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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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futuan.org/index.htm1[由 MelanieMcCalmont 所管理与维护的「Yi-FuTuan」网站，有许多关于段义孚 的资料可供浏览与下载，包括：段义孚的「个人履历」(Curriculum Vitae)、已出 版的专著介绍，以及「亲爱的同僚信件」(DearColleagueLetters):网址： http://www.yifutuan.org/index.htm]

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69064-1-1.html
段义孚（英文）传记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 段义孚
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69025-1-1.html

https://geo.bnu.edu.cn/tzgg/132770.html

Obituary

Yi-Fu Tuan, the founder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Adjunct Prof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assed away at the UnityPoint Health - Meriter Hospital (a partner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ospital) at 10:27 am on August 10, 2022, U.S. Central Time. We will remembe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geography community. May he rest in peace!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讣告】
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客座教授段义孚先生于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10:27分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逝世，我们追念他对地理学界的杰出贡献，愿他安息！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2022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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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韵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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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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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及人文主义地理学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 段义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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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读《回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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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读《回家记》报告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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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江波老师有关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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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地情结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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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书｜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人对理想环境的欲求原创 刘苏 图片缺失，参阅https://mp.weixin.qq.com/s/oM2uJikfPbCqAiqi6gpRIA
《恋地情结》翻译出版后，我把这本书放到平日教学的两门课里——“文化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作为课堂阅读材料使用。我不仅带着学生一起阅读这本书，还布置了读书笔记，了解他们的阅读心得。其间我还参加了几次地理学的课外读书会，包括一期中学青年教师的《恋地情结》读书会。

几年下来，我发现，翻阅过此书的大学生，有个普遍的共识：这本书文字虽不难理解，但很多地方仍读不透，难得要领。

我想，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会导致理解的屏障。其一，是段义孚思想与文字的深入浅出、以微知著——“浅”从话语中来，而“深”则达致存在的本质；“微”从个体中来，而“著”则显明了形而上学的命运。一些读者可能流于文字表面，在思想和学理上难以深入。

其二，或许是中华文化重集体轻个体、重道义轻体验，而段义孚又常将目光缩聚在儿童、树木、草地、房屋、街道这些具体而微的事物上，也在性别、年龄、五感这些习以为常的个体属性上下笔千言。这似乎同我们习惯的宏大叙事的文化历史认知模式存在一定错位。

该如何理解《恋地情结》？我尝试以平日授课和参与读书会的经历，来分享自己就这本书具体内容的思考，期待进一步阐幽明微，以会证友。

《恋地情结》，[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文化地理学译丛版，2018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版，2017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纪念版。

一、全书文眼：对理想的欲求

“恋地情结”的核心是“理想”（ideal，或译为“理念”）。因为存在理想，才产生出欲与环境建立联系的冲动，所以“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理想”也穿针引线地贯穿着全书内容。因此，阅读《恋地情结》时，始终抓住“理想”这一立场，便能理解书中万花筒般的案例。

《恋地情结》最不易理解的章节或许如下：第三章“一般的心理结构和反应”；第十章“从宇宙到景观”；第十一章“理想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它们是整本书文眼的着重诠释。

先看第三章：“一般的心理结构和反应”。段义孚着力探讨普遍的人类经验，这同我们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惯常认识似乎相左。我们常以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个体性和差异性，而无兴趣去寻找通则。这一章却表明，《恋地情结》是从人类经验里的普遍本质开始探索的，而对差异性的诠释始终在于通达经验的普遍性。顺便一提，段义孚的思想常被八十年代及以降的女性主义和文化批判理论贴上“本质主义”的标签（大卫·西蒙 语）。

本章第一自然段，首先提出一个观点：“人类拥有高度发达的符号思维能力”，而符号又把人类“自己和外部的客观实在联系起来”，形成了人地关系。“符号”对应着“理性化”的概念。“理性化”是本章颇难理解的一节。看起来，该小节似乎与上下文不相关，但其实，它正是理解第三章，乃至整本书的文眼所在。


2021年12月，上海宝山，公园。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段义孚认为，人类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而是“理性化”的动物。何为“理性化”？段义孚说：“大脑的新皮质似乎有无限大的承载力，来为我们受进化过程中较低级的脑组织驱使而产生的行动提供’理由’”，“理性的脑是人类掌握的最重要的力量，它把我们的欲求转换成现实的形象。”这两句话颇为关键。

在段义孚看来，“理性”就像一套包装人类原始欲念的程序，能让后者以合情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换言之，段义孚在此含蓄借鉴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潜意识的欲求是需要表达的能量，但若以其本来面目表达，则必然不被他人接受。因此，欲求需要理性来包装，方能表达。此过程就是“理性化”。

符号乃是理性化的工具。比方说，人类都有进食的欲求，它需借助一套符号，像餐桌礼仪来包装，方能合宜地表达，否则就与动物无异。

因此，段义孚将前一章所谈到的感觉，都统一到理性化的欲求里。正如马克斯·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里所言：“无论是感觉，还是简单的知觉，或是想象，后面都有朦胧的欲求。欲求用它在睡眠及清醒时间中都持续不断贯穿每时每刻的火焰来愉悦这些感觉，若其后没有朦胧的欲求，感觉、知觉或想象是不存在的。”

那么，人对理想环境的欲求，又有着怎样的理性化过程呢？

接下来的章节：“分段”“组对”到“矛盾的调和”再到“物质和宇宙模式”，呈现出了理想环境的符号体系得以生成的原初基模（schema）。

首先，自然界本身是连续的，但“人类倾向于将连续的自然界划分成段”，“人类还会因为某种优越感把自身的地域凸显出来。”因此，原本连续的自然界就变成一段又一段的事物。这些片段不会胡乱排列，而会以一种特定秩序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秩序被称为“组对”，即：“从中挑选出一些对子，并把相反的含义赋予对子的每一方”。这是人类意识结构的普遍特征。这种两极分化的配对，影响着人类几乎所有层面的体验，也蕴含着“生”与“死”一般原始且无可抗拒的张力。

