-1.html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涟漪。

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说，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学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当时城市大学生已占90%，现在估计只会更多。”

“从儿子读高中起，我就要借贷付学费了，大学……”广东德庆县马圩镇荣村的村干部老戴感叹。

现实远不止此。当了18年中学教师的杨明伟说，在他执教的县一级中学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会选择上重点高中考大学，而18年前这个比例是6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但在广东社科课题研究中处于“未完成”状态。连日来，本报记者着手开展了目前农村生源在高校中所占比重的深入调查，以求探询每年挤入高校大门的千军万马中，农村孩子的脚步为何逐渐迟疑。

儿子刚读上高中

老爸就开始借贷

德庆县马圩镇，隐藏在一条省级公路的旁边。时值砂糖橘的抢收季节，路旁杂乱地拥挤着一个又一个临时的交易帐篷。昏暗的光线里，布满了为这些果实忙乱不堪却心情烦躁的当地各村农民，他们希冀着在迎春年果市场做最后一搏。学校早已放假，各家各户赋闲在家的孩子们被大人们带领着，也投入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但是繁忙并不意味着丰收，“一窝蜂”的种植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交易市场内外，到处倾泻着因为来不及出售而腐烂的橘子堆。在距离镇政府不到5公里的荣村，村委会副主任戴兆楷一脸灰暗，“我种了十几亩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现在算算，卖掉这些橘子还要亏十多万元。”

老戴的宝贝儿子去年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香山中学。“450人考中了90人，我儿子排30名。”言语之间他颇感自豪，并早早已经打探清楚，这所中学的学生每年能考到大专以上院校的比例是1/2左右。

按照老戴儿子的成绩来看，考上大学并不难，然而能不能上却似乎是另一回事。“不瞒你说，我虽然是个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元，这个钱连儿子在县城中学读高中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老戴儿子在香山中学的学费是每个学期1050元，“我们靠借贷交上的”。

但他表示，荣村在德庆还不是最穷的村，“也就中等水平左右”。“每个村民每年的收入不到4000元，连吃饭都很紧张，孩子上大学不借钱是不可能的了。”由于没有太多可供创收的环境条件，目前该村的村民主要靠务农为生，几年前风光的砂糖橘种植现在已成了“鸡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了恶性竞争，“现在我们批发价格才0.8元一斤，成本都收不回来。”整个村子去年最大的一笔集体收入来于租地，仅9000元。

“供不起，这是最实际的原因，有钱谁不想供大学生，但是有实际困难啊。”老戴并不承认村里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数量比过去减少，“因为社会进步，孩子们的素质比过去有所提高，这些年村里每年都有两三个考上重点本科。但是能不能读上，客观困难还是存在，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单亲，去年考上了也没法读，先打工，后当兵去了。这在农村很正常。”

两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如今依然是这样。

老戴说，儿子的争气多少给了他很强大的精神支撑。在儿子就读的马圩镇中学里，招收的是全镇各个村办小学自然升读的孩子，“9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是全升的”。每一年，这所中学招收的初中生有450人左右，“毕业时其中70%以上会出去打工，大约30%会上高中。”具体到老戴儿子这一届，考上县高中的一共90人左右，其余的360多名孩子全部分流。

“我们村只能算中等状况。”老戴一再强调这一点。在马圩镇另一个村诰赠村的思落小组，村民大约有350人。在邻镇官圩镇沙旁中学任教的教师梁永波分外留意村民的状况。对于大学生有没有逐渐减少这个话题，他格外有兴趣。

“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大学生就业还比较吃香，村里都使劲培养大学生，才几百人的村民小组每年都有七八个大学生冒出来，最厉害的出国留学去了。”梁永波回忆，那是村里历史上最辉煌的几年。“但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怎么听到有大学生出来了，我只听说2006年有一个考上了广东商学院。”

“主要是出路不好。”梁永波认为，“这几年村里每年都有五六个孩子初中毕业，其中有三四个选择读技校，有两三个被家里安排去种水果，基本上没有孩子会选择读高中，不读高中，自然就不可能读大学。”

　　初中毕业后孩子们

纷纷从校园“蒸发”

就在去年，该村有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会考成绩都已经达到香山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了，可是家里最终却让他去读了技校。这是让梁永波觉得最可惜的一个孩子。“家里人觉得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太高，但是出来后却可能连谋生都有困难，还不如早早出来打工做生意。”

“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我的感受是现在农村的重教风气确实不像过去那么浓厚了”，在德庆县一级中学悦城镇龙母中学任教的湖南人杨明伟已经做了18年的初中教师，多年来他的学生98%以上来自当地的农村。

