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与周尚意对谈：中国地理景观背后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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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与周尚意对谈：中国地理景观背后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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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6 17: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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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1]《读书》新刊 | 唐晓峰：景观史记
读书杂志
编者按：
本文是唐晓峰先生为段义孚《神州》中译本所写的评论与介绍。在文中，唐晓峰提出“景观史学”的概念，并以《神州》为例，讲述这一学术类型与历史地理学，乃至与整体西方学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示出《神州》一书内在的学术活力。

景观史记
文 | 唐晓峰
（《读书》2019年7期新刊 ）
段义孚这本《神州》是半个世纪之前写的。当时他受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休斯顿之邀，为“世界风土丛书”（The World’s Landscapes）写一本关于中国地理景观历史的书，对象是英语读者。三十多年前我在雪城大学时就有了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细看，粗粗翻了一下，感到多是熟悉的历史内容，就收起来了。现在译成了中文，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中文读起来便捷，所以看得比较仔细了。虽然仍然要略过不少熟悉的历史内容，但对一些特质的东西，也渐渐有所领悟。
段义孚在中文版的序言中点明了当初写这本书的想法。除了在情感上要“向故土致献敬意”，在学术上，他是要“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所谓落入窠臼的区域地理写法，是把自然与人文分别叙述，“缺陷是二者之间的割裂”。半个世纪前的情形确实如此，即使现在，做得好的也不多。《神州》努力将二者融合为一体。段义孚很幸运，中国的历史地理特色恰恰是人地交融，这使他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写法”。

段义孚教授
另外，他还希望地理学要“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我期望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这是段义孚对中国同行的建言，也是呼应了他在原版序言中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
工匠的景观是他的手工制品，他将自然界主要视为机会，他创造的景观是见证人类意志和力量的丰碑，存在于几千里长的大运河中，存在于巨大的布局严谨的城邑中，存在于近现代以来的钢铁厂、堤坝、水库和治理沙漠的防护林带中。但是景观的含义远比这里所历数的几种丰富得多。
作为人文地理大师，段义孚当然不满足于“工匠景观”，而提倡更宽泛的人文景观的概念。其实，对于整个地理学，何尝不是如此？这正是中国地理学与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地理学的差异。中国目前的地理学中，充满着带有计量特色的“工匠”精神。
在段义孚等人文地理学家看来，景观不仅仅是景色，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文本、感悟氛围。休斯顿在主编序言中也简略地谈到景观概念的历史。Landscape这个英文词的意义与中文寻常使用的“景观”是有区别的，应引起我们的注意。Landscape，“其盎格鲁-撒克逊语原词是landscipe，意指某个作为自然实体的地域单元”。这种情形下，它几乎等同于一般所说的“地理”。“直到十六世纪末，由于荷兰风景画家的影响，这个词具有了视觉意义，也指一片景色。德文landschaft一词兼具两种含义。”在西方当代地理学中，学者们在使用landscape这个学术概念时，是指地表的整个“情景”，不仅有面前的“景况”，还有背后的“情况”。
《神州》一书就是研究历史景况和情况的书，可以称为景观史通论。它以历史中景观的演变为叙事主线，这是其地理学属性最重要的体现。而不像他后来撰写的一批人本主义地理著作那么指向个体的内心（段义孚因此获得过心理学界的嘉奖），这本书的概述相当宏观，充分体现了这位地理学大师多样的驾驭能力。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在中文版序言的最后，段义孚表达了二〇〇五年回中国两个星期后的几点感受。因看到公园、小区中人们下棋的悠闲、儿童嬉戏的温馨，段义孚十分感慨：“如果我年轻二十岁（可惜我现在八十六了），我干吗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公园小区的场景，对于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段义孚，是一个十分新鲜的“地方”，是能催生想法的“景观”。这是段义孚人本主义的自然流露。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追踪人类主观能动性对中国地貌所造成的种种变化，我们的讨论理应从自然环境开始。”原始自然景观，在人类的干预下，变为人文景观。这是美国地理学界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的典型思路。索尔是这一学派的领袖。段义孚在伯克利大学地理系读过研究生，自然会受这一思路的影响。
推动景观变化的动力，大自然的力量当然是首要的，段义孚将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区的自然地貌变化总趋势，分为两大类地区：一个是水土流失区，另一个是沉积区。在这两类地区中，原始人类的发展是不一样的。黄土高原是流失区，东部黄淮海大平原是沉积区。有一些盆地也是沉积区。今天，在沉积区的古代遗址，大都埋在地下深处。
相对于大自然的变化，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具有重要经验意义，即历史意义，在大地景观层面上，足以显示时代差异。而这类显示历史演变的景观，又可以通称为文化景观。索尔说，文化景观是变化的结果，文化是造成变化的动力。段义孚的表述略有不同，他称造成变化的动力是人口。从文化层面回归到人本身，这一观点有些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味道。

云南丽江洱海（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 Ariel Steiner，CC BY 2.5）
第二章“人在自然中的作用”，代表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主旨。改造土壤、森林退却、村镇聚落发展、建筑景观形态等，是全书关注的主要议题。在这一章中段义孚引述了索尔的话，强调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的蒙昧时代便已经开启了改变景观、使天然植被发生变化的进程。索尔对于细微变化的关注是令人赞叹的。例如“在营地中踩出小路，由于透进较多的阳光，也由于不怕践踏和其他困扰，野草沿足迹在路边丛生”。索尔的这种观察，令人联想到在课堂中常做的小型物理实验。事情虽然细小，但其示范意义是深远的。
当然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段义孚在后面章节的历史叙述中，往往从人口变化说起，这是动力。人类首先是对土地植被的干预，这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村镇、城市、建筑，交通道路也很重要。这些事情在一般历史叙事中常常出现，但只做抽象的表述，段义孚在本书中则强调它们是景观。因为是景观，就要指出它们的重要细节。比如讲汉代农业景观，段义孚参考《氾胜之书》，讲到田间的细节：“种糯小米的地块位于桑树之间”；在贫瘠地区，“对山岭、峭壁、靠近村落的陡坡，甚至是围墙里的坡地加以利用”；“稻田不应太大，如果太大，就不容易保持适当的水位”；稻田“肯定是地的坡度越大，田的面积越小。在等高的地形中小小的稻田连成或许窄窄的条条带带”。