图片来源：《恋地情结》第21页。

这样的张力需要调和，“对立的双方时常因为第三股力量的介入而被调和。”这样，二元就变成了三元。这是否可理解为“一生二、二生三”的创世过程在环境里的体现？“一”——连续、混沌的自然，因人类逃避混沌追求理想，陆续生出了“二”与“三”。有读者可能会问，为何一定是如此过程？矛盾双方为何一定要有第三方来调和？段义孚没有给我们解释。而我认为，除了“道”以外，也再无其它任何上位概念能解释。换言之，这一章，段义孚对人地关系的思考达至了终极。

因为出现了调和的第三方，才出现了中央的观念，于是产生了“圆形”的几何形状。圆形在很多宗教思想里以“曼荼罗”来呈现。那么，“圆形”或“曼荼罗”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环境的原初基模。人类如何把这个基模重新落实在大地上，好让自己生存于其中呢？

首先，圆形的基模会与基本方位——东、南、西、北——对应起来；接着，人类会在环境里挑选出基本的物质和元素，像金、木、水、火、土、气，分别置于基模的特定位置上；其后，再把自身经验的所有基本层面——包括生死、男女、老少、尊卑、高低、怒喜、四季、原色、动物等——同基本元素一一对应，便形成了一个宇宙模式（如下图：华夏中原人的宇宙模式）。段义孚在书中还描述了印尼人和印第安人的宇宙模式。

图片为本文作者所绘。

这样的宇宙模式是闭合、向心的，也是前现代的。在此基础上，人类建造了房屋与城市——理想的宅与城。

二、理想的城市

段义孚说：“圆形可以认为是无数条边的多边形，但世界各地的人在实际应用中都简化成了数目’四’。”换言之，方形乃是只有四条边的圆，“当象征宇宙的圆形秩序呈现于大地之时，就演化为了一个矩形”。由此看来，方形的城与宅，实际也同样呈现出圆形的意象。另有学者认为，将圆形简化为方形，还同土地划分的实际情况有关。因为若划分成圆形的地块，中间必然出现空缺，无法弥合。无论怎样，圆与方几乎是前现代建筑的基本形式。

“理想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这一章，正是讨论了前现代城市建筑的格局和意义。

首先，段义孚谈到城市起源。他说：“在过去，人类把城市打造成仪式活动的中心，用宇宙的永恒和秩序对抗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城市出现的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生老病死和大地的混乱。所谓“解决”，并不是指工具层面的消除，而是指符号式地、“理性化”地去解释，甚至可以说是“包装”。换言之，通过构造理想城市，人类方能可视化地去理解从生到死的人生旅途，理解环境里的缺陷，象征性地扭转恐惧与死亡，获得慰藉与安息。

这样的城市起源说，同经济学的起源说大相径庭：“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市场或一座军事要塞，而只会看见某个世界超自然创造的理念”，“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随机性，反映出了精确性、秩序性和从天堂里投射而来的可预测性。”在《浪漫主义地理学》里，段义孚更为直接了当地说，人类建造城市就是“将天堂搬到地上”。

这样，从本章第二节“宇宙的象征与城市的形式”开始，段义孚便谈到大量城市空间格局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不仅具有最基本的圆与方的理想形状，它还常呈现出同心环的格局。同心环不仅是向心的，还是向上的，与社会阶层关联在一起。

例如，书中谈到的伊朗米底王国的首都埃克巴坦那城正是如此：“城市共有七道城墙，墙垛为彩色，最外围一圈为白色，接着依次为黑色、深红色、蓝色、橙色、银色，最内一圈为金色，环绕着狄俄塞斯的宫殿。城市的不同圈层可能由不同种姓的人口所填充。国王和贵族居住在最内层。社会阶层不断降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居民则依次向外填充面积不断增大的各个圈层，同时地势也在不断下降。普罗大众则居住在最外圈的城墙之外。于是，七道环状的城墙就构成了上升的阶梯，象征阶序性的宇宙。”


2020年3月，上海宝山，地铁站。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由此，这样的城市乃是有秩序的。段义孚在《时间、空间与建筑：哲学的思考》（Tim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Some Philosophical Musings）一文里认为，这样的城市不仅对应着宇宙的秩序，它还适合以帝王、官员、商人、手艺人和农民组成的阶层化的社会秩序。

那么，方形又如何体现出城市之理想呢？在“矩形的理念”这一节，段义孚说：“矩形也能象征宇宙，至少矩形被人们视为最适宜组织社会的理想框架”，“而同其它文明相比，中国的城市设计更明确地表达了宇宙的象征性。中国的帝都格局就是宇宙的图案。”比如，紫禁城与北极星（紫微星）相对，该城象征着北极星落在大地上的坐标和投影；中轴线对应着子午线；东、西两门与文、武相对应；四面城墙与四季相对应，等等。

这样的城市将贵胄和农民都包裹在宇宙镜像般的大地模型里，适合二十四节气与昼耕夜息的农耕文明，因此并不鼓励商业的存在。反之，它有时还会压制商业发展。“理想的城市崇尚天空的秩序，这与商业的观念并不符合。城市象征着稳固，而商业象征着不断的交换和增长。不过理想城市的构架，长期受到经济和人口扩张的反复冲击，渐渐体现出了市场法则之下才有的新形式。因此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国的理想城市不断地瓦解掉。”

城市空间格局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形而上学的演变，体现出形而上学的命运，这是段义孚欲在书中揭示的重要线索。