“18年前，我教的初中班上，起码有60%的学生选择报考重点高中，而18年后的今天，顶多只有1/4的学生会考了。要了解为什么现在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少，从初中开始就发生变化了。”他认为，让这些农村孩子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蒸发的最大原因有几个方面：学费高、就业形势和社会风气。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再往前追溯，中学并非农村孩子们进入大学的第一起点。农村的孩子们正在如何开启他们的求学之路？

回看荣村，全村人口约为1200人左右，该村村办小学容纳的学生数量约为200人左右。在过去的近20年里，这所建造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学翻新过两次。“和我们住的房子相比，校舍还算可以，最大的问题是老师。”作为村委会副主任，老戴没少受村办小学校长的唠叨，“他每次跟我说的都是，能不能拨经费多招两个老师？”

　　年轻英语老师太抢手

只能在3个村“走教”

如今，这200名孩子的老师一共有7个。每天他们都在各个年级连轴转，一人身兼数个科目，“这实在太正常了”，老戴认为这简直不值一提。

让他最担忧的是英语老师。前几年，荣村村办小学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从肇庆师专毕业的年轻英语老师，“县级师范来的，很不错了，所以很抢手，只能几个村‘走教’。”

所谓“走教”，和孩子的“走读”不是一个概念。意思是，由于附近两三所村办小学都只有这一名英语老师，所以她必须每天“走着上讲堂”——刚在这个村上完课，就要马不停蹄地往下一个村子赶。不过，虽然“抢手”，这名英语教师的工资和其他老师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统一的标准，月薪1600元左右。“她虽然辛苦，但是别的老师一人教很多科目，也一样辛苦。”老戴说。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村师资短缺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城乡之间的生活环境和办学条件的差异、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交通不便等，众多农村优秀教师流向城市的趋势已属不可逆转。

像荣村这样期盼多年才盼来一名英语教师的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农村任教，即使来了也会迅速流失。据媒体报道，陕西省宝鸡市某农村高中统计，近三年就有10多名优秀教师流向城市，但县政府因财政不足，又拒绝大学生回县工作，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严重缺编。

去年12月25日，“南方网广东发展论坛”出现的一组紫金县旧塘小学岌岌可危的现状的图片，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全校21名小学生，只有一名已届71岁的老教师。该校被冠以“广东省最破烂学校”的响亮名号，虽然情况极端，但多少浓缩了广东很多村办小学的窘况。

除了师资，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学校的教学设施，“校舍可以，但是里面没什么内容”。老戴坦言，村小学的孩子们从来不知电脑为何物，其他所有电教设备更是一应俱无，孩子们最熟悉也最永恒的，就是他们手里的旧课本。

“附近几个村子都这样，儿子说，读上镇初中后，终于知道电脑长什么样。”老戴憨厚地笑笑。

谁把农村孩子们

早早拦在了门外？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表示，他对这个问题早有研究。

1998年是高校扩招前最后一年，这一年张敏强正在担任中山大学高教研究所的所长。“教育部组织我们开会，谈高考改革。”没想到，这成为他关注农村孩子上大学问题的起点。

“当时我和广东省教育厅的一名领导上京，在恭王府闭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张敏强回忆，时任教育部领导召集各地高教专家，研讨英语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语考查的问题。“教育部领导拍板，广东有改革条件，先做试点。”

可是台下的张敏强，心里却暗暗打起鼓来。出生在农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这个改革对农村孩子将产生的不利。“我心里最清楚，广东的教育资源有多么的不平衡。不要说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就连优秀的英语老师都不容易找啊。连老师的老师都是中国人，各地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考口语最先考的是当地师资的水平。”

与此同时，近几年大量师资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效应”也让他深感担忧。“综观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过去曾经很优秀的广东粤北山区如梅县等地，现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为师资流失。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东一直在推行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客观地来看，在高考改革中确实有很多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或电教设备都没有，怎样开展课程改革？农村学生从小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连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都没多少，怎样适应越来越讲究考察综合素质的高考？”

“又比如实行3+X，可是在很多农村的学校，实际状况是连教授主要科目的老师数量都不够，还怎么拨出老师来专门应付选择‘X’科的孩子？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班上只有一两个孩子选考某个科目，那么学校一定会因为没法配备老师而劝阻。”张敏强指出。

从那一年开始，张敏强敏锐地嗅到了高考改革对农村生源的不利影响。因此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广州，他马上在中山大学开展了一项不完全调查——到底有多少大学生来自农村？