农业经济织布图（图片来源：《钦定四库全书》）
中外景观的对比，这对于在西方生活多年的段义孚，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举几个例子。
“像（北美）连绵的岭谷、圆形小山、低地、宽广起伏的平原，这类地貌在中国并不多。”在中国，到处都是陡峭的山岭，“只有直立和平面的鲜明对比，没有类似于山麓小丘那样柔和起伏的坡地作为缓冲”。大多中国山水画正是取材于这些陡峭的峰峦。再加上被砍伐掉的林木，这些山从“土质”变成了“石质”，于是“在中国山水画中，林木葱茏的山景十分少见，多是光秃的山壁上矗立着几棵顽强的松树”。其实，森林在人类活动面前退却，正是欧洲历史中最主要的景观变化之一，在欧洲历史地理研究中是重要议题。段义孚对于中国的观察，也十分关注这类问题。
而关于城乡村镇景观，段义孚的看法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寄生性都城的暴富和乡村的贫困”。即使是富有的乡村，也仍然不如城市的景观显赫。这种情况又与欧洲不同。在讲东汉的坞壁即“豪门大族的庄园”时，他说：“大庄园主富比王侯，他的宅邸有房屋数百，肥田沃土连绵阡陌，奴仆成千上万。”“如果说的是欧洲，我们可能应设想一个豪华的乡村住宅，或者甚至一座宫殿坐落在园林环绕的景观中，周围环绕着农庄和务农的村落。但是这幅图景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乡村宅邸可能阔大而兴旺，但是一般来说在建筑上却朴实无华。家族中胸少文墨，却野心勃勃的成员住在那里经营产业。那些饱读诗书，出相入仕的成员们则成为朝廷的命官，住在京城宅邸中”。
关于中国北方的院落，段义孚看到的景观是房子围出一块空地，形成封闭院落，这与欧美院落围着房屋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主持费城建设的建筑师培根（N. Bacon）也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院落是基本生活单元的景观，在这里也可以用现在人们喜用的新词“样貌”，意思差不多。解读封闭院落的“样貌”“情景”，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现在人们使用“样貌”这个词，也是在强调画面感。

华北四合院（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闫昆, CC BY 3.0）
为什么要有画面感？为什么要关注景观？画面感是增加细节的真实感，有些重要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与此相反的情形是，现在很多地理研究几乎丧失了画面感，甚至在人文地理论述中也是如此，通篇是概念，拿出来的是一个由概念堆砌的抽象结构，而远离地上的实景。对于地理学来说，以概念代替实景的考察研究，不应该是主要方向，会造成许多生动的细节被忽略，许多关联事物本质的细节被抛弃。例如，缺乏景观尺度与色彩特点的北京胡同宅院考察，不可能认识胡同的亲和质感，以及在这一质感中产生的社区特性。
特别要意识到的是，把西方的抽象词汇用在中国的事情上，要谨慎，否则很容易掩盖重要的实情。即使是现代科学地图，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现代地图上都是由抽象的点、线、圈做标识，展开一幅世界地图，除了南极洲外，其他六大洲都是“世界大同”的符号群。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区域，除了地图，一定要加上景观，地理学家必须要有对景观图片的解读能力。地理景观，或者地表样貌，永远是地理学的基本议题，是不能放弃的研究对象。为寻求高度一致性的科学目标，排除了大量个性资料，进而排除了大量个性事实，在人文研究中是大成问题的。现代地图其实就是这类科学技术目标的样本。在这一点上，现代科学地图并不比一些古老文明的景观地图“准确”。
城镇也是景观，“华夏大地的人造景观中很少有比围墙环绕的城市更界限分明，更令人惊叹的景色”。这是段义孚，以及许多西方人初次来华时面对传统景观时的感受。段义孚对于中国古代城乡的消长提出这样的看法：在传统中国社会，城镇的发展是历史的领先角色，是新时期的代表，而乡村的发展会滞后。所以在周代初年，“商代遗留的村庄同周朝围墙环绕的城镇比邻而居”。这是历史正面发展的情况。而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区，会出现“负面”的状况。“在大分裂时期，蛮族占据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依赖重叠墙门进行监督的严格控制体系分崩离析。小的乡和亭衰落了，村庄却增加了。”

湖南湘乡曾国藩故居
关于中国近现代景观的变化，占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谓年头不长，篇幅不短，说明段义孚对这一时期很是重视。在讲述近代景观变化之前，他首先对中国进行了分区景观描述，分别是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长江平原、西南与岭南。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时代各地景观发展结果的一个总结，也是近现代变化起步的基础。我们可以读出二十世纪初年各个区域的“样貌”，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
段义孚主要从经济发展角度叙述近现代景观变化。近现代中国变化巨大，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变化方式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方面，段义孚以一九五〇年为分界，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更为独具一格，因为农村的变化同城市一样剧烈。变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几个点和线，顺应经济规律缓慢渗透，而是遵循理论的革命性改变；一种本质上的意识形态性力量可以将其影响迅速推及整个国家的社会机制”。当然，面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做法，他也提出了质疑。
段义孚本人少年时期便离开了中国，他在本书中的讲述，主要是依赖他人的研究，但并不因此使书的内容流于抽象笼统。可以看出，段义孚着意于从参考书中提取关于景观的细节内容，所以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描述：在黄土高原，“在较为潮湿的地区，黄土遍布的小山被精心造成阶梯式金字塔形的梯田。岩石坡地表层岌岌可危的小片‘黄土’也被建成台阶，平整成石墙环绕的平台状耕地”。在华北平原，“在夏天时鸟瞰大地，所见到的是繁复而且土地极其细碎的景观。由于地里不同庄稼长势各不相同，每个农民的栽种时间并不完全一致，田野变成一块光怪陆离的调色板，布满黄色、褐色、深浅不一的绿色，但是同画家的调色板不同，颜色变化极其突兀”。读到这样的描述，仿佛与作者一起身临其境。

黄土高原景观（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 dayu490301, CC BY 3.0）
追求身临其境式的观察、研究、叙事，是地理学家的基本责任。即使不能身体力行，也要力争在阅读中捕捉有意义的景观细节。在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单纯要素）进行分析和展示时，可以适当地借助公式，但最终却不能用公式代替全部“情景”。即使做当代地理研究，也不能将现代性简化为公式。这其实是缺乏对现代情境的把握能力。现代性同样对应特定的景观感悟，段本人的研究便是例证，他的人本主义地理思想，就是在贴近情景的感悟中产生出来的。众所周知，段义孚的这一思想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而成为当代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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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中国——《神州》新书分享会