在文艺复兴的浪潮里，维特鲁威的建筑理念重新受到重视。“维特鲁威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建筑思想。十五世纪，阿尔伯蒂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维特鲁威的思想，主张从人类心灵出发，研究建筑纷繁芜杂的样式，并“将建筑学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个性特征与社会的内在结构之中”（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 语）。进而，房屋和居住者身份相契合的观念，逐渐变成一条神圣的自然法则。巴洛克时期有权有势之人，就可以此法则为基础，来建造与安排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建筑物。城市的空间格局，开始暗示出“整个社会正朝着政治中心化的结构演变”。这样，扇形的格局、开阔的远景呈现在凡尔赛宫；圆形、方形配合开阔的放射状街道构成的十九座星形皇家广场出现在巴黎，广场中央不再矗立教堂，取而代之以国王自己的雕像。当“英雄-国王”赶走了上帝，形而上学的对象就从神转向了人自己。

维特鲁威人。

三、时空意义的变化

段义孚对形而上学命运的思考，集中在第十章“从宇宙到景观”里。

他从时空观念的演变出发，思考形而上学的变化。他第一句话就说：“公元1500年到1700年的欧洲，中世纪垂直的宇宙观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理解，即世俗地呈现世界的方式。垂直渐渐被平面所取代，旋转的宇宙全景变成了平展的自然片段，也就是所谓的景观。”

可见，大致以文艺复兴晚期为时间节点，欧洲人的时空意义（或时空感）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人赶走了神灵，宇宙全景就变成景观片段。所谓“景观”乃指平展的自然片段。德国景观学派注重的，正是地表不同地段因人文与自然要素所产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景观”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时空观的来临。


2022年1月，上海郊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前现代人分层的宇宙观和循环的时间观相契合；而现代人平展的片段式景观则与矢量的时间观相契合。为了诠释该变化，段义孚寻找了物理学、文学和风景画的证据来说明之。而为说明此变化在建筑里的体现，段义孚拿“教堂”和“延伸展开式的花园”做了对比。二者分别是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的建筑代表，能借此清晰阐明时空观的变化。

他说：“中世纪的大教堂是让人去体验的事物。它是一个厚重的文本，需要人们带着敬虔的心去阅读，而不是一种仅供参观的建筑形式而已”，因此，教堂象征一个整全的宇宙；而巴洛克式的延伸展开式花园继承了古希罗的风格，不仅追求景观的纵深效果，还追求水平方向上的延展和宏大的景象。“当法兰西的太阳王从凡尔赛宫里的卧室向外眺望时，他能俯览整条中央街道，设计利用了扁平的开阔水域和排列成行的树木，让他所看到的景象比实际的街道显得更长。这种试图展示人类意志的设计，其实是无法传达出大自然的气息或超凡的神圣感的。凡尔赛宫里面也有很多石头建造的男神、女神像，但它们看起来都只是像侍卫和仆役而已。”

可见，这样的花园把人类的视线从垂直的天空转向了水平的大地，彷如一个新的箭头伸向了远方和未来。当面对这样的景观，人类自然会感到，自己不仅宰制了自然，还宰制了神灵。相比而言，中世纪的教堂则被其它建筑物紧紧挨着、裹着，“仿佛是矗立在风尘肮脏、茨棘之间的一件珠光宝器”（段义孚《我是谁》），那里没有象征着“英雄-国王”宰制大地的中央大街，神亲自管理着天、地和人，一并包纳进入了垂直而统一的宇宙之中。

2022年1月，上海郊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同时，英国自然风格式的花园，尽管摆脱了巴洛克式开阔远景的一览无余，但依然着力于片段式景观的打造，所以依然是现代时空观的产物。进而，段义孚指出，花园景观通过数目有限的视点渐渐操控了人类的审美经验。换言之，试图宰制自然和神灵的人类反过来却被景观所宰制。

面对“景观”，段义孚的态度是悲观的，他说：“无论是17世纪的规范式园林还是18世纪自然式花园景观都不具备吸引我们听觉、嗅觉与触觉的魅力。”所以，段义孚是怀旧的，他仿佛身处遥远的后现代，还回望着天边那残圭断璧般朝向天空的垂直宇宙，似乎在那里，他才能感受到心灵的无拘无束。

四、生活世界与理想

“大多数城市，甚至是所有的城市，都会用一些公共建筑来体现对‘超凡’的景仰，例如建一座纪念碑、一组喷泉、一个广场，或者是一条宽度远远超出‘平凡’的交通需求的大道。在西方的后文艺复兴时期，这些象征符号在城市的无序扩张过程中地位逐渐丧失。一位强势的统治者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布下一个形状规整的空间，以彰显他堂皇大气的格调——但它很容易就被吞没在由错综复杂的小路和摇摇欲坠的房屋织就的裙摆下。”

理想与秩序是“理性化”的产物，其反面是原始与混沌。人从原始混沌的潜意识里向上“理性化”出了秩序与光明（light；启蒙），但却始终脱离不开下方的黑暗与无序，似乎后者才是前者得以出生的母体。在海德格尔那里，后者是“此在”本真的“处身性”——畏——它将存在者整体一同显露出来。

段义孚在第十二章里的开篇段，同样试图展示城市这一存在者的整体性，即，若仅言上方的神圣理想，不言及下方的世俗现实，对城市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段义孚在这一章里，力图刻画这“裙摆下”的世界。


2022年1月，上海郊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对其中“生活方式”的描述，意味着对“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研究。“生活世界”是“理想”得以脱胎而出的母体，它围绕和烘托着“理想”，一起构成了现象学的“晕圈”（张祥龙 语）。“生活世界”是风尘肮脏、阴暗世俗的领域，也是城市商业得以孕育的地域。这样的生活世界，由千式百样的人、事、物组成，殊方异类混杂成森罗万象。就在这森罗万象之中，段义孚仍试图捋出一些隐约可见的线索。

人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段义孚在后来的著作里重点展开主题的雏形——“城市里的恐惧”（如《无边的恐惧》）；“征服黑夜与底层世界”（如《浪漫主义地理学》）；“城市空间的分隔”（如《割裂的世界与自我》）。而城市生活世界从古至今的大致线索可以呈现为：从鱼龙混杂的前现代，经过乔治王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空间分隔，再到现代人车彻底分离的秩序化过程；这也是商业逐渐在城市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

