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革命与现代地理学

湖莲思学

计量革命与现代地理学

【摘要】  计量革命的本意在于加强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把科学主义引进地理学，使具有描述传统的地理学能够定量研究，达到“科学化”的理论高度。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阐述了计量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衰落，辩证地看待计量革命，最后归纳了计量革命的影响。

【关键词】  学派；计量；地理学

地理学计量革命的实质是用现代数学方法和计算机，运用模型和模拟，使地理学的理论精确化，计算快速化，从传统的定性分析向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过渡；并且从量变的关系中，总结地理事物的普遍性、区域性和理论性。它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假设地理现象之间存在客观的、不以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试图寻找出地理现象应有的空间规律或法则。

一、美国三大学派

计量革命，主要是由美国地理学家发起的，早期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由于各校所持观点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其中主要有如下三种学派：

（一）爱荷华经济学派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舍弗尔和麦卡尔蒂（H.Mc Carty）。此学派受经济影响较深，着重探讨经济区位现象间相互内在联系及其组合类型。舍氏深受杜能（J.H.von Thünen）、廖什（A.Losch）、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及胡弗（E.Hoover）等区位论学者和区域经济学家的影响，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翻译和宣传廖什的《区位经济学》，极力倡导建立地理学法则。麦卡尔蒂于1954年出版了《对经济地理理论的探讨》一书，认为生产布局理论有两种：其一，为因果解释，但是影响生产布局的变量如此之多，无法处理，所以这种解释是行不通的；其二，为结合联系的解释，从结合的观点出发，只要发现两种现象常常同时出现，就无须探讨其内在因果关系，而只须探讨现象之间分布的结合律。这一学派尤其重视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

（二）威斯康星的统计学派

早在1943年，该校地理系研究生威弗尔（J.Weaver）就发表了“论美国大麦生产与气候的关系”一文，他运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去鉴定气候参数对大麦产量的影响，并用计算方法进行作物布局规划。后来罗宾逊（A.H.Robinson）领导一个研究小组，继续发展统计分析方法。1961年，该校的社会学家东坎（O.D.Duncan）和仇佐里（R.P.Cuzzori）完成了巨作《统计地理学》。该学派以发展和应用统计分析方法为其主要特征。

（三）普林斯顿的社会物理学派

该学派的领袖人物是天文学家司徒瓦特（J.Q.Stewart）。1950年，司徒瓦特尝试着把物理学原理应用与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创立了颇具特色的社会物理学派。通过比较研究，司徒瓦特发现，在许多社会问题研究中，可以借鉴物理学中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律，定量模式和研究方法。他成功地借鉴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研究了人口分布规律，发表了题为“与人口分布和均衡有关的经验数学法则”的论文。司徒瓦特认为，社会量纲与自然量纲是极相似的。具有一致性，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社会物理学实验室。受此学派影响，引力模型、位势模型、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得到了许多地理学家，特别是理论地理学家的青睐。

二、计量革命的兴起

无论从美国还是从全世界来看，现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计量革命的兴起，首先要归功于加里森（W.L.Garrison）及其领导的华盛顿小组。加里森是第一个把地理写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在定量基础上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第一本《计量地理学》教材的作者。他第一个率先在华盛顿大学举办了地理计量方法研讨班，从推广中心地方论、交通网络论和统计方法等开始，培养了贝里（B.J.L.Berry）、帮吉（W.Bunge）、戴西（M.F.Daccy）、盖提斯（A.Getis）、马尔布（D.F.Marble）、毛里尔（R.L.Morril）、奈斯丘恩（J.D.Nystuen）、托布勒（W.R.Tobler）等现代地理学名家。

促进计量革命的还有美国区域科学协会和瑞典地理学家定量化研究的影响。美国区域科学协会是由经济、地理、社会、城市与区域规划、建筑及工程等各个学科的学者组成，其发起人为艾萨德（W.Lsard）。该协会组织了大量的学术活动，编辑出版了《区域科学年鉴》，因此，该协会成为美国计量运动的源地之一。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是著名的地理计量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格斯特朗领导的隆德学派就开始了对空间扩散模式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他曾受加里森之邀到华盛顿大学为地理计量方法研讨班授课。他还组织了美国和瑞典地理学家与克里斯泰勒会面，交流学术思想。哈格斯特朗的努力对于促进计量运动的发展及向全世界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计量革命的发展

