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地情结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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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地理 2015年第4期总第144期
国外地方感研究进展与启示
盛婷婷，杨 钊  （安徽师范大学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0）

3.心理学进展, 2013, 3, 185-194
地方依恋：对象、影响因素与研究趋势
杨 奕，吴建平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


《恋地情结》作为段义孚的成名作，主要讲述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关注，更多是从环保和生态的角度，而对于人在情感上与环境的关联，很少触及。段义孚的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论述。环境不仅作为人们的资源攫取地和需要加以适应的物理场所，环境也是人在实践中建构的人文场所，人将他的价值、情感置于其中，人文丰富了大地景观的生态状况，地方景观丰富了人的情感体验。本书用一些明确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人与地方的这种情感关联。
目录  1.前言
2.感知的一般性质：感觉
3.一般的心理结构和反应
4.民族中心主义·对称性·空间性
5.个人的世界：个体差异和取舍
6.文化·经验·环境态度
7.环境·感知·世界观
8.恋地情结与环境
9.环境与恋地情结
10.从宇宙到景观
11.理想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
12.物质环境与城市生活方式
13.美国城市：象征主义、形象化与认知
14.郊区和新城：对环境的探求



人类的世界观与环境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段义孚以“恋地情结”这一人和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为主题，考察了人类所具有的环境感知与价值观的问题。因受不同地域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纷繁芜杂的环境态度与价值观中，是否存在着普遍的模式，此模式又以怎样的理想环境演绎出来？进而，《恋地情结》考察了人类在城市、郊区、荒野的环境中所展开的二元诉求，并以此为基础对不同的环境经验特征展开了精彩的论述。《恋地情结》是段义孚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山鼻祖式的著作之一，历经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

《恋地情结》中文版目录

目录

1. 前言………………………………………………………1

2. 感知的一般性质：感觉…………………………………6

视觉…………………………………………………………7

手与触觉……………………………………………………8

听觉…………………………………………………………10

嗅觉…………………………………………………………11

感官的综合作用……………………………………………13

感知与行动…………………………………………………15

3. 一般的心理结构和反应…………………………………17

理性化………………………………………………………17

人类可感知的尺度…………………………………………18

分段…………………………………………………………19

组对…………………………………………………………21

矛盾的调和…………………………………………………22

物质和宇宙模式……………………………………………24

和谐整体、两极分化和宇宙模式…………………………27

代表意义和世界观…………………………………………32

颜色心理学和象征意义……………………………………33

空间心理学和象征性………………………………………38

4. 民族中心主义·对称性·空间性…………………………43

民族中心主义………………………………………………44

无文字民族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宇宙图景…………………46

   中国人的民族中心主义…………………………………53

古希腊地图…………………………………………………54

T -O地图……………………………………………………57

位于世界中心的欧洲………………………………………60

陆半球的中心………………………………………………62

例外…………………………………………………………63

5. 个人的世界：个体差异和取舍…………………………65

个体生理差异………………………………………………65

秉性·天赋·态度……………………………………………67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71

城市与近代诗歌……………………………………………72

弗吉尼亚·伍尔美和她渐逝的世界  ………………………73

禁欲主义者的脾气秉性……………………………………75

性别…………………………………………………………77

年龄…………………………………………………………79

婴儿期………………………………………………………80

少年期………………………………………………………81

孩童和他们开放的世界……………………………………83

老年期………………………………………………………84

6. 文化·经验·环境态度……………………………………86

   文化与感知………………………………………………86

   性别与感知………………………………………………89

本地人与外来人……………………………………………92

拓荒带的探索者和定居者…………………………………96

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和英裔美洲人………………………100

环境态度的转变：山岳……………………………………103

7. 环境·感知·世界观………………………………………110

环境与感知…………………………………………………110

感觉的敏锐性·严酷环境带来的挑战  ……………………112

环境与世界观………………………………………………115

森林环境……………………………………………………115

村居印第安人的结构化宇宙论……………………………118

成对出现的环境和二元环境态度…………………………122

流域环境、世界观和建筑艺术……………………………125

埃及…………………………………………………………125

美索不达米亚………………………………………………130

8. 恋地情结与环境…………………………………………135

恋地情结……………………………………………………136

美学鉴赏……………………………………………………137

身体接触……………………………………………………141

健康与恋地情结……………………………………………145

熟悉与依附…………………………………………………146

爱国主义……………………………………………………148

城市化和对乡村的态度……………………………………151

荒野…………………………………………………………162

9. 环境与恋地情结…………………………………………168

环境与极乐世界……………………………………………168

具有持续吸引力的环境……………………………………169

海滨…………………………………………………………171

山谷…………………………………………………………174

岛屿…………………………………………………………176

希腊的环境与恋地情结……………………………………180

欧洲的风景与风景画………………………………………183

中国的环境与恋地情结……………………………………190

10. 从宇宙到景观…………………………………………195

分层的宇宙 ………………………………………………196

自然、景观与景色 ………………………………………199

欧洲世界观的轴向转换 …………………………………201

对比中国人的态度 ………………………………………206

建筑与园林景观：达到空间拓展与视觉响应的效果 …207

象征与神圣：前现代的回应 ……………………………222

11. 理想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 …………………………224

城市理念的出现 …………………………………………224

宇宙的象征与城市的形式 ………………………………228

超越性的建筑符号  …………………………………………250

巴西利亚—现代的理想城市  ……………………………………253

12. 物质环境与城市生活方式  …………………………257

环境与生活方式 …………………………………………257

长安和杭州 ………………………………………………261

雅典和罗马 ………………………………………………265

中世纪的城市 ……………………………………………272

乔治王朝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街景 …………………277

汽车之城：洛杉矶 ………………………………………283

13. 美国城市：象征主义、形象化与认知  ……………286

象征和隐喻 ………………………………………………287

城市的标志 ………………………………………………294

形象树立的推进器——城市别名  ………………………301

想象力空间 ………………………………………………305

意象、经验和社会阶层 …………………………………309

城市社区 …………………………………………………314

空间体验和空间参与的程度 ……………………………320

社区满意度 ………………………………………………323

社会底层的视角 …………………………………………327

小结 ………………………………………………………335

14. 郊区和新城：对环境的探求…………………………337

郊区：城墙之外 …………………………………………338

郊区与城市的互动 ………………………………………341

郊区的发展 ………………………………………………345

外观，以及外观的改变 …………………………………350

郊区的价值观和理念 ……………………………………354

模范村庄和新城 …………………………………………361

总述和结论 ………………………………………………368

索引 ………………………………………………………374

译后记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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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评段义孚︱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

澎湃新闻

张雷（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美] 段义孚著， 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424页，45.00元1938年的战时首都重庆，一位小学生踏着津南村的石板路，穿过杂草丛生的柏树村，一蹦一跳地去学堂，学堂是有名的南开小学。在这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他听到了瓦特和牛顿的故事，得到人生最初的教育，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大千世界。这位小学生就是日后美国人本地理学的旗手段义孚（Yi-Fu Tuan）。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官宦之家，父亲段茂澜（1899-1980），祖籍安徽合肥人，民国外交干将，在族人段祺瑞的资助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其间与周恩来熟识。后考取清华公费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回南开大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5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从此辗转各国。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公使及代办，1956年至1959年任“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

     段义孚段义孚少年时期因父亲职务变动四处播迁读书，从天津到重庆，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英国等地，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1957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获博士。在伯克利期间，段义孚的学术训练以自然地理为主，博士论文是研究亚利桑那州的地貌，同时受文化景观学派大师卡尔·苏尔（Carl O. Sauer, 1889-1975）的影响。段氏毕业之后任职新墨西哥州大学，就地研究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地理，著有《新墨西哥的气候》（The Climate of New Mexico，1969）。不过，段义孚逐渐意识到地理学重地轻人的弊端，即把人当作理性的客体而非主体。他开始书写关于环境认知、环境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文章，发掘地理过程中人的感知，这种探索的结果就是《恋地情结》一书的出版，虽然此书出版于1974年，但是恋地情结最早可以追寻到他1961年的文章。段义孚《恋地情结》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历史背景，首先是源于对地理学计量革命的批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地理学界以空间科学、量化革命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地理学之中人逐渐消退，此消彼长，地却越来越重，人文地理屈居末席。段义孚试图重新定义人在地理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类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揭示地理学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其次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环境运动，特别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科学与诗意兼备的写作，促使整个社会重新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最后是源于个人的体验。段义孚自少年漂泊时期，就思考人与地的关联，关注人类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中国作为段氏的故土，又有着特殊的意义。1970年在《恋地情结》之前，段义孚著有《中国》一书，来解释人类如何塑造景观，论述古代、帝制和近代时期中国的景观与人类生活，强调技术变革在地理景观中的作用。

     《恋地情结》英文版

      恋地情结是关于人与地如何相依的系统研究，这是此书的主线。段义孚将当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引入地理学之中，发掘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深描人的地理感受，构建人本地理学，而非实证主义的抽象解释。即通过研究人对环境的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和价值观（value），探讨人与地之间的感情纽带。因为感知、态度和价值观三者是有等级的：感知是对外界刺激在感觉上的反应；态度是人面对世界的方式，稳定性比感知更强；而世界观则是概念化的经验，是态度的系统化。因此，此书以递进式论述，先论述共同的生理、心理、种族以及个人的感知，然后是态度，再次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后，从人类宏观历史角度，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模型替代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以及人类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对环境态度的影响。在书中最后部分，段义孚将恋地情结放在城市之中，特别是美国城市之中进行检验。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有许多精彩论断，例如宇宙观的变化影响景观的论述很有穿透力。段氏提出中世纪的时间观与垂直旋转的宇宙观相互契合，本质上是不断循环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循环的时间观被线性的时间观代替，垂直的宇宙观被平行的空间观代替。与此相对应的是，建筑学和景观学的空间等距变换原理，让位于轴向延伸以及放射性布局的开放空间观。人的恋地细微而精妙，对环境感知差异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文化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感知，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同样的环境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中国传统住宅，以墙围住，自成天地，对于中国人而言，象征着安全和稳定，但是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是象征着封闭和缺少流动。感知还有明显的阶层性，居住在湖畔的白人中产阶级与城南贫民区的黑人对芝加哥的认知是不可能一致的，同样刘姥姥和妙玉对大观园的感知也有天壤之别。不过，高端人口并不能保证对环境感知胜于低端人口。少年时期，我的家乡有一位博士，常年在外读书，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回家奔丧，竟然找不到自己生活二十年的村庄，被乡人作为笑谈。可见博士虽有知识，但是对乡土的感知已经不如一位农人。当然，恋地情结只是人类对环境的一面，人类对于环境还有恐惧的一面。正如段义孚幼年在重庆上学的经历，南开小学实行宇宙主义教育，是一个充满自由和阳光的世界，但是上学路上必经的柏树村则是另一个世界，因常有葬礼，被竹席包裹的尸体和上面放着的一只公鸡，就充满着迷信和恐惧。因此，段义孚对于人与地的追问并未止于恋地，之后又写出《景观恐惧》（Landscapes of Fear, 1979），反映人类在灾害、饥荒、瘟疫、鬼巫、刑法、监禁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环境中的脆弱和恐惧。

    《景观恐惧》

       在《恋地情结》之中，段义孚的观察多是通过对常识的声明，来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想，从希腊神话到中国历史，从英国哲学到美国社会学，将各学科材料信手拈来，妙手裁剪，行云流水，不漏痕迹，以深厚的人文传统制衡功利性的应用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地理学本身，所以《恋地情结》刚出版的时候一个大学书店将其归类为“天文学和神秘学”。本书博大精深，翻译难度不小，所幸的是段义孚是一流的散文家，文如其人，温润似玉，印证了一句话：最厉害的人是最温柔的。两位译者，用功颇深，翻译精当，但偶有瑕疵，例如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直译为约瑟夫·尼达姆，实在是不应该（193页）。总之，《恋地情结》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而缔造者段义孚，在此书中重新定义了人在地理学的地位，将人本主义发展成为地理学一种新的知识论。 本书自1974年出版，直到2018年才有中文译本，这个时间也基本符合中美两国人文地理学的差距。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去乡土化气势如虹，无土时代（rootlessness）正在临近，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对当下中国可能另有一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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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2017.03http://rwdl.xisu.edu.cn/CN/volumn/volumn_1301.shtml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刘苏
摘要：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核心方法论为理念论，以此为基础实现环境研究的综合性。首先，《恋地情结》从理念出发的"规范性视角"实现了环境研究的综合性。其次，理念论的核心内涵为荣格精神分析学所提倡的圆形（曼陀罗）意象，象征人类对理想环境的追求，是"恋地情结"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圆形（曼陀罗）意象跨越历史与地域呈现在不同的城市空间里，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形式的演变，这构成段义孚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容。目前，中国地理学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考，倾向于注重其地理知识的差异性，忽略其规范性；对环境中人的理解，也体现出了单向度人的特征，《恋地情结》理念论体现出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视角，无疑能给予新的启发。

关键词：段义孚    恋地情结    理念论    人文主义地理学    荣格   
刘苏(1983—),男,重庆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现象学等。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内容设置初探https://wenku.baidu.com/view/f55c5805777f5acfa1c7aa00b52acfc789eb9fc7.html

