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的命运

周洛华

苏州河作为对冲土地价格风险的衍生工具而获得了新生，淮河始终不具备有价值的标的物，其命运也就必然和《京都议定书》一样。

　　我参加过淮河治理工程。非常遗憾的是，这一次我对于交给我的任务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那是2002年冬天，我来到淮河上游某县的一个投资近亿元的污水处理厂，这个厂是用国债资金建设的，自建成之日就只开工过一天：为领导剪彩而开工的那一天。因此，我去的时候，厂区已经空空荡荡，设备锈迹斑驳。这个厂的财务倒是一个勤恳而实在的人，她一直坚守着这些几近废弃的设备，忠实地记载着累计亏损和折旧。

　　这个厂开工一天的现金成本就需要1万多元人民币，而污水处理却是一项收不到任何费用的事业。淮河是一条排污作用比较明显的河流，把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入淮河并不能赚取任何收益。我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也就无法使这个污水处理厂变得盈利。

　　最近听说有关淮河治理的消息，在过去10年时间里，国家主导的投资并没有改变淮河的命运，污染型工业的废水使这条河流始终保持着黑臭。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进一步推广到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市区内原本黑臭的苏州河却经过几年的改造，变成了城市的景观水域。

　　淮河和苏州河命运的根本差异在于标的物的价值。上海市区的土地价格很高，而苏州河沿岸的土地价格却很低，政府通过改造苏州河，创造出一项买方期权，使上海市政府有权以低价获得苏州河沿岸高价土地的权力。苏州河水越清，沿岸土地就越值钱。苏州河水并不是标的物，沿岸的土地才是标的物，苏州河水其实是土地的衍生物。而淮河的水和沿岸的土地都不是有价值的标的物，因此，治理淮河的投资（创造买方期权的行动）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其实，淮河和苏州河命运的比较，同样也适用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权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艾伦教授?Kenneth Arrow?曾经就二氧化碳排放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问题提出过一番精妙的解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衍生交易和标的物之间的关系。他最早提出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交易体系。任何公司需要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就必须先购买一定的排放配额。而那些用不完配额的公司则可以通过交易体系将这些配额转让。但是这些提议从未得到实施，体现这项提议精神的《京都议定书》被美国的布什政府否决。

　　艾伦教授所推崇的类似思想在美国得到另外的实施：他在1967年为美国能源署提供的一个解决美国国内二氧化硫排放的金融方案。美国最终于1991年建立了二氧化硫排放配额的交易体系。这个交易体系的建立使得二氧化硫排放配额有了一个市场价值。当许多公司发现提供技术改造可以将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出售赚钱时，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就开始明显减少。——这是市场定价的作用。

　　究其原因，"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其实是一个"卖方期权"，允许持有人将污染物质"二氧化硫"（假设其价值为零）当作"纯净空气"（假设每吨价值100美元）出售给市场（排放入大气层）；这就相当于用每吨100美元的执行价格出售价值为零的二氧化硫，是一个典型的卖方期权。使这项卖方期权具有价值的前提是：作为标的物，美国的"纯净空气"首先应该具有市场价值，否则标的物的衍生品种"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就不可能有价值。

　　二氧化硫属于本地的污染，而二氧化碳的问题则属于全球。美国批准二氧化硫排放权而否决二氧化碳的排放权，说明美国只关心本国的利益，它们只打算让本土的"纯净空气"具有市场价值。因此，二氧化硫的排放权作为美国本土纯净空气的衍生品就具有了一定的卖方期权的价值。

　　布什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使得"纯净空气"无法在全球成为一项有价值的资产。相应地，"全球纯净空气"的衍生物"二氧化碳排放权"也就不具有任何市场价值。这就类似于一项以执行价格为零的卖方期权，这个期权本身的价值也为零。因此，我们无法创造出可以对冲"全球纯净空气"被污染的风险的衍生交易：纯净空气的卖方期权不具有价值，我们无法创造出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最终无法鼓励厂商去开发能够降低排放的更有效的手段。

　　苏州河作为对冲土地价格风险的衍生工具而获得了新生，淮河始终不具备有价值的标的物，其命运也就必然和《京都议定书》一样。

 

