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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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997788.com/44343/pr2_auction_140_4441819.html张其昀（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国民党中＊委员会秘书长等。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1919年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当时的南高声誉蜚腾，公认为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地学大师竺可桢等人，1923年毕业时，正好是南高改制易名东大，出于对南高的挚爱，坚持领取了南京高师最后一届毕业生文凭。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间主编的《高中中国地理》，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教科书、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课本构成当时全国通用的三大课本，对中学教育起了很好的提升作用。1927年起在国立中＊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曾主讲中国地理，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1935年当选为第一届中＊研究院中＊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是从未出国留学的当选评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1941年当选为首批教育部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甚巨。1985年8月26日在台北逝世。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先后创办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中华学术院、中国文化学院；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他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作为学者，张其昀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国际权威之《科学》杂志对他在自然地理学上的成就也有好评。在方志学方面，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学（方略学）的学者。张其昀在台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著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之长，影响之远，令人感念。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後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後於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在台湾，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创办中华学术院和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执教的文史学者便有钱穆、杨家骆、黎东方、梁嘉彬，蒋复聪、陈立夫、高明、宋晞、曾虚白、谢然之等人；设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张其昀提倡华学。他认为，西方所谓Sinology，应为华学，而非汉学。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Sinology之外，有造成破坏中国统一之嫌。满、蒙、藏诸族和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上有著最密切的交融关系，这些研究也共同构成了中国学。华学不仅研究汉学，也研究藏学、满学、蒙古学等中国少数民族之学。竺可桢在常年的教育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地理学、气象学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张其昀、沙学浚，只是张、沙二人1949年后都去了台湾。[1]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联合探勘探勘亚洲近海地区矿物资源合作委员会”。经过长期勘测及研究，该会于1968年发布研究报告，称在琉球群岛、台湾至日本本土间的大陆礁层边缘地带，黄海及渤海，都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消息震动日本，日本立即采取行动，企图将＊鱼＊攫为已有。日本的行动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1969年11月11日，竺可桢致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我们目前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建议：“似乎此时我们应作一消息，声明＊鱼＊地区油田开采权应属于我所有，以为日后有必要时作为外交部正式抗议地步。”1970年9月，日本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妄称“＊鱼＊海域属于日本”。1972年，张其昀为历史学家杨仲揆的专著《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做序，引用了一则历史典故：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日本政治家币原喜重郎在大阪演说，指出“新时代之外交政策，在于经济上之合作与繁荣，而非土地之占领与扩张”。但日本少壮派军人一意孤行，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一些民众欢庆时，币原却说“日本吞下一个＊弹”。张其昀借此指出，“世变沧桑，曷胜感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他警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窃占中国的固有领土＊鱼＊，等于“日本又吞下了一个＊弹”，将再次坑害日本人民。张其昀与恩师竺可桢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们在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上书著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在竺可桢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明确将＊鱼＊海域划人中国版图，并用大字标出。1972年后，台湾出版的地图也明确标出＊鱼＊不属于琉球群岛，而属于台湾省宜兰县。这一系列行动对于维护钓鱼台列岛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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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昀的大陆最后时刻
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2017-11-17
引子:《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分别发表了杨天石先生的《国民党为何选择台湾》以及刘统先生的《共产党“赶考”与国民党的“搬家”》,两篇文章的主题都是追述60年前国民党溃败大陆和迁往台湾的旧事。至于国民党为什么选择台湾作为其栖息地,杨天石先生从蒋介石和台湾的因缘、台湾的战略地位(所谓“单纯环境”、大陆尽失只好命悬孤岛等)诸角度加以论述,可惜没有一字提及作为首倡者的蒋介石幕僚张其昀;刘统先生倒是言及张其昀建议之功(1948年10月在国民党中枢秘密会议讨论迁徙方向时提出建议,其理由是台湾海峡可以形成天然防线和屏障,台湾物产和日据时代的建设可以构成国民党“小朝廷”的物质凭借和依赖,等等),并谓“他的分析很合蒋介石的心意,一个重大决策在蒋介石的心中酝酿”,随后遂有大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迁台之举,只是文章重心并不在此,也就点到为止了。其实,张其昀与国民党迁台方案和行动大有关联,这一话题此前很少被人议及,近来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涌出,才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知的机缘。
张其昀其人
张其昀(字晓峰)是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系蒋介石的同乡(浙江宁波人),进入蒋介石幕府之前,他还是一位纯粹的学人。
张其昀1900年出生,是“五四”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1919年,张其昀毕业于宁波省立第四中学,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代表宁波的学生会赶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并被选为浙江省代表之一。1923年,张其昀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服务,从事高中和初中地理教科书的编辑工作。1927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前后有十年之久。1936年,同乡兼弟子的张其昀受初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聘请,转任浙江大学新设的地学系(后为史地学系)主任,嗣后又兼任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此后又曾任文学院院长),从此襄助竺可桢在浙大办学,在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支配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之下,这所原本是地方性的大学在抗战之中一跃而为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并与当时的“西南联大”齐名。值得一说的是,张其昀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职14年,曾多方罗致专家来系执教,并大量购置图书设备,敦饬学风,造就了众多杰出人才,如史地研究所地学组历届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5人之多。
1943年,张其昀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及讲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归国,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7年,他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在沧桑鼎革之际,张其昀与竺可桢分道扬镳,他们有了不同的归宿,张其昀取道广州转赴台湾,此后历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成为蒋氏父子的股肱之臣。张其昀还曾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经其手完善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1954年,他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部长,先后主持建立了“南海学园”,恢复了“中央图书馆”,并设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此外又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1958年他卸任后,又于1963年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设于阳明山华冈,1980年获准改称为“中国文化大学”)。张其昀晚年尤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可谓不遗余力。1985年,张其昀在台湾逝世。
蒋介石的文士——浙江同乡的陈布雷和张其昀
抗战时期,张其昀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结识了蒋介石。陈布雷自杀之后,蒋介石身边的空白也是由张其昀来填补的。
1941年3月,后方的张其昀邀约浙大和校外著名学者、教授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刊物直接得到了蒋介石、陈布雷等的关注和支持。(事见竺可桢同年3月17日日记:“布雷与晓峰昨在委员长宅晚膳,委员长允拨五万元为办杂志之用,名为《时代与精神》[即《思想与时代》]。”)
《思想与时代》月刊社的基本社员有钱穆、贺麟、朱光潜、郭斌龢、张荫麟(张死后由谢幼伟增补)等,张其昀兼任总干事(张撰写有《中国之陆权与海权》、《国防中心论》及《再论建都》等多篇)。对于《思想与时代》,蒋介石极为看重,曾于1941年6月来电,不仅照准刊行,还答应其“所需研究及出版经费”可以保障(初期每月7500元),社务则嘱由张其昀负责主持,并嘱随时可与陈布雷联系。此后,陈布雷许从蒋介石侍从室的公费股中拨发刊物所需的经费(每月编辑研究杂费2000元、稿费1500元、出版费2500元,以及刊物与史地学部合作研究事业费1500元)。1946年起,《思想与时代》月刊社改组为出版社,所需印刷费等也依需供应。至于刊物宗旨,在“社约”中规定,是“根据三民主义,研究讨论与建国有关之学术思想”,“以探讨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及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并计划编纂中国通史和国史长篇等丛书。该刊前后共计出版53期,《思想与时代丛刊》5种,当时在全国有较大影响,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
《思想与时代》在抗战后期应运而生,显然,在民族艰苦抗争的时刻,文化思想领域的“保守主义派”自觉担任了捍卫“传统不至于断绝”的使命,他们发宏愿:一定要使“民族文化有得以继往开来的可能”。这一大批活跃在战时后方的学者们,迹追曾被视为是“文化保守主义”堡垒的《学衡》、《国风》,以《思想与时代》为基地,实际上把“五四”时的“学衡派”、“后五四”时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为轴心的“东南学派”完全转移到了西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以及这本办刊长达8年之久的《思想与时代》——它架构东西方文化,即“通过对西方以古希腊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解读,通过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交流,来探寻当代文化建构的人文理性之路”,以此来为“以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为代表的主流知识分子文化寻找一个合理有效的现代转型方案”。可以想见,这也为其思想的对立面所严厉讥评。
1943年10月12日,胡适在美国写日记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在贵阳印行的。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主重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词’,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1、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3——6(从略)’。这两条就是他们的宗旨了。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桢兄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真是绝无仅有的了。(张荫麟的几篇‘宋史’文字很好。不幸他去年死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有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册,第539～540页。)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殷海光也曾评价钱穆等学者:“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可见,一方面是《思想与时代》等宣称要让“传统不至于断绝”,另一方面也有人警惕着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包裹在“文化保守主义”外衣下的思想界新动向,即一般来说民族主义的伴生物往往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这是思想文化运动的规律。因此,当时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以及钱穆、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学说(其中,熊十力以及其弟子牟宗三、谢幼伟等,钱穆、马一浮等都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冯友兰、贺麟、朱光潜等又都是《思想与时代》的主要撰稿人),都被其反对者批判为或者是宣扬“超然于是非人我之外的道家思想”、舶来品的“新黑格尔主义神秘主义”,抑或对传统政治和文化大加赞扬,借此固守传统“本位”和反对“西化”,与“五四”精神以西方普适的现代性置换民族传统中落后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相冲突。当然,从今天来看,这两造的双方,可以不妨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了,而前者,如《凤鸣华冈——张其昀传》一书中所称:“抗日战争时期,张其昀实际是新儒学研究的幕后组织者和核心。”至于战后的中国历史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时期,也正是历史的演进大踏步进入中国革命凯歌高奏的年代,浙江大学也在接连不断的学潮中成为一座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南民主堡垒”,而彼时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早已不合时宜,于是随同传统“本位”一起花果飘零,以迄此后海外“新儒家”的兴起,方得重展雄风。(值得一提的是,沧桑鼎革之后,部分浙大学人离开大陆,此后又相继随同张其昀参与或创办了香港的“新亚书院”和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等,《思想与时代》也得以复刊。)
显然,张其昀在抗战中奋力参政的迹象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高度认同,于是他才可能于194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和讲学(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约请中国著名的六所大学各遴选教授一人赴美访问讲学,其中有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等,张其昀代表浙大赴行)。两年后,张其昀回国,并先后当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国民参议会”的参议员(此前陪都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浙大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的有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和张其昀),以及“三青团”第一、第二届中央干事及常务干事,“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考试院”考试委员,1947年又当选为“国大”代表等。张其昀的后半生,可谓紧密追随蒋介石,并且屡屡出任要职,成为蒋氏身边的“红人”之一。张其昀自己也说:“蒋公为余之恩师,公之晚年,余得亲炙者二十五年之久,经常可接光颜,随时得闻明教。”(《张其昀文集》第21册《吴经熊〈总统蒋公精神生活〉序》)至于蒋介石之所以会看中张其昀,除了同乡关系及陈布雷之死形成的空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张其昀的思想和他的才华。张其昀曾撰写过《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此书深得蒋氏的赏识,以致亲签书眉,同时还要张其昀继续编纂《中国历代军事史略》。1949年夏,应蒋介石的邀请,张其昀离开大陆,赴台湾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这实际就是取代了已死的陈布雷,成为蒋氏“小朝廷”中“官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此后,张其昀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他还是国民党第八届至第十一届的中央常务委员。在蒋介石生前,张其昀还“荣幸”经常随其出访,可谓隆遇有身,并于1984年主编出版了《先总统蒋公全集》。
张其昀与国民党迁台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已被消灭过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决定把台湾作为退身之所在。
当时蒋介石和张其昀都认为:退居台湾,退可守,进可攻;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抗衡当时尚无海、空军的中国共产党,以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其实此前蒋介石已在1948年底进行撤退的酝酿和安排,不过,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是来自张其昀等人的建策。显然,“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基本上已被打败,所谓大势已去,此时作为退守之地,国民党只有西南、海南、台湾可以作为选择的方向。三者之中,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地形凶险,屏障繁多,又是抗战的“发祥地”,自是好去处,于是,当1949年10月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当局仍将其全部中枢机构迁至重庆和成都。不过,解放军的猛烈攻势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游移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不能安心于此,最后终于决定仓皇渡海迁往台湾。张其昀当时如何向蒋介石建言,今已不可详知,但以张其昀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身份(并且在哈佛大学深造过这门专业),他还在台湾“光复”后曾领队前往考察,因此,作为此时蒋介石身边的“御用专家”,他的建议毋庸置疑,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凤鸣华冈——张其昀传》一书中称:此时,“只要是张其昀的提议,蒋介石几乎没有反对的”。
张其昀的提议,即是当时国民党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的主张者,他们认为西撤川康为不妥,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二、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三、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大西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中央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台岛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政府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与稳定社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
这一番主张已然是国民党唯一的选择。1948年年底,蒋介石任命其心腹陈诚受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就是迁台的信号了。1949年年初,大陆国民党控制的金融机构开始向台湾紧急运送黄金、白银、外汇,文物部门也开始加快运送文物,这更是国民党决策台湾为其退守之所在的表征。此后,国民党在大陆完全溃败,于是其迁台成为事实。此之前后,张其昀已随行于蒋介石身前身后,在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张其昀曾劝蒋以“党内总裁”身份主持党国大计,颇得蒋介石欢心,于是留他在奉化溪口的武岭学校居住,并待如上宾,常与他促膝谈心。当时的蒋介石虽已是“下野”之人,却“心存魏阙”。一日,他突然想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司徒雷登是出生于杭州的一位“中国通”,与张其昀也有交往,蒋介石怕美国抛弃自己,忽然顿生一念。这天蒋介石领着孙儿在溪口的村外踏青,张其昀陪侍在侧,只见蒋介石踽踽而行,忽而远眺四周群山,忽而俯观溪下游鱼,可谓流连忘返,不胜依依,然而,他忽然回头对张其昀说:“张先生,我看司徒雷登大使最好能移住杭州。杭州是他的出生地,第二故乡,距溪口又不远。这里的景色,我看不逊于庐山,他大可到此一游。”张其昀听了一怔,然后恍然大悟,便说:“当年马歇尔特使九上庐山,而今司徒大使始终耽在南京,实为不智。”蒋介石连忙问:“张先生有何高见?”张其昀略作思考,说:“我想邀几位学者,请司徒大使以杭州荣誉市民身份来杭定居,岂非是好?杭州离此近在咫尺,将来有什么话要谈,不更方便?”蒋介石连连点头,于是张其昀行色匆匆,奔走于京、沪、杭之间,可惜不得其果。蒋介石遁往台湾后,不忘召其赴台,并荐举他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此后,台湾就有了一位众人皆知的“陈布雷第二”了。
所谓国民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以及“中央评议委员会”,是蒋介石在台湾“反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新的党内组织和机构,前者除了陈诚、蒋经国、张道藩、张其昀等人,多名不见经传,但却十分精干。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8岁,随后便取代了原来由460人组成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台湾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成为国民党赴台后一个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其中,张其昀的角色不容小觑。不久,张其昀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职任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的掌控人。他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众多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如《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出版了《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大量书籍。其中不乏“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之类的东西,因此也颇受殷海光和李敖等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
1985年,张其昀在台湾逝世。9月14日,蒋经国签发“总统令”,称:“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资政张其昀,器识宏达,学术淹博。早岁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嗣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教育部部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并创办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其生平□□(缺两字)忠义,操履清俭,而著书之勤,育才之笃,耄龄无倦,复足嘉称。乃以宿疾缠绵,竟至不起,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时贤之□(缺一字)意。”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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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f6851d0100q5if.html