1 引言
      197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处于一个激变的时期。逻辑实证主义在当时发展了将近十年，而其中一些地理学家纷纷转向对行为的研究，进而又转入人文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1]。地理学家大卫·西蒙（David Seamon）指出，在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里，段义孚（Yi-fu Tuan）是最重要的五位学者之一[2]①。他在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被大卫·西蒙等人视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鼎盛时期（1970—1978年）最重要的10部文献之一②。这本著作迎合当时风靡欧美地理学界的人文主义运动思潮，尝试为相关研究领域确定主题与规范，对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是美国各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的必读书[3]。
       “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提出[4, 5]，后来由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做了系统性发展，成为一个被多学科—地理学、建筑学、景观规划、环境心理学等—广泛引用的概念。有研究发现，仅从1974年到1992年，ISI索引期刊引用《恋地情结》的次数就多达242次，而其中无一篇文献是段义孚本人所写，同时，非地理学期刊引用该书的比例高达58%[6]。因此，欧美地理学界普遍认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是不局限于本学科范围内，能对其他学科造成广泛影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之一③。
      什么是“恋地情结”？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与好奇的概念。段义孚在书中诸多地方对此概念下了定义，例如：“‘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place）之间的情感纽带”[7]；是“人类对地方的爱”[7]；“‘恋地情结’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7]；“‘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images），所以这种情感远远不是游离的、无根基的。尽管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恋地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代表环境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唤起这种情结的力量”[7]。似乎可以理解，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一种爱与依恋的情感关系，研究者只能从人施加于外在环境可观察的过程，和可被度量的回应里去认知这种关系，这样“恋地情结”就成为了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爱与依恋关系的一个有效概念。但倘若仅限书中对此概念的诠释，则并不能完全参透“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在评论《恋地情结》时说道：“在这本书里，就连对‘恋地情结’这个概念都缺乏有条理的查问。在十几章的内容中，仅仅只有两章是直接涉及这个概念的，而在其他地方几乎鲜有提及……所以我现在才明白，《恋地情结》这本书用来传达其最重要思想的方法就是少说，或者不说”[1]。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致使许多学者在涉及地方情感问题的研究时，常提及“恋地情结”的概念，或作为修饰语来用，但其实与段义孚所指的“恋地情结”本质关系并不大。那么，“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另一位针对该书的评论者道格拉斯·坡科克（Douglas Pocock）说道：“段义孚为了探索恋地情结的主题，采取了广泛的哲学视野” [1]。可见，倘若不深入研究这部作品背后的方法论，则较难理解“恋地情结”的本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探究的议题可界定为：通过探究《恋地情结》作品中的关键方法论，来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
     其实，不少人认为《恋地情结》并非一部深奥的理论著作，段义孚在书中尽力回避了方法论的探讨。正如爱德华·雷尔夫评论道：“这本书很难说是一部指南性的参考书，它没有给出一条方法论的线索，也更无任何对策建议……所以很难评价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1]而国内学者张骁鸣十分中肯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段义孚是希望读者更加关心他的研究结果，而不是方法，这体现出一种“面对事实本身”的态度，是一种更加体现出现象学精髓的态度[8]。但是，很显然的事实却是，段义孚在书中规避理论论述的同时，却又采纳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术语，并将这些术语直接应到到了新知识的创造当中。这无疑增加了对这部作品理解的难度。例如，书中多次提及“圆形”、“曼陀罗”（mandala）等术语。在对其理论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读者往往较难把握他提出某种观点的初衷。由此，透过解读《恋地情结》所蕴含的方法论，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实现有效的知识引进，实属必要。
       通常，在涉及段义孚思想的方法论时，国内学者往往关注的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例如2014年《人文地理》推出的段义孚与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专栏中的两篇论文[5, 9]，就对其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思想展开了集中论述；2016年《人文地理》上发表的段义孚早期环境经验与现象学态度的论文，则更加深入地诠释出段义孚研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8]。段义孚本人也在多篇文献中谈到了自己的方法论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10-12]，在此不赘述。这些研究都为理解段义孚的现象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然而，单就《恋地情结》这部作品来看，其主要的方法论还更加明显地体现为“理念论”，原因在于不仅理念论的术语广泛充斥于这本著作，还成为了整本著作的基本架构，具体体现为：整本著作都在尝试以理念论为基础，从空间规律入手，去探索人与环境建立联系过程中所具有的先验形式。那么，后文则将从：恋地情结的基本经验模式，著作中如何体现出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以及立足于基本经验模式的城市本体论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这三个层面是将《恋地情结》所涉及的纷繁芜杂的环境主题统摄起来的基本骨架。
      事实上，理念论与现象学在对待经验本质的态度上一脉相承。例如，胡塞尔现象学中最为关键的关于本质的概念eidos即源于柏拉图的idea（理念）[13]，在此不展开论述。而在地理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论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M.S.萨缪尔斯（Marwyn S. Samuels）在谈及何为存在主义地理学时表明：与人类地理知识（geosophy）相关的理念论始终与存在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相伴随[14]；而克里斯·斐洛（Chris Philo）在论及何为理念论时则更为绝对地说：“不管是笼统的人文主义还是特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都是‘理念论的’”[15]；而其中，“段义孚的思想则直接针对空间秩序中的意义展开研究，试图发现那个绝对、永恒、有序的世界”[15]。所以，理念论贯穿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也是段义孚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样，对《恋地情结》中理念论的理解并不脱离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2 经验的本质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经验是对本质的例示，即事实性的经验世界仅仅是无限可能世界的特例而已[13]。研究经验在于对经验进行“纯化”，进而达到对经验中所蕴含的普遍先验意识的把握。
     经验，同样也是段义孚开展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他曾说：“经验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词典里的关键词汇”[16]。而在他看来，经验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纯化出来的先验模式，这与胡塞尔对待经验的态度总体一致。比如，段义孚在《地方：一种经验的视角》（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中说道：“经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是指人类认识世界的全部模式（modes）”[17]；在《生活如同实地的考察旅行》（Life as a Field Trip）里，他说：“经验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动物如何通过它们所有的感官与意识去理解现实环境的方式（how）”[16]；而在1977年的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他指出：“经验乃一个综合性术语，是指各种各样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人类可认知并构建出现实的环境。这些模式包括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所具有的模式，也包括了人类象征能力所具有的模式”[18]，他同时对世界上七个地方的空间图式展开研究，详细分析了人类经验中的模式是如何组织环境并建构地方的过程。这正如文化地理学家蒂姆·克里斯威尔（Tim Cresswell）所言：“令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不是（世界上的）地方，而是作为……在世存有方式（或模式）的‘地方’”[19]。因此，经验中的模式就是人建构环境秩序、为环境赋予意义的基础，也是人的本性中能呈现出来的可观察与可度量的外在显现。不同地域文化背景里的人，拥有不同的去诠释世界的模式，进而构建出不同的地方与场所。而所谓的“恋地情结”，其实就是蕴含了“爱”（philia）之模式的一套复杂环境经验，并体现在了理想的空间秩序当中。而理念论要去关照的对象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经验模式。


3 规范性的研究视角
      以理念论为基础对经验中的理想模式进行关照，体现出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具有的规范性研究视角，以及对待人地关系的综合性研究特征。该规范性视角是指承认人类秉性中存在着具有先天规范性的普遍规律，而反对相对主义的人性观。这构成了当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大特征，该特征在1980年代因受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式微[2]。
      段义孚以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为基础，在《恋地情结》中回应了当时环境态度与价值观领域中缺乏综合性的问题，并尝试对该领域的综合性进行建构，这成了整本著作的重要理论抱负。他在前言中说道：之前的研究“在目标、方法、哲学基础、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千差万别，让人感到毫无头绪。对爱德华州埃姆斯县的一个家庭主妇购物活动的细致分析，和针对基督徒对自然界的理解的大型调查，它们的共同点在哪里？”[7]针对这样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恋地情结》研究重点在于：“论述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它们的本质”[7]，换句话说，就是“恋地情结”的形成过程与本质。所以，段义孚是朝着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综合性研究的目标开展理论思索的。他说：“最好是能由一个人来把这个大杂烩拣选一番，得出一个统一的观点。由于为大家公认的、提纲挈领性的概念实在太少，所以这种努力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它还是值得一试，因为如果不做，我们就不能发现这个领域在结构上的很多欠缺。”[7]
      因此，《恋地情结》的研究目的在于：在积极的环境态度里找到某种普遍的本质，由此出发，开辟出一条综合性的研究路径；而规范性视角下的理念论则是为此目的所采取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体现为：在用理念论关照种类繁多的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中，去探索人类对环境展开依恋时具有怎样的理想经验模式。那么，规范性的视角又是如何在书中传达出来的？
     首先，段义孚在前言里指出，他需要一套有限的概念来统领“恋地情结”的研究，包括：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s）、价值观（values）、环境（environment）与文化（culture）。在这五个概念里，感知、态度与价值观，也是书的副标题，代表了从人类的意识出发去探讨环境的视角，可称为“存在性视角”；而“环境”与“文化”两个概念，意指书中某些章节着重以环境为出发点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方式，可称为“处境性视角”，着重体现在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第十二章里。从人出发的存在性视角和从环境出发的处境性视角，是地理学尤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种基本视角。M S萨缪尔斯将这两种视角概念化为“参照的处境”（situation of reference）与人的主观性造成的“偏好空间”（partial space）[14]。另外，规范性的视角则主要针对“恋地情结”中的理想经验模式展开探索，通过书中频繁出现的三个概念来传达，分别是：“理念”（ideal）、“原型”（archetype）与“图式”（schemata）。它们均为理念论，尤其是荣格精神分析学继承的理念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规范性的视角将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考察“恋地情结”经验及其地理知识的视角体系（如图 1）。正如神学哲学家约翰·弗兰姆（John M Frame）所指出：“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规范的知识，所有的知识也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且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自我的，我们所认识的所有事物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思想”[20]并且“三个视角都是认识人类知识的同一个过程”[20]。因此，三个视角就构成了一个视角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研究的综合性，体现为：始终不脱离规范性视角去分析人类在理想经验模式的推动下如何诠释与建造环境，并反过来被环境所影响。该视角体系能将种类繁多的“恋地情结”的经验模式与地理知识开放性地纳入其中进行审视。

图 1 “恋地情结”研究的视角体系Fig.1 The View System of Topophilia Study
      国内地理学在理解段义孚思想乃至整个人文主义地理学时，着重强调其研究的差异性视角，而缺乏关注其规范性视角。像国内地理学者编写的一部教材《人文地理学流派》中就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没有兴趣去寻找什么通则。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21]的确，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知识差异性的强调，是不同于计量地理学强调普遍空间规律的重要特征，但是，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差异性的目的却在于，要理解人类经验里的某种普遍本质。该研究目的其实在1980年代不断遭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激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的猛烈攻击，被诟病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并且尝试用结构性的因素与相对主义去解构之，因而导致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90年代从重视人的普遍心灵本质转向了更加重视差异化的地方建构因素[2]。关于这一点，当国内地理学者回过头去研究1970年代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时，尤其值得关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正是当年所谓“本质主义”的时代产物，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Zeitgeist的产物[1]，而理念论正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


4 理念论
      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在《现代地理学思想》（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第二章里，对《恋地情结》的内容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单独引用《恋地情结》书末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式的陈述：“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理想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从本质上来看，普遍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意象：一个是纯净的花园，另一个是宇宙……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影到天空之下的魔法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 22]这段话是段义孚在著作末尾，从规范性视角做出的总结性回应，指出人类从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理想环境”（ideal environment）是“恋地情结”里理想经验模式的一种体现。
       理想的环境由两种基本意象所构成：其一，为人类提供安全感，具有哺育功能的意象——纯净的花园（无罪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innocence），可以具体化为提供哺育与庇护的家庭、具有田园生活方式的郊区，等等；其二，是代表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能满足冒险与探索欲望的意象—宇宙，可具体化为拥有公共生活方式的广场、自由人的居所—城市，等等④。两种意象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模式，人类为了调和该模式所产生的矛盾，便竭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因此，二元对立加上中央平衡点的结构就构成了“恋地情结”的一种理想经验模式。
      该理想模式在不同地域文化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书中谈到，在巴厘岛人的世界观里，该模式是由山脉”、“大海”与“人界”三要素来体现：“山脉被认为是上层世界，而大海被认为是下层世界，形成两极对立：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水象征着生命，而朝向大海的方向则象征着灾祸、疾病和死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被称为madiapa的人界，同时受两个极端的影响。”[7]段义孚进一步指出，该结构在不同地域文化里还具有相似的演进过程，即，从简单的二元对立加上中央第三者调和的三元结构，演进为四个基本方向（cardinal directions）加上中央调和点的五重（five-fold）结构，构成了呈现于大地之上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图 2），该图式不仅出现在印尼的巴厘岛，也出现在中国和古希腊，因此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并且“是原初的统一、和谐理念在提供支持”[7]。因此，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在普遍意义上代表了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经验模式，也是人类在现实处境中构建生存环境的一种普遍经验模式，是《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的核心内容（表 1）。



图 2 巴厘岛中部的宇宙图式Fig.2 The Cosmological Schemata of Central Bali注：本图根据《恋地情结》（第22页）原图翻译绘制。东北—西南四个基本方向呈现出基本的二元对立，调和点（Madiapa）在正中央。


表 1 理念论在《恋地情结》里的脉络Tab.1 Idealism in Topophilia
     理念论最早产生于柏拉图的思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被创造的原始模型[23]。荣格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精神分析学派所说的“原型”概念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24]，其基本意象为向心的圆形或曼陀罗，是圆满与和谐的象征。
    “原型”英文里的“arche-”是“最初”、“起始”的意思，它与形式相关联。在西方古典神学与哲学中，“原型”、“上帝形象”等被当成物质世界的精神本源。即在这个物质世界产生以前作为本源的精神就已预先存在了，物质世界就是依照精神世界的形式即“原型”演化而来[25]。地理学家约翰斯顿（Johnston R J）指出，深刻影响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理念论的基本原则为：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26]。段义孚所说的经验的理想模式就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存在，它是人类诠释世界并构建生存环境的重要基础。
    理念或原型的基本意象——“曼陀罗”（mandala）是一种梵语的表达，其原本意义为人们在宗教节日所画的圆圈[27]；在佛教中意为坛场，后来引申为具有绝对中心意义的圆形[25]。按照荣格学派的观点，向心的圆形（曼陀罗）意象在心灵集体无意识的层面驱动着人类以它作为普遍模式，并以自我（自性，self）为中心去诠释周围的环境，在世界各地，也于不同的精神与物质领域中反复出现—绘画、诗歌、建筑、城市等；并体现出不同的样式：方形、十字、车轮、以四为倍数的角形等。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说道：“曼陀罗的形式千差万别，使用的场合也各不相同。它可能演化成莲花瓣、太阳的光晕、纳瓦霍人的疗伤圈、教堂里的玫瑰窗以及基督教圣徒头顶上的光环。作为完美的象征，圆形对西方的世界观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7]；“一位荣格派的精神分析学家也许会说，每一个建筑物，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只要有曼陀罗或等轴的设计，就是人类无意识里的圆形意象在外部世界的具象化表达。城市庙宇乃至于居民都可能成为心灵追求圆满理念的小宇宙，让人类能对其进入或生存的地方施加有益的影响。”[7]
     在地理环境的营造方面，荣格精神分析学派学者阿尼埃拉·嘉菲认为：“圆形是心灵的象征，甚至柏拉图也把心灵描绘为一个球形，方形（通常是矩形）是紧缚于大地的物质象征”[28]。段义孚在书中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方形（矩形）是圆形简化后产生的形状，两者在意义上相互重叠，但多数时候圆形代表天，而方形代表地[7]。因此，圆形以及与之相关的方形就成为人类建造地理环境的基本空间规范，比如圆或方的城市、上圆下方的巴洛克教堂、外圆内方的明堂建筑、城市里的方格网、方形的四合院，等等。
      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原型观念尽管继承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深受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影响，力求在进化的生物本能中去寻找原型的逻辑起点。但段义孚在书中应用原型概念阐述其城市本体论思想时，并没有诉诸进化论，而是诉诸来自宇宙的先验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因此，先验的理想模式就成为解释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之生存形态的出发点。这样的思想着重体现在第十一章“理念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the ideal city and symbols of transcendence）当中。进而，在第十二章里，他从城市的理念（理想）出发诠释城市空间与市民生活的相互关系；又在第十三、十四章里从城市理念（理想）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回应。由此可见，以理念论为基础的规范性视角将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个基本视角—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了起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研究。这样，段义孚就在理念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他的城市本体论思想。