中国污水治理之怪状

许多出国考察团到污水处理厂考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否则你怎么解释国内同一座城市一年甚至可以派出20多个代表团，出国考察同一个污水处理厂？

　　中国江河湖泊污染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这是为什么？

　　因为治污是全世界共同的难题吗？是因为国家投入远远不够吗？是因为各地官员的环保观念落后吗？在这些老生常谈背后，究竟还发生了什么？

世界水协理事、国际著名水处理专家、澳籍华人刘光钊教授，11月17日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痛陈中国治水领域的种种黑幕。他的观点是：要治水，先治人。这一观点正如壳牌石油的主张："赋能予人"。

　　《新民周刊》：中国各地不断响起水污染警报，一些地方甚至有越治越污之势。

　　你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刘光钊：原因很复杂。但我认为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治愈水污染这种"生态癌症"决不是高不可攀的世界难题，认为治污必须花上几十年、上百年才能见效的观点并不正确。

　　我认为，目前中国水污染治理不见明显效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治污的人。长期以来，治污已经成为一块很多人垂涎的"唐僧肉"。一些人为了把国家拨款转移到自己的腰包，为了达到学术晋升的目的，听任世界上早已淘汰的技术不断流入和扩散，坐视不合格的污水处理项目纷纷上马。可怕的是，这些"聋子的耳朵"非但阻挡不了水污染，反而成为集中排污的污染大户。

　　《新民周刊》：以淮河治污为例。有报道指出，国家治淮10年，结果水污染反而更加触目惊心。而有关方面事后总结，治淮工程建设总体进展不快，在于淮河流域水情复杂、治理投入资金不足等原因。说到水污染问题，资金瓶颈似乎是一个老是被提及的原因。

　　刘光钊：刚开始是没钱，但现在资金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中国治理环境的投资在全世界都是屈指可数的，中国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1998年以来的5年里，水利部仅在治水工程、水利建设上的投资就达3562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相当于1950年到1997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的总和，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水利资源工作的重视。200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到1000亿至1200亿，其中环保技术装备的投入达到400亿元左右。

　　《新民周刊》：我听您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国水务论坛上预言：即使再过10年，淮河污染还是治不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刘光钊：问题在于钱根本没有花在刀口上，治污的口号多于行动，大量投资是被浪费掉的。如今甚至形成了一种舆论：花钱是应该的，水治不好则没什么责任。

　　《新民周刊》：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的呢？

　　刘光钊：我先说一个真实的笑话。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建于130年前，30年前进行了改造，应用的技术早已落伍了。这个厂目前主要的功能是供当地中、小学生参观。这家厂为来自中国的考察团专门设立了一个展览室，国内许多代表团都去看过。展览室的玻璃橱里陈列着四五份中国考察人员的题词，大多是"我看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污水处理厂"之类的话，成了当地专业人士中著名的笑话。

　　许多考察团出国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考察世界先进技术，他们到污水处理厂考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否则你怎么解释国内同一座城市一年甚至可以派出20多个代表团出国考察同一个污水处理厂？一开始国外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还很认真地陪同讲解，但长年累月，不胜其烦，而且谁都看出这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不少地方索性给中国人放一段录像就打发了。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有一些专门应付这些代表团的污水处理厂。

　　有时候我对这些外国同行说：你们这样耍中国的考察团太不应该了！他们说：我们只能这样做，否则根本应付不了。

《新民周刊》：如此说来，有些引进的污水处理技术是很落后的？

　　刘光钊：我明确地讲，起码落后了世界先进水平30年。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广应用的氧化沟、生物同步除磷脱氮等技术，甚至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掉牙的技术，我们在20年前从欧美引进时，就已经落后了世界30年。

　　这些落后技术与先进技术相比，治污的成本高出很多。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投资额至少高三分之一，占地面积大一倍以上，运行费用也要多一倍以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出水质量不稳定。许多老技术不管进来的是什么类型的污水，始终用固定的方法来处理变量。

