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王老太太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生孩子和养孩子。从1949年生第一个女儿到1969年生最后一个孩子，王老太太共生了8个孩子，有6个孩子存活下来并都结婚生子。王老太太的第一个孩子生在为“英雄母亲”高唱赞歌的时候。后来王老太太的孩子也开始生孩子，他们都是“一孩”政策的坚决拥护者。一生生养，一生在潮流漩涡中打转。王老太太见证的一个国家，几个时代。

　　一

    现住北京朝阳区劲松小区的75岁的王老太太一生生过8个孩子。

　　从1949年生一个女儿到1969年生最后一个孩子，王老太太有6个孩子存活下来并都结婚生子。

　　最小的孩子结婚那天，难得一家人天南海北的全凑齐了，决定去拍一张全家福。到了附近的照相馆，把摄影师为难坏了，这家人太多，摄影间太小，怎么摆也摆不开。王老太太老了，腿脚不便利，不愿意走远换另一家照相馆，最后一家人挤挤挨挨地照在了一起。

　　这真是一个大家庭，6个孩子虽然谁也没有多生，一家一个孩子，但加起来就是20口人！每当一家人聚齐的时候，吃饭都要摆两张桌子，一张桌子是12个大人的，另一张桌子由6个孙子辈的占据。

　　养育6个孩子耗费了王老太太的一生。她为此失去了工作，弄了一身的病，她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生孩子和养孩子。

　　1949年，她在北京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1951年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接着是老三，一个儿子。孩子几乎是每隔一年就生一个。她有工作，在北京一家公私合营的缝纫厂里做缝纫工。

　　1949年到1960年间，几乎年年都大着肚子。王老太太说，那会儿的人，求的就是有儿有女，这样的女人，被称作“全和人”。谁家要是嫁闺女缝被子，都要找全和人来帮忙，那是一种荣耀；谁要是一辈子没儿子，就会被人称作“孤老子”，被人瞧不起。

　　王老太太很快就有儿有女，只是孩子接二连三地来，她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生到后来把她都生垮了。

　　王老太太见证的是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生育是一个女人、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大事，那个时代，多生孩子是光荣的。

　　1949年，中国刚刚从战争中平息了下来，休养生息的日子是容易生孩子的日子。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是苏联鼓励多生孩子，设置了英雄母亲勋章。1950年代，苏联有380万多子母亲获得此勋章，有3.8万多生育10个以上儿女的母亲被授予母亲英雄的荣誉称号。

　　在中国也有人提出学苏联。1949年8月和9月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四篇文章，针对美国对中国人口的看法，提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这一著名论断。

　　当时的中国不仅不提倡节育，而且认为堕胎是有罪的。《人民日报》1952年发表《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的报告，规定非疾病不得进行绝育手术及人工流产，私自进行者，以非法堕胎罪论。并且通知海关，一律不准避孕药和用具进口。

　　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学者肖扬介绍，由于海关禁止进口，国内几乎就没有避孕药具，妇女不知道有关避孕知识，人口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增长期。

　　1953年6月30日，全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人口普查。结果是中国有601938035人。《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文章《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

　　二

    王老太太怀着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平时她上班的时候，二女一男三个孩子都锁在家里，大的看护小的。一天下班回来，发现三个孩子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是中了煤气。她赶紧把孩子抱到院子里，抓着雪往他们脸上抹，孩子们一个一个都醒来了，但老三从此有些发傻。肚里的孩子眼看就要生了，三个孩子再也不敢锁在家里，王老太太就辞了工作。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把三个孩子放入托幼机构，那么王老太太每月挣的钱还不够交托幼费的，更何况托儿所满北京也没有几个，再说，辞了工作，自己带孩子还能省点。

　　王老太太的困境，在北京是普遍的。这从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中能够得到印证。

　　这封信说，由于缺乏避孕知识和避孕药具，中央机关的女干部们生得太多了，这大大影响了女干部的工作和身体，也影响了她们的家庭幸福和自己的前途，让她们丧失了很多学习和进步的机会，邓颖超建议应该首先在中央机关和军队的多子女女干部自愿节育者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和节育。

　　邓小平在回复中说，“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效的”。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第一次有关节育的批示。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邵力子发言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保护母亲和儿童，但如果做母亲的总是每年生孩子，身体弱了，负担重了，宪法也就保护不了了。