到了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不胫而走，在短短几年时间几乎传遍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国地理学家纷纷响应，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学派。如英国，由于受计量运动的影响，出现了以乔莱（R.J.Chorley）、哈格特（P.Haggett）和哈维（D.Harvey）等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该学派以理论造诣高深而著称。1969年，英国地理学家哈维对计量革命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出版了他的名著《地理学的解释》。该书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强有力地论证了在地理学中引用数学语言、形式语言和空间语言的重要性，探讨了科学解释的理论、假说、法则和模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从而牢固地确立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地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并对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计量革命这一运动中，一大批具有批判创新精神的青年地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一方面他们借用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信息扩散理论，将引力、熵等其他学科中的概念应用于人文地理；另一方面应用单元、多元回归分析、发展几何、图表模型、线性规划模型、蒙特卡洛方法（即概率模拟）以及其他有关优选方法、运筹学理论等开展了广泛的理论研究。

随着计量革命的发展，应运而生了各种组织与学术刊物。1964年，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GU）设立了地理计量学方法委员会（Commission on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Geography）；1967年，英国地理学会设立了地理教学采用模型和计量技术委员会（Standing Comittee on the Role of Models and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in Geographical Teaching）；1968年，日本成立了计量地理学研究委员会，1973年又改称理论、计量地理学委员会。1963年，英国出版了《地理学计量资料杂志》，1969年，美国出版了《地理分析——国际理论地理学》杂志。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赶上计量运动的“黄金时代”，地理学的定量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的，但是其发展速度和势头确实十分喜人的。

四、计量革命的衰落

计量革命在70年代走向衰落，追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数学处理上的假定和简单化太多，不能真实地反映地理学的时空特点；第二，过于追求定量化，认为计量可以决定一切，如美国俄亥俄大学地理系于1969年出版的《革命的空间扩散：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式》，认为反动政府与革命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取得；更有甚者，还有人把地理学著作完全变成数学公式，如英国地理学者J·P·寇松和F·C·日尔曼合著的《苏联地理：计划经济背景》就是代表。所有这些，理所当然地收到了正统地理学家的责难。1976年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23届国际地理学大会上，一些地理学家提出要“重新评价计量地理学”的口号，该大会并将于1964年第20届国际地理学会上成立的“地理学计量方法委员会”解散。

五、对计量革命的评价

对于计量革命带来影响的评价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计量革命是失败的, 因为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包括：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地球表层系统具有复杂性；传统的数学方法在处理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问题方面显得不足；数据获取的数量和质量有限；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及地理数据存储技术无法支撑现实的需求等。从另一方面来说，计量革命却取得了成功, 因为计数处理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的确被有效地引入地理研究过程，而一门学科要想从经验科学发展成为理论科学, 首先必须成为一门实证科学, 而数量化方法乃是实证化的前提。计量地理学的最主要的成就, 就是铺开了地理学确定性解释这条科学的道路。

六、计量革命对现代地理学的贡献

计量革命，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好似只是一场方法上的革新，也就是注重数学方法和量化研究，但实际上并不止于此。数学、几何和GIS等技术的支撑和应用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相比区域传统，计量革命不但给地理学带来了众多理论，主要通过学科交叉，如几何学、社会学、物理学，还带来了非常重要的问题：理论是什么？如何构建理论？理论对学科的作用是什么？它使得理论创建成为地理学最核心的工作。所以，虽然后面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等等，尽管与计量革命思想背道而驰，但是在构建理论方面却秉承了计量革命的主旨精神，这是计量革命最大的意义。

计量革命给传统的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地理学科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适用于控制性的实验，人文因素永远也不能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大多数地理学家所接受了；数学方法为地理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描述方法；地理学从单纯对地理现象的描述进入到对普遍规律的探索；寻找秩序和规律已成了地理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原则。

计量革命使地理学仿佛获得“重生”。这个重生是相对的，相对于哈佛大学地理系被撤销，地理学一时处于发展最低谷。计量革命无疑使地理学又焕发生机，说重生倒也不为过。若无计量革命，地理学当然可以靠着传统的主题人地关系、区域、空间、地方等继续下去，但如果脱离了科学发展的大轨道（与其他学科无法对话和渗透），脱离了社会现实，那地理学也就名存实亡，就会成为一门不入流的学科。所以，二战后地理学发展的焦点在于方法论上，而非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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