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江  凤凰网记者

东莞之殇

张永诚（音）是东莞厚街镇一家加工厂的看门大爷，年近花甲的他，面容有一丝落寞。他是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人，23岁便来到东莞打工，见证过东莞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向繁荣之巅。

“以前厚街镇好热闹，车多人也多，整天轰隆隆的吵得要死。”老张对昔日的东莞显得非常怀念，“现在不行了，很多工厂都倒闭了，也有搬走的。这么冷清，有点不习惯。”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外向型经济特点明显的东莞最先受到了冲击，每天都有不少的企业倒闭。

曾几何时，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富有吸引力的政策优惠，中国制造业企业经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外国订单源源不断的繁荣景象。在那段辉煌的日子里，许多人都坚信，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正是因为积极拥抱全球化，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发展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但是，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中国出口严重萎缩，大量“三来一补”企业纷纷倒闭。

中国制造业生存环境恶化

为了提振中国经济，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4万亿投资拉动政策，而2008年至2010年的实际投资高达30万亿。然而，巨额的政府刺激并没有改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存环境，也未能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起到改善作用。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再度回落，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下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出口需求的疲软，也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的竞争，国内则受到了土地、劳动力等成本持续上升的困扰。2012年开始，我国出口增速开始逐渐放缓，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我国出口同比下滑11.2%。在全球贸易量萎缩以及外围经济疲软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出口预计将进一步走弱。然而，中国国内的制造业成本却持续上升。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从2004年的14%降到2014年的4%，也就是说同样的生产，在美国只比在中国贵4%。”2012年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越南和印度的147%和138%。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预测，到2019年该数据会增长至177%和218%。在税负方面，中金公司发布的《降低税负不应缺席稳增长和调结构》称，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7%，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间)。作为一个非福利国家，中国的税负水平明显偏高。

2015年初，微软宣布决定将诺基亚在北京及东莞的手机工厂迁至越南。此前，松下、夏普、耐克、三星、船井电机等外资企业都在加速把生产业务从中国迁到东南亚和印度。外资撤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缺乏竞争力。不过，也有一批外资企业选择坚守，甚至加大本土化的力度，如苹果、施耐德电气、戴尔。对于为什么愿意坚守，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朱海对记者有一番感慨：“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施耐德电气也擅长为中国制造业提供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因此，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也是企业的责任。”

对于外资撤离，商务部部长高成虎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曾表示“外资撤离潮这种现象并不存在。2014、2015年我们的外资都是在增长”。的确如此，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为78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然而从FDI进入的产业领域来看，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的FDI开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根据吉林财经大学杨立国和刘宇娜博士的研究表明，从长期看FDI确实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然而，由于FDI在第三产业存在挤出效应，从长期来看它对该产业的健康发展却是不利的。而在第三产业，FDI也更具有不稳定性。FT中文网就曾刊文提醒，“自2006年开始，FDI去固定资产化趋势更为明显，除了向金融、房地产转移外，第二产业的FDI企业也不再大量购置固定资产，而是采用租赁的方式组织生产。”这意味着，“巨量的FDI早已着手布局他们的撤资路线图了，只是在静待行动的时机”。这一趋势的背后，暴露出中国制造业生存环境正在持续恶化。

中国制造业转型势在必然

制造业环境生存环境恶化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困难。以改革开放初期为开端，以及加入WTO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模式虽然满足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需要，却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的环境污染、贸易摩擦、贸易利得不足、资源耗竭，国内企业缺少核心技术，产业升级举步维艰等困境。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大部分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自主创新能力弱，整体而言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由于利润极其微薄，因此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根本无力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与开发(R&D)进行自主创新。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发布的《2015中国大企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15中国企业500强中，研发强度超过3%的有63家，超过5%的有13家企业；超过10%的有3家公司。但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3%至5%相比，我国大企业对创新投入显然不足。根据汤森路透的“2015 年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国内地企业无一上榜。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就曾经表示“2014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在国家层面和GDP的比例为2.1%，比北欧一些先进国家的3%至3.5%还差得比较远。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不够，贡献率有待提升。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技术要靠外援技术，重要的零部件80%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芯片甚至是100%进口。”

