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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有的，一定是对的吗？”对习以为常的事情进行反思、咀嚼、琢磨，会使人站在全新的视角看问题。

常常，有一些习惯，我们不以为然。然而作为教师，这些习惯往往超出了个人的意义，会在不经意间直接或间接给学生带来种种影响或伤害；

常常，有一些事情，我们做着、做过，却没有仔细去想“该不该”和“怎么样”。然而对于教育者，这些事情因为联系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值得去思索与拷问。

   北京市东城区进行了10年的“尊重”教育研究。当课题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教育习惯”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要教育学生懂得和学会“尊重”，作为教师，自己在日常教育教学中的一些习惯，是不是都考虑了对学生的尊重？因为这些习惯太普遍、太无意因而太习以为常，似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人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很少有人去细想它们的缺失与合理。而恰恰就是这些微小处、几乎“没过脑子”的习惯，在折射着、体现着教育者的理念。

 

将“尊重教育”做成了品牌的东城区，成功召开了一次跨越本区范围的“深化尊重教育，反思教育习惯”研讨会，一批来自一线的教师讲述了自己的鲜活案例。这些整天跟学生摸爬滚打的老师们，从平素的习惯中“自拔”出来，站到一定的高度上，用人本的理念和尊重的目光对自己的、同事的、学校里发生的、发生着的一些“成自然”的行为进行审视，产生了全新的感悟。

不久前，一本《反思教育习惯》将他们列举的案例结集，启示更广大的教师一同进行反思。有意思的是，大家说的这些事让人感觉那么熟悉，似乎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身边发生过、发生着。细细琢磨，真的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迟到了，请轻轻走进教室

上课已经好一会儿了。老师正讲到兴头上，同学们也正听得津津有味时，一声突然传出的“报告！”，打破了渐入佳境的课堂气氛，老师的思维中断，学生的目光齐刷刷地移到门口。如果老师反应不及时，马上就会有另一声“报告”接踵而来。还有胆小的学生，在门外已怯怯地喊了几声“报告”，里边讲着课的老师根本没听见。看到有些学生的目光异样，老师还以为自己哪儿讲错了或出了什么事。在下面的提示下，才知道外面有人，恍然大悟的老师叫进了迟到的学生，却已忘记自己刚才说到哪儿了……

迟到喊“报告”，得到老师允许方可进入教室；向老师说明原因后才能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既然不同的“报告”声会有不同的结果，都要对课堂秩序造成影响，北京22中青年教师郝月双想到，为何不请迟到的学生安静地走进教室呢？学生迟到肯定有原因，很少有故意捣乱而晚来的。在课堂当时询问，无论老师还是所有学生，精神都无法马上集中，而因为迟到的个别人而耽误大家的时间，实在得不偿失。

于是郝老师在班里尝试：“凡是上我的课迟到的，不管什么原因都不用喊‘报告’，自己直接开门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时郝老师还担心，会不会使迟到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呢？几次之后，她发现以前的尴尬局面都避免了：晚到的学生往往用带着歉意的目光和老师交流后，赶忙投入到课堂学习、思考的氛围中。等到下课后，他们又会马上主动找老师说明迟到原因。郝老师说自己还有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学生跟自己的距离更近了。

 

 

“铃声响起，我就是任课教师”

长时间当班主任的老师，可能都会有北京市阜成路中学英语教师庞春泉这种感觉和工作方式：班级就像自己的家。在自己的课上看到班里有什么问题就想说，听到科任老师反映问题也要说，有时上课后先唠叨十几分钟成了习惯。往往，班主任老师还认为这是自己负责任、对班级有感情的表现。

终于有一天，庞老师的一个学生忍不住说：“老师，我希望在您上课的时候，更多地听到的是英语课……”对他占用上课时间讲非课内知识提出了婉转的“抗议”。

庞春泉老师站在学生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反思：课时宝贵，如果学生上我的课干别的事，我肯定也会不高兴，说他们“不务正业”。那我上课时说班里的事又该怎么算？班主任管理班级是履行责任，但我也是任课教师。当课表上排的是“英语”而不是“班会”时，我的身份应该首先是英语老师。如果我还讲与课堂无关的事情，就意味着缩短了教学时间，损害了学生的学习权利，而学生们是无处讨要这失去的时间的。同时，这样还会影响学生的听课情绪。

“铃声响起，我就是任课老师！”反思过后的庞老师告诫自己。

他认识到，虽然身兼英语教师和班主任两重身份，但每个身份的职责范围是不同的。尊重学生，要明确不同角色的不同职责：“铃声就是上课的命令。那时，我的权力和责任都是讲课。”

 

学生该怎么进老师办公室？

“报告！”……“报告！”……教师办公室的门口，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学生喊了半天“报告”，屋里的几位老师因为不知是找谁，就谁都没应答。结果可能是：“报告”声再次响起时，已经有了些胆怯。终于有一位教师抬起头来环顾周围的同事，见都没反应才发出短短的一个字：“进！”

