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表于:2007年4月11日 21时26分27秒
一直以来,我都很崇敬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我感动于他温文尔雅的翩翩风度、他那刚强与柔和相融合的性格和“默默无私理江山,鞠躬尽瘁几十年”的崇高品质!我感动于他对人民那份深沉博大的爱!我叹服于他卓越的政治组织能力、军事指挥能力和高超的谈判技巧!
周总理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在此我就以他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些交往为切入点来谈谈我对周总理的一点认识和感受。
在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大智大勇的英雄风范和超人魅力——那种倾城倾国,乃至倾倒联合国的风貌!
与蒋介石的交锋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阴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发生了。周恩来得到消息后,冒着危险立刻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周恩来精辟有力的怒斥“中山先生刚刚逝世周年,你就背叛他联俄联共的遗训,你是总理的叛徒”,使得蒋“理屈词穷,气得脸色发青”。
后来,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向共产党提出“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的无理要求。面对蒋的突然进攻,中共党委是完全有能力反击的。可惜当时组织纪律观很强的周恩来同志提议由党中央决定究竟怎么处理“中山舰事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接受蒋的条件。结果,已经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同志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使得中共党员、陈独秀的儿子都对其父亲极为不满,甚至气得大骂“真是老糊涂” 。 书中(《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 作者:江天)没有说到周恩来多气多恼,而是继续叙述他怎样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蒋进行着反击。但我们可以知道,周恩来同志无论怎样肯定不会乱骂人的,就算真要骂也一定是富有艺术而不失风度的。
周恩来是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认识最早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他清醒地看到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中日益嚣张的反革命气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周恩来同志不为名利所动。当蒋为了拉拢他而表示准备委任他以战地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位时,他断然拒绝了!试想换了其他人,在那样一份“油水横流”的“肥差”前,不知能否抵挡得了诱惑呢!(在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就有一些官员情不自禁拜倒在名利之下啊!真希望那些人能多读些关于周总理的文章,接受熏陶和教育)
当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恣意践踏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汹涌高涨的反动逆流吓倒而一味退让的历史紧要关头,周恩来同志却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他坚定不移地维护革命力量的团结,旗帜鲜明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诬蔑和攻击。
周恩来同志的智慧和机敏真令蒋介石又怕又恨却无可奈何啊!
与张、杨的友谊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的加紧,我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在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响应,强烈要求抗日。然而,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进一步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便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其实,西安事变的爆发虽然事先中共并不知情,但张、杨“促蒋抗日”思想的形成却与周恩来密不可分。早在1936年4月,张与周就有过秘密会见及彻夜长谈。周恩来同志热情诚恳的态度、对当时局势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将军心悦神服。张将军自己是这样评价会谈的:“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中好得多。我从未见到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他第二步是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周恩来的影响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的。
西安事变当天,张、杨就很信任地电邀我党中央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他们特别盼望周恩来同志能到西安来,而周也果然来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怎样解决和平西安事变是一副异常艰巨的重担。周恩来同志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以上,就是笔者对伟大周总理的一点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