何春晖    胡岚

（浙江大学 档案馆；浙江 杭州 310028）



张其昀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出的第一批学生，在学术思想上深受竺可桢的影响，两人之间的师生也情谊深厚。

1935年，浙江大学师生强烈掀起了一场驱除校长郭任远的运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最后选定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而竺可桢最终同意出任浙大校长，陈布雷、张其昀等人的游说之功不可不表。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倾心于学术研究，无心政治，自认“不善伺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 （《竺可桢全集》第6卷），对于出任浙大校长一职并不为所动。任教于当时中央大学的张其昀知悉后，竭力劝说竺可桢执掌浙大并协助解决相关事宜。这在《竺可桢日记》中有多条记载，如 1936年3月7日，“中午肖堂（注：胡焕庸的字）及晓峰（注：张其昀的字）来劝余就浙大事，余允担任半年。”3月11日，“五点至寓，适叔谅（注：陈训慈的字）及晓峰、肖堂亦至寓，谈半小时。”3月15日，“十二点晓峰、叔谅、振公（注：诸葛麒的字）及学素（注：王学素）先后来。”4月4日，“接晓沧函及晓峰函，知浙大事将于下星期二提出任命，因此余乃不能不决定文理学院事。”4月6日，“晚，晓峰来，谈及浙大情形……”。（《竺可桢全集》第6卷）