5 城市本体论
5.1 城市理念
   城市理念（city ideal）是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着墨最多的论题，是他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涵。段义孚对城市理念的论述是从城市发生学的角度展开的，他说：“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市场或一座军事要塞，而只会看见某个世界超自然创造的理念”，“凡是城市化独立出现的地方，其前身往往是一个有声望的仪式中心”[7]，因此“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随机性，反映出精确性、秩序性和从天堂里投射而来的可预测性。”[7]
    与段义孚的观点相对的是城市发生学的经济模式解释，其主要观点为“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认为城市起源的机制主要是剩余农产品的出现。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对经济模式的城市起源提出了质疑，他说：“经济学认为，城市是经济富余的产物：农产品不能完全消耗时，就在方便的地点展开交换，渐渐产生了集市、小镇、最后演变为城市……但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某个地区只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密集的人口，却没有出现一座城市。新几内亚高原上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支撑每平方千米200人的程度，但并没有出现城市生活。”[7]因此，他认为城市并非主要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对先验宇宙秩序崇拜的象征性产物，这便是城市的本质属性。
    段义孚在往后的研究里，进一步发展了《恋地情结》里的城市本体论思想。他在1978年的论文《城市：及其与自然的距离》（The City: Its Distance from Nature）中指出，存在三种城市本质属性的观点：其一，通过数学测量方法探讨城市的本质属性，城市被视为具有特定尺度的聚落；其二，关注城市的理想模式，探讨单个城市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三，关注城市的起源，重视城市本质属性与起源间的联系[29]。而他本人的思想可归为后面两种。在2005年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中，他就谈到：地理学家可以从经验中建立起的若干理想模式（ideal model）来理解人的空间行为，这些理想模式正是人们理解社会生活的参照[30]。他也在不少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研究的视角》、《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浪漫地理学》（Romantic Geography）、《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里不断强调该城市本体论思想。比如在《浪漫地理学》中，他说道：“城市起源于人类想要把天堂的秩序与威严带到大地上。”[31]
    由此可见，城市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蕴含的理念。那么城市理念究竟有何形式？它对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类的生存具有怎样的影响？
    段义孚认为，城市是一种象征，指向了一种超越经验的意义。在古代，它意指一种超越性的秩序，人类借此对抗大地的混乱[18]，“古时候的人们看到天国中存在一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是他们在地上所找不到的……为了反击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混乱无序，美索不达米亚、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些可以反映天界规律性的仪式中心和几何形状的城市。在国王和统治者的眼中，最符合宇宙秩序的社会是阶层社会。”[32]城市的理念规范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为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其规范性的空间形态通常呈现为从中央点辐射开来的圆形与方形。他说：“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圆既象征着完美，又述说着宇宙”[7]，该形状反映出宇宙的秩序，是宇宙秩序在大地上的投影，并在其中构建起有序的阶层社会。
     当圆形与方形的城市与阶层观念相结合，就与同心环的空间结构对应起来。在《恋地情结》里，希罗多德笔下的埃克巴坦那城（Ecbata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城位于山丘上，由七道同心环状的城墙所围成。从中心到外围，地势不断降低。国王与贵族居住在最内圈，随着社会阶层不断降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居民则依次向外居住在不同的圈层里，于是“七道环状的城墙就构成了上升的阶梯，象征阶序性的宇宙”[7]。
      向心的圆形与方形城市结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里反复出现。书中，段义孚列举了大量案例：在古代，包括亚特兰蒂斯、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伊斯兰最大的圆形城市—萨拉姆的麦地那（老巴格达）（Medinat-asSalam（Old Baghdad））、泰西封（Ctesiphon）、北京城、长安城，等等；而到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又涌现出大量的圆形城市，比较典型的是中世纪巴黎的核心区。
    另外，当圆形与大地的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对应起来，则演变为以四为倍数的角形或星形，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镇设计—斯福钦达（Sforzinda）。这座城镇由一个圆形加上两个与基本方向相对应的正方形组合形成一个八角星形状。到了现代，某些圆形城市的设计受到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花园城市（田园城市）观念的影响，段义孚认为：霍华德花园城市的圆形意象“归根结底依然是从头上的宇宙投射下来的。”[7]
      城市理念的思想也构成了段义孚思考城市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段义孚曾在《地理学的视野》（A View of Geography）一文中谈到：“对现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现代地理学者的一大挑战，其中包括现代性如何将限定并根植于某一地域的前现代社会，转变为流动的且方向感缺失的现代社会”[33]。而《恋地情结》对城市的现代性思考则体现在空间扁平化与时间矢量化导致的城市理念表现方式的演变上，以及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过程当中。
     段义孚在书中表明，城市的现代化历程是城市理念在表现方式上不断演变的过程，即城市逐渐丧失了古代超验的宇宙中心理念，进而被世俗的地域中心理想—商业中心、交通中心等—所取代。圆形（曼陀罗）意象的向心性意味着人的自我中心性，在荣格精神分析学派中特指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自性”（self）为中心。段义孚在书中谈到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向心性、现代城市对中心区位的竞争等主题都与此相关。所以，前现代人始终谦卑地匍匐在宇宙下方去建造一座座理念的城市，仿佛是从天国秩序启示下来的永恒之光，因此具有世界中心的意义；而现代人所建造的城市仿佛从地上升起的集体意志，竞相争夺着要成为某世俗方面的世界中心。如书中所言：“传统的城市多秉承天人合一理念。它们是‘中央’思想的象征，用城墙围起一片神圣的、有秩序的地域，把这片地域与外面蛮荒世界区分开来”[7]，而现代城市却“……有183个‘门户’……如果再加上‘枢纽’‘家园’‘中央’‘心脏’‘摇篮’‘中枢’和‘发祥地’词汇，总量还要翻上几倍。有很多城市不仅标榜它们的‘中心’地位—这个名号既能体现它们的成就，也能体现它们的地理优越性。”[7]
     段义孚认为，该变化过程背后的机理在于：人类的时空感知因现代化的进程而发生的变化。他在书的第十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指出，因现代化的进程，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从循环的时间与垂直的空间，朝线性的时间与水平的空间演变。在古代，人类的时空感知始终囿于一个水平方向上狭窄的地域范围，形成了垂直而丰富的世界想象，包括天堂、大地和地狱形成的垂直结构。而古人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也在整体空间结构中去回应宇宙（天堂）的永恒秩序。同时，循环的时间是古人所具有的时间观。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却将整个人类抛向了一个在时间上矢量化的美好未来，空间压缩为平面。这样，垂直、超验的空间感被消灭，宇宙被祛魅，而经验的、水平的空间感知凸显了出来，他说：“古人生活在一个垂直的、旋回的、有很多象征意义的世界里；而现代人的世界更加宽广化、平面化、底压顶、无旋回、重美学而不重神灵。”[7]因此，人类建造的城市就从象征永恒秩序的天堂彼岸世界，转向了看似无限可能的世俗此岸世界。
     这样的变化进而体现在了城市外观形态的构造上。“古代的城市是宇宙的象征”[22]，以其整体向心的圆与方的规范空间结构来表现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而“现代城市则以一个雕塑或一个鲜明的建筑为标志”[22]来彰显城市世俗的地理中心区位，“这些象征物可能是一条大街或一片广场，也可能是承载着这座城市历史和特性的市政厅或者纪念碑……有些城市会打造出一个清晰的意象，来给自己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7]因此，人类建造城市的方式就从注重整体的空间结构转向了片段式的景观打造，这正体现出段义孚在书中所言“从宇宙到景观（from cosmos to landscape）”的变化过程：“垂直渐渐被平面所取代，旋转的宇宙全景变成了平展的自然（不具有超越性的）片段，也就是所谓的景观。”[7]
     对于城市理念的这种演变过程，段义孚曾表达出十分尖锐的批判态度。他在2005年北京建筑学界的一个会议中谈道：“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筑师们可以……不必去迎合地域布局和人们想要怡然观看星斗的需求……这些城市建筑远离了人的生理特质、打破了对宇宙的回应、也失去了宗教的基础，那还能称得上伟大么？”[34, 35]


5.2 现代城市的理想
    书中ideal这个词既有“理念”也有“理想”之意。对古代城市来说，ideal代表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和宇宙相互呼应的理念。但对现代城市而言，ideal则主要体现为某种集体性的世俗理想。《恋地情结》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的内容转向探讨现代城市理想的层面，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现代城市理想如何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人类如何因现代城市的理想去回应生存的环境。
    关于第一个问题，段义孚认为，较之古代城市的先验理念，现代城市更多体现为对某种世俗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从古代城市延续至今，即使在最初宇宙性理念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型城市中，都已体现在空间布局上，到了近代则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到了现代，城市商业空间突破原有的城墙，表达宇宙理念的空间结构荡然无存，城市实体空间不断向外蔓延。为更明确地表达某种现实理想和地理区位上的中心性，城市会借助某些标志性建筑物，比如广场、纪念碑或一座桥等来体现，如“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设计构想就是要体现出一种理想。该理想并非源于宇宙，而是要以国家的伟大作为设计和建造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五组大型喷泉和三座主要的纪念碑”[7]。
     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人类因城市理想对生存环境具有怎样的态度？段义孚从诸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包括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城市意象；不同阶层人士的社区体验和社区参与度；底层居民的城市视角；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等等。其中，关于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的讨论是对该问题既系统又精彩的阐述。
    段义孚始终认为，西方城市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内在机理，均在于人们对理想生存环境的追求。这与从技术革新与制造业成本优势导致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解释不同，比如城市经济地理学家奥沙利文（O'Sullivan）的解释就代表了后一种立场，在此不赘述。
     段义孚认为，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致力于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古代的理想环境是在城市里，而荒野则代表了混乱与邪恶；而工业革命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两者的态度发生了地域上的逆转，荒野反而成为了秩序和自由的象征，城市中心区却沦落为一片混乱之地。因此，从19世纪开始，人们就渴望逃离城市，去往乡村体验自然、淳朴与和谐的生活，如此，郊区化的运动应运而生。在此期间，涌现出诸多郊区建设与治理的系统化思想，像书中谈道：“……杰斐逊总统为独立的家庭农场宣扬的平均地权论，小镇自治的思想，以及多种思想元素杂糅而形成的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人与环境的思想以及邻里互助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现代郊区里很容易找到它们活生生的体现”[7]。但随着越来越多家庭参与到郊区化的进程中，郊区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比如社会阶层同质化与排斥的现象；人们不愿面对郊区问题的逃避态度，等等。
     然而，郊区问题的凸显并没有阻止人们追求理想环境的步伐，模范村庄（model villages）与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理想又应运而生。同时，这些新理想的追求过程也遭遇了挫折。段义孚说：“建设一座新城可能出于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在于促进社会的整合。从这一点来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还是最终住到了一起”[7]。另外，随着新城居住人口增加，直至几十万、上百万人口规模之时，也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与霍华德对花园城市提出的理想人口规模。最终，段义孚总结道：“作为理想，新石器时代舒适惬意的村庄让位于宇宙理念的城市；城市的扩张使得大都市区的居民追寻贴近自然的模范村庄和规模较小的新城；而新城，当它们的设计达到容纳50万到100万人口的时候，似乎又返回到了古代国王祭司的宇宙性城市理念那里。”[7]
     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与回应的态度始终与理想的环境息息相关。理想的环境源于宇宙的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作为人在大地上建造家园的原始驱动力，这便是人类“恋地情结”的核心内涵。然而段义孚却在全书最后一句话中感叹道：“……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这是他在书末发出的一句针对人性的终极考问。人类从古至今在数不尽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追求的理想环境却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一个个不断建设起来又失败了的乌托邦，但人类追寻理想环境的步伐却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恋地情结”俨然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在大地上建造生存环境永无止境的驱动力。


6 余论
   段义孚曾在《论人文地理学》（On Human Geography）一文里，谈到自己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便是“文化作为一种想象力的产物”[36]。何为想象力，康德曾言：“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37]；段义孚同样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天赋的、能看见不存在事物的一种能力，因为人类总是不会满足已有的东西；人类正是通过想象，在混乱的大自然中创造出人化的秩序，将大自然残酷的现实，彻底改造为人文化小世界的真实[36]。因此，人类想象中的理念（理想）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景观改造的基本动力和经验模型。以此为出发点，段义孚对过去以洪堡兄弟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的人地观提出了质疑，指出：“从亚历山大·冯·洪堡开始，地理学家研究灌木林、大草原、沼泽如何被人类改造为耕地与城市。研究者将这一转变归结为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力量。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考虑寻求快乐的力量—为了寻求快乐，人类才建造了花园，制造了宠爱之物”[36]。由此可见，段义孚对人地关系中“人”的思考体现出一明显特征，即，首先对人性提出一种本质的先验预设，进而在不同的环境与文化中进行演绎。由此路径展开的“恋地情结”研究，就体现出以理念论为基础，注重人性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这对国内人文地理学的人地观具有很丰富的参考价值。由于受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观念的影响，国内人文地理学倾向于将人视为一个次系统，或者系统里的一个要素，也将人性过分经验化地置于环境系统当中进行界定，并将人分割为自然人、经济人、感性人、社会人、生态人[38]等单向度的人来进行理解。因此，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的人观，无疑为国内人文地理学如何处理环境中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关于“恋地情结”研究的实用价值或许会是在国内学界引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段义孚曾在1976年的重要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特长并不在于像应用地理学家去搜集和分析数据，而在于诠释模糊且复杂的人类经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为规划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何种文化背景中的人渴望相互居住得紧密一些，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居住紧密可能会导致文化特色的丧失，等等；但是，段义孚却又认为，即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可以提供类似的实用性建议，也不会受到别人多大的关注。原因不仅在于，这种建议比起显而易见的物质生产建设来说显得效率低下，更在于当今时代很少有人会感兴趣深入地探索他们自己了[39]。但是，对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探索却对人的生存来说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如爱德华·雷尔夫的观点所指出：人们必须真实开敞地面对世界，面对自身的条件，构建出属于自己本真的地方（authentic places）[40]，才能令人类的经验丰富起来[41]。由此可见，“丰富人类的经验”似乎恰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展研究的基本信念与价值所在。而或许正是出于该信念，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才将深具相同信念的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理念论融合了进来，成为了该书的基本方法论。

注释：
① 大卫·西蒙在文章《居住位置和存在的区位：朝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次回归》（Lived Emplacement and the Locality of Being）中认为，1970年代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五位学者分别是：Ann Buttimer，David Ley，Marwyn Samuels，Yi-fu Tuan，和Edward Relph。
② 大卫·西蒙等在2015年的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认为，1970—1978年是地理学人文主义流派最重要成果涌现的时期，并认为其中有10篇文献最为核心，包括：1）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Edward Relph, 1970)；2）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Yi-fu Tuan, 1971)；3）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David Ley, 1974)；4）Values in geography (Anne Buttimer, 1974)；5）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Yi-fu Tuan, 1974)；6）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Yi-fu Tuan, 1974)；7）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e Buttimer, 1976)；8）Humanistic geography (Yi-fu Tuan, 1976)；9）Place and placelessness (Edward Relph, 1976)；10）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David Ley & Marwyn Samuels, 1978)。
③ 参考Seamon D, Lundberg A. Humanistic geography[M]//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④ 该二元模式在段义孚1996年的著作《宇宙与炉台：世界主义的观点》（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里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中，家里炉台的意象代表哺育，而宇宙的意象代表自由。但提供哺育的地方同时会对人的发展造成禁锢，而自由的地方也会充满危险，所以人们就在这两极的地域之间不断逃离，寻找完美的平衡点。
致谢: 文中多数翻译段落取自志丞的翻译成果，并已取得本人的同意，在此十分感谢！同时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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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net