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1998年中山大学招收的大学新生中，90%都是来自县城或城市的学生。“和我读大学的时候区别太大了”，上个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张敏强记得，当时班上像自己这样的农村娃占70%~80%。

一晃10年过去，一直在高校工作的张敏强感觉到，虽然连年“扩招”，但不意味着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里有增加数量和比例的机会，“扩招对城市学生更有利，我没感到农村来的孩子有增加。”

在广东的重点高校里，目前来自农村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占多大比例？记者分别走访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遗憾的是，各高校多年来都没有专门做过相关统计。“从来没有按照学生的来源做过分类，而且现在学生的户口界定也比过去复杂，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完成。”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招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农村大学生比例

30年几乎降一半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的感觉，近几年农村孩子的比例在数字上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如果和10年前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减少趋势。”华南农业大学曾经负责招生工作多年的邓基泽老师认为，这主要是过去10年里农村和城市发展差距拉大的结果。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处的有关人士则表示，该校每年本科招生面向省内外达6300人，其中至少一半招收来自农村的孩子，从每年的贫困助学数据看，农村孩子进入重点高校人数逐年减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如果广东确实存在这样的状况，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坦言，目前广东还未就此问题作出相关的调查研究。“如果有足够的对比数字支撑，那么将是一个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问题。”他表示，按照人口百分比，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对半分，“那么理论上高校里的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也应该达到1：1。”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因此有专家认为，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课题组同时还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调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差距是高中阶段

机会不均等延续

与此同时，课题组对2003年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调查表明，2003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这一比例7.9个百分点。这表明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瓶颈还是在高等教育前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张敏强认为。这一结论和相关调查不谋而合——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030.95万人，按毛入学率52.7%计算，将有35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其中，这些流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农村初中生。

“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远低于扩招之后的高考升学率。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比考大学更为激烈。高中教育已成为影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大瓶颈。”

张敏强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是整个教育体系结构性不均等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和延续。

近几年积极进行的教育改革，埋藏着不少不利于农村孩子的因素。“各地大力培养重点高中，大量的示范高中把生源集中起来，不断加大城市高中的优势。但是资源集中不意味着最大化，结果就是城市高中和农村高中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张敏强表示，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把多年来给广州一所省重点高中和一所县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你就会发现可能是数十万元和几千元的对比”。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无论是师资流动还是资源分享，广东已经到了有条件也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一方面是每年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方面是农村师资严重缺编。能不能把大城市和县、镇、村级学校教师的工资标准统一一下，让教师像公务员那样统一待遇？也可以像选拔公务员那样选拔教师，抬高教师的从业门槛，从而使更多高素质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他指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上给予农村的倾斜政策确实不多。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现实状况，那么我们是应该考虑作出一定的调整了。客观来看，近年来城市的成长系统要比农村优越，如果确实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会与经济发展产生恶性循环。”郑梓桢指出。不过他也提出，也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农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城市里也有“弱势群体”，比如城市的贫困人口等。“如果非改不可，那么要照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找出目前教育政策下最不利的社会阶层，找出主要矛盾，是对目前的教育政策作一定的调整还是根本性调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需要谨慎对待。”

“不管如何，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寻找积极而迅速的做法，提示我们目前至少能做一些事情，比如把以学位为主的教育资源均衡化，能否通过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职业培训、剩余劳动力培训等方法来补偿农民缺失的大学阶 段教育？”

geonet

农村大学生比例逐年降低 家长认为成本高谋生难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1/23/content_10705426.htm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geonet

新华网北京１月４日电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温家宝

    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本届政府必须着力做好的一件大事。当前，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既有紧迫性，又有深远意义。

    充分认识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当今世界，知识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才培养与储备成为各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占据制高点的重要手段。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振兴直接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振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

    教育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困难，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剧，使我国的外部需求急剧减少，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公平正义，同样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各类人才。

    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为群众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满足群众对发展教育的期望，推动教育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更大的发展，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上学难、上好学”的问题，这是人民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１９８５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１９９３年，中央下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１９９５年，中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党的十七大对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现在，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结合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有必要制定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这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制定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规划，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制定规划需要把握的指导方针和总体布局

    我们要制定的规划是指导未来十二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体现全局性、宏观性、长远性和战略性。规划主要对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２０年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安排。这１２年也要分阶段规划，远期的目标和措施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联系起来考虑；近期可以规划得细一些，与教育“十一五”规划相衔接，保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系统性、连续性。但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许多工作不能等规划全做好了才进行。有些看准了的事情，可以先行试点，试验成功了立即实行。这也是我们这次制定规划的一个特点。