接受各方劝说之后，竺可桢准备接手浙大时，即开始为浙大物色优秀人才，其得意门生张其昀与陈训慈又成为首选。3月10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晓峰同学足下：前星期六得晤谈甚快，……. 桢如赴浙，第一问题即在罗致人材，深望足下于下年度能赴杭讲学，如不能久，一年半载亦行。” （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5月2日，竺可桢又特意致函张其昀，“桢初抵浙校百端待举、头绪纷繁，下学年聘请教员事尚未能详细加探讨，迪生先生处已托由刚复先生在沪电邀，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注：缪凤林的字）均能惠盼肯来。” （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张其昀听从恩师召唤，毅然放弃出国计划，加盟浙大，出任浙大新成立的史地系第一任主任，全力支持恩师的工作。张其昀提出办大学教育的宗旨就是要 “网罗百家，囊括大典，发生了交光互影”（王永太：《凤鸣华冈——张其昀传》）。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倡导并实践了“史地合一”办学理念，广揽英才，史地系汇聚了吴定良、向达、叶良辅、谭其骧、张荫麟、钱穆等一大批地学界和史学界的著名教授。

竺可桢在浙大任职半年后，曾向陈布雷提出辞职。知悉竺可桢有辞职之举，张其昀夜访竺可桢，力劝竺可桢 “弗辞浙大，因任叔永（注：任鸿隽的字）如提出，无通过希望。并谓余若辞渠对于浙大事将不过问云云。” （《竺可桢全集》第6卷）为浙大发展计，竺接受了规劝，担任校长长达l3年，在13年间，张其昀兢兢业业，协助竺可桢治理校务，竭尽所能替竺排忧解难，成为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1937年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决定西迁办学，竺可桢派张其昀考察新的办学校址和西迁的路线。《竺可桢日记》1938年1月8日记载：“晓峰与亦秋（注：卢守耕的字）已赴贵溪办交涉，甚慰” （《竺可桢全集》第6卷）。 张其昀从1938年初开始，率人多次前往各地寻访合适的办学地点，期间，竺、张二人多次通过书信就此事进行商讨， 1940年4月浙江大学顺利抵达遵义，完成了文军长征的壮举，张其昀功不可没。

竺可桢非常关心张其昀的发展，1942年美国外交部请竺可桢在浙大挑选一名优秀教授赴美交流，竺可桢在众多的请愿者中力推张其昀，《竺可桢日记》1942年12月15日记载：“故推渠前往……同事如知有此机缘者，当不乏人愿往也。”抗战胜利后，竺可桢多次向教育部推荐张其昀接任浙大校长之职，都因张太年轻而未成功。即便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竺可桢仍然非常关心张的去向，《竺可桢日记》1949年4月24日记载：“张晓峰（注：指张其昀）来商渠去就问题……余劝其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可从长商酌也。”

综视张其昀与竺可桢之间的交往，那是一种纯以学术和品格为纽带的师生 关系，他们注重的是趣味和性情，而非利害关系。虽然解放后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两人正是基于此种纯粹的师生关系，张其昀对恩师是鼎力相助，竺可桢也是任人唯贤而不避师生之嫌。这种基于学术和品格为纽带的师生关系对于当下如何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实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geonet

蒋介石败逃台湾竟然是因为一个叫张其昀的人？
junshi.xilu.com 2017-02-27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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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昀（1900-1985年），浙江宁波鄞县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起，张其昀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1935年，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国民党何去何从让蒋介石彻夜不眠。直到有一天，张其昀向他说了一句话：“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蒋介石心头一震，马上请他进密室详谈。张其昀认为：以长江天险分割天下，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主张，势如破竹的共产党绝不会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唯有台湾才可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庇护之所。
蒋介石败逃台湾竟然是因为一个叫张其昀的人？
蒋介石败逃台湾竟然是因为一个叫张其昀的人？
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举棋不定。他不甘心离开大陆。大部分幕僚也主张撤向大西北或大西南，依据是在抗战期间移师西南重庆为基地。他们还想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负隅顽抗，也可以以此偷袭中原。这一点深得蒋介石赞同。但是张其昀不同寻常的“东撤论”深深打动了他。张其昀坚定地认为西撤川康不妥，详述东撤台湾的优势：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可以暂时阻止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一、台湾物产丰富，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二、台湾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三、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台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五、台湾岛长期与大陆相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湾四面环海，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以稳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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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败逃台湾竟然是因为一个叫张其昀的人？
蒋介石败逃台湾竟然是因为一个叫张其昀的人？
张其昀的一番分析，让蒋介石不得不佩服，最后拍板决定前往台湾。迁台后，蒋介石决定改组国民党。张其昀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在国民党立足台湾这个关键时刻，张其昀立下汗马功劳。而作为一代学人，张其昀随后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等职。他在台湾创办“中国新闻出版公司”，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学术期刊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创办“中国文化大学”，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
“陈布雷第二”张其昀：首个提出国民党迁往台湾
散木
2010年05月27日11:23   来源：扬子晚报
国民党为什么选择台湾作为其栖息地？史学家杨天石从蒋介石和台湾的因缘、台湾的战略地位诸角度加以论述，可惜没有一字提及作为首倡者的蒋介石幕僚张其昀。其实，张其昀与国民党迁台方案和行动大有关联。

　　张其昀其人

　　张其昀字晓峰，是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系蒋介石的同乡（浙江宁波人）。张其昀1900年出生，进入蒋介石幕府之前，他是一位纯粹的学人，曾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南京中央大学任职、任教10年之久。

　　1943年，张其昀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及讲学。1945年，抗战胜利归国后，他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7年，他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张其昀取道广州转赴台湾，成为蒋氏父子的股肱之臣。

　　到台后，张其昀曾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经其手完善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1954年，他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部长”，先后主持建立了“南海学园”，“恢复”了“中央图书馆”，并设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此外又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张其昀晚年尤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

　　成为蒋介石的文士

　　抗战时期，张其昀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结识了蒋介石。陈布雷自杀之后，蒋介石身边的空白也是由张其昀来填补的。

　　蒋介石之所以会看中张其昀，除了同乡关系及陈布雷之死形成的空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张其昀的思想和才华。张其昀曾撰写过《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此书深得蒋氏的赏识。

　　1949年夏，应蒋介石的邀请，张其昀离开大陆，赴台湾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这实际就是取代了已死的陈布雷，成为蒋氏“小朝廷”中“官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此后，张其昀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他还是国民党第八届至第十一届的中央常务委员。

　　张其昀提议国民党迁台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已被消灭过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决定把台湾作为退身之所。

　　当时蒋介石和张其昀都认为：退居台湾，退可守，进可攻；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抗衡当时尚无海、空军的中国共产党，以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

　　其实此前蒋介石已在1948年底进行撤退的酝酿和安排，不过，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是来自张其昀等人的建策。

　　“三大战役”之后，作为退守之地，国民党只有西南、海南、台湾可以选择。

　　三者之中，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地形凶险，屏障繁多，又是抗战的“发祥地”，自是好去处，于是，当1949年10月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当局仍将其全部中枢机构迁至重庆和成都。不过，解放军的猛烈攻势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游移，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不能安心于此，最后终于决定仓皇渡海迁往台湾。

　　张其昀当时如何向蒋介石建言，今已不可详知，但张其昀是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并且在哈佛大学深造过这门专业），还曾在台湾“光复”后领队前往考察，因此，作为此时蒋介石身边的“御用专家”，他的建议毋庸置疑，当然是很有分量的。

　　《凤鸣华冈——张其昀传》一书中称：此时，“只要是张其昀的提议，蒋介石几乎没有反对的”。

　　张其昀即是当时国民党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的主张者。他认为西撤川康不妥，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

　　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

　　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1.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2.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3.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4、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尤其是台岛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与稳定社会。

　　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

　　“陈布雷第二”

　　这一番主张已然是国民党唯一的选择。1948年年底，蒋介石任命其心腹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就是迁台的信号了。