?时间 2019-03-02 15:00 ~ 17:00

?地址 北京海淀区彼岸书店（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牡丹科技大厦一层，翠微商场北侧）

活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和北大博雅讲坛   主办

活动简介：

身处何处，才算到了“中国”？

每年数以千万的中国人外国人，奔向遥远的都市、古镇、寺庙、殿宇、森林、田园，寻找他们意想中“最中国”的景观，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跟随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的眼光一起发现中国景观，

洞悉景观背后的漫长历史，

探寻形成景观的诸多要素，

思考天、地、人之间的本原关系，

探索一种人性与自然真正融合的世界。

本次活动将邀请国内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周尚意教授一起讨论：

中国景观有什么样的历史内涵？

段义孚先生开创的人文地理学道路如何地别开生面？

我们如何创造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的天、地、人、物？

主讲嘉宾简介：

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师从侯仁之先生。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主要著作有《人文地理随笔》《历史地理学读本》《从混沌到秩序》《文化地理学释义》《阅读与感知》《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领域。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文地理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地理概说》《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野外方法》等。

图书信息：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美]段义孚 著 赵世玲 译

978-7-301-29338-6

88.00元

本书讲述了中国这一地理区域内，从史前文明直到今天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里，地理地貌发生的巨大改变。农田、山林、道路、桥梁、宫殿、苑囿、村落、城市等等，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持续不断的精微适应和塑造。从古代人与土地之间和谐、安定并充满美感的关系，到近代以来这种关系被西方殖民入侵、内战所打断，而在现当代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对大地景观再次进行强有力的重塑，这其中有令人震撼激动的奇迹，也有令人忧虑不安的眩惑。

图书特色：

1华裔地理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段义孚教授致献祖国的书。

2一本书看懂五千年中国人和中国山水如何相互造就。

3功力深厚，大家小书。彩印刷，装帧精美。

唐晓峰与周尚意对谈：中国地理景观背后的文化建构

澎湃新闻03-0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84507

【编者按】

近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周尚意教授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彼岸书店，围绕段义孚先生《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一书，为我们讲述了中华文明中的“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以下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以及唐教授和周教授本人校核并授权发布。

在每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景观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景观，是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将我们的文明建设融入到自然环境中的产物。透过观察这些具有中国特色景观在历史中的变化，进一步去思考在历史进程中引起这些变化的事件，我们便可以揭开中国人如何在空间中延展出我们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继而形成我们特殊的内心世界，这便是段义孚先生的《神州》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唐晓峰（左）、周尚意教授在讲座现场

别人眼中的中国景观

周尚意认为，段义孚的《神州》是对中国的认识，阅读这本书的最大目的就是让读者内心中的中国地理与段义孚所写中国地理发生对话。我们每个人对中国的了解，一部分来自与外界环境互动产生的直接经验，但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其他人所用文字、绘画、摄影等形式表达的中国地理。人们在理解别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后，反思自己对中国地理的认知，而后重新表达自己。通过这样的过程，人们才能不断加深对中国的理解，更好地认识脚下的土地。在进行跨文化理解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将自己之前建构的思维框架尽量“悬隔”起来，然后再去理解别人，在当事人的环境下理解他为什么在彼时做出那样的表达。我们与不同人、不同自然和人文事物的相遇，会激发我们对原有文化的思考。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在唐晓峰看来，虽然段义孚小时候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但是后来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欧美生活，所以当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会参考许多其他汉学家写的书。在构思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东西在他的脑海中会不断进行对照。比如中国的院子，考古学家在周代遗址中就发现了非常明显的院落模式，竟然还有门前的影壁，这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院子非常像。段义孚说中国是“房子中间围出一个院子”，而西方是“院子围着一个房子”。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做，而西方人却跟我们不一样？这可以作为研究文明、文化展现的线索，也就是中国地理景观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还保留着的传统院落格局，段义孚有一个感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稳定的，拥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国度。

段义孚所讲述的是一部景观变化的中国史，许多历史书未必这样讲，只有地理学家才会选择这样的角度。经过几千年发展，产生了富有特色的中国景观，中间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才形成了这样的景观？我们身在其中可能早已习以为常，但是段义孚却以他独特的背景和眼光发现了这类特殊的问题。再比如，他观察到在中国绘画作品中，山上的树木总是不那么茂密，不是一片森林把山体遮住了，而是裸露的岩石上清晰地点缀着几棵姿态别致的树。于是，他就想，中国山上的树哪里去了？这可能关系到环境植被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是人为的因素。那么，当我们看到诸如此类的情形时，应该引起我们对于历史中发生了什么的追问。

长城老照片（摄于20世纪初）

长城现状照片

基于这样的追问，我们会在身边看到许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八达岭长城，如果拿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照片一看，长城显得特别清楚，光秃秃的山上摆着一座盘旋蜿蜒的长城，但是现在山上的长城，却渐渐隐藏在树林里了，因为长城周边山上植被的恢复，长城和树木混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生态的恢复当然是好事。但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当初长城周边有这么多树，会不会影响防御效果，长城与林木应该是什么关系？这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总之，景观是会变化的，而这些变化，可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中国的自然景观背后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周尚意认为，景观除了外形特点以外，最主要的是它所表达的意义。比如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并没有成为神山，藏人选择了海拔六千多米的冈仁波齐。我们的祖先在选北岳的时候，也没有特意在华北地区找一个最俊美的山峰，因为中国汉文化追求的是山的意义。例如大家熟知的五岳，它是护佑华夏土地的五方之神所在之地。其中的北岳和南岳都换过地方，这说明山是哪座不太重要，关键是要由五位神来守卫五方大地。段义孚在《神州》中强调的便是景观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中华文化在景观上的意义呈现。了解中国的五岳文化，不只要了解空间表象，还要了解其背后的五行哲学。我们了解中国地理，其目的是今后更好地认识世界、指导实践。实践包括了生产生活和精神等层面。

