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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eogsoc.org.tw/學會簡介/
一、創會與發展
本會成立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地理學界前輩翁文灝、竺可楨、張其昀等三位發起組織中國地理學會，並於二十三年八月正式在南京成立。以「收集地理資料，傳授地理知識，從考察、講習、討論、出版諸方法以達此目的」為宗旨，並發行(地理學報)季刊一份，抗戰時期，本會隨政府遷到重慶，勝利後遷回南京，會址設於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會員約三百人。
政府遷臺後，本會於民國四十年在臺復會，並於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臺北召開在臺第一屆會員大會。復會以來，因國家處境艱難，學會經費短絀，各項會務執行不易，但仍努力與國際地理學會保持聯繫，並定期推派代表參加國際性的地理學會議。
民國五十八年以後，國內各大學地理系的發展漸趨成熟，學會的活動面也隨之逐年提升，民國六十六年正式成為中華民國內政部立案的人民團體（臺內社字第745413號）對外繼續與國際地理學會保持密切聯繫，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團結一致，共同為維護會籍而奮鬥，使本會成為我國具有國際學術機構中正式會籍的少數學會之一，對內則逐年強化學術活動，如定期出版會刊、舉行大會、宣讀論文、野外考察並討論地理學研究和教學問題等。在必要時，也主動為中學地理教師爭取進修、為各大學地理系畢業生爭取出國研究和參加各種考試的機會，並負起維護地理教育在各級學校的地位和改善地理教育品質的責任。在各屆理事長的領導及理、監事的努力之下，會員人數已增至一千人左右，各方委託的研究計畫也日漸增多，本會已逐漸發揮專業化學術團體的功能。
二、會務
本會以「促進地理學科之發展及普及」為宗旨，主要會務如下:
1﹒出版地理學期刊及其他刊物。
2﹒舉行定期常會與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討論關於地理學研究及教學問題，並邀請有關學者專家演講。
3﹒舉行地理考察旅行。
4﹒參加國際間地理學術活動。
參考文獻
張瑞津（1980）：參加第二十四屆國際地理學會議紀要，科學發展月刊，第8卷，第12期，pp. 1180-1182。
劉衍懷（1981）：率團參加1990國際地理學聯合代表大會經過，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9期，pp. 1-5。
石再添﹑張瑞津（1981）：出席IGU第一屆河川及海岸平原地形學研究會議紀要，師大地理系友會刊，第4期，pp. 11-17。
施添福（1984）：地理學研究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10期，pp. 17-48。
張瑞津（1989）：參加第二十四屆國際地理學會議紀要，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17期，pp. 187-201。
張瑞津（1991）：參加第1990年國際地理學會亞太國家區域會議紀要，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19期，pp. 245-251。
张其昀(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
1923年张其昀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哈佛大学等单位任职。1949年到台，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张其昀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等，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1919年，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当时的南高声誉蜚腾，公认为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地学大师竺可桢等人 。
1923年毕业时，正好是南高改制易名东大，出于对南高的挚爱，坚持领取了南京高师最后一届毕业生文凭。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间主编的《高中中国地理》，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教科书、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课本构成当时全国通用的三大课本，对中学教育起了很好的提升作用。
1927年，在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曾主讲中国地理。
1935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是从未出国留学的当选评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
1941年，当选为首批教育部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
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
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
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甚巨。
1985年8月26日，在台北逝世。学术思想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先后创办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中华学术院、中国文化学院;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他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作为学者，张其昀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国际权威之《科学》杂志对他在自然地理学上的成就也有好评。在方志学方面，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
张其昀在台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著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之长，影响之远，令人感念。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后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后於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在台湾，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创办中华学术院和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执教的文史学者便有钱穆、杨家骆、黎东方、梁嘉彬，蒋复聪、陈立夫、高明、宋晞、曾虚白、谢然之等人;设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
张其昀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
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
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