另一个场景是，办公室里的老师都在伏案工作，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几位教师同时抬头，只见一个学生一手握着门把手，身体向里探着张望。“找谁？”窘迫的学生似是自言自语：“不在”，便抽出头不见了。这边，屋里的老师颇有微词，“也不知道喊报告，不懂礼貌！”

——每天，这样的情形都会在许多办公室的内外频繁发生，很多学生都有过喊了报告、却因为老师没听见而被“晾”在门外的经历。

北京通州区运河中学的杨凤军老师在反思中想到：这样，办公室的门就成了师生之间正常交流的一道障碍。特别是杨老师面对的已有强烈自尊心的高中学生，有时难以启齿喊“报告”，便会采取推门而入的“不够礼貌”方式。于是，杨凤军在自己所教的班级宣布：“到办公室找我不用喊报告，但请敲门。”起初，是学生们不习惯了。杨老师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很认真地贴上了一张字条：“尊重，从敲门开始”，因为朋友式的会面也有礼貌要讲。

变“报告”为“敲门”，使师生间的交流畅通了。办公室成为学生的资源库，谁“点击”的次数多，谁占有的资源就多，谁的问题解决得就好。

老师对学生也应该心怀感激

“初为人师时，为掩盖自己的年轻而尽快树立起师道尊严，我学着老先生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命令式的语气对待学生，就是认为学生听老师的话天经地义。结果，学生们好像很怕我了。但当面一样，背后又一样，很少听到他们和我说心里话。不能交心怎么达到教育的效果呢？”北京第125中学的孙超老师讲起自己的反思过程。

“在我的印象里，妈妈从来没对我说过‘感谢’二字，因为在她的意识里，我是属于她的，理应为她做一切事；我的老师也从未对我说过‘感谢’，因为老师对学生永远是师恩似海，怎敢企望老师的感谢呢？而这一切在我的意识里也形成了习惯……”

肯定不只孙超一位，很多当老师的都有这样的思维定势。孙老师对这一现象反思后，要求自己把学生看成是与老师平等的个体，有受到尊重的权利；老师不能理所当然地享受一切，而应该学会感谢，当然包括感谢学生——感谢科代表帮自己给全班同学发批改后的作业本；感谢值日生把黑板擦得那么干净；感谢学生能够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感谢同学们认真听好每一节课；感谢一位因塞车气喘嘘嘘地赶着跑来却已迟到的学生……孙超老师真诚地感谢学生为支持自己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而逐渐适应了老师经常性感谢的学生们也从中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更加自尊并懂得尊重他人。

轻轻地，悄悄地，改变一个不被人过多细想的习惯，给孙超老师带来了与学生心灵的沟通。他慢慢感觉到：学生们愿意和自己在一起了，可以说说心里话了。这中间的和谐与快乐妙不可言。于是，他指点家长真诚地感谢孩子的努力；引导学生利用每天放学总结的时间互相感谢：感谢值日班长一天的操劳；感谢值日生为大家创造的整洁环境；感谢科代表把我的作业收起来交给老师；感谢老师在课堂记录本上对自己的批评，它会使我少走弯路……

批评一点不影射其他

一些老师的一组动画：班会上，用食指指着大家说，“看看，某某现在这样了，你们也快差不多了！”“你们就跟他学吧，早晚都得完蛋！”办公室里的“单兵教练”：“作业又没完成吧？你怎么这么懒呀！真是谁的孩子像谁啊！从你身上看，你父母也好不到哪儿去，要不怎么有你这样的孩子呢？”楼道里个别训导又犯了错的学生：“上次你干的‘好事’已经轰动全校了，看你的苗头，怎么，还想再出出名？”

北京市东城区综合高中的青年教师牛辉，将看到和听到的一些老师批评学生的做法勾勒出来后，心中颇不是滋味。当教师固然辛苦，对“问题学生”要苦口婆心地教育，“恨铁不成钢”也是为了他们好。但在教育中往往下意识地、习惯地把一个人的错误与他的同学、家长和过去联系起来，一股脑儿地“捎上”批评，不但“冤枉”了他人，教育的效果也不好。要么是学生无地自容、自暴自弃，要么是“为保卫家长或朋友的尊严”而“向老师宣战”。

初出茅庐的牛老师注意到这个“不良”的教育习惯后，要求自己遇到情况时，“针对问题谈问题，批评一点不影射其他。”

请学生回答问题时，手心向上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小学也参与了尊重课题的研究。一次，该校宋志侠老师听了一节挺成功的语文课后，心头却总有一个细节的印象挥之不去：整整一节课里，讲课教师的一根食指频频指向教室的各个角落：“你说！”“请你说！”学生应“指”而起。虽然老师满脸笑容，但那根似是“武器”的食指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

这是一种习惯——有问题的习惯。从尊重的角度，宋老师进行了反思。指指点点，是很多老师都用过的叫起学生的方式，自己也常常无意识地“指点”。从那位老师的动作，他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当时意识不到这是对学生的一种不尊重。这种行为暴露了我们教师头脑中的旧观念：还没有把学生当作一个个与我们平等的活生生的个体。在教师的潜意识中，他们只是‘小毛孩子’，用食指‘点将’没什么。看来，我们喊了半天新教育理念，也许只学了‘标’，离‘本’还差得远呢。”