段义孚主要专著出版时间轴。图片来源：陆小璇，初论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形成，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

1974年的《恋地情结》几乎包含了后来著作里的所有重要主题，也奠定了“段氏风格”（郭文 语）的地理研究与写作，开山之作的地位显而易见。就第十二章的内容，本文不再赘述。

第十三章的内容不难理解，延续了“理想”的主题在现代城市的显现。但“理想”所指的形而上学的对象却从前现代的“宇宙-神灵”，到巴洛克时期的“英雄-国王”，进一步转向“民族-国家”的意象，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设计理念。进而，若干城市都竞相争夺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各种标志与门户的地位。同时，当“英雄-国王”的意象消失后，一座座无神灵也无英雄的城市，便弥漫在das Man（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的海洋里，形而上学只能转而力图在日常生活里去寻求普通人的意义——这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任务，也是段义孚的任务。

段义孚深知，在一个早已祛魅的世界里，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该如何重建？形而上学该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的地理似乎是唯一一个可以去挖掘出意义的土壤。因此，当城市失去了宇宙的观照与关怀，就只能呈现出希绪弗斯式永无止境的彼此争竞与奋斗，普通人在其中，只能在无根与区隔的状态下去寻求地方感——对底层社会更是如此，如“史奇洛区”（Skid Row）。

理想的欲求总是与生活世界的现实相伴相生。而后者往往会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此，理想总会移向远方，为现实注下一道投影。城市裙摆下的更外围——郊区（第十四章的内容），则常常承担远方的角色，它始终与城市的意象相对立：在前现代的宇宙城市之外，它承载着魔法与巫术的迷思，是人们既畏惧又向往的存在；在混凝土筑成的现代城市荒漠之外，它又幻化为理想之地，似乎能集城市与田园双方的优点于一身。

总之，理想始终不在当下，人只能活在理想的投影而非本体之中——《恋地情结》“总述和结论”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正是此意。

2021年12月，上海，宝山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结语

阅读段义孚的书，往往难以得出一致的标准答案；所谓标准答案，也不是段义孚撰文写书的追求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目标。读他的书，能在我心中唤起些许欣赏修拉的名画《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的感受。修拉是十九世纪的一位点彩印象派画家，其绘画理念和技法，在于通过各种色彩的组合与叠加，得到视觉上的色彩残象。比如，观赏者看到的绿色，其实是画布上很多色彩叠加之后，在人的视觉上所形成的残象。段义孚的写作理念何尝不类似于此？当他将各种不同的案例与阐释叠加在一份文本之中后，始终需要读者本人在阅读体验里形成自己的残象，于是，你就有所悟了。

（作者刘苏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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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无地方》：一次对现代无根性的全面剖析

作者：刘苏 来源：澎湃新闻2021年08月09日

《地方与无地方》，[加拿大]爱德华·雷尔夫著， 刘苏 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2月版

20世纪70年代，英美地理学界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思潮，即“人文主义地理学”或“人本主义地理学”。该思潮吸取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以日常生活为根基，着力探讨人的经验与地方的意义，涌现出不少以此为旨趣的人文地理学家，如段义孚、安·布蒂默、赛明思（Marwyn S. Samuels），等等。

其中，爱德华·雷尔夫在1976年出版的《地方与无地方》（Place and Placelessness）是该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地理学家大卫·西蒙认为，这部著作是人文主义地理学鼎盛时期（1970-1978年）最重要的十部文献之一。20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中文版。或因引介较晚，个中思想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而在欧美，自M.M. 韦伯1964年在《都市场所与非地方的都市领域》（The Urban Place and the Nonplace Urban Realm）一文里提出“非地方”（Nonplace）概念以来，围绕无地方与非地方现象，学者已展开诸多研究，形成了较醒目的领域。其中突出的文献著作，还包括莎伦·佐金的《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权力景观：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乐园》，马克·欧杰的《非地方：现代性人类学导论》，詹姆斯·昆斯特勒的《无名之地的地理学：美国人造景观的兴衰》以及段义孚的《宗教：从地方到无地方》等。此外，如J.N. 恩特里金、H. 科克斯、大卫·哈维等学者，也以论文形式，对无地方现象进行大量讨论。

正如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所言，当今“绝大部分的现代建筑都已失去了外观上的美感；呆板、单调，整个城市环境让人了无生趣。”上世纪中叶起，无地方现象已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原因多在于现代性带来的同质化不断破坏地方的差异，使地方的意义逐渐丧失。这亟需城市规划、建筑学、地理学等领域去面对和解释。

雷尔夫创作《地方与无地方》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欧美的地方独特性被城市急剧发展所吞没，城市发展完全采用现代的模式与风格，被效率至上的价值理念引导。值此，雷尔夫说：“我创作《地方与无地方》这本书的目的，旨在描绘当现代性所具有的无地方把根植在地方之中的历史与意义连根拔起来的时候，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在《地方与无地方》中，雷尔夫采用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哲学进路，来探讨地方本质，进而析解出无地方性。所以，本书不仅是着眼于人地关系（亲密/疏离）的地理学著作，还可以归入现象学与建筑学相结合的领域。

类似著作还包括诺伯·舒茨的《场所精神》，国内学者编著的《建筑现象学》与《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等。这些著作的共通点，在于沿循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进路，诠释地方（或场所）的本质，直指人的基本生存论问题，包括“无根性”问题。所以，这类研究对理解地方意义，以及如何维护且营造一个有意义的地方给予了重要启发。后文，我将围绕“无地方”概念做一浅释。