　　1949年年初，大陆国民党控制的金融机构开始向台湾紧急运送黄金、白银、外汇，文物部门也开始加快运送文物，这更是国民党决策台湾为其退守之所在的表征。此后，国民党在大陆完全溃败，于是其迁台成为事实。

　　此之前后，张其昀已随行于蒋介石身边，在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张其昀曾劝蒋以“党内总裁”身份主持“党国大计”，颇得蒋介石欢心，于是留他在奉化溪口的武岭学校居住，并待如上宾，常与他促膝谈心。

　　蒋介石遁往台湾后，不忘召其赴台，此后，台湾就有了一位众人皆知的“陈布雷第二”了。

　　1985年，张其昀在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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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字晓峰，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1901年11月9日﹞，浙江墐县﹝今宁波﹞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文史地部毕业。

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7年起，任中央大学地理系讲师、教授，1936年起，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和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1943年聘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及讲学两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4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任职期间曾促成在台湾建立政治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且于大学广设研究所，创建历史博物馆等、科学馆和艺术馆等。1958年任台湾国防研究院主任。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79年改为大学﹞，1966年创办中华学术院。1985年8月26日卒于台北。

他擅长文史和人文地理，著作甚丰，认为地理学的中心务是区域研究，所著高中教本《中国地理》﹝1926﹞，是他突破按行政区划分区的传统，而按自然和人文综合特点分区的开拓性代表作。早年主要著作还有《中国民族志》﹝1928﹞、《中国经济地理》﹝1929﹞等。抗日战争后他的研究侧重于国防地理和政治地理。在台湾发表的著述有《中国地理学研究》﹝1955﹞、《政治地理学》﹝1955﹞等。晚年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和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五千年史》﹝已出版十分册﹞，是一部融合大量地理资料和历史地理巨著。