唐代长安城平面图

中国城市也体现了中国地理特点。《神州》中用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一诗，描写长安城的空间结构。其中有两句“十二街如种菜畦”“一条星宿五门西”，从唐代长安城的地图上可以看出，“十二街”“五门”实际上都是虚数，而“围棋局”“菜畦”的格局是对城市景观特点的描述。在中国文化当中许多数字有特定意义，所以需要从文献、资料中抽取有特殊意义的数字，因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比如紫禁城三大殿的丹陛台是三层，金水桥是五座，天安门城楼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这都是有规定的。中国城市中的中轴线也被赋予了意义，这与西方是不同的，比如巴黎的城市中轴线就没有符号化的意义。除此之外，中国城市景观与山水有密切的整合。比如北京城虽然建在平原上，但是水脉对城市格局有重大的影响。再如南京，山水形势决定了它的城市格局，奠定了城市的气势，下幅地图被称为《京城山川图》。

京城山川图

段义孚在《神州》一书中多次提及《周礼》。《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在全中国，目前只能在北京老城核心部分看到这种格局。三千多年前的都城建设理念，在北京这块土地上被实践出来，而且保留至今。更值得骄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中轴线上新增加的建筑群，做到了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政治权力从紫禁城移到天安门广场，对应左祖右社，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中轴线六海水脉往北的延伸，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龙形水体，公园北部的仰山与故宫北侧的景山遥相呼应，意为“敬仰天地”。这种意义符号下的城市景观设计，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一个城市的发展，应当把城市历史上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化景观继承下来。

中国人是如何“建设”自然的？

唐晓峰认为，中国的天、地、人、物概念是不断重构和变化的，每一代中国人都试图对它们做出解释。前几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天人合一”，这个概念里其实包含了历史过程中不同的文化遗产。天、地“合”在什么事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基于对大自然的观察的和谐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科学上的生态价值；但是，古人未必有同样的看法。在人们信神的远古时代，天地是“合”在对“神”的信仰上，后来中国人走上了对“道德”的崇拜，于是天地又“合”在“道德”上。历史上有许多门派，他们主张什么，天地就合在什么上。所以讲一个时代的天、地、人、物就要回到那个时代，站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背景下去理解这个问题。

中国古人对于天、地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当你翻开中国古代的地理书，你就会发现最先谈的是“分野”，就是天上的星座如何与地上的区域相对应。依照分野理论，天上的某个星座发生变化是会对地上的某个区域有影响的。中国古人对大地的理解，很多时候都要与“天命”结合起来，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在人们最早观察大地的时候，天上的事情也会引发人们的联想，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有些是很直观的。比如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落下的点位，会随着季节南北移动，这些点位有的很重要，例如“二至二分”的点位。对于天文的直观知识，在古代是普及性的知识，世界的各大文明中大约都是这样。可是如今我们很多人已经丧失感觉了。关联性的存在会让人们将它们放到一起去认识。东方日出，夏至与冬至在地平线上各有一个点，西方日落，两个节气也各有一个点，一共四个点，四个点连起来，在大地上形成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有非常特别的性质。

二十八星宿分野图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谈论每个人属于哪个星座，但是在古代流行的是你们家乡属于哪个星座。前面所谈到的“分野”就是把天上的星座都分配给一个个地方，如果天上星宿发生情况，地上相对应的地区就会出现相应的结果。但是古人将天上的星座只对应华夏世界，没有蛮夷世界的事，这包含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地理观念：华、夷是两个世界。华夏精英们只关心自己所在的地方，而对周围的蛮夷世界不关心，他们反复在华夏世界里面做地理文章，分出九州，又挑出五个最重要的山头为“五岳”，还有四条最重要的河流为“四渎”。“五岳四渎”作为名山大川，不但有庙，还有牌位摆在皇帝祭祀的地坛里。

在神州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间的交流、渗透是非常深的。在中文的语汇中，“天地”“江山”“山水”都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特定的概念，只有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才可以理解，外国人未必马上看得懂。比如江山、山水、江湖，虽然说来说去就是山和水两样自然的东西，却组成了不同人文含义的词汇。皇帝坐什么？皇帝一定坐“江山”，我们不会说皇帝坐“江湖”。“江湖”是什么？江湖是大侠的世界。画家画的画，我们不大说“江山画”，而是说“山水画”。我们利用山和水的概念对应出不同的文化意境。还有，我们说“国破山河在”，虽然这里用的是自然地理事物，但实际表达的却是社会价值观。

山川大地给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味道。比如周老师讲的北京城里的“银锭观山”，其实银锭桥就在老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鼓楼大街附近），但是当古人站在这个地方，往西山望去，心情瞬间为之一变，出现了诗和远方。中国人善于利用自然景观实现心境转化。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给风景立碑是最有名的。我们走到一个风景区，看到题刻，是非常习惯的，反之如果没有雕刻的话，反倒会怀疑这是不是个“野”地方。但就算是“野”的地方，很遥远，也被道教神圣化了。道教把人迹罕至、特别“野”的地方称之为“仙境”。可以说，中国人的历史不仅是对我们的城市和人做了加工，而是将整个中华大地完全改造了一番，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进行社会人文对话的辽阔寰宇，我们用诗歌、绘画、散文把大地文化景观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华大地是一个古老的，被文明充分浇灌的土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受到熏陶，在潜移默化中，会将千年文化凝聚在内心。段义孚在这部《神州》里讲述了中国人对景观的文明改造过程，以地理学的视角，让读者感受到中国人是如何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空间中展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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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传播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2019-03-07 http://www.sohu.com/a/299617707_162758

　　 学界、大学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讲话

“坚定文化自信，传播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朱鸿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讲话，立意更高远、目标更明确、要求更具体。

朱鸿召说，此次讲话提出对文艺和哲社工作“一个定位”“四个要坚持”，逻辑非常清晰：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艺和哲社工作就是培根铸魂的工作。这个定位是此前没有过的。

围绕着这个定位，首先提出“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和哲社工作要与时俱进，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新命题、新使命；如何与新时代同步伐，就要解决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变、情怀不变；实施路径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文艺和哲社工作者不要一味追求著作等身，要追求“著作等心”，不要讲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空话废话；因为我们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以人化文、以文育人、以人培元，知行合一。

朱鸿召说：“无论是文学艺术创作者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引领者、实践者。”