爱德华·雷尔夫

《地方与无地方》英文版封面

无地方

“无地方”是这本书的核心概念。什么是无地方？“无地方”是相对“地方”概念而言的。“地方”本质在于其本真性。雷尔夫写道：“本真作为一种存在的形式，其含义在于人对自身的存在所承担的责任具有完全的接纳与认同。”具有本真性的地方，是同人自身有着真真切切和紧密联系的地方。比如：“出生与成长的地方，目前居住的地方，有过独特搬迁经历的地方，我们也都深深关切着这些地方。”

换言之，这些地方都充满了意义（sense），而地方的意义“构建起了个人与文化的认同，也是人类安全感的来源，是我们由此出发的坐标，能让我们在世界当中找到自身的定位。”相反，无地方则是地方意义的消亡。

《地方与无地方》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无地方的景观特征和背后原因展开了系统性分析，且诠释出其中的生存论原理。

雷尔夫指出，无地方的原因在于非本真性：“非本真的态度，是以封闭的心灵去面对世界，以及对人类身上多种可能性的不闻不问。”在非本真的地方态度中，一方面是个体在不自觉的主观状态下被“匿名的他者”所左右；另一方面是更加自觉与刻意的状态，关联着大众化且客观的人工世界——人们依据公共利益与决策来掌控一切事物，而大众的利益与决策又取决于人为设定的世界与同质化的空间与时间。前一方面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状态。“常人”总是沉沦于预先设定好的规则，并被其所左右；后一方面则指向实证主义的环境设计与场所规划。

在萨特看来，非本真的态度就像一名服务员，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拥有较高的天赋与才能，但其工作对他本人而言缺乏真实的意义，也很难感受到对工作的真实委身。所以，在工业化社会，大众价值观与缺乏情感的实证主义式的规划是造成无地方的原因。它使得“人对地方的深度象征意义缺乏关注，也对地方的认同缺乏体会。这种态度只是为了实现社会的便捷，对各种陈词滥调缺乏反思，也对知识与审美的流行方式不具有真正的委身。”

这样的态度在景观中有怎样的体现呢？

首先，雷尔夫指出了两种非本真的态度：“媚俗”与“技术化”。

所谓“媚俗”的景观，是指那些平庸、艳俗、能唤起甜美感受的事物，它们混杂在出售的纪念品和礼品中，还包括相关的家用品、音乐、建筑与文学，等等。“在那里，琐碎的东西被视作重要的，而重要的东西反而成了琐碎的，幻想变为了现实；本真性被贬值，而真实的价值却通过肤浅的价格、颜色与形状来衡量。”比方说，今天的旅游业让大多数游客的地方体验设定在规划的景点和酒店里，裹挟在批量配备的纪念品商店里，但游客本人却对踏足的地方缺乏真实的体会。

雷尔夫说：游客们“望着城市与荒野里的景色；他们置身于人来人往的集市与南方的诸海岛；他们凝视着庞贝古城的残垣断壁与巍峨的安第斯山脉；然而对于他们来讲，这一切都仿佛是过眼云烟，他们望不见这些事物的过去与未来，也体会不到它们的伟大理念。在这里，没有什么事物与他们相关，既无历史，也无应许。每件事物都只是单纯地杵在那里而已，一件一件地从眼前依次刷过去，就像移步换景似的演出，最后将观众留在原地。”

所谓技术化态度下的景观，隐含一个前设，即：空间是连续一致的、客观的，人在其中的行动是可被操控的。地方的差异和意义显得不再重要，地方也因其巨大的开放潜力被化约为单纯的地点，目的是实现秩序和高效率。这样的景观乃是借助大众化的方式被设计出来，像一套套崭新的高速公路网、贫民窟重建计划等，而这些事物与设计师本人之间是超然冷静的疏离关系。

同时，雷尔夫还指出，无地方的蔓延乃借助一系列媒介得以实现。这些媒介包括：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大型企业，以及涵盖一切的经济制度。

首先，大众传媒借助标准化的品味与时尚的蔓延，导致景观均质化。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减少了面对面交往的方式，将人们从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由此导致共同体基于地方重要性的降低。所以，从事规划设计时，不会以具体地方的原则为基础，而是以大众的时尚品味为基础。可以是大同小异的郊区别墅群，也可以是市区里鳞次栉比的国际风格建筑，它们借助混凝土与玻璃架构，实现特定的功能与效率。

其次，由于政府与专业规划设计师依据大众文化批量生产出时尚品味的景观，地方被千篇一律打造出来，因此这些地方多具备“指向外部”的特征。换言之，“它们都是刻意用来针对外来者、参观者、过路人以及所有的消费群体。”

其中较典型的，是旅游业发展造成的大量外生型场所。雷尔夫说，这类场所包括：“从弹球廊道的魅惑，到拉斯维加斯式的博彩业，再加上艺术历史博物馆与休闲度假胜地；以及五花八门的休闲地；从国家的露营，到坐落在山间、湖岸或海边风景迷人处的奢华酒店”，其相似处在于“异国情调的装饰、艳俗的色调、怪诞的饰品、不加甄别的舶来风，再冠以世界上最流行的地名。”这类景观的突出悖论在于：尽管区域性的景观恰好是旅游业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它们又被大同小异、随处可见的旅游建筑物、人造景观与虚假的地方所取代。

在大众文化浸淫下，还有几个更突出的景观特征。雷尔夫称之为：“迪士尼化”、“博物馆化”、“未来化”和“乡村都市化”。

其中，“迪士尼化”是指“将历史、神话、现实与想象的元素以超现实的方式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怪诞且虚假的地方，这些元素都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在雷尔夫看来，迪士尼乐园不仅是人们逃避枯燥乏味、腐化堕落的现实世界的避难所，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流行与媚俗的方式表达出了现代信仰，这种信仰相信人们能客观地操控自然与历史。怪兽、野生动物和历史在人们的操控下变得毫无威胁可言。在更深的层次上，迪士尼化似乎也是对技术成就背后人们态度的无意识表达。”