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
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折叠编辑本段个人观点
张其昀提倡华学。他认为，西方所谓Sinology，应为华学，而非汉学。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Sinology之外，有造成破坏中国统一之嫌。满、蒙、藏诸族和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上有著最密切的交融关系，这些研究也共同构成了中国学。华学不仅研究汉学，也研究藏学、满学、蒙古学等中国少数民族之学。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国民党何去何从让蒋介石彻夜不眠。直到有一天，张其昀向他说了一句话:"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蒋介石心头一震，马上请他进密室详谈。张其昀认为:以长江天险分割天下，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主张，势如破竹的共产党绝不会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唯有台湾才可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庇护之所。
张其昀不同寻常的"东撤论"深深打动了他。张其昀坚定地认为西撤川康不妥，详述东撤台湾的优势: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可以暂时阻止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一、台湾物产丰富，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二、台湾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三、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台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五、台湾岛长期与大陆相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湾四面环海，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以稳定社会。
折叠编辑本段师徒保钓
竺可桢在常年的教育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地理学、气象学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张其昀、沙学浚，只是张、沙二人1949年后都去了台湾。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联合探勘探勘亚洲近海地区矿物资源合作委员会"。经过长期勘测及研究，该会于1968年发布研究报告，称在琉球群岛、台湾至日本本土间的大陆礁层边缘地带，黄海及渤海，都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消息震动日本，日本立即采取行动，企图将钓鱼岛攫为已有。日本的行动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
1969年11月11日，竺可桢致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我们目前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建议:"似乎此时我们应作一消息，声明钓鱼岛地区油田开采权应属于我所有，以为日后有必要时作为外交部正式抗议地步。"
1970年9月，日本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妄称"钓鱼岛海域属于日本"。
1972年，张其昀为历史学家杨仲揆的专著《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做序，引用了一则历史典故: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日本政治家币原喜重郎在大阪演说，指出"新时代之外交政策，在于经济上之合作与繁荣，而非土地之占领与扩张"。但日本少壮派军人一意孤行，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一些民众欢庆时，币原却说"日本吞下一个炸弹"。张其昀借此指出， "世变沧桑，曷胜感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他警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窃占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等于"日本又吞下了一个炸弹"，将再次坑害日本人民。
张其昀与恩师竺可桢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们在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上书著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在竺可桢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明确将钓鱼岛海域划入中国版图，并用大字标出。
1972年后，台湾出版的地图也明确标出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而属于台湾省宜兰县。这一系列行动对于维护钓鱼台列岛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意义深远。
丁文江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715/11/19446_770516135.shtml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笔名崇淹，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他幼年早慧，10岁之前已读完“四书五经”，并广涉古代诗文，善属对，颇有“神童”之名。1902年，泰兴知县龙璋托他的朋友胡子清携丁文江去日本。在日本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却开阔了眼界，结交了一些“谈革命，写文章”的朋友。1903年江苏籍学生办起《江苏》杂志，先是钮永建负责编辑，汪荣宝继之，后由丁文江接任编辑。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丁文江决定转赴英国求学。 丁文江先到苏格兰的爱丁堡，不久，进入乡镇司堡尔丁一家中学，他发奋苦读，“一年跳了三级”。两年后，便考入了剑桥大学。因学费太高，半年之后他便离开了剑桥。他到欧洲大陆游历一番后，于1908年入格拉斯哥大学，选习动物学，而以地质学为副科。到1910年，他把地质学改为主科，到1911年，他便以动物学、地质学双科毕业。1911年4月，他告别了留学7年的英国，踏上了归国的征程。7月底，他回到家乡泰兴。不久，他赶往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得了个“格致科进士”的头衔。 1912年，丁文江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他利用这一年的业余时间，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编写了一本《动物学教科书》。1913年，他到北京担任了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他到任后，先与北京大学商量，将其地质学方面的图书仪器借过来，先办一个简陋的研究班，后改成地质研究所，特请北大德籍教授梭尔格来帮忙。