尊重应该是无微不至的。宋志侠老师于是提出，在叫起学生回答问题时，应该改“指”为“请”，手心向上，做出一个优雅的动作。虽然只是一个张开全部手指的变化，但效果却大不相同。“指”，传达了上对下的命令；“请”，则更多地体现了教师对学生人性化的关怀与尊重，同时也树立了一种全新的教师形象。宋老师反思了这个习惯后还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像“指”与“请”这样的问题也许是“小题”，却值得教师去“大做”，最终改变的是头脑深处的观念。

把本子轻轻地放在学生的课桌上

一天，两位同学一块儿来找他们的班主任——北京东城区地坛小学的杨继军老师，因为一位把另一位的本子扔到了地上，本子沾上了泥水。杨老师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那个“被告”的同学，心想：不可能吧，他可班里最老实的孩子啊。孩子开口道：“老师，我……想学您，一扔一个准！”不巧的是他没扔准，当时地上正好洒了水，便被拉来告状了。

原来，杨老师在班里给学生发作业本时，有时为了省事，就把本子扔过去。因为“投掷”一般都很准确，还让他自我感觉很好呢。有一次，全班学生正在安静地写作业，杨老师在前面批改作业。批着批着，他发现一个学生没按照自己的要求做作业。一气之下，想都没想就把本子扔了过去。那个学生坐在第三个，本子像只小鸟一样，不偏不倚落在了他桌上，“记得当时吓了他一跳。”

刚才那场学生之间的小纠纷让杨老师很感触动：“小干部曾学着我的口吻教训同学，学生们也学着我的样子热心助人……他们的模仿力很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不少我的影子。这说明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那样重要。我的随手一扔，扔掉的究竟是什么？”仔细分析，杨老师认为“潇洒扔一回”的原因，首先是习惯使然。不少老师都这样做过，他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羡慕过老师“百步穿杨”的“扔功”。其实归根到底，是老师没把学生当回事，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在教室里至高无上，在学生面前可以随心所欲。假如座位上坐的是领导、同事，老师还会这样扔吗？

“尊重学生，即使是一年级的小孩子也不能轻视，”杨继军老师不断提醒自己。反思了这个习惯后，他在发本时一直坚持轻轻地把本子放在学生的课桌上。如果是让学生帮助发，也要叮嘱他们不能扔。

别动不动就“请”家长

“老师，多次犯错儿请原谅，我不是有意的。我曾想到死，但我舍不得父母，舍不得我认识的所有人，包括您在内。但您一点都不了解我，令我十分痛心。我要离家出走……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不容易，您懂这份感情吗？为什么非要请家长？如果我出了事，您就是杀我的人！”这张学生写下的纸条让顾小丽老师一直记忆深刻。那是她来秦皇岛二中工作的第一年，充满热情、信心百倍地想争当一名优秀教师。可那次，平时跟学生们相处很好的她却为李慧同学着了急、生了气：这孩子由于遇到了情感问题，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因为李慧家里没有电话，顾老师让她下午请家长来一下。但到下午上课时，李慧没来，把书包也带走了，同学从她座位里找到这样一张纸条。

几位老师一起出动把李慧找了回来，但顾老师对自己这次请家长的事思来想去：我的本意是关心爱护学生，为她的前途考虑。但不能不说解决问题的方式欠妥，竟差点害了孩子！在后来的调查中她了解到，绝大多数学生不愿意老师动辄请家长，他们认为那就是告状，让家长收拾他们。当然对教师来说，与家长进行沟通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用正当的方法教育孩子。那样的家长的确“请”一次就是对孩子的一次身心伤害，还是不请为好；此外，动不动就请家长，也会让家长对老师甚至对学校产生反感。

这其实是一个非个别地存在于教师中的习惯：遇到学生不听话时，“请你家长来！”就脱口而出。顾小丽老师结合自己的经历反思了这个习惯以后，改变了工作方式：碰到问题，她不会轻易请家长、找“合力”。即便要请家长，也先把要谈的内容跟学生“通报”过。这一来，师生间形成了一种基本的信任和理解，学生的自觉性提高了，教师的工作也因此而好开展了。

教师们对这些日常教育习惯进行的有益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矫正，显现了教育观念转变催生出的可喜新气象。对这样的反思活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评价说：“转变教育观念不需要高精尖的仪器和设备，而只需要一颗真诚、敏感的心，只需要我们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对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用心去发现、咀嚼和反复琢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德顺就此指出：“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教师遇到的道德问题也不少。在思考中学习，教师本人也是学习者；在交往中学习，教师本人也是成长者。教师在完善自己人格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学生人格的发展.”

反思：有些细节我们教师习以为常了，往往没有多少留意，可是却会在不经意间给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尊重学生、以人为本，从细节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