在技术支持下，这类无地方可以在全世界到处复制、蔓延，并与周围环境割裂。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体验不到追逐梦想的艰辛与实现梦想的成就，相反，梦想只是以一种直接刺激的方式提供的享乐品，因此这样的地方同样是非本真的。

而“博物馆化”是“迪士尼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对历史进行保存、重构并理想化地建构。”比如，对历史上的村落、古镇、城堡实施改造和重建。因为博物馆化的地方，乃是为迎合过去岁月的完美意象，制造出舒适感，不可避免地对历史进行篡改。在加拿大，人们恢复的圣劳伦斯河谷的史前村落，是按照过去岁月的浪漫想象打造出来的，采用了最完美的建筑形式呈现。但这样的完美与舒适又是失真的。

“未来化”与“博物馆化”类同，前者是眺望未来，后者则是回首过去。雷尔夫认为，第67届世博会的建筑，正是典型的“未来化”建筑。由于不断追求先锋派和新技术，破坏了地方内生的机理，并将传统赋予地方的本真性拒之门外。

最后是“乡村都市化”。它呈现为大同小异的房屋在大地上漫无边际蔓延开去。这是欧美大城市郊区化后典型的无地方景观，如美国著名的莱维顿式住宅。雷尔夫认为，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并非以人们对某个地方的直接经验为基础，而是以造园工程师般超越与冷静的视角和技术化的手段为出发点。因此，“乡村都市化展现出一套随机布局的点和面，每一个个体都只具有单独的目的，而且与所在的背景相疏离。它们只是被公路连接了起来，除了那些指向外部的房屋以外，这些公路与周围的城镇景观都是相互疏离的。”

雷尔夫举了一个生动例子，来说明乡村都市化的无地方性。一位住在郊区的家庭主妇的生活状况是，如果要从家出发去另一栋房子，她一英里借着一英里地步行，在购物中心后方的第四个路口向右转，然后在第三个路口向左转，接着又在第二个路口向右拐，然后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数一数右手边的第五栋房子，就是它了。“我必须时刻集中注意力”，这名家庭主妇说道，“如果我拐错了一个地方，就会迷路。这些房子全都是同一家公司建造出来的。”

另外，大型企业的景观，像炼钢厂、炼油厂、照明工程厂等，都与其所在环境疏离。矿场、采石场等制造业还会造成某个地方的毁灭。“不论是大坝建设带来的洪水淹没、矿石开采造成的挖掘开垦、矿渣堆的掩埋，还是直接在地表上实施新的建筑工程，皆会如此。”雷尔夫认为，这种毁灭的景观不仅是无地方性，更是一种“反地方性”。

2021年2月，上海一处工地。

此外，由于大型企业都服从于同一套经济体系的价值与目标——追逐更高的空间效率，因此，其途径必然是在地表打造出逼近空间理论的景观。雷尔夫说：“经济发展的浪潮将会从增长极扩散到腹地，进而将领土范围内的地域都整合进统一的经济之中。这种有序的发展将会导致人口、生产和收入的进一步扩散，或许也会带来理想化的理论景观的真正实现，就像很多发达国家目前呈现出来的样子。”进而，地方的本真意义荡然无存。

“你感受到了一片广袤而孤独的大地，大地上只耸立着那些丑陋不堪的事物，你摧毁了在我周围能让我变得清晰而明智的事物，将它们变成了粗陋的、毫无价值的、可怕的，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东西。你运用自己的积习与法则去繁殖和开发那些邪恶的事物，你竟然还能称它们为‘地方’。”

超越无地方

“保持并复苏人的地方感并不在于保存那些陈旧的、古老的地方——这会造成博物馆化；也不在于人们自觉地去恢复传统地方营造的那些方法，因为这要求人们重新具备失落了的单纯。相反，人们必须去超越无地方。”雷尔夫认为的“超越无地方”，是指重新整合淹没在同质空间（无地方）里的人文要素。

事实上，无地方与地方之间，可以是一种辩证的共生关系，此消彼长，因为“当人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也可以因为一些不重要的甚至冷冰冰的大一统景观而生发出些许的本真性。”19世纪英国的工业城镇景观，外人看来深感压抑，而对当地住户而言，里面却充满一个个本真的小世界，类似一座座村庄。那么，如何激发出被无地方淹没的地方性要素，进而超越无地方呢？雷尔夫认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在于，努力推进“世俗化”。

所谓“世俗化”，就是去挖掘一个特定的地方里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经验，以此为基础，开展地方的设计与营造。雷尔夫说：“地方自身所拥有的秩序都应当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重要经验，而不是从武断的抽象概念中得来，比如规划图纸。”而在一个特定地方，人类的生活世界具有怎样的丰富模式？这正是现象学的地方研究（place study）要回答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研究，值得参考。

2009年，雷尔夫进一步将该思想提升为“实用主义的地方意义”（A Pragmatic Sense of Place）概念。此概念认为，在后现代的社会状况下，我们必须承认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共在。地方既是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也有它自身的独特性。换言之：“‘实用主义的地方意义’总是以对比性的语境为基础，像世界遗产保护地的设计同地方艺术与节庆维续之间的对比，连锁超市售卖的地方产品同慢食运动和地域特色的烹饪之间的对比。”进而，以认识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共在、杂糅和此消彼长为基础，努力挖掘地方经验的丰富性意义与模式，才能实现超越无地方的场所设计与建造。

无地方与非地方

与无地方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里，还存在“非地方”的概念，其内涵类似“无地方”。但马克·欧杰理解的“非地方”更倾向于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探讨后现代状况下的空间实践。其内涵基本可概括为：传统社会中的“契约义务”（contractual obligation）和“时序联系”（chronological connectivity）在后现代社会的消亡，进而带来人的原子化。