geonet

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知识、人脉与时局：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三）
何方昱
三、“为学问而努力”与地略学研究
1936年5月2日，竺可桢写信给张其昀正式邀约其加盟浙大：“桢初抵浙校，头绪纷繁。……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均能惠然肯来。”当时，张其昀本已有赴英国进修的打算，他在给陈训慈的信中坦言：“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5月21日，竺可桢再函张其昀谈及此事：“赞虞、驾吾下学期均能来浙大，至为欣慰。……史地系除足下与赞虞外，可添两助教。”此后，张其昀成为竺可桢在浙大最重要的襄助者。
陈训慈（1901—1991）作为张其昀的挚友，是张其昀学术政治生涯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张其昀、陈训慈于1919年同时考入南高史地部，又同入史地研究会并在《史地学报》中担任重要角色。张其昀与陈训慈的深厚交谊，为张其昀与陈布雷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20年代中期，张其昀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撰地理教科书，时任《商报》编辑主任的陈布雷曾诚邀其为《商报》写过几次专论，这是二人最初的相识。作为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亦在竺可桢、张其昀与陈布雷之间发挥着传递讯息的桥梁作用。当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后，为国民党的发展竭尽心力。陈训慈认为，胞兄陈布雷站在忠于国民党的立场上，很想征求国内大学教授和著名科学家参加国民党。或许其动念较早，但具体行动则始于1938年。陈布雷的第一批目标，“就是张其昀以及张所尊敬或接近的师友。他最先提到的是竺可桢、秉志两师，对张其昀的友人，则提到抗战前夕来浙大任教的郭秉和、及在中大任教的缪凤林诸人”。是年7月15日，张其昀偕其南高师范同学、任教于中央大学的胡焕庸和缪凤林拜见陈布雷，三人与陈畅谈一小时，“胡缪两君有允加入本党意”。1939年3月，张其昀在重庆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于4日晚拜访陈布雷，表示“愿加入本党并介绍郭斌龢入党”；10日，又与陈布雷“谈约一小时”；不久，张其昀与郭斌龢就在陈布雷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关于此点，不唯陈训慈在文中有所述及，即后来张其昀等人亲笔填写的登记表中亦明确表明入党介绍人为陈布雷，党证号前标有“特”字。
此外，更有中枢机构高层几次邀请张其昀加入政府。先是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时，曾多次电邀张其昀出任监察委员。1938年2月15日，竺可桢收到于右任来电：“询张晓峰在何处。当即复一电，云晓峰已赴泰和。”十天之后，陈布雷也接到于右任的委托，请陈代为致电张其昀：“请就任监委”，陈布雷在日记中直言此乃“受人之托，非我意也。晓峰应为学问而努力，何必强之作官乎？”张其昀没有接受于右任的邀请，仍留浙大教书。但在一年之后，经由陈布雷沟通，张其昀与蒋介石开始有所接触，通过创办学人刊物等学术活动，张其昀再次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39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预定：二、约张其韵、郎星石等。”12月28日，张其昀与浙大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再次拜访陈布雷，“商浙大迁黔事，请委座特予资助”。此后一年，但凡张其昀赴重庆开会，必定前往拜访陈布雷。如1940年3月21日，“四时张晓峰、竺藕舫两君来访”；3月28日，“张晓峰君来谈浙大近况与文化宣传及青年思想善导问题……谈一小时而去”。通过张其昀和竺可桢，陈布雷对于浙大的状况较为了解，也为张其昀与蒋介石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最高领导层已经对张其昀颇为关注。三青团成立之后，因缺乏有力干将，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有意揽张其昀加入。9月27日，陈布雷委托教育部“发张晓峰君电，询其能就青年团宣传处事否”。10月9日，张其昀告诉竺可桢“以陈布雷再电促其就政治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张文白（治中）之宣传部事”，张其昀表示“已辞”，并请竺可桢再复一电，重申其立场。虽然这是张其昀一步步逼近政治中枢的开始，但在40年代初，张其昀仍将教书与做学问视为事业重心，将主要精力置于创办刊物与组织学社上。
1941年3月，竺可桢、张其昀前往重庆参加教育部会议。3月14日，张其昀拜见陈布雷；次日晚，陈布雷偕张其昀往谒蒋介石，“谈史地教育及浙东文献之整理，与边疆地理等问题。偕同进餐，与蒋夫人谈文学修养。九时归”。这次进谒，张其昀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极佳。蒋在当天日记中记载：“晚约张其韵来谈，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蒋介石用“甚可爱”形容一位学者，尚不多见，且与张又同为浙东同乡，蒋介石对张其昀的好感由此倍增。此次会晤中，张其昀向蒋介石介绍了自己的学术抱负，即准备出版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蒋则欣然拨款5万元用于创办杂志。4月，张其昀回到遵义浙大后，和史地系教授张荫麟商定：“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此后，张其昀聚集一帮好友，成立学术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思想与时代》月刊也成为4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同人刊物。据彼时在陈布雷侍从室工作的蒋君章言：“我在陈布公办公室主办搜集资料与酌量呈阅文件以及提供参考资料等工作。《思想与时代》得呈最高当局参阅，就是这种关系，最高当局之重视先生，大概也始于此时。”
此后不久，张其昀在报上连载《中国史上的大教育家》，蒋曾在日记中记下此事：“1941年9月2日，下午看张其昀制中国大教育家一文完。”此文为蒋所称赏，还亲自题写封面书名《中华历代大教育家史略》，由重庆钟山书局出版。是年冬，蒋介石委托陈布雷找人撰写一部综合精深的军事史书，作为军事学校军事史教材，陈布雷推荐张其昀任撰述，赞赏其“治地理之学，而善读史，好以史事得失或方舆形势，论列当前之问题，著述斐然，竞为时人所传诵”。张其昀欣然应允，撰写了《二千年来我国之兵役与兵制》《历代之军政与军令》《历代之兵源与将才》《历代之兵器与军资》等论文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上；1944年5月，由正中书局出书。张其昀在《凡例》中略加说明：“本书以朝代为经，以事为纬，对于我国历代之军事演变，如兵制兵源与兵役之法，军政与军令系统，名将与重要战争，军器军需与其对战术之影响，皆溯其原始，迹其递嬗，论其得失，俾于我国军事各方面之沿革，著其涯略，故名曰《中国军事史略》。”陈布雷作序并对此书多加褒奖：“洵足以明古今之变，彰递嬗之迹。至若称述汉唐明初用民建军之良法美意，表扬历代名将之精神，乃至论列一代之军政将才之如何影响于当世之治乱兴衰，往往因事以明旨，语重而心长，读者自能体会得之”，并认为“所以阐明我国军事之大概源流者，洵可供我革命军人与一般国民之参考，且足为军事学校军事史教材之取资也”。评价甚高。《中国军事史略》不但开创了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此书的撰写与出版正值抗战中后期，作为军事学校的教材，其所具有的国防教育的意义尤显重要。自此时起，张其昀的学术兴趣更偏重于与时局密切相关的地略学研究。
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通过美大使馆邀请中国几所著名大学推举专家教授6名赴美访问并讲学，经商定由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大、浙大、复旦、川大、云大各推一人。各大学所推如金岳霖（联大，哲学）、蔡翘（中大，生物学）、费孝通（云大，社会学）、刘乃诚（武大，政治）及萧作良（川大，经济学），大抵皆曾留学欧美。唯张其昀未曾留学也不善直接用英语讲课，但竺可桢考虑其对史地特有研究，又能阐扬中国文化，加之两人关系笃厚，还是推荐他赴美。临行之前，蒋介石曾宴请这批赴美教授。5月14日，蒋在日记中记：“宴张其昀等”。蒋只记“张其昀”名，可知此时蒋对张已经较为熟稔。
张其昀抵美后，一方面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同时也专注于探究地略学理论。张曾自述这段访学经历：“我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地略学的研究，并作多次旅行，但对西洋史学名著，亦所究心。”。地略学研究地理特征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张其昀运用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对于抗战后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多有阐发，进而提出复兴中国海权的观点。9月18日，张其昀在哈佛大学地学研究所发表题为《中国之陆权与海权》的演讲，重申海权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张提出：“近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莫非战舰威胁之结果。中国立国于太平洋上，台湾海南二岛为耳目之所寄。……此次抗战，日军侵据海南岛，蒋委员长曾称此举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盖据珍珠港事变仅十五个月耳。今后中国非重兴海运不足以保护台湾海南二岛，非守此二岛不足以屏藩全国，故中国海权之恢复，实为远东和平之柱石。”
12月3日，在美国的张其昀上书蒋介石，信中谈道：“消弭国际纷争，重建世界秩序，应先从南洋着手，使美英中荷日与南洋本地民族在该地占平等地位，以协调方式取得当地资源。”在张其昀看来，明代郑和七次海航，遍历南洋与印度洋各国，“今南洋有数百万华侨，其基业实奠立于此时，惜自明代中叶以后，海权废弛，倭寇乘之”，谋中国海权之复兴，除台湾海南二岛外，重视与南洋各国的合作也势在必行。张其昀正是凭借其在地略学领域的学识，开始对执政当局有所建议，蒋介石对其意见也愈加看重。1944年3月12日，竺可桢在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议后，赴蒋介石官邸座谈并午膳，蒋“席间询研究院评议会计划及资委会展览会状况，亦询及浙大近况与晓峰是否将回国”，足见蒋介石对张其昀的重视。
1945年11月上旬，张其昀回到上海。13日，张其昀拜访正在上海公干的竺可桢。12月19日，张其昀拜访陈布雷，“八时卅分张晓峰君来谈在美之观感”，并向蒋介石汇报旅美经过。回国后的张其昀，继续在报刊媒介上发表其地略学研究成果，阐述自己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张其昀高度重视南洋地区，这与他的海权观密切相关：“中国对外的经济关系，除美国外，第二个重要地方便是南洋，中国人必须具备海洋意识。南洋与中国及印度息息相通，如果我国及印度都能欣欣向荣，南洋各地必然受其鼓舞。”张其昀的海权观还体现在他对中国的台湾、海南两处海岛的高度关注。抗战胜利后，张其昀就对建设台湾与海南提出具体建议：“台湾终于光复，海南将建行省，这是中国恢复海权发展海运的大好机会。台湾海南二岛，面积相近，地势相似，宛如孪生兄弟。以资源言，彼此可以长短相补。故将来两岛建设应多切磋互助之处，台湾工业发达的程度，在国内仅次于东北，例如电力、机械、造船、冶金诸工业，利用日人已有之基础，继续进步，大有可为。台湾人口六百万，海南岛近二百二十万人，足见后者尚可容纳移民。且海南工业尚在发轫，又为吸收侨资之理想区域。”这些意见在国民党撤退的关键时刻，对于蒋介石做出最终抉择曾发挥重要作用。
知识、人脉与时局：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四）
何方昱
四、“驱张运动”与渐趋政治中枢
关于张其昀回国后的工作，陈布雷早在半年之前就曾致函张其昀，望其能“赴侍从室整理蒋主席之传记”，张其昀函告竺可桢后，竺颇不赞同并认为：“此是出力不讨好之事。因在中国做传记最为困难，以完全不批评其为人，否则其子孙亲戚必丑诋之，甚至于生命不保。其优点则必赞美至十二分以上，不啻谀墓辞。晓峰初自美回国而使作此等工作，实在可为浪费人才矣。因渠可以专门著作作终身事业，而不必为伟人作传记为终身事业也。蒋主席之丰功伟烈又待传记为重哉！”以竺可桢与张其昀的师友厚谊，竺此番言辞极诚恳，完全站在张的角度为之思量考虑。最终张其昀未留侍从室，仍返回浙大，继梅光迪之后出任浙大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继续教书著述。战后学潮汹涌，浙大则成立多个教授委员会以应对。1947年3月，浙大校方先后成立了13种委员会，襄助学校推进校务。对此，张其昀颇为自信，在写给陈训慈的信中宣称：“至学潮问题，因浙大教授会有相当力量，相信不致十分为难。”张其昀对于教授治校持乐观积极态度，认为“这是中国大学民治化的新发展，希望政府积极奖励这种趋势，减少不必要的拘束，多给大学以实验和创造的机会”。