人文地理 2015年第4期总第144期
国外地方感研究进展与启示
盛婷婷，杨 钊  （安徽师范大学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0）
提  要 ： 地方感是人文地理学人文社会转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国外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地方感框架，国内对地方感的研究也日益兴盛。论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阐述了地方感的维度及层次划分，分析了地方感的形成机理及影响因素，总结了地方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同时指出我国的地方感进一步研究在理论建构上应加强地方感的维度、尺度、层次和过程的类型化研究，学科视角上应将地方感引入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上应突出可视化的表达和混合方法，研究对象和案例地的选择上应进一步扩大研究案例和研究主体，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地方感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
关键词 ： 地方感；维度；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应用
1 引言
1970年以来，段义孚等人文地理学者将“地方”一词重新引入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 [1] ，地方感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人—地” 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几十年来，地方感概念被应用在地理、建筑和城市设计研究中，在社会学、文化和心理学研究方面具有广泛和多样化的影响 [2] 。二战后至20世纪八十年代，物质环境的情感依恋是地方感研究的焦点；随后，个人空间、地域、空间群体功能和地方意义等这些成为地方感研究热点 [3] 。进入新世纪，随着地方景观的快速变化和人员流动加速，人与地方的关系在频繁重构中影响人们的各种地方行为，给社会及企业管理、社区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课题，地方感概念及其理论开始从地理学向其他学科拓展，在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建筑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4] 。地方感是个包容性的概念，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对某一特定地方的情感依恋，并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与人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 [5] 。国内已有相关学者对地方感研究进行介绍，综述内容主要针对地方感及其相关概念 [5] 、ODTG研究框架 [6] 、地方感维度 [5] 等，本文在前人综述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外最新地方感研究成果，增加了地方感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对象研究等内容，将地方感划分为不同层次，并对其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进行了梳理。
2 地方感结构
2.1 地方感维度
对国外地方感维度划分梳理 （表1） 后发现，地方感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内在构成维度存在不同的观点，一般被划分为2至6个维度，出现的概念包括：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地方意义、满意度、归属感、安全感、根植性、社区情感、邻里关系、环境与健康、社会联系、对地方的适应性等。当研究城市移民、游客、地产业主、公众等对居住城市、旅游地以及某个项目等的地方感时，更多是划分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三个维度；当研究社区的地方感时，更多是划分为社区归属感、社区根植性和邻里关系等维度；当研究人对环境的地方感时，更多的是划分为对环境的满意度、根植性、归属感、安全感和适应性等维度；当研究某个项目、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对地方感的影响时，更多将地方感划分为二维结构（如地方依恋和满意度）。综上所述，地方感的构成维度因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区域的不同而差异化，需要根据研究主题和对象的具体情况来构建地方感维度。

2.2 地方感层次
地方感不仅有维度结构变化，也存在着不同等级层次差异 [21] 。Hummon在研究社区情感时，将地方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即根植性、异化、相对性和无地方性[22] 。Hashem-nezhad等将地方感划分为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层次，认知层为基础层，是对地方基本情况的了解；行为层主要是对地方功能的感知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情感层为最高层，主要是对地方满意度和情感的感知 [23] 。Shamai依据情感和行为将地方感划分为四个等级具较强的代表性 [24] （如图1）：

（1） 知道所在的地方：人们熟悉所处的地方，能识别地方标志，但与地方没有任何特别的情感联系。人与地方未能成为一体，仅为地方感的认知层。
（2） 对地方有归属感：在这一层次，人们不仅熟悉地方，也与地方有情感联系，为地方感的归属层。
（3） 对地方有依恋感：人们对地方有强烈的情感联系，地方对人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人们在地方活动中投入金钱、时间和智力，对地方有很深的依恋，为地方感的依恋层。
（4） 愿意为地方牺牲：这个层次是地方感最高的级别，主要特征是对地方的承诺，人们愿意为地方牺牲重要的东西，如成功、自由或者生命，为地方感的承诺层。

图1 地方感的不同层次Fig.1 Different Scales of Sense of Place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4]。
3 地方感形成机制
3.1 地方感影响因素
对国外地方感影响因素的总结发现 （详见图2） 主要有三类：个人因素、物理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个人因素是地方感的基础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或停留时间、职业、地方经验、出生地、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如Jorgensen认为，地方感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居住时间等[25] 。物理环境因素是现实环境因素，包括地方特征、环境状况等，如Ortiz认为影响地方感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利用以及对周边社区的态度等 [26] 。Hay认为物质环境和社会归属感是地方感的重要影响因素[27] 。Steele认为地方感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为物质环境因素，包括大小、规模、多样性、结构、装饰、颜色、气味、噪音、温度等 [28] 。社会环境因素是地方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社会联系等，如Williams认为地方感受建筑环境、社会经济地位 （SES）、福利和健康等因素影响 [29] 。三类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地方感的形成变化。

3.2 地方感形成机理
地方感是人在特殊自然环境中的经历，当人进入某个环境后，会对环境产生感知和行为的反应，这种反应既包括有意识反应，也包括无意识反应 [28] 。Kaltenborn认为独特的自然环境、人的价值观和当地建筑风格、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文化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情感、过去的经历等与他们游览的环境在一起相互作用，就产生了游客地方感 [30] 。Soini等指出，地方感与地方体验紧密相关，通过对一个地方的关注和情感投入而获得，有一个从过去 （记忆） 到未来 （梦想、希望、忧虑） 的历时跨度。独立于人类感知的物质环境、离家距离、居住时间长短、个人性别、相关活动和生命历程被认为会产生地方感 [20] 。Dale等指出，物质空间既有助于也会约束地方感的产生，因为它创造了地方感的着力点 [31]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在借鉴Zube [32] 景感知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地方感的形成机理（图3）。

4 地方感研究方法
4.1 定量研究
对国外地方感研究方法梳理发现：在研究关系、强度等宏观概括性、推论性和评价性问题时，更多的是采用定量模型拟合与量表测量。如Hwang通过问卷调查和构建包括游客参与、口
译服务质量和地方依恋的模型研究游客对旅游场所的地方感与满意度 [33] 。Mazloomi等采用结构方程盛婷婷，杨钊：国外地方感研究进展与启示HUMAN GEOGRAPHY Vol. 30 . No.4 4  2015/ /8 8 13模型分析建筑和环境设计理念、社会环境和精神氛围对地方感各维度的影响 [34] 。Jorgensen等用问卷调查、描述性和相关性统计分析研究在威斯康星北州的海岸线业主的地方感 [25] 。Deutsch等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圣巴巴拉市两个购物中心的游客地方感 [35] 。Williams 等用量表测量了汉密尔顿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团体的地方感 [29] 。笔者通过对国外地方感的测量量表进行详细的梳理，总结了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三个维度经常使用的地方感测量量表 ① ，详见表2。

4.2 质性研究
在研究探索性、过程性和复杂性问题，以及数据比较有限、个案较少的情况下，主要采用质性研究。如Amsden等采用深度访谈法和摄影法研究旅游社区地方感的形成与维持过程 [47] 。Durie等通过参与观察苏格兰的人、文化和景观，历时性分析了地方感的构成 [48] 。Shamsuddin等用深度访谈和实地调查研究了在马来西亚传统街道上地方感的形成过程 [49] 。Lee等运用照片和深度访谈对13个澳大利亚农村年轻人的地方感构建过程进行研究 [50] 。Urquhart等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探讨了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钓鱼活动在个体地方感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51] 。Gooch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研究澳大利亚排水志愿者的地方感 [52] 。Mazumdar等通过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分析了加利福利亚州小西贡移民地方感的产生 [53] 。Williamson 等通过深度访谈和电话访谈研究了明迪尔海滩市场移民地方感的产生和维持 [54] 。Lim等通过访谈、社区步行、地图、摄影等方法研究了城市儿童地方感的内在性意义 [55] 。目前国外研究地方感较常用的质性方法有访谈、参与观察、认知地图、摄影与录像等，这几种质性方法所获得的地方相关内容有所不同，详见表3。

4.3 混合研究
混合研究成为当前地方感研究方法的运用趋势。基于同时对概化推广和深度解释的追求，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进入当下一些地方感研究者的视野。如Qian等通过SEM定量分析和深度访谈法研究中国广州城市移民的地方感 [7] 。Ardoin 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研究美国三个生态社区居民的地方感和环境行为 [56] 。Puren运用照片、观察法以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构化访谈等混合方法探析了弗里德堡陨石坑居民的地方感 [57] 。Derr运用探索性调研、民族志、半结构化访谈、主成分分析和地图等方法研究希斯潘诺家园儿童的地方感 [58] 。Venables等通过入户深度访谈和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英国欧布里核电站和欣克利核电站附近社区居民的地方感以及公众风险认知 [59] 。混合研究可以充分发挥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优点，既能使研究结果在总体和更大范围中得到概化推广，又能得到微观个体对某一现象或概念的详细观点，增强研究的可信性。目前混合研究的操作方法有顺序法、并行法、转换法，顺序法既可以先使用定量方法，再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质性调查与解释；也可以先使用质性方法，然后再使用定量方法。并行法需要同时收集质性和定量资料，可以形成数据、方法上的互证与互补，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转换法同时收集定量和质性数据，包含顺序法和并行法。
5 地方感对象研究
5.1 居民地方感研究
Chamlee-wright等研究了卡特里娜飓风后，回到新奥尔良居民和撤离后未返居民的地方感 [60] 。Soini等依据地方感差异把Nurmijärvi居民分为四个类型：社会连结类、弱纽带类、根源和资源类和致力地方类 [20] 。Larso等调查了澳大利亚大堡礁周围居民的地方感，分析了居民地方感与自然环境态度之间的关系 [61] 。Carter等调查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居民的地方感，发现地方感不等同于地方认同，对农村居民和长住居民来说地方感比地方认同更重要 [62] 。Tester等研究了亚特兰大公共住房居民的地方感，发现积极的社区特征如集体效能和社会支持总是与地方感相联系，而消极的社区特征如社会失序和对犯罪事件的恐惧，并不一直与地方感联系在一起[63] 。Smith研究了萨克拉门托—圣华金三角洲地区大规模的景观变化对农村居民地方感的影响，以及变化过程中如何管理和维持地方感的强度 [64] 。
5.2 移民地方感研究
Mazumdar等研究了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小自贡移民地方感，认为移民聚居地是移民地方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使他/她既保持对已经离开地方的联系，又让他们对新的地方产生情感依恋 [53] 。Pascual等从人口流动学角度来探讨移民的地方感，用生物学概念idiotopy 和idiotope来解释人地关系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有助于理解移民迁移过程和“地方历史”[65] 。Attanapola研究了从农村老家迁移城市出口加工区 （WPZ） 的女性的不同地方生活经验如何导致她们地方感和自我身份感的改变，研究得出：地方感和地方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地方感或自我身份认同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66] 。Gallina等研究了加拿大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发现移民的地方感比加拿大本地人的地方感弱，并且移民之间的地方感也有差异，年轻人、低收入者以及在城市附近短期居住者的地方感较弱[67] 。
5.3 地方感比较研究
Pretty等通过对地方感的测量把居民分为愿意留下居民和不愿意留下居民，比较了青少年和成年居民在地方感维度关联模式上的差异 [19] 。Hay比较了新西兰的班克斯半岛土著居民与后来移民地方感的发展变化，发现土著居民更能知道通过精神与地方相联系的重要性 [27] 。Billig等比较研究了新入住居民和老住户居民在一个新地产项目进入一个老社区后的地方感差异，并揭示社会因素和物质环境对地方感的影响 [13] 。Hernandez等比较分析了Canary群岛上当地人和非当地人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的差异，发现依恋和认同强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地方起源和地方评估 [68] 。Kianicka等比较分析了瑞士阿尔卑斯山村本地人和游客之间的地方感差异，发现本地人的地方感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而游客的地方感主要形成于他们在休闲活动中的体验，因此本地人的地方感主要与社会和生存相关，而游客的地方感主要与个人体验相关 [50] 。
5.4 特定人群地方感研究
Ortiz等探讨了在邻里女性地方感形成过程中公共空间利用的作用[26] 。Vandemark研究了流离失所者的自我认同感、地方感和地方归属感，强调地方在自我认同和自我效能感中的作用 [69] 。Eby研究在汉密尔顿地区单身女性及其邻里的地方感[70] 。Leah以非洲西南部为案例地研究了教育对学生地方感的影响，发现学生在学期结束返回家乡后，他们的地方感得到了加强 [71] 。Hallak等研究了旅游企业家的地方认同，发现地方认同有利于企业更好发展 [72] 。Soltani等研究了伊斯法罕地区女性的地方感，发现城市生活可以增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满意度 [73] 。Ngo等探讨了处于逆城市化现象中新型农民的地方感，并研究他们是如何成为农村景观的一部分，发现城乡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导致新型农民产生不同的地方感 [ 74]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上述分析显示国外地方感研究不断深入，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地方感的层次、尺度和关系上都有深层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运用也较为多样，除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传统方法外，在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如可视化的方法 （照片、绘图、摄影）、民族志分析法、观察法、群体座谈等多种方法。研究对象也比较广泛，对居民、移民、游客、女性、游憩者、地产业主、司机、登山者、旅游业经营者等对象的地方感都所有涉及；在地方感的比较分析方面，分析了成年居民与未成年居民、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本地人与游客的地方感差异；在案例地类型上，国外对不同类型案例区都有所涉及，主要包括岛屿景观、农业景观、山岳型旅游地、特色街道与社区、乡村旅游地、城市旅游地、传统商业街等。但综观国外地方感研究，国外对地方感概念、维度划分以及测量量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理论体系的构建还不够完备。因此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地方感的进一步研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论建构上，目前国内地方感以应用研究、验证性研究较多，可加强地方感维度、尺度、层次和过程的类型化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地方特征的地方感测量量表。同时对地方感概念及维度划分形成统一的认识，构建完备的地方感理论体系。
（2） 学科视角上，把地理学的“地方感”概念和理论引入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中，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理论交叉研究，把地方感作为自变量拓展其理论价值。
（3） 研究方法上，应用多元和混合的方法，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是地方感研究的方法趋势，但不同的案例地各有其特点，应根据案例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4） 研究对象上，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更关注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各种迁移人口，包括城市各种类型新移民、乡村新移民、返乡居民等的地方感研究，让新移民的乡愁不仅存在于记忆里，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让沉淀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乡愁有所依。
（5） 案例地类型上，加强对不同类型案例地的地方感维度、特征、属性、空间差异、影响因素研究，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地方感研究理论框架。
注释：
①由于参考文献[8]、[25]、[35]—[46]中研究的案例地不同，总结时统一用某地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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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net