传统社会都拥有基于共同价值与信仰的集体契约义务，进而指导成员的社会行动；而在后现代社会，以机场、高速公路、超市等场所构成的非地方则直接通过指示、代码、数字来指导个体行动。由此，个体相互间不再产生契约关系，个体只需直接通过上述指令就可实现合乎规则的行动。其次，传统社会的物质与文化都与历史相连，具有时序性，进而产生出地方归属感；但后现代将人与历史切断，时序性消亡，地方归属感不复存在。进一步地，“契约义务”和“时序联系”的消亡，最终结果便是人的原子化。

正如欧杰在《非地方：现代性人类学导论》里所说：“超现代性将古老（将历史）变成一场特殊表演——仿佛包含一切异国风情与所有地方本位主义……超现代性的非地方当中，始终有个特殊的位置（橱窗、海报、在机器右边、在高速公路左边）是留给这类‘珍品名胜’的：象牙海岸的凤梨、威尼斯——总督之城、丹吉尔城堡、阿莱西亚遗址……假如非地方是超现代性的空间，超现代性无法声称与现代性有同样的野心，一旦个体聚集，他们便会组织社会并规划地方。超现代性的空间则被逆向操作：它只与个体（顾客、旅客、使用者、阅听者）打交道，而他们只需在入口或出口确认身份、社会化与定位（名字、职业、出生地、地址）。”

笔者认为，尽管“非地方”概念倾向于从当代空间实践的人类学视角诠释原子化的个体，而“无地方”倾向于从现象学的生存论视角去剖析人地关系的疏离，但二者恰恰构成一组相辅相成的批判性概念，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有效地诠释出个体在（后）现代社会里无根的困境与迷思。

（作者刘苏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geonet

周尚意：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如何使用研究素材
2023-03-20 08:00
许多旅游地理学研究采用日记、游记，以及微博等即时通讯的个人感言作为研究素材，用以揭示人们的地方感。采用了这些体现书写者主体性的研究素材，是否就意味着研究者已经确立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场？如果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如何使用这些素材，才能充分体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这便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一、从反思自己的研究切入

这里列举一篇未采用人文主义地理学立场的典型案例。笔者曾与学生一起用《鲁迅日记》作为研究素材，将鲁迅在北京生活工作期间居住、工作、购物、会友等活动的地点标注在地图中，并与城市空间的基底叠加，从而理解鲁迅为何选择不同的地点。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的刘闯研究员一直致力于科学数据的共享，她建议笔者将这套数据分享在她和同事们运营的数据平台上。文章发表后马上有读者关注，并发来邮件，指出数据中的两个地名其实都是民国时期的东安市场（位置在今王府井商业区），因为他的父亲曾在东安市场有产业。笔者还以此证明所收集的数据得到社会关注。

人文地理学应用GIS技术的初级水平大抵就是标注事实的地点，譬如古代名人的人生轨迹。笔者所做的鲁迅在京生活轨迹研究，貌似还采用了GIS的叠置分析，即将鲁迅的生活轨迹与城市居住空间层、商业空间层叠加，由此看到当年高级知识分子的空间偏好。我们甚至还采用了行为地理学的时空移动效率，解释了鲁迅几次搬家为何都是在北京老城的西部（今西城区的一部分），即鲁迅希望所住的地方与上班的地方不远。然而，从方法论上看，笔者的这个研究与绘制李白人生路线图是一样的，均属于经验主义研究。而最后进行的行为地理学解释，相当于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的“通往科学解释的培根式的路线之一和线路之二”的最后一步（见原著图4.2和图4.3）。此书汉译本没有将原著中的图精准复制，原书两图中的最后一步“解释”都用了双线框，以表明此步骤并非是依据前面的归纳步骤可以完成。哈维在书中说，这种“解释需要某种逻辑上完善的推论方法”（见原著第36页）。这就是为何哈维后来放弃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迈向了结构主义的解释逻辑。人文主义地理学也是一套解释的逻辑，它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对结构主义的深层结构变化的解释。当行为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需要解释行为轨迹时，也就必然走到与结构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结合之路，因为只将外部环境的限制作为行为的解释是不够的。只有充分认识到人们思维的复杂性和能动性，才能大致推测出所研究的主体下一步移动的动机和移动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审视移动背后的人性目标。

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的是普遍人性，这是人之间彼此理解的基础。能够表达普遍人性的是语言，而非数字。李白人生轨迹图中显示，公元726年李白游扬州，在那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静夜思》。该地图并不能说明李白出游动机，以及为何只是在扬州创作出此诗，当然更谈不上展示本诗蕴含的人性。如果要回答李白出游动机以及地点对创作的影响，显然需要使用语言文字，而不能只用数字和地图。遗憾的是，历史上没有留下充足的文字，让我们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让《静夜思》流传千年的是诗文展现的普遍人性——游子思乡。有过离家远行经历的人，或许也曾在静夜泛起思乡之情，尽管每人思念的家乡和亲人不同，但是人们会理解对方的这种情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静夜思》的全文能够充分表达这种普遍人性，并调动读者共鸣，而不是其中的“思故乡”三字，或“低头思故乡”一句。由此笔者引出本文的话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要选用什么素材？且如何使用这些素材？



二、从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作品入手

若要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们如何采用素材，不能绕过的学习路径是阅读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作品。早期代表人物包括段义孚、邦克斯（Edmunds Bunkse）、布蒂默（Anne Buttimer）、邓肯（James Duncan）、恩特里金（J. Nicholas Entrikin）、莱（David Ley）、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波科克（Douglas C. D. Pocock）、波 特 斯（J. DouglasPorteous）、雷尔夫（Edward Relph）、罗尔斯（GrahamRowles）、萨 克（Robert David Sack）、赛 明 思（Marwyn Samuels）、西蒙（David Seamon）和韦斯特恩（John Western）等。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可以思考他们如何选用素材，以实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宗旨——提供不寻常的、富有成效的认识自然和文化的视角，促使人们思考人如何成为人。