然而，1948年春爆发的文学院革新运动却将矛头直指张其昀。革新运动是由中文系与史地系的部分学生发起的。中文系学生要求中外文系合并为文学系，文学系再分语文与文学两组；史地系中有75%的学生签名要求史地分家，地理系属理学院，历史系属文学院。很快，这场革新运动的矛头直指文学院院长张其昀与外文系教授佘坤珊。5月13日，有学生贴出壁报，“攻击张晓峰不遗余力，谓其只顾史地，将国文、英文置诸不足轻重。又有人主张史地分系”，攻击佘坤珊及国文系教师郑石君的壁报也层出不穷。学生攻击教授的壁报一经张贴，即引起浙大教授群体的强烈不满。主要被攻击人张其昀也贴出文告回应：“余忝长文院二年，愧无建树，近者同学肆意谩骂攻击，深感德不足以服人，自本日起除任课外，院系职务一并辞去。”5月16日，事态进一步趋于紧张，教授群体再次表达了对校方迟迟不做处置的不满。但因训导长李浩培赴沪，对个别壁报作者的处置，要等训导长回来后召开校务会议方可讨论执行。5月17日，法律系二年级学生景诚之所办壁报《群报》上登一文，标题为《张其昀引咎辞职，佘坤珊更应滚蛋》，言辞激烈，引起浙大文学院教员的普遍不满：“今日停课不教者有徐声越、任铭传、郦衡叔、王驾吾诸人。文学院教员全体与晓峰同进退，史地系同人昨开会亦有同样决议，谓学校如无办法则将全体辞职。理、工、农教授联名表示愤慨，不日将罢教。”眼看壁报攻击事件即将引发教授全体罢教，局势即将失控，所幸此时训导长李浩培已回到杭州，竺可桢与李浩培商谈后，召见自治会代表、主席陈业荣，告以事态之严重，“彼允于今晚开会后撕去一切攻击文字，余告事已太迟，动了教员公愤，必致有处分办法也”。
5月18日下午3点浙大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自治会壁报问题。校务会议决定，“限期令壁报编辑刘万甸交出四张壁报之人名，予以严惩，如不交出，刘万甸即予以开除。同样景诚之亦须交出《群报》上撰文之浙大学生姓名。次谈以后壁报处置问题。讨论甚久，迄无具体办法”。3年前浙大通过的《壁报审查办法》犹如一纸空文，失效已久。5月25日下午，浙大再次召开校务会议，竺可桢报告：“壁报侮辱教授而致开除刘万甸事。讨论甚久，讨定刘万甸、蔡昌荣、叶立义、张锡昌、胡润杰五人均记大过二次，留校察看。次讨论壁报问题，及五月廿日签名罢课签名数目谎报问题，均交训导处拟办法。”至此，喧嚣一时的壁报攻击教授事件暂告中止。
浙大五月“驱张运动”中，遭到攻击的主要对象乃前任训导长张其昀与英文系教授佘坤珊，两人均为国民党党员。张其昀虽然受到学生的攻击，然并不主张严惩学生，但他在事件中受挫亦很明显。5月26日，张其昀对竺可桢谈了自己在史地学系开展的各项工作，“可回文学院办公，但总以学生不明瞭近来渠为学校努力状况，如向蒋慰堂捐款建筑百里馆，向孙贻〔诒〕让后人捐玉海堂之书。谓史地方面现方努力于版图、方志、钱塘江流域之调查”。客观地说，学生并不了解张其昀主持下的史地学系的工作，只是因为其明显的政党色彩而在此次风潮中摇旗呐喊。鉴于张其昀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中央日报》也载文抨击此事：“浙江大学，在地方当局与学校当局互相推诿之下，被共党匪徒发展组织而成为指挥东南学运之中心枢纽。……最近该校职业学生又复胁迫名地理学者张其昀教授，因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许他在学校教书，必欲迫使去职而后快。”然而《中央日报》这类国民党机关报刊发为张其昀鸣不平的文章，只能进一步激起“左倾”学生对张的不满，令其处境更为窘迫。7月，张其昀坚决辞去了浙大行政职务。同时，张其昀意识到学校的政治环境已发生变化，他的政治立场趋向与国民党最高当局保持一致。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1月28日，《中央日报》上刊登了张其昀撰写的《与周恩来先生一封公开信》，此函的核心是劝告中国共产党要与国民党“互助妥协”，因为“极端主义会使国家分裂，而分裂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要集合在祖国的旗帜之下，方法与手段尽有商量余地，目的和力量一定是殊途同归”。此信发表于国共内战的最后时刻，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尽管如此，这封公开信却是张其昀在40年代末期从学界跨向政界的重要表征。3月5日，张其昀致函朱家骅，并随函附上该公开信：“兹附奉拙著一篇，幸祈是正。其他二页并恳于便中转奉力子、岳军二位先生，费神至感。”朱家骅在回复中对此信多有肯定：“时局艰危，愈要国脉民命不绝如缕，深待我教育界同人群起呼吁，维护此一线生机。吾兄蛮声论坛，爱国忧时尤彰。”此举亦可视作张其昀借此博得国民党中央高层的认同。
3月底，应蒋介石的召见，张其昀前往溪口。据浙江省保警总队队长侯定远回忆：“两人谈得投机，蒋介石留张在武岭中学居住，待之如上宾，一连密谈三天，蒋慨叹地向张说：‘司徒雷登大使最好能移往杭州，那里是他出生之地、第二故乡，距溪口不远，这里景色也不逊于庐山，如能敦促大使来此一游，就再好没有。’……想通过张其昀拉拢一批名流学者出面邀请司徒雷登以‘杭州荣誉市民’称号来杭居住，从而再布置与蒋会谈，借以加强蒋美关系，抬高蒋的威信。”3月31日，蒋介石还特别宴请张其昀，日记中记：“晚课毕约宴其昀等后批阅文电。”4月初，张其昀返回杭州。4月4日，张其昀告知竺可桢：“去奉化溪口三天。与工务局俞局长同往并见蒋先生，商范氏天一阁将改公立图书馆。谓蒋决计不离溪口，风采甚潇洒，但以其不能辞去国民党总裁为恨，并谓其左右尚希望美援甚烈。”竺可桢则言：“美援不可恃，因美国人士对于中央政府过去作风已失信用，即使以后中央能有作为，亦要靠自己。”嗣后张其昀衔命奔走，曾就邀请司徒雷登到杭州居住，商之于曾任杭州市长的周象贤，周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却之。
4月23日，局势骤然紧张，中共军队进入芜湖，国民党政府下令紧急疏散，政府要员已飞往上海和广州。翌日，张其昀找竺可桢商量自己的去留问题。总统府战略顾问王东原劝张其昀离杭，且“必要时可以飞机相接”，竺可桢则认为：“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余劝其乘车去沪，不往宁波，因沪上友人甚多，可从长商酌也。”5月初，张其昀在上海乘轮船赴广州，为赴台做准备。
6月初，阎锡山受命出任行政院长一职，首要考虑行政院各部长人选问题。6月7日，阎锡山将初拟的内阁名单分送蒋介石与李宗仁裁示，其中委任张其昀为教育部长。6月8日，蒋介石致阎锡山电，谈道“教育部长张其昀现在穗，请兄就近接洽，但料其必不就，亦不必勉强，或可属朱家骅兼任，否则杭立武暂仍其旧如何？”经考虑，阎锡山于6月10日晚重拟一份阁员名单，其中教育部长改为杭立武。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将张其昀纳入重要成员。据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郑彦棻回忆，彼时“中央党部已迁至广州，晓峰兄嫂避难至穗，彦棻即予接待，并电报总裁。旋奉电示，嘱请晓峰兄伉俪赴台北，我乃购备机票代为安排一切送他们赴台。”6月6日，郑彦棻电蒋经国，告知张其昀的赴台时间：“棻亟欲到台与兄等会谈，但党部事繁，能否成行刻难决定。其昀兄决与乃健兄日间飞台，行期定后，当另电告。”6月7日，郑彦棻电蒋介石：“各委员于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上主张早日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决定中央党部应即分地办公，推定李文范、陈立夫等商讨国民党组织与制度之改进方案。”此时，蒋介石已决心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准备任用一批新的干部。6月8日，在高雄的蒋经国写了一长函给蒋介石，劝其重新改组国民党，并迅速开展组训干部的工作：“目前从事于新组织，如不脱离本党之组织形态，恐难以形成。而吾人在此时是否有根本抛弃旧组织之决心，此实为组织之先决条件”，对于蒋介石的侍从机构，蒋经国在与俞济时等幕僚商量后，拟就具体意见：“大人离京返乡以至今日，一般侍从人员多能忠心服务，但皆重事务，而未能注意政务。今日大局已定，将开始在长期中过苦痛之流亡生活并从事于艰难之复兴工作。故实有加强侍从机构之必要。……希望张其昀（理论研究）、董显光、陶希圣（国内外宣传）、林尉（军事）、唐纵（特工）、王世杰（政治外交）诸先生能经常参加侍从工作。台湾之情况从各方面深加观察，危机四伏，如不早日改进，则将来可能发生变乱以至不可收拾。”蒋经国家书透露出张其昀已进入蒋介石的侍从机构，将被委以重任。6月13日，谷正纲、陈雪屏电蒋经国：“其昀乃健二兄已抵台北，现定十四日在草山省府第一宾馆聚膳，务请兄驾临。如希圣兄已到，请偕来。”
此时蒋介石虽已下野，但仍具国民党总裁身份。7月10日至12日，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碧瑶会谈，谋求“远东各国应即成立联盟”，共同反共。8月6日至8日，蒋介石又在“南朝鲜镇海与李承晚商谈成立‘远东反共联盟’的计划”。张其昀作为访问团成员，参加了这两次出访，并写下了《碧瑶纪行》与《镇海纪行》，详细记录了出访过程，这也是张其昀加入政治中枢后的首次出访。7月16日，蒋介石在广州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的联席会议，并正式组成非常委员会。在蒋的主导下，一套具体的国民党改造方案于广州举行的中常会上获得通过。按照蒋的构想，改造委员必须加入新鲜血液，“拟以中委与非中委者各占半数，过去在党方面负过责任者，此次不必参加”。此后不久，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成立，张其昀受命担任第六组组长，职掌办公室秘书及综合业务。8月14日，蒋介石电示邓文仪：“共匪反动文件汇编等书即共匪军事、党务、政治、经济、土改、群众运动等有关各种小册及刊物，当每种各检十册，从速派员带来交黄少谷同志转张其昀同志。”12月15日，黄少谷、张其昀向蒋介石呈递政治改革纲要及草案。上述几份档案显示，1949年底，张其昀已经在国民党中枢担任重要职务，成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倚靠的重要干部。彼时的一份小报上曾刊登一则新闻《张其昀承乏布雷遗职》，其中提到“蒋总裁赴菲、韩时，发觉一个侍从官，这就是补陈布雷遗缺的张其昀了，张是一个文史教授，稍注意教育文化的人便知道他的，最近蒋总裁的办公室各组人事的发表，他是秘书组组长，照历史看是很出意料之外的，如在中央多人之中，陶希圣、张道藩、程沧波、程天放诸子原是可以入选的，殊不知各有各的看法不同，企图不同，这就说蒋总裁会不会喜欢他们补布雷的缺是一问题，而他们会不会企图去补这一缺也成问题”。这则报道虽系作者个人揣测，却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张其昀加入蒋介石侍从机构的重要原因，即蒋介石采纳蒋经国的重要意见，以新鲜血液改造国民党中央，张其昀乃学者出身，在国民党内无派系纠纷，是较为合适的人选。
余论
自20世纪20年代起，张其昀在恩师竺可桢的引领下，以编纂地理教科书逐渐扬名学界，1933年又发起创建中国地理学会，担任理事及干事一职，成为地理学会的中坚力量。在翁文灏与丁文江的提携下，1935年，年仅35岁的张其昀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早期学术生涯与人脉网络的建立为其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然同年发生的导致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的失慎事件，却是张其昀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首次顿挫，令其此后行事更加谨慎。他转而聚合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以谋学术兴国。加之挚友陈训慈的介绍、陈布雷的提携，张其昀最终有机会接触政治权力中枢，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更为重要的是，张其昀在地略学领域的学识，特别是他提倡的海权观，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尤为国民党执政当局所需要，并令最高执政者服膺。张其昀曾言“知识即权力所寄”，他从学界转向政界的过程，即是对此言论做出的生动注解。
知识与人脉的合力使张其昀有机会一步步逼近政治权力的中心。而在鼎革之际其国民党党员身份则成为他做出不同于竺可桢等人政治抉择的最后推手。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爆发内战，国民党执政当局因无力约束学潮，只能在大学校园内强化实施训导制。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张其昀，曾出任浙大训导长，故而被浙大“左倾”学生视之为“国民党教授”。1948年浙大爆发“驱张运动”之后，校园环境对张其昀颇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成为追随蒋介石的“陈布雷第二”。
以此而言，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既有知识与人脉带来的推力，也有国共内战学潮爆发带来的迫力，双重合力之下，他最终挥手与竺可桢诀别。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张其昀辅佐其右亦13年，两人亦师亦友，情谊密合，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两人又在政治认同上产生巨大分歧，并最终作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1947年底，浙大爆发了于子三案，案情复杂，竺可桢奔走其中，应付各方势力之间的纠葛，精疲力竭，对国民党执政当局愈感失望。1948年6月15日，竺可桢因浙大学潮事前往南京，曾会晤陈布雷。据接见者蒋君章回忆：“我问竺校长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民党办不好，让中共试试也好。’”最终，竺可桢选择留在大陆。透过张其昀的“去”和竺可桢的“留”，或可看出，在国共政权更替的转折时代，原本立场趋近的学人群已出现政治认同危机，彼时中国政治文化形态呈现出断裂与多元之势，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国民党政权为何会丧失其政治基础。
1949年前张其昀的人际网络http://www.docin.com/p-1094825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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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旦：为学地理负半生
www.thepaper.cn 2019-02-11 10:23