心理学进展, 2013, 3, 185-194
地方依恋：对象、影响因素与研究趋势

杨 奕，吴建平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北京Email: yiyang.kame@hotmail.com, wujianping05@foxmail.com
收稿日期：2013 年 4 月 1 日；修回日期：2013 年 4 月 25 日；录用日期：2013 年 5 月 6 日
关键词：地方依恋；社会因素；物理环境因素；环境心理学
1.引言
人–地方(people-place)关系的研究是有助于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重点研究之一，自 1989 年，Williams和 Roggenbuck 正式提出“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以来，地方依恋一直是人–地方关系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环境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概念。
2. 地方依恋的概念
2.1. 地方依恋概念的发展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研究已进行了 40 多年，最早出现在现象学家(Phenomenological Scholars)的研究中，例如 Bachelard (1964)和 Eliade (1959)，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家与宗教场所，强调个人与地方间情感与经验的联结。随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在地方依恋上也开始了研究。其中，社会学家主要从文化的层面去研究地方依恋；早期心理学研究重视地方依恋中个体认知的作用，并不是十分关注个体–环境关系与情绪、文化的交互影响作用；人类学家则重点关注地方依恋中的情感成分，包括个人与家庭的巨大变动、人口流动和无家可归等可能唤起强烈情感的因素对地方依恋的影响，除此之外，跨文化的研究也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一个重点。地方依恋的概念出现之前，学者已经对人–地方联结有许多类似的研究，比如土地情节(topophilia) (Tuan, 1974)、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 (Proshansky, Fabian, & Kaminoff, 1983)、局内人(insidedness)(Rowles, 1980)、地方同一性(genres of place)(Hufford, 1986)等。1989年，Williams和Roggen?buck 提出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概念。
地方依恋的概念是一个复合的综合概念，它由许多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因素构成，但是情感被学者一致认为是地方依恋的核心特征(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Giuliani, 2003; Lewicka, 2010; Low &Altman, 1992)。Low 和 Altman (1992)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因素：1) 大多人-地方的研究分析已经说明“情感、情绪和感受是这个概念(地方依恋)的中心”；2) 研究是围绕着一个特殊环境中主要的情绪、情感和态度，这个环境“是多变的——规模、大小和范围，具有实在和象征意义的，可知和可经验的，也可以是不可知和不可经验的”；3) 地方依恋是受时空变化的影响的，并不是恒久不变的。Altman 和 Low主张：“地方依恋可能有利于形成，维持和保存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种文化的认同”。地方依恋涉及人与地方联结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在环境中形成的物理和社会联结。许多学者主张地方依恋更多的是对这个特定地方中存在的人际关系的依恋，而不是对地方本身。另外有学者认为地方依恋存在于潜意识中，只有当远离这个地方或者当这个地方遭到破坏时才能够意识到(Brown & Perkins, 1992roshansky et al., 1983)。Rubinstein(1992)认为地方依恋由三个过程组成：社会中心(social-centered)、个人中心(person-centered)、和机体中心(body-centered)。对不同的特定地点，从个人、集体、文化三个层面上可以交叉的进行研究。
地方依恋也被学者认为是人们经过长时间与某一特殊的地点反复积极的相互作用，对此地发展出了深厚的情感联结或联系(Altman and Low, Giuliani, 1992; Milligan, Williams et al., 2003)。因此地方依恋被认为是“人与环境建立的情感联结，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倾向感受到自己是连续的，感到舒适与安全”(Hidalgo & Hernandez, 2001)，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消极的情绪和经验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Manzo, 2005)。综上所述，地方依恋可以看作是以情感为中心，人受环境影响并与环境建立的联结，而这种联结可能存在于潜意识当中。
2.2. 地方依恋的结构
为了有效的测量地方依恋，其结构根据不同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主要被分为单维度与多维度。单维度的假设主要在质性研究或其他概念研究中所涉及的地方依恋部分(Bonaiuto, Fornara, & Bonnes, 2006)；多维度主要出现在地方依恋的问卷编制与量化研究中。Williams等(2003)重点考虑了地方依恋的两维度模型：1) 地方认同，地方依恋中涉及自我的那些维度；2) 地方依赖，涉及与一个环境功能或目的导向的联结。这个模型是地方依恋最重要的模型之一，为后来的研究，尤其是地方依恋问卷的编制提供了依据。例如Kyle(2005)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联结，Rubinstein 与Parmelee(2010)加入了社会联结与自然联结。Hammitt等(2006)认为地方依恋包括地方熟悉性、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根情结(place familiarity, be?longingness, identity, dependence, and rootedness)五个维度。Bricker 与 Kerstetter (2000)依据经验提出了一个地方依恋由三个潜在的维度构成：地方依赖、地方认同与地方中的生活风格(place lifestyle)。地方中的生活风格认为人们依恋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在他们每天的生活里。后来在研究第三地方的研究中，又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地方承诺(place commitment)这一维度，地方承诺是指人们接受一个地方的价值观，其中第三地方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核心环境(Rosen?baum, Walker, & Ostrom, 2007)。
除了对地方依恋不同的维度划分，研究者也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较为宏观的总结以指导地方依恋的研究，尤其在对地方依恋测量问卷的编制上。Trentelman(2009)提出地方依恋包括三个部分：1) 地方的社会-文化维度；2) 地方物理环境维度；3) 在地方依恋中，综合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动力。Scannell 和 Gifford (2010)把地方依恋分为自然依恋(nature attachment)和公众依恋(civic attachment)。Gustafson(2001)提出了自我–他人–环境三极理论结构(three pole self-other-environ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以区分它们对地方依恋不同的意义。自我维度指与个人重要人生意义有联系的地方，这些人生意义与情感、自我认同与个人活动有关。他人维度指居民特征对地方依恋的影响。环境维度则反映了物理环境在发展地方依恋中的作用。
从上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最大范围的涵盖地方依恋这一复杂且综合概念的结构。研究者大多从外部因素出发，以社会文化与物理环境，或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角度对地方依恋进行结构探讨，但是地方依恋的量化研究，尤其是问卷编制中，研究者强调人对地方的经历与感受，而大多忽略各个部分的交互影响与文化宗教在其中的作用。综合前人研究，Scannell 和 Gifford (2010)提出了人–心理过程–地方模型(Person-Process-Place, PPP)，不同于传统的人–地方联结，其建议地方依恋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由人、心理过程和地方三个大结构构成。其中“人”的维度发生在个人(individual)和集体(cultural/group)两个水平上，个人水平上，地方依恋涉及人在地方的人际关系与重要经验，个人的地方依恋可能构成了依恋的基础；在集体水平上，依恋在于成员间共享的一个地方的象征意义，例如地方的文化与宗教。“心理过程”关注个人和集体如何与地方关联，心理交互作用在环境中如何发生，包括情感(affect)、认知(cognition)与行为(behavior)成分。地方依恋最重要的维度或许是地方本身，这个维度典型的被分为社会水平(social)和物理环境水平(physical)，社会水平包括社会区域(social arena)与社会标记(social symbol)，而物理环境水平包括自然(natural)与建筑(built)等，这一维度为研究对象起到了指导作用。地方人–心理过程–地方模型大体上可以看成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心理过程)，外部因素分为人与地方，相对于过去研究，从主观和客观角度上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划分；把“心理过程”从“人”中独立出来成为结构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有助于研究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探讨地方依恋不同部分间的交互作用。
3. 地方依恋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
3.1. 两种地方依恋的研究取向
地方依恋有两种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一是社会心理学，其认为问题或现象的完整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建立过程的原则；另一个则是现象学的价值取向，Proshansky 主张“现象的完整(integrity of the phenomenon)”，他反对社会心理学家忽视现象的完整性与其采用问卷测量法的方式，认为这在深入理解概念中是失败的，概念的理解需要在对材料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上去建立。社会心理学更加善于解决“过程”类问题，了解事件维度上事情发生的变化，研究问题可以呈现阶段性和不同的层面。而现象学对了解意义类问题更为擅长，既了解人们生活意义的本质。两种研究取向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量化研究更倾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向，而质性研究更倾向于现象学的研究取向。但在实际研究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向明显更多。
这两种研究取向与其说是对立的两种研究方向，倒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方式，社会心理学偏向演绎过程，通过对地方依恋机制与其中规则的探寻，更多反映出地方依恋中“依恋”的部分，而“现象的完整”则是偏向归纳过程，主张对地方依恋进行各个方面大量的研究以充实其概念。
3.2. 地方依恋的研究方法
早期地方依恋的测量重点并不在于与地方有关的情绪上，而是关注与地方相关的正面情绪带所来的行为。总体上，地方依恋的研究方法可以划分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
3.2.1. 地方依恋的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中，主要采用量表法与问卷法，在地方依恋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最早有关场所依恋的测量来自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例如房屋所有感地方依恋：对象、影响因素与研究趋势188 Copyright © 2013 Hanspub(Taylor et al., 1985)、邻里的联结(Riger & Lavrakas,1981)和居住限期(Riger & Lavrakas, 1981)等。近年来，地方依恋的自陈式量表大量的得到了运用。其中多维度的量表最多运用的是 Likert 量表分析法。另一种是无维度的量表，他们更多涉及的测量社会对个人地方依恋的影响(Hernández et al., 2007;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在大型的研究中，除了量表的方法，研究者也会根据研究目的提出相关的几个问题(Gus?tafson, 2009; Taylor et al., 1985)来达到辅助目的，例如“你觉得你对你所在国家的依恋水平有多高”等(Sha?mai & Ilatov, 2005)。
根据上文所提到的不同地方依恋的结构，最常用的地方依恋问卷是有维度结构的量表，包括 Williams和 Vaske 的二维度场所依恋量表，Kyle(2005)的三维度量表，Hammitt(2006)的五维度量表以及 Jorgensen与 Stedman 的三维度量表(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除此之外，地方依恋的内容在 Lalli 的城市量表中也涉及。事实上，研究者常常根据研究的目的对量化研究的题项进行重新的编排。
3.2.2. 地方依恋的质性研究
根据 Low 和 Altman 对地方依恋研究的建议，地方依恋的研究内容应是更加深入的，地方依恋关注人们在环境中一生的连续性，在意环境本身对人格塑造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些目的，质性研究是必要也是较好的方法。
质性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访谈法(Spartz & Shaw, 2011; Patten & Williams, 2008; Fish?wick & Vining, 1992)，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并不是作为量表的辅助，它是资料收集的主要途径，访谈内容也会随着不同被试的回答情况进行适当的修改，质性研究需要访谈的内容多，访谈次数应至少在两次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可以让被试充分独立表达对环境印象的环境相关自诉法(environmental autobiographies)与个人历史描述法(personal histories)(Rivlin, 1978;Riley, 1979)。另一种是以绘画(相片)为媒介的方法(Tedman, Beckley, Wallace, & Ambard, 2004; Ponzetti,2003)，例如游客照相(visitor employed photography, VEP)就是旅游学中常用到测量地方依恋的质性方法。Berkeley 在建筑系和园林建筑系的学生为被试，让他们画出他们童年期中最喜爱和记得的环境，然后写下关于此环境和后来有意义地方的练习，发现早期童年的地方是强大的想象，通过记忆、梦、甚至在一些设计者的创意活动中与成人期产生共鸣。
4.地方依恋的研究对象
“地方(place)”是一个空间环境，以人类经验、社会联系、情绪和想法为基础，进而被赋予了意义(Tuan, 1977)。环境心理学认为地方是让个体位于了一个宏观和生态的环境中，个体融合在环境中，同时也积极地定义与塑造环境。社会心理学中定义的地方是为了研究个体的思维、感受与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存在的影响，这个他人可以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想象中或者受暗示存在的。许多把地方感(sense of place)定义为三个要素的综合：物理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s)和社会和/或心理过程(social and/o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Brandenburg& Carroll, 1995; Relph, 1997, 1976)。地方依恋中，依恋的重点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对价值观、心理状态、过去经验与文化的依恋。因而，地方依恋中“地方”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现实存在的空间，也应包括文化、神话传说或宗教等在人们脑中想象出的地方。但是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对于后者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下文将就地方依恋中最常研究的地方进行描述。
4.1.地方依恋研究中的地方范畴
地方范畴(scale of place)指的是个体对周围环境离自己远近的范围划分，一般从小到大可以分为家(居住房屋)、公寓、周围邻里、社区、所在区(县)、城市、省、国家等。Hidalgo 与 Hernández(2001)在社会与物理环境水平上测量了不同地方范畴(家，周围邻里与城市)的地方依恋，报告了一个地方范畴的“U 型曲线”：中等地方范畴的地方(周围邻里)比其他范畴的地方(城市或者家)地方依恋小，地方依恋的社会维度比物理环境维度重要，但是其强调所有联结都受到来自社会维度与物理维度的影响，测量地方依恋应当考虑地方范畴。Lewicka 的研究表明 U 型曲线在对生活地有较高依恋的人群中更为明显，这可能是 U 型曲线在欧洲大城市与乡村中更为明显的原因。但是另外有研究的结果认为地方范畴的大小与场所依恋是呈线性关系，地方范畴越大，人们越觉得危险，因而地方依恋就更小(Gifford, 2009)。还有研究发现人们对周围邻里的依恋是最高的，对其他地方范畴的依恋依据年龄阶层而有所不同(Kamalipour, Yeganeh, & Alalhesabi,2012)。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地方范畴大小与地方依恋的关系并没有定论，地方依恋中最常见的地方范畴为家(居住房屋)、周围邻里与城市。
4.1.1.家(居住房屋)
家(居住房屋)(home)作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地方依恋研究中重要的地方范畴之一，是公认的典型“地方”。研究常常与童年期的回忆相联系，探究不同年龄段儿童与家的关系。家是家庭生活和幸福的所有象征，家是安全感、隐私权、依恋、自我认同、舒适感、庇护、连续性、规则和根的象征(Moore, 2000)。正是由于家的特殊性，测量“家”时可能与测量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它依赖于在家这个空间中切实的表达力量、控制力或者个人的投入(Terkenli, 1995)。而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其暗示了亲密的人际关系。许多研究表明人们最终会因为经济和社会因素而搬离现居地(离开已有的亲密关系)，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其他地方高薪的吸引力会因为远离家人和朋友而降低(Dahl, Sorenson, 2010)。对于女性来说，家更有可能成为其工作的场所，从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4.1.2.邻里
邻里(neighborhood)是地方依恋研究中出现最多的研究对象。虽然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邻里的概念有越来越模糊的趋势，但是由于它被认为是所有地方范畴中最能表达地方的抽象概念，因而其还是研究地方依恋最重要的地方范畴之一。邻里的概念是模糊的，它是空间上是有限的区域，但是其大小是根据已知范围内有多少同质的区域所决定。Lee 认为邻里规划应该考虑两个层次：作为城市单元的周围邻里与作为社会交往的邻里。前者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在地方种的合理安排与规划，后者则把邻里划分成了更小的单元，在这些范畴的邻里中，促进社会交往是其建构的主要目的，以小商店和小活动场地相关(引自，徐磊青，杨公侠，2002)。
与周围邻里的亲密的关系不仅可以影响人们对家的依恋，也可以影响人们对所在行政区与城市的依恋(Lewicka, 2010)。值得注意的是，周围邻里(neighborhood)在不同文化中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化中，周围邻里比起英文中的意义，不仅要求周围邻里这一环境的存在，更与其中的人——邻居直接相关。
4.1.3.城市
城市(city)常被人们看作是有明显边界的，它象征了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因此城市比其他范畴的地方有着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对其的研究也有很多(Lalli,1992; Lewicka, 2005, 2008, 2010; Shamai & Ilatov,2005)，Felonneau(2004)研究表明对城市更高依恋的居民对城市施工或不文明的行为更加宽容，这意味着积极的环境评价可能是地方依恋的结果，而不是地方依恋的前提。但是研究影响城市地方依恋因素的资料却很少。根据城市不同的规模与行政划分，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居住在文化历史区的人比住在现代区域的人对居住区域感到更多的依恋，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体对城市的依恋水平(Lewicka, 2008)。
4.2.自然区域
自然区域(natural areas)不仅指天然的大片自然环境，这里的自然区域指居住地附近自然区域、城市中的绿化区、甚至家里的小花园等。普遍认为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压力和疲劳等有复愈作用。近年来的研究中，自然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或者维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对自然区域的研究发现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呈中度正相关(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4)；地方依恋问卷的编制中，人们对自然区域的依恋程度与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恋直接相关，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维度(Raymond,Brown, & Weber, 2010)；另外有研究表明个人对当地自然区域的依恋可以促进人们的环保行为，而对其他地方的依恋与环保行为并没有显著相关(Scannell &Gifford, 2010)。
4.3.喜爱的地方
在研究地方依恋中，研究者着重强调人们与地方积极的联结，所以除了不同场所的范畴进行研究意外，喜爱的地方(favourite place)也是地方依恋研究中地方依恋：对象、影响因素与研究趋势190 Copyright © 2013 Hanspub一个重要的对象。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就试图探讨喜爱的地方对调节积极和消极情绪、保持自我的经验与自尊一致性上的影响，暗示积极经验可能在喜爱的地方中可以得到延伸，但这些经验造出的自我经验可能是不连贯的，所以需要被迫在一个喜欢的地方中得以实现(Korpela, 1992)。喜爱的地方被视为是环境中人们自我和情感调节的窗口。(Korpela, Hartig, Kaiser, &Fuhrer, 2001)。一个有关喜爱的地方的纵向研究也为以上的说法提供了依据，同时其发现选择靠近水或自然环境作为喜爱的地方的被试比选择城市和室内的被试地方依恋更有稳定性(Korpela, Ylen, Tyrvainen, &Silvennoinen, 2009)。一个喜爱的地方也可能是有关认识和信念的心理模式的一种类型，它最终代表地方的特殊性质与一个人同此地方的个人联系，这些认知可以纳入一个人的自我概念中。
5.影响地方范畴中地方依恋的因素
地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空间被假设为具有两个相对独立且平行的维度：社会维度与物理环境维度。其中社会维度被认为是地方依恋的重要特征，物理环境维度被认为是社会维度的载体或者只有当物理环境具有社会象征意义时才对地方依恋有意义(Burley,2007; Gustafson, 200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有研究发现物理环境维度或许是社会维度影响地方依恋的基础(Kamalipour, Yeganeh, & Alalhesabi, 2012)。
地方由于象征意义的不一样，因而不同地方范畴中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是不同的。研究主要把这些因素分为社会与物理环境两个水平，或将人口学变量从社会水平中独立出来，形成社会因素、物理环境因素与人口学因素三个部分。综合来看，这三个因素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是交互的。社会因素对老年群体、社会低收入人群中有更大的影响，物理环境则对年轻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有更大的影响。为了方便以后的研究，本文把社会因素与物理环境因素划分为提高或降低地方依恋两类，人口学变量单独为一方面进行探讨。
5.1.社会因素
.5.1.1. 提高地方依恋的社会因素地方依恋是一个的地方社会性持续的结果，社会因素(social predictors)被认为是地方依恋中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尤其是在对家的依恋中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社会联结与地方安全感是影响地方依恋的两个重要的社会因素(Lewicka, 2005; Bonaiuto, Fornara, & Bonnes, 2006)。除此之外，对社会的控制感与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提高地方依恋的关键。但是安全感与控制感受不同个体心理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对一个地方的安全感与控制感可能对较亲近的范围(家、街区甚至一个区)有更大的影响，而对大范围的地方(城市)的依恋影响较小；虽然一个舒适与愉悦的地方更容易让人产生依恋，低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并不明显阻碍人们的地方依恋，但是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恋可能与这些都无关(Lewicka, 2010)。在一个地方良好的人际联结也会提高地方依恋，相对于外地更高的薪水，人们更喜欢选择离家人与朋友更近的地方生活(Dahl & Sorenson, 2010)。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容外，一个地方的好名声、物理环境的个性化、信念与宗教、集体所有物的存在、集体活动行为、社会的有力控制与对犯罪恐惧等也会促进地方依恋的发展。
5.1.2. 降低地方依恋的社会因素
降低地方依恋的社会因素主要来自个体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文化的缺乏。文化全球化、居住地犯罪率升高、地方认同的削弱、缺乏社会贡献等社会因素都会导致地方依恋的降低。除此之外公共活动领域与其中社会活动的减少，会降低对此地的归属感。迁移更多的被认为是阻碍地方依恋发展的，但是根据迁移性质的不同，其影响是不定的，例如商务与旅行对地方依恋有积极影响，而战争与移民则是消极作用(Gustafson, 2009)。移居的增加也可能是对居住地依恋降低的结果。
5.2.物理环境因素
5.2.1. 提高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因素环境的物理属性会让人们对一个地方产生特别的认同，从而提高地方依恋。物理环境作为外部因素，虽然需要通过个人内部加工而产生影响，但是总体上一个可以提高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应具有可持续性、功能的持续性、独特的性质、有融洽的活动区域、环境的舒适、开放、安全、亲近亲切、活力、多样性等特点。物理环境因素(physical predictors)被认为在城市的依恋更为重要(Scannell & Gifford, 2010;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个人的房屋所有权被看做是对地方的一种投入，它对地方依恋的发展有正面影响，并且当周围邻里更多的房屋所有权时，人们对周围邻里的依恋会更高。建筑周围环境的维护、居住区域的个性化服务与绿化都会促进地方依恋的发展，并且人们更倾向于认同具有可辨别与拓扑性的地方，而不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地方(Lewicka, 2010; Kamalipour, Yeganeh,& Alalhesabi, 2012)。
5.2.2. 降低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因素
阻碍地方依恋发展的物理环境主要通过削弱人们与地方的联结、减少对地方的情感投入实现。经济全球化、标准化的建设、泛型的城市环境等都让人们与当地的地貌风景、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与社区的真正联系减少，从而削弱了地方依恋。建筑规模对地方依恋呈负相关，建筑规模越大，对居住区域的安全感会降低(Lewicka, 2010)，居住在高楼层的人们地方依恋更小(Gifford, 2007)，除此之外，物理环境本身意义的缺乏，不适合的城市发展，改变原有物理环境与环境的功能，改变活动区域等也会阻碍地方依恋的发展。
5.3.人口学变量
人口学变量(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对地方依恋的影响相对于其他两个因素是最小的。但是年龄与居住时长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显著。不同年龄段的人受不同心理特征与地方居住时长的影响，地方依恋的特点是不同的。研究者也试图建立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老化的过程之间的网络结构。Wahl 和 Lang(2004)提出地方随时间变化的社会与自然综合模型(Model of social and physical places over time, SPOT)表明一个地方既有物理空间维度，也有社会文化维度的，因此地方应该被看作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不同地方范畴的依恋强度是不一样的，这或许是由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生存的特点不同所引起的。青少年生存依赖于父母与家庭，因而对家的依恋相对较高；成年人的生存更多的依赖于城市提供的机会，因而对城市的依恋相对较高；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倾向于更少的变化，他们活动的世界缩小，因而老年群体对居住房屋与周围邻里的依恋最高(Morita, Takano, Nakamura, Kizuki, & Sei?no, 2010; Kamalipour, Yeganeh, & Alalhesabi, 2012;Wiles, Allen, Palmer, Hayman, Keeling, & Kerse,2012)。年龄与流动性之间的关联在不同城市之间比在一个城市内更多(Lewicka, 2010)。许多研究都表明居住时长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显著，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越长，对此地的依恋就越多(Kelly & Hosking, 2008; Lewicka, 2010)。Harlan(2005)发现在具有高流动性的城市，在最初居住的四年中，对居住地的依恋和邻里的联结提高最快，随后趋于平缓。
性别、教育水平与家庭结构对地方依恋没有显著影响(Lewicka, 2010; Scannell & Gifford, 2010)。但也有研究发现性别对地方依恋有影响。女性比男性对居住地有更强的依恋，特别是对家与周围邻里中，并且女性更加倾向选择建筑中的低楼层，而男性更加依恋高楼层(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Lewicka, 2005)。经济收入与教育水平对地方依恋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本身的复杂性与易变性导致的(Lalli, 1992; Lewicka, 2005)。除此之外，房屋所有权是研究者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研究者认为房屋所有权并不是地方依恋的决定因素，没有房屋所有权的人也可以有在家的感觉(Windsong, 2010)。
6.研究趋势与未来展望
6.1.地方依恋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发展与标准化城市建设，人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人文价值观回归的取向也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人与环境的看法。儿童和成人成功的协调内部和外部世界依靠社会关系、自我认识的感受与所在地方的质量，一个健康的地方依恋可以平衡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除此之外，近几十年来，社会管理规划从只是“利用”环境创造利益转向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世界观，比起只专注于环境本身的客观或者主观属性，研究开始强调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理解主观感受、情绪和象征意义的重要性。而与个人有关的特殊场所、自然环境或地方中可能包含了这些感受、情绪和象征意义，因此地方依恋已经成为环境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由于地方依恋是一个综合且复杂的概念，早期研究中着重对其概念的探讨，但是随着地方依恋研究的多样化，对其概念的单独探讨已经很少。
目前地方依恋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有：1) 地方范畴研究进一步细化。地方依恋中地方范畴的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普遍的“地方(家、邻里、城市和国家等)”，某些具有特殊用途的地方从传统的地方范畴研究中独立了出来，比如家中的花园，城市中的绿化区等(Freeman, Dickinson, Porter, & Heezik, 2012; Spartz &Shaw, 2011)；2) 地方依恋与其他环境心理学概念的相关研究。地方依恋与旅游学、环保行为等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Hernández, Martín, Ruiz, & Hidalgo, 2010；钱树伟，苏勤，郑焕友，2010；余勇，田金霞，粟娟，2010)，与环境心理学概念的交叉研究也开始出现，例如地方依恋对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theory, VBN)中的变量有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Ray?mond, Brown, & Robinson, 2012)；3) 地方依恋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影响，例如地方依恋与“不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的相关研究，“不在我家后院”是指用来解释公众对在家或社区附近有新发展，特别是能源发展的反对。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政府的政策有积极影响(Devine-Wright, 2011)；4) 老年群体的地方依恋研究增多。由于老年化问题的日益突出，老年群体地方依恋的特点，地方依恋对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影响等研究已经出现(Wiles, Allen, Palmer,Hayman, Keeling, & Kerse, 2012)。
6.2.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6.2.1.社会心理学与“现象的完整”两种研究取向的综合
地方依恋的概念具有复合性且受各种因素影响复杂，这使得研究即使研究目的相同，由于所选地方、被试群体与所采用的理论架构等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中。但是这两者的材料相互支持影响。社会心理学中地方依恋的研究不仅是对地方依恋本身描叙性的研究，也试图发现地方依恋与其他心理学概念的相关研究，甚至与地方依恋有关的解释性研究。随着地方地理、文化与公共环境上的多变，“现象的完整”的研究取向在地方依恋概念的描述上有独特的优势，可以为地方依恋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与视角。把这两种研究取向的综合就要求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上要有创新的整合，例如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整合，利用环境模拟器等仪器可进行的实验法的研究等。
6.2.2.不同人群中地方依恋的研究
以往研究主要以不同地方为对象研究地方依恋，从而把地方在范畴与地理属性上进行了分类。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全球化趋势带来了更多人类的迁移，例如中国城市化带来人口的大迁移，就使得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孩子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所以根据不同人群，尤其是特殊人群的环境经历中去研究地方依恋是必要的。残疾人、慢性病患者、家庭主妇、单亲母亲、离异家庭的孩子、难民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研究相对于普通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也对帮助应对实际的社会问题有重要的意义。Boğaç(2009)比较了难民和其生长在这个新环境中孩子的地方依恋。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对未来的期望发展了他们对新的家和环境的依恋，同时他们对过去环境的依恋也很重要。年轻的一代比起长辈对现在的环境更加的依恋，但是他们不希望旁人把他们认同为目前环境中的人。这些研究对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也有直接的帮助。
6.2.3.文化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人们把环境不仅认为是一个地方，也把它看作当地居民的社会群体集合(Rollero & Piccoli, 2010)。地方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研究中的需要考虑的因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即使文化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城市的建设也出现了标准化的倾向，并且研究者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地方依恋量表，题项内容很少反映出历史文化的作用。因此即使人–地方研究之初人们就提出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就此有进一步的研究。一般认为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的。受到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中政府与国家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体虽然较为独立，但是强调对周围邻里的互动。东方文化中国政府与国家的联系则更为复杂，国与家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更加注重人际互动。因而即使通过量表所测量的地方依恋类似，但是产生的路径或许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更多东方文化下地方依恋的研究与以文化对比为目的的研究出现。例如对于家的研究中，东方文化下，家的概念与房屋所有权比起西方可能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6.2.4.人格特征与地方依恋的相互影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一个地方的依恋促进更多对居住地积极的评价(Felonneau, 2004)，但是以往的研究更多强调地方依恋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家的依恋对人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民教育的提升、社会的进步与城市化的进程，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迁移增加，特别对于中小城市或农村的青年人，这一方面让地方依恋对人的影响过程更为复杂，另一方面这让不同的“地方性格”聚集到了一起。因此可以以不同的人格特征为分类，探讨其对地方依恋的影响，这对了解人们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有特别的意义。除此之外，地方依恋的研究也可以为临床心理学提供帮助，例如通过对来访者地方依恋纵向和横向发展的研究，帮助分析来访者的性格特，协助构建治疗环境，运用某些方法时帮助建构想象中的环境等。个体人格特征对地方依恋，尤其是对变迁之后的现居地依恋的影响研究还没有出现；不同人格特征的地方依恋的特点也没有相关的研究，但是这些对我们更加了解地方依恋，发挥地方依恋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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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卷 第7期2015年7月地 理 科 学 进 展