朱鸿召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要明大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要守公德；“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观，要严私德。进一步概括，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实践途径是“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究”的首席专家，特别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包括文艺创作、社科研究在内的文化工作的讲话论述。

李凤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讲话，非常深刻地把握了文化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比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这非常符合规律。中外文艺史上能够传世的作品，都是能紧密呼应所处的那个时代”。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化文艺工作走过了很长一段路。李凤亮说：“从正本清源，到守正创新，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要如何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如何创新。关键在于你对传统的理解，你与时代的关系，还有你对人民的感情。”

李凤亮对讲话中“精品”“明德”两个关键词印象深刻，“特别强调艺术家的为人。艺术家首先自己要潜心修行，德行高尚，才能够产生精品力作，然后回馈时代、报答人民 ”。

“艺术家自身的修养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修养包括你怎么看待传统，怎么融入时代，怎么守正创新，怎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李凤亮说，“前段时期，艺术界有些人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以人民币为中心，文艺创作中存在一些乱象，不仅影响当下，还可能影响后世，对一些年轻的学生群体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然而，“历史是最公平的，你为时代和人民付出多少，历史往往会给你多高的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发表后，在全国青年大学生中引起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林钰芳表示，文艺创作源自生活更高于生活，学术创新更是要扎根时代并力图为时代发展指明前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认识到，当代身处于象牙塔的大学生，应当紧跟时代的步伐、扎根基层、多实践多探索，这样才可能拥有进步的思想、创作有价值的作品。”她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专业的王丹妮说：“新时代的大学生是拥有创新活力的一批人，也是拥有广阔视野的一批人。我们要在实践中树立贴近时代的意识，同时增强创新的能力本领。”

华中农业大学广告学专业的石卓航说：“习近平总书记精炼点出了当今学术与艺术创作领域的发力重点，与时代同行，才能赋予作品以新活力。”他认为，作品重精不重量，应当成为当代学者与文字工作者应当坚守的航帆。

大连理工城市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孙淼希望自己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后，可以用优质的原创作品去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大学生应该坚定文化自信，传播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中国青年网记者 蒋肖斌 范雪 实习生 刘俞希 来源：中国青年报

生命科学读书会在深圳横岗六约社区举办第二期全国读书研讨会

3月2日，生命科学读书会在深圳横岗六约社区举办第二期全国读书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读书会的骨干和承办方100多人参加学习与研讨。活动以专家授课+故事分享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行分享与交流。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更好地理解与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营造一种热爱读书、喜爱传统、走进经典、传扬圣学的向上氛围。从而在根本上树立起对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理性、科学、系统的态度和新国学观。

主办方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中华文化很丰富，但是我们往往对它认识不到位，特别在科学的角度上更是很难的，生命科学就是解答这些经典包含哪些科学的元素，因为科学它就是科学，它可以很合理地正确地指导我们行为 ，所以通过解读这些经典可以向学其它科学一样 能更好地指导自己 指导我们生活。”

据介绍，当代人在享受科技文明、商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成果时，并没有感受到其所期待的幸福和安宁。相反，人与人之间的那股信任、温情、亲密感却在悄然消失。我们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如影随形的虚无感、无意义感弥漫着整个社会。我们之所以如此心如浮萍般地无所依靠，是因为我们切断了与自己本有生命之根之间的联系。

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门关于生命的文化，是一门紧扣生命探索和生命实践的“为己之学”。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国人只是将儒学视为一个哲学思想体系，或视为一个伦理思想体系。另外，随着西方文化的盛行，有的国人甚至粗暴地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宗教信仰体系、鬼神崇拜体系和一堆散乱的哲理格言而已。

生命科学读书会组织全国读书研讨会，就是要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还儒家以正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微妙深远的生命内涵，进行科学化的梳理、体系化的解读、时代性的转化，剥离掉几千年来依附于其身的宗教化、神秘化、庸俗化之色彩。这次学习活动，让学员们不再将学习儒家文化仅视作知识之积累，仅视作社会阶位晋升之需，仅视作与己并无关联且外在于身心生命之事，而是将儒家“为己之学”的真正目的全然地揭示出来，即认识自己、修养自己以至完善自己。

经过举办活动，大多数学员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了东方生命学问的温润可贵。借助《〈大学〉广义》这本书，学员们打开了儒家之门，消除了对儒学的陌生感，开始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倍感亲切，开始学会将经典“活出来”，于人伦日用之间成就人格，升华身心，参悟人生价值，成就德化人生。

据介绍，生命科学读书会于 2015 年 7 月19 日在深圳成立，是由潘麟先⽣著作爱好者⾃发成⽴的公益性组织。冬去春来，四年来读书会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股国学读书热潮，读书会通过线上、线下把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国学爱好者集中起来，持续和深⼊地学习生命科学。