后来翁文灏自比利时留学归来，到研究所做主任教授，丁文江自己也在其中担任古生物学的课程。在丁文江的督率下，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地质人才。1913年11月，丁文江奉命与梭尔格同到山西调查煤铁矿。1914年又独自去云南调查矿产，先后调查了个旧锡矿，东川、会理的铜矿，宣威一带的煤矿等。这次调查旅行长达一年，到过四川、贵州，其间记下了不少人种学方面的材料，并沿徐霞客当年旅行的路线，做了地理调查。他最崇敬徐霞客，后来写成《徐霞客年谱》，校补《徐霞客游记》出版。丁文江是第一个认识徐霞客的历史地位的现代学者。 1916年，北京大学收回其地质学方面的图书仪器，续办地质系，丁文江将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此后北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就成为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主要来源。1918年底，丁文江与张君劢、蒋百里等随梁启超出游欧洲作战后的实地考察，并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做会外顾问。丁文江结束欧游，转道美国，在那里，他替北京大学邀请到著名生物学家葛利普来华任教。葛利普在中国辛勤工作26年，他的墓碑仍立在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内。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改到北票煤矿公司任总经理，但仍做调查所不支薪的顾问，而且负责主编《中国古生物志》，这份杂志创刊于1922年，15年中编刊了100册，在全世界科学界享有甚高的荣誉。他对其创办的地质调查所继续给予各种可能的帮助，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1年，在丁文江的热烈支持下，胡适出面，联络一些朋友组织起了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努力会”，第二年发刊《努力周报》。它最初主要是议论时势与政治。后来《周报》也发表学术文章。丁文江始终是周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著名的科玄论战中，丁文江更是先锋和主将。 科学上的论战和学术上的争论，从来不易有明确的结论。所以，不能简单地指出谁是谁非，作为历史定论。丁文江作为这场论战的关键人物，他当时强调指出，科学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际经验，所以人生问题不可能离开科学获得真实的解决。他还强调指出，人为地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分开，无限抬高精神文明的价值，是错误的。他特别强调指出，欧美大战绝不是科学的责任，也不是物质文明的责任，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恰恰都不懂科学。丁文江和他的战友们，面临中外新保守主义思潮---玄学的挑战，维护了科学的名誉，张扬了理性的权威，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丁文江于1926年2月，为中英庚款的事南下，与胡适、王景春一起同英国派遣的调查团团员们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做了调查访问，为确定英庚款的用途及管理办法搜集材料和征询意见。待他下决心接受孙传芳的聘请，做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后，他就退出了这个调查团的活动，于5月间到上海就任他的新职务。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中心任务，即是实施所谓“大上海”的计划，内容是“使上海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其结果应该成为我们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因得江苏省政府的充分支持，加上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大牌子做后盾，丁文江干起来颇有兴致。他在任8个月，工作颇得进展，首先是初步创立了统一的上海市行政，把过去分属不同衙门管辖的南市、闸北、浦东、沪西等等通通统一在“大上海”的管辖之下。随之统一了财政，并开始创办现代的公共卫生行政，从而为后来的“上海特别市”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至于为收回租界准备条件方面，丁文江主要经办了收回会审公堂一事。此事实在情形很复杂，评说颇不一致。不过，丁文江因做上海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而遭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指责，倒并非因为他收回会审公堂的事没有办好，而是因为他是军阀孙传芳的主要干员，且有查封国民党党部、镇压工人起义和封禁报馆等等举动。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曾对胡适说：“丁文江该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0月进占武汉，11月进占九江、南昌，孙传芳的主力被打败，已陷入穷途末路。12月11日，因交通事故，丁受伤住院，31日，丁文江正式辞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职务。丁文江在避居大连期间，校订刊印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接着又整理《徐霞客游记》，并补撰《徐霞客年谱》，制作《游记地图》，与《游记》一部刊行。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一次张扬两位古代科学家的事迹。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昔日视为革命之敌的丁文江，现在被视为有用的科学人才。首先是广西当局邀请丁文江去帮助他们做一番地矿调查，他在广西走了不少地方，于西部、中部、北部调查尤较详细，着重考察了锡矿与煤矿，还绘制地质图，采集标本化石，研究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等。这次调查所得地学方面的材料，成为5年后他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的论文的基础。 1928年10月，丁文江满载标本化石离开广西，于11月初回到上海，稍事停留又复北上，在北平停留一段时间，利用那里地质调查所的条件，整理研究他所得的材料。1929年秋，应西南各省当局的要求，地质调查所组织人员赴西南做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领队，从四川分路进抵云贵高原。1930年夏天，结束西南调查，回到北平。10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编译委员会，由丁文江的好友胡适主其事，丁为编译委员之一。 从1931年起，此后的三年多的时间，丁文江做了北京大学的地质学研究教授。他对教书很有兴致，对学生极有热情，特别喜欢在朋友面前夸奖他的好学生。为中国培养地质学人才，这是他最心甘情愿的事。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叹服他的做教师的那种尽职的精神。由丁文江创办的地质调查所，这时遇到难以克服的财政危机。为此，他东奔西走，呼吁哀求，想方设法，挽救这个科学机构。1933年4月17日，他写信给胡适要求中基会给予援助。1934年6月，因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丁文江被聘继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从此，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北方了。 