一方面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转型升级，迫在眉睫。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上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放眼全球，发达国家也在掀起一股复兴制造业的潮流。2012年的后半期欧盟便开始谋划“新工业革命”的重点工业领域。德国政府更是在2013年提出“工业4.0”战略，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2013年，美国发布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2014年又发布了《加快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两份报告的核心，都是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技术领域必须保持领先地位。有趣的是，韩国、日本都纷纷提出各自版本的“制造业复兴计划”。多个发达国家同时将制造业复兴提到战略高度的地位，绝非偶然。显然，他们都意识到，制造业是否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机遇，将会决定这些国家未来的命运。

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具体如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由高污染、高能耗向绿色制造转变是他们面临的难题。

许多制造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除了资金上的困境，最普遍的是管理和理念上未能首先进行转型。譬如，一些制造业企业购买了许多自动化设备，却根本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没有意识到，智能制造的核心是管理。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朱海就对记者表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忧虑，他解释说：“对于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工厂首先需要利用很多精益制造的技术来做整体的架构设计，然后再考虑什么东西可以用更智能化的手段用机器来替代人。我看到的其实很多离散制造的组装性企业不需要加任何的自动化的设备，只需要通过效率提高和精益生产的重新优化，平均可以节省20%的人工。”

这一观点与新松机器人的总裁曲道奎不谋而合，他也曾对记者说过：“现在很多企业搞工业4.0，但却不明白怎么搞？这里面牵扯到管理、流程、和工艺上全新的模式。而原来中国的模式完全是劳动密集型的，现在突然搞成设备，这种设备还不是自动化设备，而是一种智能的，这里面就需要大数据、信息流和智能物流的支撑。但是，中国企业恰恰是缺乏一个管理上的东西。”

实现智能制造不仅仅是靠自动化设备，同样也靠管理。智能制造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透明化，可以把原来管理者看不到的黑盒子透明化。看清楚后就可以有的放矢去解决问题，而且互相之间可以攀比，效率就提高了。举一个例子，原来某个工厂的气都是瓶装的。由于存在员工贪污，导致气没用完就把瓶子退回去了。因为他跟供应商勾结，把剩下的气退给供应商换钱。然而，智能制造却可以把这个瓶子的气量化，如果发现低漏、跑漏，企业管理者就会发现。

“中国制造2025”究竟如何落实

对于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规划，曲道奎当然表示支持，也充满了乐观。但如何具体落实，他则显露出忧虑之色。他曾透露：“中国制造2025的第一步怎么来规划设计，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从规划、设计、工程实施、人员培训、流程再造，完全是一个空白。”

对此，辽宁省政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受到经济转型“巨浪”冲击，东北三省集体滑落。尤其是辽宁省，从2014年经济第七大省，滑落至2015年的排名第十位。而在1978年，辽宁省的经济总量为229.2亿元，位列全国第三。辽宁省发改委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处处长于清华曾表示，“东北经济的下滑主要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的。东北是重大装备与原材料生产基地，产品主要用于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目前全国投资放缓，辽宁首当其冲受影响。并非辽宁和东北的产业竞争力不行，而是需求改变导致。因此，首先是要改革。一方面，政府要简政放权，要释放市场活力，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措施上，沈阳市已经拿出相关的政策来支持企业进行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和改造。施耐德电气和新松组成的团队将积极参与到这些项目中去，希望能够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并以这个为基托逐步培养起优秀的智能制造的队伍，然后为辽宁省乃至全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全套解决方案。

在落实“中国制造2025”方面，除了像施耐德电气、新松这些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制造具体解决方案的企业之外，许多的机构都应该加入进来。“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系统性的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它涉及到政府、企业、研究机构、高校、中介等多个主体之间高效配合，共同建立一个自主创新的体系。因此，其它主体都应该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作用，形成一个相互哺育的开放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