本次会议，聚焦大学广义，集思广益，形成系统的大学宣讲，为各地区的读书会运作插上飞翔的翅膀。

geonet

马叔礼：学习的四个层次
guoxue.ifeng.com 2019-07-16 10:31
编者按：我们的民族性里面，为什么温柔敦厚的部分常常不见了？在没有读书之前，一个人应该做到什么？你对生命状态与生活方式的看法是否通透？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受不同的困惑与迷茫，面对生命里或宏大或细碎的命题，儒学可以成为我们赖以汲取力量与信念的重要源泉吗？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们在现代社会寒耕暑耘，反刍古代中国的传统经典与思想，又能否在绵长的时间里得到一份安身立命的生活态度和正见思维呢？
凤凰网国学联合台湾大爱电视台，特约推出《一种说法》系列短视频专栏。薛仁明、马叔礼、黄俊杰三位知名台湾学者将课堂讲台搬出象牙塔，在平凡百姓的食衣住行中、在台湾清丽的人文风景间开讲，用睿智的言语、平实的记录，从庶民生活里开启一种解读儒学的新视角。
【摘要】孔子告诉我们，＂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当你学了大道以后，未必见得会扎根，那扎了根以后，未必见得将来可以学到权变，所以最难的是＂通权达变＂。
《论语˙述而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今天我们来谈论语。孔子教一个学生怎么样能够进步，孔子告诉我们，＂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各位要知道，人虽然有资质的高低，但是也有所谓的、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农夫，有的是厨师。简单的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意思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
孔子的伟大，不在于老师多，而在于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所以他可以吸收所有人的知识跟见解。因此呢，你听一个烹调师傅讲，也可以有受教，因为烹调也是一种学问。你听一个农夫种田，你也可以学到很多道理，因为种田也是一种学问。所以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一定有我的老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所以先要选择善者。善者是什么？对你有帮助的，而＂从之＂，跟从他。那不善呢，可以让我们改。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一切的行为天生就好，也就是说天生圣明，这种人很少，所以从来不犯错的人很少，圣人也会犯错。但是一个人，如果错了以后，是自己犯错，自己从错误中学习，这个当然很好，但是不如什么？不如从古人所犯的错里学习，因为自己犯了错去学习、再悔改，是要付代价。一个善于做老师的人，先要善于做学生，从别人的对跟错当中，学习很多的做人做事的道理，那这一章的精神就是在讲这个。
《论语˙子罕篇》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接着我们要来跟各位谈的这一章呢，是孔子告诉我们，经过学习以后，一个人的＂层次＂。这个层次跟什么有关呢？第一个跟你的资质有关，资质好不好。他说，＂可与共学＂是第一个层次，＂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适道＂是第二个层次。＂可与适道，未可与立＂，＂立＂是第三个层次。＂可与立，未可与权＂是第四个层次，说明了学习的过程，最难的是＂权变＂，权衡轻重。
那什么叫做＂可与共学＂，孔子是有教无类，所以可以来上课的人很多，这个对当时的鲁国来讲，是一个创举。因为在鲁国，当时的一个国家的官位被三家垄断，就是季孙、叔孙、孟孙所垄断，而且已经垄断了四、五代，因此要做官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

做官要读书，没有读书的人不能做官，可是读书很昂贵，因此只有贵族才能读书。因为平民老百姓读书的机会很少，所以孔子开一个方便大门，叫＂自行束修＂，束修是什么？就是一块干肉。说你来拜师，你带一块干肉，乡下人带一块干肉。你住在孔子学院好几年的时间，吃住都在这边，所以等于是孔子学院来贴学费，帮助穷学生，所以可以进孔子学院的人很多。
可是＂未可与适道＂，什么叫＂道＂呢？一阴一阳之谓道。天道，是最可以说，是最深的学问。所以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你的资质不够高，没有办法跟你讲最高深的学问。所以＂适道＂，就是适者、往也，就往天道这个地方走。
因此有的人可以共学，比如说学什么？学诗、学尚书、学周礼，但是能够学这些，未必见得能够学易经，所以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这个＂立＂是什么意思呢？

易经有个离卦，第三十卦，叫＂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都有一个＂丽＂。百谷草木立在土里，能不能成为栋梁之材，关键在它的本，所以根本这个＂本＂字，一个木下面一横，这个一横是指它的根。因为我们知道，冬天会下雪，冬天这个雪可以下到好几尺厚，那么愈接近表土的愈冷。可是地底下是恒温，那同样的树根，因为够深，所以虽然地表结冰那么厚，零下好多度，但是因为根够深，所以它可以有三个月抵抗这个最寒冷的冬天。所以外面的叶子、花果都没了没关系，只要根活着。
因此呢，考验一个人在于他的根够不够深？根够深就能够立。所以如果你资质不够，又不肯努力，半途而废，就扎不了根；扎不了根，就没有办法立，所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当你有了本、有了根以后，它可以抓住几千个的春天、几千个夏天，所以它就一直可以＂长＂。

那最难的，到了最后一关，叫做＂可与立，未可与权＂。＂权＂是什么？＂权变＂。我用一个比喻，各位知道我们以前乡下人都有一个磅秤，乡下人秤东西的时候有一个磅秤，一个杆。这个杆呢，如果这个是秤头，这个地方有一个挂勾，这边有个勾，这个地方有个绳子，提那上面，有一个绳子呢弄一个秤砣，这个秤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杆上走，所以这个在秤杆上移动呢，这个叫＂权＂。
那个平衡叫＂衡＂，所以叫＂权衡＂。那个＂轻重＂，就是随时换那个＂权＂。这个字从哪里来呢？是从观卦的＂观＂来观察的。＂观＂，来观这个字呢，怎么写呢？左边上面写一个草，下面两个眼睛像一个＂隹＂。＂隹＂就是鸟，鸟在草丛里，鸟的眼睛鸟躲在草丛里，两个眼睛看着外面。那去抓鸟的人呢，在外面看那个草丛里的鸟，互相观察对方，所以＂观＂这个字，右边是个看见的＂见＂。
＂见＂这个字怎么解呢？上面一个＂目＂，目就是眼睛，下面一个两撇，就是＂人＂。人的眼睛能够看见东西，那鸟会观察人，人也会观察鸟，这个叫互相观，＂观＂就是仔细看。

人生观、宇宙观，有个＂观＂，观是仔细看，而有脉络、有理路。那我们看呢，权变的＂权＂这个字，是一个＂木＂。所以古代的皇帝呢，有个令牌，这个令牌用很好的木，上面有镶金镶银，然后有钻石，所以叫令牌。所以令牌的＂权＂这个字呢，是一个＂木＂，一个＂雚＂。所以孔子告诉我们，做学问＂可与共学＂，未必见得可以学大道，＂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当你学了大道以后，未必见得会扎根，有一个很深的根。那扎了根以后，未必见得将来可以学到权变，所以最难的是＂通权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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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铮强·寻宋︱泷冈阡表：欧阳修没有乡愁 2019-03-07 https://www.sohu.com/a/299612876_260616

一、欧阳修有个哥哥

有些历史现象，从家长里短的角度才能理解。

欧阳修有个哥哥。南宋颍州（今安徽阜阳）人王明清写了部很有名但不叫“挥尘录”的笔记，里面引吉州（今江西吉安）人龙衮《江南野录》的记载，说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这个人脸皮挺厚的。在娶欧阳修的妈妈以前，欧阳观有过一段婚姻，还生过一个儿子叫欧阳昞。后来离婚（出妇）了，这个儿子跟着母亲生活。等欧阳观考中进士当了官，昞来找父亲，欧阳观对这个亲生儿子非常冷淡，简直把他当成奴仆一样对待（待以庶人），基本上不愿意让他在家里一起居住，甚至到了冬天都穿不暖和。欧阳观对亲信仆人也很疏远，从来不会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吃饭。欧阳观去世时，小儿子欧阳修才四岁，还是靠大儿子把他收葬在今天永丰县沙溪镇拱江背村泷冈山。