丁文江除了协助院长蔡元培，协调各研究所的工作，处理日常院务之外，他的眼光仍特别注视着中国的地质事业。他劝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务必办一个完善的高水准的地质系。罗家伦即表示聘他做地质系主任。丁以中研院规章不许兼职，乃荐他的一个学生担任系主任。自己勉任名誉教授，协助规划。该校的地质系果然办得相当有成绩。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即在中大地质系任教，后来有南黄（汲清）北李（四光）之说。亦可见中大地质系的地位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与胡适经过商议，认为在对日问题上，应该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与日本妥协，抓紧时间，整理内政，争取国际的援助，待机收复失地。在内外严峻的形势下，他们觉得有必要有系统地发表他们的意见，以引起国人的讨论。几经磋议，他们于1932年5月创刊了《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是一种同人刊物，是靠社员捐献个人收入的5％积累起必要的资金才办起来的，而且作者一律不取稿酬。丁文江在这个刊物中发表的文字仅次于胡适。该刊从创刊到七七事变爆发，共出了244期，发文1309篇，丁文江发了68篇（另有一篇是他死后作为遗文发表的）。这68篇文字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漫游札记（40篇），一类是时论与杂文（21篇），游记中也有涉及时论的文字。他的游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他历次做地质调查时写的札记，二是《苏俄旅行记》。 丁文江的时论文章最有分量的是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他原是个精英主义者，认为“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1933年到美、欧、苏俄走了一圈之后，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他明确主张实行“新式的独裁”。他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他的“新式的独裁”，是主张少数人能够充分结合起来，共同为国家尽职尽责。具体说来，他提出四条：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这种开明专制式的新式独裁，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只是，在丁文江看来，也许比实行民主政治的困难来得要小些。 丁文江时论文章的另一主题是讨论对日问题。他虽不赞成与日本正式开战，但是，他也不赞成完全不抵抗。他认为，抵抗是图生存的唯一途径。 如不抵抗，日本必得寸进尺；只有抵抗，才能使敌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耗其国力，促其反省。而且，只有抵抗，才能唤起国际同情，争得援助。为了抵抗，他曾向蒋介石建议三条：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不相互攻击。这是他1933年1月发表的主张。这在当时，应算是很有见地的了。 1935年，华北危机，国民政府曾作战略退却的打算。丁文江负有相应的使命，于当年12月，到湖南粤汉路沿线调查煤炭资源的实况，兼为北方几所大学勘察迁校可供选择的地址。不幸，到那里工作没几天，就因煤气中毒兼脑中枢血管损坏而一病不起，于1936年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病逝，终年只有49岁。（耿云志 左玉河）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县，1936年1月5日卒于长沙。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1911年获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双科学士学位，曾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丁文江两度担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1911年他从云南起，步行贵州、湖南、江苏等省，进行了地质、地理考察；1928年再度入滇、黔两省调查；1929年领导地质调查所西南考察队对西南诸省作了区域地质调查；1913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创办并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培养了第一批骨干。
他在“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1919)一文中建立了五通山石英岩等地层单位；在1931年的“丰宁系的分层”论文中建立了革老河组（统）、汤耙沟组（统）、旧司组（统）、上司组(统)，至今仍在沿用；1932年他发表了“丁氏石燕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利用新的定量统计方法鉴别物种；1933年发表了与A.W.葛利普合著的论文“中国二叠纪及其对于二叠纪分类的影响”和“中国之石炭纪及其与密西西必纪及盆雪维尼纪的关系”；1929年他在“中国造山运动”一文中，将中国造山运动分为加里东期、海西期和燕山期，后者又分为3个亚期。他还发表了“云南东川府铜矿”(1915)、“京北昌平县西湖村锰矿”(1922)等文章。1933年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并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丁文江逝世后，1947年出版了《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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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18-7-24 17:14:19
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1912）；是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1914）；是中国矿物学第一本专著《中国矿产志略》的作者（1919）；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1919，着8色）；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专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肃地震考》等）；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1916，与丁文江共同创办）；同时，翁文灏还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是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1926）；是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岩和金属矿床的区域成矿理论的首创者。特别应该提及的是，翁文灏还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中国地理学会，从2001年开始举办年会，但中学地理教育基本上被边缘化，(参见2018中国地理学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