　　他说，能不能堕胎暂时可以不去讨论，但避孕的知识是应该传播的。他发表了自己编印的《关于传播避孕常识》的小册子，向各界散发。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学者。

　　这一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他说，党是赞成节育的。

　　人们这时发现，人口多有它的好处，但也有一个困难，就是人多消费大，衣食住行尤其是食，每年增产的粮食不够增长的人口的消费。

　　用毛泽东形象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人多嘴巴就多，嘴巴多要的粮食就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

　　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的报告，批示中说，“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一代的利益，我们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

　　三

    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的大跃进，使“人”一下子又显得少起来，大修水利全国一年内就动员了7000万人上阵，办小煤窑有2000万人上山找煤，大炼钢铁汇集了几千万人。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陷入饥荒中。

　　王老太太的两个夭折的孩子，一个死于1958年，出生不足半月，是个男孩。另一个死于1960年，刚刚过了半岁，也是个男孩。

　　“得浮肿病的人太多了，山东老家来信说孩子的姥爷的浮肿已经到胸口了，我怀着第6个孩子，背着分配给全家的口粮，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孩子回家救命。”王老太太说她背回去的粮食真的救了孩子姥爷的命，姥爷已经是几个月没有见过粮食了，但在老家生下的孩子刚刚过了半岁就死了。

　　当时全国人口的死亡率骤升，1960年达到25.4‰，全国人口锐减3304万。超过当年的出生率，导致人口负增长。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节育问题马上被提了出来，周恩来说，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8岁的男女不管结婚不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海关不再禁止避孕药具的进口，并且免收关税，人流不再违法，各省市的巡回节育手术队来到乡下，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

　　街道居民小组的主任到了王老太太的家，向她宣传“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劝她想办法，不要再生了。

　　四

    很快就“文化大革命”了。一个17、一个不满16岁的女儿跑出家门串联去了，王老太太的老伴反而回了家，工厂停工了。本来一心不打算再要孩子的王老太太，又生了一男一女，女儿生于1967年，儿子生于1969年。

　　据统计，1966年至1970年的5年中，全国生了1亿人。这五年中每年有2500至2700万人出生。5年1亿人，创造了人类生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文革孩子”是一批因社会丧失了正常秩序而出生的孩子。人口学家研究表明，正常秩序的中断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有很多孩子出生。

　　王老太太家的老五老六，就是这一亿“文革孩子”中的两个，当老六出生的时候，起的乳名叫“多儿”。

　　王老太太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一家八口人只有一间房，房子里被一整张大床占满，进门就得上床。晚上大大小小的孩子睡成一排，头一律向外。为孩子们吃喝忙了一天的王老太太，挨个摸一摸露在被窝外的脑袋才上床睡去。

　　“多儿”长到上学的时候，学校的校舍无法容纳他们，没有教室，有教室的也没有桌椅。很多城市的这些“多儿”们都不会忘记，那时候他们穿着带补丁的衣衫，肚子里空空，是提着自家的小板凳度过了小学时光。

　　五

    1969年周恩来在一次工作座谈会上谈起了人口。他语气激动地说，“你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这预示着一个严格控制人口的时代的到来。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的年代，从城市到乡村，几亿育龄妇女都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

　　全国都建起了计生机构，赤脚医生和妇女主任们盯住了每一个育龄妇女的肚子。尽管计生政策在农村受到了传统生育观念的抵触，但妇女总和生育率却从5.8降到了2.7.也就是说全国妇女一生从人均生5－6个孩子降到了不到3个。这种下降速度，世界罕见。

　　国家给予节育妇女的酬劳是，节育手术全部免费，手术后可休假，工资照发，工分照记，不影响口粮分配。

　　19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紧缩为“一孩政策”，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城乡均无例外。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王老太太的孩子开始结婚生孩子了。

　　老大老二赶上了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老大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再生二胎，老二认为一个就够了，决不愿多生。从老三之后就实行强硬的“一孩政策”，但他们都是坚决的拥护者，可能是小时候太多地体味到贫穷和母亲的辛苦的缘故吧。

　　到了老六结婚生子的时候，这个受了大学教育1969年出生的人，是一个坚决的“丁克”族。但最后的堡垒还是被王老太太攻破了。这个75岁的老人能够接受只生一个孩子，但她坚决不能接受一个人一辈子不生孩子。

　　人口专家说，到200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8.也就是说中国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

　　（资料来源：《人口学百年》。感谢中国妇女研究所肖扬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