龙衮的记载，王明清虽然抄在自己的笔记中，却有点不相信，怀疑龙衮跟欧阳观或欧阳修有仇才恶意编造的。不过欧阳观离过婚这个事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欧阳观去世时五十九岁，欧阳修的妈妈郑氏才二十九岁，比欧阳观小了三十岁，而欧阳修当时才四岁，这显然不是欧阳观第一次婚姻。欧阳修肯定参加了兄长葬父的过程，成年后也跟哥哥见过面。那是他被贬到夷陵时途经鄂州，派人去请家住在黄陂的兄长，一起喝酒，在昞家住了几夜。昞家就在长江边上，还建了一间亭子以“儵”命名，“儵”既通“倏”，又指江中白鲦鱼或传说中的鱼怪，名字取得殊有意味。两年后离开夷陵时兄弟再次相见，欧阳修游览了儵亭，写了一篇《游儵亭记》，说家兄喜欢读历史，心胸开阔，“视富贵而不动”。就是说欧阳昞是个快乐的农民，既不考科举，也不做生意赚钱。

欧阳昞的生活道路很容易被父亲欧阳观鄙视，但父母离婚又不是他的选择，而且母亲应该是为了儿子才跟欧阳观闹翻的。闹翻的原因不难猜想，欧阳观考上进士时已将近五十岁了，即使晚至三十岁才结婚，这时欧阳昞也已年近二十。欧阳观父亲去世得早，欧阳观又长期考不中进士，生了孩子的母亲心情可想而知，她或许希望欧阳观放弃没有前途的业儒生活，回到老家过点岁月静好的日子，甚至说了一些在欧阳观看来伤害了知识分子自尊心的话，于是感情破裂了……

欧阳修有时自称“渤海欧阳氏”，那就等于把祖先追到了唐朝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大概到了中唐，欧阳修这一支迁徙到吉州。南唐时，他的曾祖父考上了进士，又把家搬到了沙溪镇，祖父这一辈出仕南唐者已有五人，确立了这个家庭业儒的道路。欧阳观在绵州（今绵阳）军事推官任上生下欧阳修，卒于泰州军事判官任所，去世时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什么财产。父亲入葬泷冈，应该是欧阳修第一次回到沙溪，当时老家只有大叔欧阳旦“隐德不仕，事母以孝，为乡里所称”。此后欧阳修随母亲往随州（今属湖北）跟着叔叔欧阳晔一起生活，曾在当地大姓李氏家中借得残本《昌黎先生文集》，给欧阳修留下深刻印象。

摆在欧阳修面前的只有科举业儒这一条路。从17岁开始应举，欧阳修考的并不顺利。不过22岁那年他去拜访知汉阳军胥偃，获得赏识，随胥偃到京城参加科举，无往不利，然后胥偃把女儿嫁给了欧阳修。结婚两年后的1033年，胥氏病卒，年十七。第二年欧阳修娶杨大雅女杨氏为妻，十个月后再次丧偶。1037年，被贬夷陵的欧阳修迎娶薛奎女，两人成为终生伴侣。1052年欧阳修移知应天府，母亲郑氏去世，时年七十二岁。欧阳修将母亲与父亲合葬，也将胥、杨两位夫人遗骸带回沙溪。今天在永丰县沙溪镇泷冈山还有欧阳氏的家族茔墓，除了欧阳观、郑夫人合墓，欧阳修胥、杨二夫人的合墓，又有叔父欧阳旦与彭夫人的合墓，以及侄子欧阳通理（昞子）与江氏的合墓。

欧阳观、郑氏合葬墓

胥、杨二夫人合葬墓

欧阳修已经在颍州购田定居，安葬母亲后便回到颍州为母亲守制，在那里完成了《新五代史》的写作。又过了二十年，王安石变法期间，欧阳修在颍州去世，年六十六，三年后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今辛店镇欧阳寺村），那里还安葬着一直生活到元祐年间的薛氏，以及薛氏所出四个儿子。

二、六一先生薄吉州

欧阳修曾为韩琦撰写《昼锦堂记》。韩琦对故乡相州（安阳）有深厚感情，特别在意昼锦还乡。欧阳修则完全不同，对吉州的感情有些寡淡，除了先后葬父、葬母，欧阳修似乎从未回乡。宋代的江西人才辈出，欧阳修的做法引起一些同乡的非议。鄱阳人洪迈评论欧阳修的《思颍诗》，指责欧阳修把颍州当故乡，以致泷冈祖坟“遂无得有子孙临之”。吉安人罗大也说欧阳修“无回首敝庐、息间乔木之意”。南宋宰相周必大也是吉安人，退休后回乡居住，有人写诗庆贺周必大荣退，还顺带嘲讽欧阳修“六一先生薄吉州，归田去作颍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杀青原白鹭洲”。

不过这些非议欧阳修的都是南宋人，当时北方沦陷，他们也没有机会卜居归葬于京洛地区，北宋迁徙官僚的心境他们恐怕无从体会。宋代的颍州富饶美丽，苏轼甚至说“未觉杭颍谁雌雄”，两地西湖可以媲美。何况欧阳修这些业儒家庭出身的官僚，一生荣辱恩宠系于朝廷，无论从感情还是前途考虑，在京城附近居住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来自全国的北宋名臣赵普、王旦、寇准、陈尧佐、杜衍、庞籍、范仲淹、晏殊、包拯、陈希亮、吴育、范镇、宋敏求、王珪、鲜于侁、王陶及苏轼兄弟，无不卜葬河南，开封、洛阳、巩义、新郑等地更是首选。