　　《新民周刊》：每当江河湖泊的污染加剧，我们总可以看到一批批治污工程项目上马。

　　刘光钊："要治污，上项目"，这是一个误区。从数字上来看，假设一个城市日排污水400万吨，一个污水处理厂一天处理能力40万吨，建了几个这样的厂，污水处理的比例就很高了。但中国目前使用的工艺技术非常落后，大多数的污水处理设备无法达标。长江一条支流的污染非常严重，当地下决心投资建了3个污水处理厂，由于技术都很落后，排出去的水完全是黑的，相当于把城市污水管网的污水集中起来统统直排到河里。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污水处理厂反而加剧了污染。长江沿岸这样不达标的治污工程很多。我还看到某地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居然把1500亩污水池设在江中间，说是让它通过江水自净。这跟直排有什么区别！

　　《新民周刊》：使用落后过时技术造成的危害实在是太可怕了。

　　刘光钊：的确如此。再举一个例子。目前国内在湖泊污染治理上普遍采取的方法是挖泥。挖挖泥、换点水、种种花，只是表面文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因污染导致富营养化严重的湖泊，底部泥层已经堆积的那些农药、重金属成分，有些已经固封起来。如果盲目开挖，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在湖体扩散开来，几乎可以杀死一切。富营养化状态下疯长的蓝藻虽然没了，丰富多样的生物也全没了，水变成了中灰色。在这种状态下，再想把"死水"

　　变成"活水"非常难。最近又有一些专家留下了败笔。太湖附近的一个湖泊要治理污染，我们一再建议不能盲目疏浚，但毫无作用。结果是生物大量死亡，而且湖水还进入太湖，影响了太湖的水质。

　　《新民周刊》：面对这些落后过时的技术，决策部门和有关专家是真的懵懵懂懂，还是为了某些利益故意装傻？

　　刘光钊：中国人并不笨。花大价钱引进落后技术，许多时候离不开"败家子"和"骗子"的合谋。一些人对污水处理效果并不重视，只不过把这些工程项目当作圈钱的机会和工具。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厂可以养肥不少人。

　　粗粗地算一笔账，一个上亿的工程，污水处理企业光设计费就可以拿两三百万，照抄一个老技术，两三百万就轻松到手了。实施方还把有关系的配套企业都拉进来，积压的设备、落后的技术，都通过这个项目顺利地卖出去，最终由国家埋单。

　　一些地方官员往往不顾企业的资质，就把项目交给关系户。一些官员还有这样的考虑：用落后但是现成的技术工艺，即使做砸了没责任；如果采用新技术，就要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关系户制造的压力。

　　这些猫腻工程虽然建起来了，但有的运行费用太高，有的运行不正常，始终是"烫手山芋"。一些地方政府把它包装一下吸引外商收购，于是牵线搭桥的中介大发其财。做成一笔这样的生意，多的可以赚几百万。

　　外商接盘客观上往往起到了掩盖真相的作用。许多国外投资者认为中国水务的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15％－50％，一些国外公司收购一批污水处理厂，稍加包装，股票就涨上去了。至于污水处理厂运转状况如何，外商也并不十分在意。

　　国内的一些专家明明知道某些技术很落后，还是力主引进，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学术地位，把这些项目作为晋身之阶。

　　《新民周刊》：这样恶劣的操作链你自己是否遇到过？

　　刘光钊：我也成立了自己的治污团队。我在中国做了15年环保工作，投入了5800万，连老丈人卖画的钱都花进去了，却是颗粒无收。唯一的收获是尽睹治水之怪现状。

　　很多痛苦的事情不堪回首。常常有官员要求我们邀请出国考察，这些人加起来起码30多批，一批至少10个人，前后花了我们1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都打了水漂。

　　某市的人大批准了一个治理禽畜污水的项目。畜牧局局长一开口要6万元钱，说是"不用招标了，你就开始做吧"。我们从前遇到过不少类似的骗局，就商量能否等立项以后再付钱。对方当然生气了。于是，在市领导考察我们已经完成的项目时，突然发生了断水、断电的怪事。我有一位朋友在某地治污，由于无法应付各种各样的骚扰，不得不向市长求告：我300万元投资就算白送了，你们让我走吧。

　　所以我的观点是，治水先要治人，否则治水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