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
封 丹1 ，李鹏2* ，朱竑1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 “家”是西方地理学近年研究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新话题。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厘清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发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家”的理解经历了由积极意义到批判的过程，本文据此阐述了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主要从身份与“家”的内在关系展开，并梳理了当前研究的两大热点话题 — —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 “家”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而当前国内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 键 词：家；空间；身份；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
1 引言
人对环境的情感依恋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核心话题，人与环境的关系被认为是“个人和文化身份以及安全感的关键因素”，而“家”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环境，也因此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意义。人文主义代表人物Relph(1976)将“家”形容为“人类存在的参考位置”，是个人意义的来源；同样地，Marcus(1995)把人类居住的房子看作是自我的镜子， “家”则象征着人们对精神完整性的追求， “我们所有人，毕其一生，都在向完整性(wholeness)的状态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一过程的反映，事实上，在我们通往完整性的旅程中，地方具有强大的作用……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中国文化中，“家”不仅仅是发现自我的地方，更是人的灵魂最终安息的地方(Su, 2014)。因此， “家”是一个极具情感和力量的词汇(Duncan et al, 2003)，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Domosh, 1998)，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相对于公共领域，例如商业、政治或者公共休闲， “家”并没有受到地理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是因为家的空间尺度较小，二是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比较模糊(Duncan, 2003)。Domosh(1998)则指出， “可能是因为家这类空间的意义过于丰富，过于复杂，过于亲密，以至于我们的研究倾向于远离它们；或者可能最近的地理学还没有能迈出第一步”。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尤其是新文化地理学对日常生活实践、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生产、身体和情感的兴趣日益增加， “家”的研究开始获得重视。本文将梳理国外对“家”的研究文献，分析和总结人文地理学对“家”的研究进展和脉络，同时也关注其他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和阐述“家”的概念和内涵，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有所裨益。
2“家”的概念和内涵
“家”并不仅仅意味着房子那样的物理空间，“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或者装满家具等物体的容器”，更是个人和社会意义根植的地方(Papastergia-dis, 1998)。因此，家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空间，饱含“意义、情感、经历和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活的中心”(Blunt et al, 2004)。 “家”这一术语最初来源于德语的“Heimat”,意味着团结、统一、记忆和渴望等强烈的感情(Morley et al, 1993)。因此，20世纪70年代人文地理学家对家的理解总是与理想空间、私密、亲密和舒适等相关，家是一个温暖、愉悦和安全的场所， “大量的人毕其一生精力寻找家园，挣扎在现实和理想家园的缝隙里”(Tucker, 1994)。这种对家的理解深受当时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潮的影响。然而近年来，这种天堂式的观念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批评。首先，家的感知不能一概而论，不同性质和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对某些人而言，家是放松、归属和亲密的空间；而对另一群人而言，家可能变成了充满暴力和恐惧的场所。例如，有学者研究指出，柬埔寨的妇女在家里遭受到了严重暴力(Brickell, 2008)，对儿童和青少年，家可能也是威权和暴力的地方(Jones, 1995)。对“天堂式”的家的批判声音更多地则来自于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家是辛苦劳动的场所，而不是充满爱和关怀的地方，并呼吁“打开家门，往房子里面看看”(Domosh, 1998)。因此，家这一术语并不总是充满积极的情感。其次， “打开家门，往房子里面看看”并不足以理解家的意义和内涵。 “Heimat”所渴望的凝聚感、安全感和统一性，是根植于共享的传统和记忆，必然意味着建立边界和维持文化和身份的“本质”,这种本质是原教旨主义(Morley et al, 1993)。边界和身份“本质”的维持将外来者和异己者排斥在外，将他们看成是对共同家园的威胁。温暖、愉悦和安全的家的感觉是建构在内和外(inside/outside)的二元划分基础上。内在的家是天堂，而外面的世界则是危险的空间，尤其在当前全球化和流动性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对家的维护可能导致反动的回应。因此，Heimat “是个危险的幻象，它不能容忍差异，恐惧他者，其本质是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Morley etal, 1993)。这种建立在排斥和规训基础之上的理念和行动对他者也是压迫性的过程(Brickell, 2012)。因此，家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符号性的，它是物质性的住房，同时也饱含情感和社会意义，既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同时，家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因为家的地方尺度不只是一栋房子，还可以是社区、城市、国家甚至是全世界(Blunt et al, 2006)，家的建构也是基于更广泛的地方、国家和全球背景和情境(Dovey, 1985)。总而言之，家是政治性的，它的构建和意义总是与性别、性取向、种族、民族和阶层等身份相互关联(Blunt etal, 2004)，正如Hooks(1991)所说，家是一个抵抗政治的空间，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某个意识形态占据霸权地位，以及如何通过替代性的阐释去与之斗争。
3“家”的地理研究进展
3.1 发表论文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包括《科学引文索引》(SCI-Expanded)，《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A&HCI)三大引文数据库，其中地理类别(GEOG-RAPHY)收录了44种人文地理学期刊 ① ，几乎涵盖了所有国际权威和高影响力的期刊(王贤文等，2009)。本文以“home”为主题词，搜索到发表在地理类别刊物上的文章共 1216 篇 ② ，被引频次总计8334次，施引文献6404篇。各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见图1-2。