欧阳修定居颍州后，泷冈祖坟“遂无得有子孙临之”，便把祭扫坟茔之事拜托给附近西阳观的道士。西阳观创建于唐贞观三年（629）以前，为避父亲名讳，欧阳修奏请朝廷将“观”改“宫”，西阳宫也随之成为欧阳修父母的坟院。我和老沈远途寻宋的第一站便是江西，在吉安参观完白鹭洲书院后赶往沙溪镇西阳宫。当时经验不足，未下决心租车自驾，在吉安打车极不为便，背着行李转了两趟公交车专程到火车站找出租车，终于有位手举“敦厚”牌子的司机愿意带我们完成永丰之旅。进入高速永丰县入口是中午13点47分，到西阳宫所在的欧阳修中学已是将近15时，然而西阳宫大门紧锁，老沈当时的游记写道：“我们到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学，看到西阳宫大门紧闭不觉大惊，难道要白来一趟。幸好门口的老师打电话给管理西阳宫的欧阳阿姨，原来阿姨在里面烧饭，又怕学生乱闯所以从内把门锁了。欧阳阿姨是欧阳修的后人，人很热情，带领我们进内参观。西阳宫正门上‘西阳宫’三字传为康熙御笔，而门后的‘柱国冢宰’传为文天祥手书，进门主建筑为欧阳文忠宫祠，这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内部有欧阳修的塑像还有欧阳一族的世系列表。出门左侧是一幢两层小楼，里面陈列的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全国重保泷冈阡表碑。”

欧阳文忠公祠堂始建于淳熙十三年（1186），现存为清乾嘉时期建筑。祠左的泷冈阡表碑亭也始建于宋，现在是1960年省文化局重建的两层重檐歇山式仿古建筑，平面呈“十”字形，除泷冈阡表碑之外，又收藏重修西阳宫记碑等。祠右则有泷冈书院，元代始建，清代重修，泷冈书院后面又有文儒读书堂，民国时期改为沙溪高等小学，直到九十年代并入创办于1957年的欧阳修中学。

欧阳修中学

西阳宫

柱国冢宰

欧阳文忠公祠

三、泷冈阡表

与《醉翁亭记》一样，《泷冈阡表》是入选《古文观止》的文学名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并称三大祭文。传说欧阳修自悔书不成体，从未书碑，只有泷冈阡表碑（包括碑阴）亲自书写，在青州选石镌刻，派人护送至西阳宫建亭立碑。阡表就是墓表，立于墓室之外，用于纪念父母恩情。欧阳修少孤，父亲的形象全赖母亲的描述构建起来，对母亲的深情则是溢于言表。不过这篇祭文在父母合葬后不久即已写成，原题《先君墓表》，但欧阳修在将近二十年后精心改写成《泷冈阡表》才书碑立石。确实一代文豪欧阳修对于作文总是精益求精、反复修改，《泷冈阡表》即是范例，但以为修改文字几近二十年后才称心如意，则显得不合常理。

泷冈阡表

其实欧阳修在文中交待了拖延的原因，他说父亲安葬六十年后才立碑，“非敢缓也，盖有待也”。他在等待什么呢，等待实现母亲对他的期待。因为自幼母亲就跟他说，你父亲这么穷，死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之所以守节茹苦，精心培养你，完全是因为你父亲对他有很高的期待。这样的恩情是欧阳修汲汲于报答的，但母亲去世时，欧阳修官职不过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郎中、南京留守，朝廷对父母虽然也有所封赠，但欧阳修还不满足。改写《泷冈阡表》时，欧阳修的官职已是“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父母的封赠已是太师、国公级别，他终于可以骄傲地写道：

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无论《泷冈阡表》作了多少文学上的改进，不得不承认以上职官与封赠才是与《先君墓表》最大的区别，也是二十年来欧阳修内心真正的期待。泷冈阡表碑树在西阳宫将近千年，相传“文革”破四旧运动中，沙溪中学校长周润玉先生用纸将阡表碑包裹，并在正反两面分别书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标语，使古碑逃过一劫。

欧阳氏世次碑

至于碑阴《欧阳氏世次碑》则是另一个故事。这是欧阳修改《泷冈阡表》前不久所撰《欧阳氏谱图序》及谱图，也由他亲自书碑，记载欧阳氏子孙迁徙及世系传承。如前所述，欧阳氏迁居沙溪不过三代，族人多业儒游宦，在当地并无稳定的宗族组织，庐陵以前的世系更是难以追踪。“六一先生薄吉州，归田去作颍昌游”，欧阳修一生可能只有两次来到沙溪，寻根问祖不过是纸面上功夫，而且谱图的内容错误百出。不过欧阳修并非虚伪之徒，他热衷于集古事业，对构建世家大族并不热心。欧阳修认为，宗族重建，五世则迁便可，旁系别支，不必一一。根据他倡导的这种小宗之法，族谱世系五世为限，五世以后别立世系。这种后世族谱常见的谱系体例，正是他与学生苏轼这两位迁徙官僚所创，世称“欧苏谱法”。

欧苏谱法

吕逸涛：重视文脉传承，探索对文化的新意表达 2019-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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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过去我们面对经典心存敬畏，如今我们探索一种对文化的新意表达。如何推动文艺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以《朗读者》《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为代表，文化类电视节目掀起热潮，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

事实证明，看似曲高和寡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不仅可以获得市场认可，也得到了很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中国诗词大会》引发人们对诗词的热情，诗词大会飞花令成为孩子们学习诗歌的新方式。《国家宝藏》在新媒体平台上播出时，网友的弹幕不断闪现：“此生无悔入华夏”“今生何其有幸，得炎黄赐名”……截至目前，《国家宝藏》第二季全网视频平台播放量突破15亿。《朗读者》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成为屏幕的一股清流，节目同名图书还与来自俄罗斯、印度、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出版社签订了版权合作协议，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实现文艺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需要选择凝聚国家和民族共同记忆的载体进行深度挖掘和创新，将抽象的文化形象生动地展示给观众，让文化润物细无声。“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创新，是文化类节目成功的关键。如果把节目手段拆分开，我们可以看到演播室综艺、纪录片、舞台剧表演、朗读、歌舞等，但是这些常见的手段和艺术元素被打破后，又创造性地重新排列组合在一起，就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形式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唯有在价值层面上进行全新维度的开掘开拓，才能确保文化类节目的生命力。文艺创新的源头就是中国文化血脉，是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筋骨，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互鉴的价值和情感。融合鲜明的中国元素和文化价值，注重文化性与趣味性的双向提高，文化类节目让观众领略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见，以深厚的中国文化为载体，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创新挖掘，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手段进行包装，文化类节目才能最终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

文化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一种文脉的传承。守文化之重、创时代之新，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化类电视节目将继续挖掘出更多宝藏。

作者：吕逸涛，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级导演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07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