南京对于民国地理学的意义不言而喻。2018年末过南京，偶然得知李旭旦故居被改为一座咖啡馆，于是登门探访。李旭旦（1911-1985），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民国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氏故居是一幢二层的小别墅，内设木质地板和楼梯，依稀有旧时风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旭旦卜居此处，南临南京大学，左近玄武湖，在六朝烟雨中，以无情出名的台城柳，是否能给李家一丝慰藉呢？李旭旦1985年逝世于此，成为人生中的最后居所，而李氏遗孀陆漱芬先生居至本世纪初，至今老街坊仍能言李家旧事。和咖啡馆主人闲聊几句之后，我点了一杯雨花茶，静坐一隅，书写李旭旦。

李旭旦故居今貌（南京鼓楼区高云岭39号）
李旭旦与民国同岁，1911年10月出生在江苏江阴青旸镇，东邻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故乡马镇，这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地理的缘分。李旭旦的父亲为小镇郎中，但他从小体弱多病。不过，少年努力，他十三岁考入著名的南菁中学，1930年又被保送首屈一指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地理系的第一届新生，实现了阶层的跳跃。
中央大学地理系始于竺可桢创设的东南大学地学系，是民国地理学的殿堂，竺氏的两大弟子胡焕庸与张其昀，再加上聘请的留美学者黄国璋，共同构成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勤奋优异的李旭旦甚得系主任胡焕庸的青睐。同时，胡为宜兴人，与李的家乡江阴，均为江南吴语区，而且胡为乡村私塾先生的独子，与李旭旦背景相当，自然对李又亲近三分。

胡焕庸、张其昀、黄国璋
在胡焕庸的指导下，李旭旦花费三年时间合译法国人文地理名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熟习西方地理学理论，完成基本的学术训练。1934年暑假，胡焕庸带领李旭旦等赴苏北考察淮河水利及滨海盐垦，行经二十余县，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书后附有李旭旦撰写的连云港。此时，胡焕庸已将李旭旦视为传人而有意栽培。据说胡焕庸的文章，其他人都不能改动，只有李能改。1934年李旭旦毕业留系担任助教，中央大学地理系以李旭旦为中心，汇聚了一批江阴籍学子，形成所谓的“江阴帮”，其中著名者有朱炳海、李海晨、李旭旦和王维屏。
1936年李旭旦在胡焕庸的鼓励下，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在剑桥期间，李旭旦继承了胡焕庸的学术传统，主攻人文地理学，并基于1934年的苏北考察，完成硕士论文《苏北：一个区域地理的研究》（North Kiangsu: A Study in Regional Geography）。另有趣闻：李旭旦在剑桥时期，为了补充专业知识，常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中找书籍污渍最多的地方阅读，颇有收效。根据其理论，书籍污渍最多之处，是因翻阅最多，必是最重要之处。
1939年李旭旦学成归国，奉师命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李曾在1929年加入国民党，两年后退党。1941年胡焕庸再次介绍李加入国民党，为接班作准备。1942年胡焕庸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由校长蒋介石签名颁发任命状，他遂将地理系主任交由李旭旦，完成传人交接。1946年胡焕庸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学一年，回国之前推荐李旭旦接替任教一年，可见胡焕庸对李旭旦的栽培之意。
李旭旦自学生时代翻译西方人文地理名著到在剑桥大学攻读人文地理学，以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见长，契合中央大学的地理学传统。十年积累，李旭旦在抗战前后达到第一个学术高峰。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向以秦岭淮河为准，而秦岭向西至青藏高原东端的600余公里之内，并无显著自然地物可依。1941年李旭旦在考察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西端应以白龙江中游为界的结论，为地理学界广泛接受。界限是地理区划的前提，战后，李旭旦又在《美国地理学年刊》上发表《中国地理区域之划分》（1947）一文，提出综合地理分区方案，自成一家之说。1946年李旭旦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身份，兼任民国地理学最高期刊《地理学报》的主编，在学术和事业上都达到顶峰。
相对李旭旦的春风得意，李的同班同学任美锷则显得郁郁寡欢。任美锷出身宁波经营草席业的商人之家，少年时期读到张其昀的《高中本国地理》，遂有志于地理学，并与李旭旦一起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仅有的两位新生。但是，相比李旭旦与胡焕庸的交好，任美锷更亲近宁波同乡教授张其昀。他曾随张其昀纵游浙江全省名山，1934-35年又随张做西北五省（陕甘青宁蒙）为时一年的长途考察，并撰写五十余万字的考察报告。1936年任美锷与李旭旦一起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师从著名构造地质学家E. B. Bailey 爵士学习英格兰高原大地构造。