由图 1 可以看出，地理学自 1999 年开始关注“家”这一话题，此后呈大规模增长的趋势，从最初的年均2篇论文增至2012年的186篇。Domosh于1998年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发表的论文被认为是人文地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迈出的第一步(引自Blunt, 2005)，该文从女性地理学的角度对房子和“家”进行了重新理解，并呼吁学者对这一视角进行更为广泛的关注。除了以“家”为主题的地理学研究论文呈现增长趋势外，被引用的频次也快速增长。被引用频率指标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某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从图2可以看出，地理学刊物发表的“家”的研究论文从2000年开始被关注，从2003年开始被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广泛引用，2012年的被引用频率达到1957次。以家为主题的论文被引用频率呈逐年飞速增长的趋势，体现了地理学对“家”的研究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已经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文献搜索是以地理学刊物为主，虽然涵盖了绝大多数地理学者发表的论文，但是有些地理学者的文章发表于非地理学刊物，因此实际的论文数量多于本文的统计。

从来源出版物分析，以“home”为主题词的论文来源较为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地理类别的刊物。其中，发表最多论文的是国际著名刊物《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A》，刊登以“家”为主题的论文101篇，其次是《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研究“家”的论文数量为64篇。从数量排名前十位的来源出版物(表1)刊物主题看， “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规划、性别、人口、社会文化和交通等话题。从研究机构分析，发表“家”的地理学论文数量较多的机构主要分布于英国和美国，其中英国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占总数的25.9%，美国占25.4%，这两个国家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其中，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是发表论文数量最为丰富的研究机构，发表66篇论文，其次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Columbia），发表23篇论文。美国加州大学各分校发表论文数量为23篇。在该领域发表论文数量较多的学者有Andrew Gorman-Murray、Clara Mulder、Stewart Barr和 Alison Blunt等(表2)，从这些学者的研究话题看，家对不同群体的意义以及家的构建是地理学最为关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家”(home)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极易被混淆的概念，在英文文献中，它与“住房”(housing)这一概念并没有被严格区分。 “住房”研究侧重于住宅政策、社区和居住环境等话题，而“家”更具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内涵，侧重对情感和空间意义的表达，因此“家”和“住房”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内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术语。在上述以“家”为主题词的文献中，存在大量以住房研究为侧重点的研究。例如《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和《Urban Geography》等刊物发表的论文，而发表在《Gender Place and Cul-ture》和《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等刊物上的论文更侧重于对家的文化和意义的探讨；从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十的学者看，Clara Mulder关注的焦点是居住和流动，Susan Smith关注的是住宅环境可持续，均侧重住房研究，而其他学者例如Andrew Gor-man- Murray、Alison Blunt、Robyn Dowling 和 GillValentine则更偏向人和“家”空间的相互建构、 “家”的情感和意义。
3.2“家”的地理学研究话题
3.2.1 身份与家的内在联系
家是生产身份的重要场所。不管是物质意义上的家，还是符号意义上的家，总是与阶层、性别、性取向和种族等身份相互交织。物质和符号的家均产生和定义了身份，体现了身份的不平等性，同时，身份也影响了家的意义(Blunt et al, 2004)。本论文将重点综述阶层和性别与家的内在联系。
(1) 阶层关系
随着房屋所有权的出现，住房成为了消费品，是价值和住房者的身份的反映。Gregson等(1995)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被比喻成“天使”，是创造“天堂式”家的人，而工人阶层女性则仅仅是家庭劳动力；在当代英国社会，中产阶层社会再生产是以家为基础的空间生产，反之，日常的社会再生产也是“家”的重要构成部分。阶层的地方生产不仅仅是通过家的归属感定义，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家园外面更大范围的世界(不管是真实的外界还是想象中的外界)对立而定义(Clarke, 2001)。美国中产阶级在郊区赢得了私人领地，通过与外界的对立，这种优越性的郊区住宅成为身份的象征，阶级关系则在家的领域里被美学化，被重新定义为生活方式、品味和消费和视觉享受(Harvey, 1990)。因此，家的地方构建不仅仅是装饰墙壁和布置家具等单纯行为，更是一个政治议题。在纽约下东区的绅士化过程中，美国新兴中产阶级创造了美好“家园”，原地方占据者却面临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为了迎合美国中上阶层口味，改造城市中心区破旧不堪的社区，创造精品消费景观，市政府改变了管制该地区公共空间的方式，将妓女、毒贩、流浪汉等全部从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驱离。这一绅士化过程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抗，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社区和“家园”的攻击，对曾经是邻里标志的文化多样性的挑战(Reid et al, 1993)。
(2) 性别化的空间
“家”的研究是由女性地理学兴起，在女性地理学研究中，家和家庭生活也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在主流的大众文化和媒体话语中，家是一个性别化的空间，充斥着母性意识形态(Chee, 2012)，但是媒体刻画出的家的特征和意义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不完全相符，对于长期在家照顾子女的女性而言，家是一个多层次和复杂的空间，她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家仅仅被定义为一个从事照料活动的地方(Yantzi et al, 2008)。然而，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深刻影响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和态度。在对生活在爱尔兰都柏林市衰败地区的妇女研究发现，由于家空间所赋予她们的照顾小孩的责任，这一私领域的空间限制了女性从事关注自我的休闲娱乐，从而形塑了她们对家的意义的认知(Quinn, 2010)。Brickell(2013)研究了柬埔寨现代家庭中被抛弃或离异女性的婚姻解体经历，表明家的物质和符号面向均受到女性生活决策和婚姻经历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她们的生活决策和婚姻经历，再现了柬埔寨现代住房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厨房，作为家里一个典型的性别化空间，其规划、设计和空间安排与性别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20世纪30年代芬兰人的家中，厨房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场所，而到了50年代，厨房则变成了空间布局的中心，厨房这种“可视化”的变化体现了家庭妇女劳动的地位变迁(Saarikangas, 2006)。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7-1946年)的英国，女性作为建筑师成为了厨房的设计者，但同时也是厨房的使用者，打破了工作场所和家的二元划分，也是与当时更广阔的女性角色变迁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然而研究者在结论部分也指出， “重新定义女性空间的努力不仅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同时也让女性卷入这一过程。厨房由女性设计，同时也设计了女性”(Llewellyn, 2004)。
3.2.2 跨界移民和家的重构
全球范围内的移民速度、跨国频率和总量不断上升，已深深地影响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Urry,2002)。在全球化和移居生活背景之下，家的观念显得更为重要。对跨界移民而言，家的感知和构建实践既涉及新的目的地，又涉及来源地，同时还包括了跨界经历，因此难以从固定和有界的视角去理解跨界移民家的概念。学者们普遍认为，家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系列的社会网络，是不固定和流动的概念(Su, 2012)。例如，Nowicka(2007)深入研究了在跨国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虽然这类人群长期处于流动之中，但是他们家的构建并不困难，因此“家”是建立在将特定社会关系地方化的动态过程，而并非依赖特定的地方。在北京工作的新加坡人则通过庆祝节日、维持传统实践、聚会、阅读家乡的报纸等仪式化的方式来重新生产家乡的文化，这一过程创建了异同的边界，生产出所谓的“小新加坡”，加强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重新生产并维持了“家”的感觉(Kong, 1999)。同样的，居住在伦敦的新西兰人频繁使用电子邮件、电话和Skype通讯工具等方式进行跨边界的日常生活，而他们的身份则是建构于对“家”的集体想象之上。这种对家的集体想象让这些离开家的新西兰人对”家“有了新的认知，并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集体感。研究发现，在伦敦居住的新西兰人尽管已经在伦敦建立了新的生活、事业、个人社会网络，甚至建立起家庭，但是仍然视新西兰为自己的家。这种“家”的观念不是来自“怀旧”的过去和乌托邦式的未来，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实践(Wiles, 2008)。除了社会关系，特定的物品也是创造家的感觉和归属的重要因素。对伦敦的亚洲人家庭研究发现，家中摆设的视觉文化物品，例如照片、图片和绘画等被赋予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物品本身的文本内容，是承载着与过去的家、自然环境和家庭生活的连结(Tolia-Kelly, 2004)。家庭照片和其展示的方式是连接人、地方与时间的载体(Rose, 2003)。Walsh(2006)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旅居迪拜的英国家庭，通过家庭中的三样物品：绘画、塑料碗和 DVD 来阐释移民是如何体验和构建跨国的“家”。他进一步探讨了跨国移民家庭的男性气质，强调家庭物质文化对理解男性和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Walsh, 2011)。然而，跨国移民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探讨移民如何叙述“家”的认知和构建，浪漫和怀旧的背后是隐藏的权力关系。阶层、种族和性别等各种权力关系对家的构建作用更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在跨国机构工作的精英人士或跨国商人与难民或其他被迫迁移的人群具有较大的差异(Ralph et al, 2011)。 大量移民常常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不受当地国家的欢迎，例如Duncan(2003)描述了在纽约生存的危地马拉人，他们存在于纽约，却并不是“真正”生活在那里，他们被当地人制度化为“他者”，缺乏“家”的感觉。
3.2.3 公共空间和无家可归者的抗争
近年来， “家”的地理学越来越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 — —无家可归的人。例如国际著名刊物《Ur-ban Geography》于2009、2010和2011年连续三年以专刊形式探讨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现象，焦点集中于法规、权利和空间。无家可归，是一种社会排斥和贫困的极端形式(Von Mahs, 2011b)。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认为导致了美国大规模的归家可归现象，出现了所谓的“美国模式”(Mitchell, 2011)。然而，随着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美国式的无家可归是否已经在其他国家出现？一系列研究不同国家无家可归现象的文献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例如，研究俄国圣彼得堡2000年以来的城市更新运动对流浪者生活空间的重构，以及对他们生存的威胁(Höjdestrand, 2011)；瑞典则出台了所谓的“软排斥政策”，即通过灵活和流动的权力方式对公共空间进行规制，吸引行为举止“正确”的人，而将流浪汉这类外表邋遢、行为令人生厌的人群排斥在外(Thörn, 2011)；同样地，西德和东德统一后，柏林的无家可归状况揭示了潜在的美国化：流浪汉被迫搬离商业中心，生活在中心区周边的贫困区域，并且福利、服务和居所均低于一般水准(Von Mahs,2011a)；法国波尔多的案例则展示了另外一种模式，即对公共空间流浪汉的管理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通过让流浪汉清洁街道和参与街头艺术的形式赋予他们城市身份，让他们成为城市管治中的“志愿者”(Zeneidi, 2011)。上述一系列关注后工业化城市无家可归者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大尺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相应的城市政策，探讨无家可归者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变迁和空间影响，更多地关注社会和城市的决策者和全球及地方性的力量；而另一部分文献则更注重流浪者本身，他们的日常生活、地方情感和家的意义。Hodgetts等(2008)指出，与传统的“流浪汉之家”或“收容所”相比，公共图书馆的优越性在于这一公共空间能够促进流浪汉和有房可居者的共处和互动，弱化流浪汉无家可归者的身份。因此，他反对媒体话语鼓吹的对公共空间的“过滤”和“净化”，强调公共图书馆对于流浪汉“家”的构建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另一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深入探讨了流浪汉对历史文化广场的情感依恋，以及他们致力于将这一公共空间构建为自己的“家”和工作场所的实践(Sheehan,2010)。对无家可归者而言，在公共场所构建“家”的过程往往渗透了对主流空间排斥话语的斗争和抵抗(Del Casino et al, 2008; Casey et al, 2008)。
4 结论和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关注“家”这个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阐述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结论：
(1)“家”的概念和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早期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往往从积极的意义去研究家的意义，把家看成是天堂一样的地方。然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这种浪漫化的阐释越来越受到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的质疑。近年来“家”的内涵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家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门内”，而是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情境相联系。
(2) 从发表的研究成果看，从1998年起，国外的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对“家”的研究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发表论文被引用的频率也大幅度上涨，大量相关地理学的论文被其他学科领域的论文引用。从成果的区域分布看，英国的研究机构是成果最为丰富的地区，其次为美国。
(3) 从研究话题分析， “家”和身份的内在联系是主要的研究视角。包括性别、阶层、种族和民族等在内的身份均影响了家的构建，以及对“家”的意义的感知。反之， “家”也塑造了性别、阶层、种族等不平等关系。此外，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也是近年来“家”的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不仅聚焦大尺度的经济、社会和政策的影响，更注重人们的日常生
活、地方情感和家的意义。
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经历了从理想化到批判的过程，对“家”的内涵理解越来越丰富，并且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虽然“家”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空间，但是当前文献记录和反映边缘群体“家”的体验仍然比较局限，目前关注的焦点以性别、性取向和跨国移民为主，其他边缘群体，从国际难民、自然灾害移民到老年人则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地理学“家”的研究需要更重视实践意义。
家对人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除了对“家”的不平等性进行描绘和分析,如何在实践中改变这一景观，如何影响政策和规划也应作出贡献。Brickell(2012)反思自己在柬埔寨所进行的家庭生活中性别不平等研究，提倡更为“实践”的研究方式，即以行动为导向，例如打破公共/私人的二元划分，把所谓的“私人”问题带入公共领域，从而为改变打开一扇窗口。这种行动为导向的研究有待更多的响应。
4.2 研究启示
相对于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本文试图抛砖引玉，通过介绍国外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和进展，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选题和视角有所裨益。围绕研究综述的内容，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境，试图从身份、多尺度性和流动性这3个方面进行进一步讨论，同时期待更多基于本土实践的相关研究，能够在国际平台进行学术对话，进一步推动“家”的理论进展。
(1) 家与身份的互动。从“家”的概念和内涵可以看出，它不仅指向居住空间，更重要的是情感和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地理学研究侧重于对城市住房发展或住房形态的探讨，以定量的空间分析为主，对人的情感和地方意义的关注较少。情感和地方意义与身份密切相关，是分析情感和意义的重要视角。在国外文献中，阶层、性别、性取向、种族等身份是研究的核心。在中国当前社会情境下，以城市/农村、本地/移民以及富裕/贫困为基础的二元结构更能反映和影响“家”的体验。
(2) 家的多尺度性。家的归属可以发生在或建构于不同尺度之下。在中国语境下，从“家庭”、 “家乡”到“国家”，都包含了“家”这一概念。即使在“家庭”这一小尺度中，它的边界也是具有弹性的，其规模和构成常常随政治、宗教和经济需求等因素而变化(费孝通, 2008)。同时，家庭中的规范、观念和价值体系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一定程度上把家庭关系拓展到家外的世界(麻国庆, 2009)，这与重视“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具有本质差异，个人、集体和国家往往具有更复杂的关系。
(3) 家的流动性。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的流动性快速增长，因此“家”的归属和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跨国移民在与家乡保持联系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当前在中国社会转型加速的背景下，从农村到城市，以及沿海城市到内陆城市之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则更为普遍；同时，被迫迁移的工程性移民(如三峡移民、南水北调移民和其他气候移民等)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对这类移民“家”的体验和重构的探讨，不仅仅涉及身份和多尺度性，更重要的是“家”的特殊内涵。在国外研究中，移民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在新的地方，家里的装饰或制度性的社交组织成为人们重构家的方式。在中国语境下，家总是与根植性有关，祖辈、父母或童年生活的地方在身份中扮演重要作用，作为家的地方和社会归属感可能并不轻易随着人的迁移而变化。因此，国内移民“家”的研究，不管是主动或被迫迁移的人群，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同时，有待更深入地对社会情境和本土实践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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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文地理》2016年第23期　　作者：唐晓峰陌生的城市与“恋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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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地情结》的笔记https://book.douban.com/people/80348933/annotation/30126858/