    指导思想是制定规划的主线，也是灵魂。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教育方针，我提出若干方面请大家考虑：第一，要坚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三个面向”归根到底就是要赶上时代的要求，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要立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从我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超前安排。要瞄准世界教育发展变革的前沿，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紧密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按照教育发展的规律办事。要把教育的改革发展放在我们正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中谋划，充分考虑国家现代化总体布局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充分考虑国家未来人口发展和学龄人口的结构变化，使规划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第二，要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国社会事业改革相对滞后。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教育规划要成为一个改革创新的规划，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勇于创新。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探索。第三，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教育兴国、教育立国、教育强国都是国家意志。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必须在教育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第四，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充分考虑群众的期盼，把促进教育公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作为规划的重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规划的落脚点。第五，要坚持立足基本国情。既要看到我国经济总体实力在不断壮大，又要正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贫富差距大，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既要看到现代经济和城市人口对教育的较高需求，又要重视农村教育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还必须充分考虑我国人口众多、现阶段农村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流动的特征。

    教育规划要有总体规划，又要有分类规划。总体规划主要是以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为核心，确定到２０２０年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总体任务和重大政策措施，对教育规模、结构、质量等提出具体要求。分类规划主要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综合考虑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新特点，提出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政策措施。每个分类规划是总体规划中有特色的一部分，包括对大学、中学、小学、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终身教育、民办教育等发展，都要分门别类地作出专题性的规划。规划要有战略思想和宏观思路，也要有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增强可操作性。

geonet

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给予明确的回答。

    第一，关于义务教育问题。要把义务教育办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我非常赞同教育资金的多样化来源，在全社会崇文重教要利用全社会的资源，这项工作我们也可以列入规划。我们说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的收益回报社会最好是投资教育。我们讲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指的是人人都有上学的机会。孔夫子说“有教无类”，有教无类就是教育公平。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必须注意的是，我们要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但不能把学校办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学校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要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２００８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保障机制改革的资金达到５７０．４亿元。自“两免一补”以后，２００７年又大幅度增加奖助学金经费。从高中阶段教育到大学教育，过去全国奖助学金加在一起仅有１８亿，２００８年将达到２００亿元左右，今后还要逐年增加。对义务教育，我理解不单是个免费的问题，它从社会学、教育学上来讲，带有强制的含义，就是具有制度性，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公民的义务。要加大对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把有限的国家财力多用在最困难的孩子们身上。还要研究如何办好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

    第二，关于农村教育问题。我们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发展农村教育要重视两点：一是要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实行城乡统筹，把农村教育放在重要地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必须改善农村的教学条件，包括校舍、设备、远程教育。所有学校的建筑，都要建成最安全的，也就是让群众最放心、让家长最放心、让学生最安心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大投入。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我们用于全国农村中小学校校舍维修改造资金共达２６８亿元。要认真总结这几年危房改造工程及校舍维修改造机制实施的情况，在落实国家关于扩大内需的重大措施时，要制定和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建设的规划。二是要下决心解决农村教师缺乏的问题。农村教师在农村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农村教师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一个是待遇问题，一个是素质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也是相互联系的。待遇问题，工资、职称、住房这些都应该逐步加以解决和提高。从２００９年元月１日起，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制度，这将涉及公办义务教育学校１０３７万人，必须及时研究和妥善处理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把这项工作认真搞好。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就得号召并有具体政策引导大学生、师范生到农村去任教。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８０％，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这有多方面原因，要认真分析研究，关键是要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统筹。很多名人都是苦出身和从农民中来的。农村学校教育条件差，但是农村的孩子们素质并不差，同样能够成才。我们现在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还比较低。在这次教学改革和发展规划当中，要特别重视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