这里选择美国雪城大学地理学教授韦斯特恩的《欧洲大都会：斯特拉斯堡自画像》作为样例。该书2013年出版，当年好几位知名的英美学者联合评价了此书。书评人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第一代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莱。他们指出，作者的研究基调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即基于深刻同情心去理解被调查的人。韦斯特恩在调查时，既审视他人，也审视自己。“不断反思”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特征。韦斯特恩花费了7年时间，在法国东北部与德国隔河相望的斯特拉斯堡开展了160余次深度访谈。他采访的对象分布在不同年龄、不同出身、不同阶层中。在这些访谈信息中，既有老斯特拉斯堡人对 20 世纪初这座城市的印象，也有 2011年才到这个城市的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叙述。作者以许多个体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主体的多种视角，而非统一视角。这里既有日常劳作之琐碎，家庭生活之快乐，也有令人心酸的遭遇和各种意料之外的事件。透过这些阐述，作者审视每位被访者不同的地方感，其中有些甚至是对立的，且主体的情感态度与他们的身份并非必然挂钩。在不同的故事叙述中，混杂着民族主义、超民族主义、双重国家主义和跨国主义的价值观。作者将这些调查结果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归纳出斯特拉斯堡人对该城市的统一情感，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应该向何处去的思考，以及人们在追求种族和社会阶层平等上的共鸣。

三、选用和运用素材的特征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并没有限定必须用什么类型的素材，只要能很好地实现其宗旨即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巧用主体的描述性文字。例如段义孚采用了一段描述文字，并基于身体视角，解释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美国西部新兴中产阶级住房形式的变化趋势，那就是建筑的建造和改造是向着满足人类普遍需要的方向发展。我们可否精简下面段义孚采用的文字，使之成为几个数字或关键词，进而说明段义孚提出的建筑变化背后的道理？努力之后我们会发现，为了将道理讲透，我们可能还要增加文字，而非浓缩文字。例如介绍房间中公共和隐私部分分割的道理。美国西部新兴中产阶级一般住在类似于农牧场主住宅的平房中。农牧场主的住宅有界限分明的前厅后堂，就像人的身体。房屋的前部是客厅，客厅的窗户位于前门两侧，它们是瞭望草坪和远处的“眼睛”。客厅用于交际，用于娱乐。夜晚来临，主人会拉上窗帘（如同人闭上眼睛），退到房屋后部。这里有卧室、浴室和厨房，有维系人类生理需要的所有设施。每天晚上，主人要将厨房的垃圾倒出去，就像每晚他/她如厕，以清空身体中的排泄物。

质性的方法，不一定都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例如目前有一种质性分析方法——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是从质性材料中确认、组织和抽取观点的系统分析方法，旨在寻求数据中规律性出现的模式，也就是数据展现的共性特征，特别是与研究话题直接相关的模式。这种分析逻辑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因此也很难说这种质性分析方法就是人文主义的方法，返回到上面提及的住房演化趋势研究，研究者可以“抽取”出美国中西部中产阶级住房的共同模式，但是要用描述性文字讲出其道理或逻辑。上面的例子是段义孚提供的基于身体的弗洛伊德式逻辑，或现象学逻辑，而其他学者还可以采用另外的逻辑与之对话。段义孚曾说，最有价值的神就是道理之神。

充分采用多视角、可对比的素材，这是由地理学综合性的属性决定的。地理学家在研究特定地方时，既关注特定的话语，也关注普遍化的话语；既关注主观视角，也关注客观视角，还有地理学家分析每对关系之间的联系。特定地方是空间和人们经验的概念融合，它或赋予地球表面的区域以“整体 性 ”（wholeness） ，或 赋 予“ 个 体 性 ”（individuality）。地理学的研究回避不了地方的这种二元性质。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将个体整合为整体的路径不是找到主体行动特征上的一致，而是找到人性的共鸣。

这里介绍恩特里金在《地方间性》一书中采用的研究素材。恩特里金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后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教授。他在书中将不同学者的地方理论作为研究素材。段义孚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学者对世界的认识与寻常人的认识本质上没有差别，因为他们是将自己日常经验与自己提出的理论贯通之后，才让自己认同了自己的主张。在此书中，恩特里金对比了罗伊斯（Josiah Royce）的地方主义与欧达姆（Howard Odum）的地方主义，对比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地方主义与艾萨德（Walter Isard）的地方主义，他看到了这些学者们在认识地方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即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连续统一体中深化自己的认识。这种运用两极对立统一的素材开展研究的方法，也是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所采用的，如段义孚用“黑暗与光明”、西蒙用“运动与静止”来解释人们地方感的形成。在介绍地方这个概念时，恩特里金强调丰富情境下的地方感，因此也是多角度的，它既包含了我们对地点经验的存在性特质，也包含了我们作为世界上自然“对象”的地方感。人们的实践是多样的，因此我们看到的素材也一定是多样的。人们会承认，自己的生活经验是在主动的和被动的生活中体验到的；我们将寻常的和非凡的、日常的和奇异的、常规的和异类的、沉闷的和狂喜的……种种经历整合为自己的地方感。因此，只用人生的一个片段，甚至是某个状态下说的一句话来确定一个人的地方感，极不靠谱！西蒙在《生活占有地方》一书中主张，学者如果要做现象学研究，那么所采用的经验证据（研究素材）可以是一手的和二手的（如报纸、想象的文学作品、令人信服的实地研究资料等） 。但是要对这些素材进行反思。笔者认为，反思的过程一定要“去蔽”（lichtung），最终回答人的是要如何做会更好。

最后，笔者用《小王子》中对那位博学的地理学家的质疑作为结语：我们地理学家是否能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两极之间摆动，以更好地认识人类空间活动（包括旅游）背后的人性？

作者简介：周尚意，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

引用本文

周尚意.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如何使用研究素材 [J]. 旅游学刊, 2023, 38(3):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