1939年李旭旦剑桥大学硕士论文扉页（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
1939年任美锷获得博士归国，又追随张其昀到浙江大学史地系执教，但任美锷在浙大史地系并不如意，一是浙大的名气不如中央大学，二是任美锷因为个人感情问题，为浙大不容。1943年任美锷想调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胡焕庸不同意，他只得暂居复旦大学史地系。胡焕庸的坚持自有其深意，因为李旭旦仁厚内敛，而任美锷则好强自负，胡深谙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惜李旭旦并未领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对于任美锷，李旭旦更多是囿于同窗之情。因为两人1930年同时考入中央大学地理系，期间合译白吕纳的名著，后又同时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1937年初到英国，两人在年假中聚晤剑桥，同赴伦敦参加英国地理协会（British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抗战期间，两人又共同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1944年虽有胡焕庸的坚持，在系主任李旭旦的努力下，任美锷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央大学地理系。1946-1947年，李旭旦去马里兰大学做访问教授，任美锷代理系主任，这是任美锷执掌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初尝试。
1949年国共易帜，换了人间，相对张其昀与任美锷师徒，胡焕庸和李旭旦师徒命运要曲折得多。中央大学地理系因政治关系被率先重组，改名为南京大学地理系，胡焕庸因为长期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及教务长，1949年9月，即奉命到北京的华北大学附设政治研究院学习，此时他已无暇地理学术，只是希望学习不要太长，因为个人虽由公家供膳宿，但家中无给济。1950年夏，受训结束的胡焕庸落选全国地理学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因政治身份无人愿意聘用，高校之中已无其位。民国的地理大佬成为明日黄花，幸亏胡焕庸曾经研究过苏北的淮河，得以在位于安徽蚌埠的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谋得技术委员兼资料室主任一职，参与淮河治理。直到1953年，才通过门生关系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辗转找到一个立命之所。
作为胡焕庸的高足和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李旭旦，则开始了自我救赎。首先是翻译苏联的地理著作。二战后期，李旭旦曾关注苏联。1946年在美国讲学时读到英国地理学家所写的《苏联地理》，觉得对于苏联建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事实讲地很透彻，更重要的是作者对苏联素抱同情友好的态度，政治认识比较正确。因此，李旭旦1948年回国后开始翻译，但因政局动荡而搁置。1949年他重拾旧稿，一气呵成，1951年出版。其次，李旭旦主编《地理知识》杂志。1949年4月，南京大学地理系与中国地理研究所为了迎接新政权而创办《地理知识》月刊，一是普及地理科学知识，二是结合国家建设，介绍工农业生产和改造自然的具体成就，由李旭旦担任主编，并于1950年1月正式出版。投诚最终换来回报，李旭旦只是辞去《地理学报》主编一职，保留了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职务。
李旭旦的同学任美锷在新政权下则是先抑后扬。起初，任美锷与胡焕庸一起落选全国地理学会专门委员，同时，被从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中剔除，因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认为任美锷曾经为《文化先锋》写文章，与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一起与新文艺派对垒，因此不能跻身科学院的专家之列。但是这个影响仅限于科学院系统，并未阻止任美锷在地理学界的上升。
1949年之后，南京大学地理系以李旭旦为主任，资深教授有任美锷和徐近之，但三人之间隔阂渐深，特别是任美锷向来难以合作。1950年胡焕庸政治学习完成之后，想重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任美锷极力阻扰。因为早在中央大学期间，任美锷就对胡焕庸倚重李旭旦心生不满，后胡焕庸又阻挠任美锷重回中央大学，鉴于胡氏当时的地位，任氏隐忍不敢发，但今非昔比。1950年任美锷接替李旭旦担任《地理学报》总编，同年，徐近之转任中国地理研究所。1952年院系调整中，李旭旦另立门户，组建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已无对手的任美锷顺利出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最终将李旭旦的两个重量级学术职务尽入怀中。

李旭旦晚年家中办公照
李旭旦的失势和任美锷的上升并非偶然，而是与新政权下的地理学转向密切相关。1949年之后，地理学开始宗法苏联，废弃人文地理学，以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分地理学。不同于李旭旦的人文地理出身，任美锷拥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形学博士，是典型的自然地理学。同时，任美锷的研究兼重经济地理，特别是工业地理。例如任美锷1944年介绍德国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探讨战后中国工业区位问题，此为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开创之作。1946年任美锷又出版《建设地理新论》，阐述应用地理学的观点，特别是苏联经济地理学在区域设计方面的成就。任美锷的研究兼顾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与当时中国的地理学术走势有神一般的默契。
反观李旭旦，其擅长的人文地理学在新政权下失去了合法性，在一定程度否定了李氏的学术价值，终结了其学术生命。李只得避走南京师院，专注教学和翻译苏联地理著作。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作为民盟南师的负责人，李旭旦一反往日的审慎，罕见地发表了一篇政治文章，呼吁扩大民主（《扩大民主生活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江苏盟讯，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编1957年第4期）。结果可想而知，次年即被打为“右派”。“文革”伊始，李旭旦更是在劫难逃，他因为心脏病没有下放，但被关押在南师校园的一幢房子内，失去人身自由，一度想了却残生，直至1972年才得以回家。同时，妻子被下放，当年常举行家庭舞会的小洋楼中，只剩下八旬的岳母，独守孤楼，白发依门。1978年之后，李旭旦才得以平反，重续中断三十年的人文地理学，并以数年功力翻译西方地理学名著，但是李自幼体弱，“文革”期间身心俱残，就在第二学术高峰乍现之时，天不假寿，李即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其学术生涯以翻译开始，又以翻译结束。
作为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任美锷在“文革”之中也未能独善其身。1968年夏，南京大学召开全校“斗争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大会”，任美锷被控为国民党特务、反动教授，性格要强的他一度想跳长江自杀，后被下放农场直至1973年。任美锷具有高度的学术嗅觉和学术运气，1949年之后他即转向相对安全的自然地理学，学术研究基本未断。平反之后，任美锷专注海岸研究，迎来人生中的第二学术顶峰，先是获得国际地理学的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奖章，后又中国科学院院士加身，最终于2008年以九十六岁的高寿离世，得以享天年。相对同窗李旭旦，任氏似乎又胜了一局。
行文至此，李氏故居窗外已是夜沉似水。李旭旦晚年有诗云：“古稀伏案任憔悴，为当不负学地理。”他一生没负地理，却被地理负了半生。
1949年10月南京地理学界联名上书竺可桢建议筹设中科院地理所，李旭旦和任美锷的亲笔签名。
参引文献：
1,李旭旦，任美锷翻译：《人地学原理》，中山书局，1935年。
2,沙润，姜爱萍：《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李旭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胡焕庸：《痛悼李旭旦教授》，《人文地理》第1卷第2期，1986年。
4,《竺可桢日记》，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年。
5,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来：纪念先父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年。
6,李旭旦：《苏联地理》，开明书店，1951年。
7,任美锷：《建设地理新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
责任编辑：于淑娟

以前在日志回复中：
李旭旦（1911-1985，1930年 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學習1934中央大学任地理系助教1936留學英國，在劍橋大學攻讀地理學碩士學1939-41重庆沙坪坝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开始担任地理学报总干事及总编辑1942兼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而胡焕庸（1901-1998，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1900-1985，1927年，在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曾主讲中国地理）都是其师（而胡和张都算是竺可桢的学生）。黄秉维(1913.02.01--2000.12.08，1930-34中山大学地理系）与李差不多同龄但黄加入的是地学会，而吴传钧(1918.4.2-2009.3.13)1936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地理系，1941考入中央大学研究生院，成为该院地理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生1943获得理科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讲师）也应算李的学生了。竺可桢-胡焕庸（张其昀）-李旭旦（任美鄂）-吴传钧，而文革之后正是吴和李倡导恢复人文地理，李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柴彦威在（《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总第138期）《“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说：最早将段义孚思想引进国内的是李旭旦先生。他在1983年2月将段义孚的名作 — — “人文主义地理学”译为中文，并在南京师范大学 （时为南京师范学院） 铅印出来。铅印稿的传播范围很小，所引起的反响也不大，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当时段义孚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对脱离西方主流已久的我国学界不啻是“奇谈怪论”，连中西学素养深厚的李旭旦先生在译后注中也称“没完全读懂”、“费劲地把它翻译出来”，并提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无必要提倡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它能否为马列主义哲学所认可等问题。虽然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了，但意识形态的束缚仍在，人本主义地理学注定受到冷遇。

另
林超(1909-1991)
中山大学1929年创办地质地理系，林超遂师从瑞士教授汉姆(Ham)学地质学，随德国教授威廉。克勒脱纳(Wilhelm Credner)学自然地理学。自此，确立了以研究地理学为己任的终生奋斗目标。 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1938年年仅28岁的林超荣获该大学第一个地理学博士，随即归国就任中山大学教授和地理系主任，同年又被破格任命为中山大学理学院代院长。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北碚成立，林超是该所筹建人之一，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人文地理研究组组长、地理研究所所长。1949年林超代表中国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为中国在国际地理学界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从此中国成为国际地理联合会的正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