    第三，关于职业教育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我国是一个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职业教育很重要，应该搞得更好。在整个教育结构和教育布局当中，必须把职业教育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样做有利于缓解当前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紧缺的矛盾，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扩大社会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特点，要重视农民工培训。真正重视职业教育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国家确实把它放在重要位置。就拿奖助学金来讲，我们把最好的待遇给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学会技能和本领，从而能够就业，能够生存，能够为社会服务。从这一点来说，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教育。职业教育面向的不仅是服务业，还有工业、农业。比如说数控机床的操作，那得需要职业教育的培训。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的规模、学科的设置，需要和社会需求相吻合，因为它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所以又应该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我国的职业教育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问题在什么地方？一方面要转变社会观念。社会上有些人不把职业教育当作正规教育，认为上了职业学校低了一等。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具体的引导办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包括加大职业教育投入，逐步对农村职业教育实施免费政策。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合理确定中职和高职的比例，做到合理、适度、协调、可持续。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要认真研究，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学校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第四，关于高等教育问题。从长远看，我们不仅要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满足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归根到底是多出拔尖人才、一流人才、创新人才。高校办得好坏，不在规模大小，关键是要办出特色，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要对学科布局、专业设置、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引导高等学校适应就业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推动高校科技创新、学术发展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加强高水平大学建设，建成若干国际一流大学，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多样化的创新型人才。

geonet

第五，关于教学改革问题。对于教学改革，教师、学生包括家长都反映强烈，希望课程设置更贴近学生的实际，贴近社会的实际，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其实，教学不光是课程的改革，应该是整个教学的改革，课程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在教学中我们比较注重认知，认知是教学的一部分，就是学习。在认知方法上我们还有缺陷，主要是灌输。其实，认知应该是启发，教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仅在知识的本身。学生不仅要学会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与别人共同生活，这是整个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内容。解放学生，不是不去管他们，让他们去玩，而是给他们留下了解社会的时间，留下思考的时间，留下动手的时间。我最近常思考，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到，有些东西单从老师那里是学不来的，就是人的思维、人的理想、人的创造精神、人的道德准则。这些，学校给予的是启蒙教育，但更重要的要靠自己学习。学和思的结合，行和知的结合，对于学生来讲非常重要，人的理想和思维，老师是不能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恰恰理想和思维决定人的一生。这不是分数能代表的。教学改革还要回到学、思、知、行这四个方面的结合，就是学思要联系，知行要统一。我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教是为了不教”。不在于老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学家或文学家，而是老师能给学生以启蒙教育，教他们学会思考问题，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创造思维去学习，终身去学习。

    要围绕加强素质教育、多出人才，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要认真思考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从而对教育体制、办学模式以及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深入研究，整体谋划。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观念更新和培养模式创新要成为规划的亮点。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文理科差别不要搞得太大，学理工的应该关心社会，提高人文素养；学文科的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知识学习，提高科学素养。

    第六，关于探索适应各类学校的办学体制问题。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张伯苓是个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毛主席讲，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校长和教师。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我们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受到社会的尊重。我们更需要大批的教育家，他们同样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要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第七，关于教师的培养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要建设一支献身教育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教育规划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要采取有力措施吸引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来当老师，提高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要创造一种社会氛围，让尊师爱生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老师面前，做学生的不论走到哪里，做出什么业绩，对老师的感激和爱戴之情永远不会改变。对老师来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两者必须结合，这和我们的宣传很有关系。按说，一个孩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最难忘的应该是老师，特别是启蒙教育的老师。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教师，特别是广大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师，在艰苦清贫的条件下，恪尽职守，默默耕耘，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充分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当年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想借这个机会，也给老师提几点希望：一要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传授知识，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为祖国和人民培养合格的人才。教师要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发展先进文化和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积极引导和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二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对学生有重要的影响。教师要注重言教，更要注重身教。教师的日常工作虽然是平凡的，但教育工作的意义却是不平凡的。教师应该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率先垂范，既要有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工作态度，又要有淡泊明志、甘为人梯的精神境界。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青少年学习的良师益友，成为全社会尊敬的人。三要严谨笃学、与时俱进。教师在教育创新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教师应该具备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努力发扬优良的学术风气和学术道德。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连接着文明和进步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楷模。

    第八，关于教育发展的保障问题。在教育投入上要强调政府的责任。这几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加较快，将来教育投入还要进一步增加。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怎样使教育资金更加合理使用。要重视教育投入的绩效，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财政的钱要用好，惠及更多的学生和群众。

    在制定规划中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不少。只有把这些重大问题研究透彻，找准问题所在，提出解决的思路和办法，规划才能看得远，同时又有针对性，有现实感，真正成为管用的规划。

    制定教育规划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难度大、任务重，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要组建跨部门的工作班子，建立强有力的、有广泛代表性的专家咨询队伍。工作班子和咨询专家的挑选要公开透明，体现规划制定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教育是重大民生问题，全社会都很关心。规划的制定要开放，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特别是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每一类规划和一些重大问题，都可以拿到全社会讨论，在争论中求得共识，得到认同。要使规划的编制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这样，规划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在历史上站得住。（本文是作者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作了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