段义孚：地理学家的人文主义情怀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7610365-1.shtml
缘由：人文地理在中国的优势。前面说过，西方人生活的主要是靠自己的“脚”走出去，与别人进行物物交换的生存方式，是因为西方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决定他们在一地不能自给自足。而中国人生活条件优势多：陆地面积大且比较肥沃，气候条件也好，自给自足成为常态，故主要的生活依靠自然是“手”了，由此产生对于大自然的情感就完全相异的。我们生活是“靠天吃饭”故人与自然一定限制在“天人合一”之范围，而西方只有脚走得足够远、足够勤快，就能保证他们的生活保证。一个是离开土地有求生的希望，故对于人与人之间一定是平等的，因为物物交换也是平等基础上的。故他们对于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十分迫切，于是在改进生产机械、提高机械效率上很下功夫，由此生活中的审美一定是在求真与美之间选择，而中国人地位位置优势大，不需要在外地生活，农业生产与天地关系大，故生活中的审美对象一定是求善与美，而善就是人文主义的概念范围。就是延续的：动不动就说天打雷劈、天王老子、皇帝叫天子等等。这样让东西方的科学方向与内容都有极大的差异：我们的科学一定要与人心人的灵魂相关，而西方的科学比较纯粹单一的科学范围内。具体体现在“博物学”上区别很是明显。这样就明显地体现出为什么说中国具有先天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优势了。其一：简单述说中国博物学的情况：中国的科学，其实更加说按西方的科学标准分类，可以说是“博物学”（注意技术与科学的区别：技术是某一领域的单一的，没有形成系统的，而科学有一整套学问的系统性。），这样一说，博物学在中国尤其发达，而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与西方的博物学比较，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文科类书较多：史记、资治通鉴甚至四书五经严格意义都是文科书，再具体就是政治道德思想品德等书，内容与科学关系不大，科学甚至在其中比例小不说，还甚至是点缀品的角色。二是农业书偏多，就是其他的内容，也低收入局限于“雕虫小技”之类。三是记述的事内容杂多，但不精专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当时中国最高的科技水平的书，但面铺得太大，且内容较浅显，与西方的的什么单一的专著？〈几何原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差异很大。人家就是最符合科学发展的“单一，精细、系统），而我们一直看的书都是技术类书，且没有体系。〈齐民要术〉〈农政要书〉，就是我们认为比较专一的〈本草纲目〉其实也是一个植物、动物、矿物等自然物质的大杂烩。也许也是有得有失，中国博物学虽然没有特别给予我们的科学给力，但给予我们中国人更多与意外的是人文主义的博物学内容更偏重、影响更大一些。就是通俗讲：人文给后人有余，但科学给后人不足。也许正是这样的知识结构或者叫传统文化的不同，让段义孚先生做到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最后成为世界级水平的人文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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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地方思想对区域旅游开发的启示
2018-05-16http://m.fx361.com/page/2018/0516/3514493.shtml旅游纵览·行业版2018年4期
李润　李玉琼　汪顺美
地方与空间思想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其地方与空间思想思考阐述的不仅是人的感官感受到的各种感情，还融合了美学和哲学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人与地方、空间两种地理环境存在的本质联系，展现了人类对地方和空间认识的新角度。本文认为在区域旅游开发中，要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赋予人文情怀，将其规划开发为一个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能吸引游客满意的稳定的地方，给予游客以强烈的安稳幸福感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发和保护好当地的旅游资源。
引言
在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与空间理论是核心内容，其地方与空间思想思考阐述的不仅是人的感官感受到的各种感情，还融合了美学和哲学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人与地方、空间两种地理环境存在的本质联系，展现了人类对地方和空间认识的新角度。他的思想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建设、景观园林的设计思路等。本文通过研读有关段义孚的精品著作，发现将其地方和空间的思想引用到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案列较为稀少，因此，通过从其空间和地方与人的情感和生存相联系，研究在区域旅游开发中充分将其理论及其阐述的本质和实际相联系，推动旅游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以期对区域的精神生态和环境生态在开发的过程中起到充分的保护作用。
一、地方思想与区域旅游开发
在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不但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还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地方开发规划得当，不仅让人感觉安稳幸福，也让人有强烈的归属感。由此看来，地方使人具有稳定感与安全感。
第一，地方要能给人以身份认同。即在区域旅游开发中，如在基础设施服务方面，要给游客以强烈的“归属感”，要从游客的心理需求出发，站在游客的角度深入客观地分析其内心深处能够满意的旅游目的地的载体，让游客身临其境时，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要来这里，最好让其有足够的存在感，充分地给予游客身份认同感。
第二，稳定与完整的地方有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要轻易破坏当地的历史遗迹，要在充分保护和开发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如果随着社会和时间的变化，当地的旅游环境开发以破坏当地的自然或者人文资源为代价，就打破了地方的稳定性和完整性规律，就没有归属感可言。
第三，地方中有许许多多真实与美好的事物。这些真实的美好的事物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的向往，比如景区花开了，人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得美丽;旅游地的小凳子能够让人坐下来享受到放松的乐趣;甚至是公园内的草地，都能够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愉悦感。这些幸福感都来自身边触手可及的物体。因此，旅游资源开发中，要侧重于关注真实可触的事物。
二、空间思想与旅游开发
空间与自由密切相关。空间和人的联系也十分紧密，空间的大小可以直接关联到人类的视野和心理感受。
第一，在一个地区，旅游开发过程中，依据本土的资源特色，将审美理念提升到一个重要的规划和设计层次。尤其是对旅游景区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既要保留其原始风貌，又要加进一些现代化的创新元素，将美学的价值、生态的价值、精神的价值和本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广阔的空间有时候会使人丧失地方意识，但广阔的空间更易于让人对生活展现一个全新的自己。现今，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外出进行旅行活动，收拾好心情外出到全新的地方，可能会在当地遇见新奇的景观和事物，从而更加清晰地認识自己。所以，旅游地的开发要独具特色，只有新颖奇特的旅游事物才能让游客的身心得到释放。
三、区域旅游开发的启发
第一，要强化对地方性的解读，突出地方特色。即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突出当地特色，且开放的空间也不要狭隘，某个地方的空间要开阔，在规划和开发时，要有稳定性，能给游客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例如，乡村旅游开发，结合乡村的生态环境、乡野资源和本土文化，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也能提高当地人对本土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
第二，要深化文化，突出“乡愁”。每个地方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历史遗迹文化，而本土文化又是本土人的精神纽带，是一代代人的心灵归宿。因此，要将旅行者的乡愁情绪融合到旅游地原生态的民间民俗文化中，满足当下社会不同群体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如制造能够展现本土特色的精美手工业品，将家乡的元素渗透进去，让游客在旅游地能够有与众不同的“乡愁”体验。
第三，开展特色的夜间活动，让游客留下。在当地广阔的旅游空间下加强旅游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旅游地的接待能力，增强创新力度，开发旅游地独具特色的夜间活动，当地的人和游客积极互动，增进互相了解，在彼此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给游客以良好的身心体验。开展夜间活动的同时也能带动夜间消费，把一日游游客变为过夜游客，增加当地旅游收入，同时让游客能在蝉鸣蛙声的夜晚体验旅游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段义孚的地方思想运用到旅游开发中就是要以人的生存为核心，将人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等多个方面融入到区域旅游开发中，旅游地带给游客安稳的幸福感很重要，不仅能够开发出一个自由美好的地方，带动当地旅游业快速更好地发展，还有利于维护当地的精神生态和环境生态。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华裔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回家记》描绘当代中国
2013-03-22 10:21 我要评论  调整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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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报)美国华裔地理学大师段义孚书写《回家记》，描绘当代中国

　　近一两个月，享有“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头衔的美籍华人学者段义孚所著的《回家记》常驻国内各大门户网站新书排行榜，引发不少读者的浓厚兴趣。

　　2005年夏天，74岁高龄的段义孚教授应邀参加北京的一次建筑学国际学术会议，于是在阔别中国60多年后，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旅。

　　从北京到重庆，经长江三峡到宜昌，再到上海，回美国，这次为期十多天的旅程，以学术演讲为起始，童年探访为重点，以参观游览结束。段义孚将它看作是一次深入自我和文化的旅程，记录下每天的见闻和思考，用个人的视角和感悟力来描绘自己眼中、心中的当代中国。于是，一本特别的《回家记》就此诞生——既不同于段义孚出版于1970年的专业学术著作《中国》，也不同于游记，而像是有一个“我”强烈地参与其中的见闻录。

　　一次寻找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旅程

　　诚如段义孚所言，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学者，他在旅途中不免会思考文化和自我是如何相辅相成的，还有人与建筑、自然、地理的关系等。身份认同更是他不能绕过的问题。

　　离开中国那年，段义孚才10岁。在1973年，他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经常有人问起他，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自己到底是中国人、美籍华人、华裔美国人，还是美国人呢？就像许多现代人一样，他也感觉到了那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而“回家”不仅是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也是一次重新寻找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旅程。又能慢慢说中文了，尽管一直没掌握熟练过，在公开演讲时还得回归英语；也终于分清了“遛鸟”与“走鸟”、“遛狗”与“走狗”的区别；为中国在经历了革命的动荡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后依然保存了尊敬老人和追求淡泊宁静（表现在人民安安静静地在公园打太极拳）这些民族传统而欣慰……

　　在段义孚看来，真正的归属感，不在于同样的文化标识，也不在于相近的生活方式，而在于更深层次的价值观。而形成价值观的本源是历史、地理和语言。历史可以是故事和传说，也可以是人们对世代相传的实践活动和部族仪式的经常性参与；地理是人与地方的紧密结合；语言则可以建立或维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也是世界的概念化和图景化的产物。这三个要素能帮我们建立起自我意识和家园意识。

　　他坦言，这次在中国最主要的体会不是景观的巨变，而是人心发出的关怀。这里，人们愿意给一位学者终身性的良好评价，而没有西方所谓“你最近的一篇文章就代表你的全部水平”的说法，他所得到的关怀远胜于一般的礼节。他发现，中国的同伴们很自然地把他当成“自己人”，认为他“为我们中国人争了光”。

　　即便是回到孩提时代的居住地天津津南村旧址，他依然能感受到款款温情。他忆起，当年的周恩来叔叔给他们几个孩子讲过故事、送给他们玩具，有一次跟他的父亲掰手腕。讲到这里，他幽了一默，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日本侵略者，但很遗憾他们不能用“掰手腕”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多花一点力气改善厕所？

　　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参与研讨建筑领域的话题。段义孚坦率地指出“北京城区里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并不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而是工薪阶层居住的俗气的公寓楼”。此外，有一些城市已经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雕刻出来的园林，其中的建筑就像是参加艺术品竞赛，目的是为了人们瞻观和景仰，而不是为了承载快乐、便捷的居住环境。这个现象令他反思：“如果建筑不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学本性，打破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失去了宗教的基础，那还称得上是伟大么？”

　　同样，餐桌上的礼仪，厕所的卫生，公园的景象，还有一个餐馆为何竟能取名“狗不理”，在这个华裔地理学家的眼里，都是可以引发东西文明对比的新鲜细节。

　　去川菜馆吃饭时，他被带进了雅座，被动接受了这种有点身份的中国人所青睐的就餐方式，这引起他的思考：“也许是因为吃饭这件事在中国不算是正经事，所以在嘴里大声吮着凤爪、把大虾的壳吐出来这种生理上必须完成的程序最好是背着别人进行？相比之下，西方的进餐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礼节，或许是因为最早的饭店大厨在法国大革命以前都曾在皇室和贵族家庭里服务，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礼仪，那种吃饭已经变成了一种演出。”

　　他对国内公共场所最干净的厕所也不及北美任何一家较为体面的餐厅里的厕所洁净而感到郁闷，由此质疑“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多花一点力气来改善生理生活上这最缺乏美感的一方面”。据他分析，美国信奉“洁净亦是对神的虔诚”，愿意掩盖住一切死亡和腐朽的痕迹。而中国人不觉得有这种必要，把腐朽及其产物看作是种植活动的序曲和生命的开篇。

　　本报记者卢欢

人文地理随笔》读书笔记
在阅读完《人文地理随笔》第一遍之后，脑海里面充满感性的人文地理印象，正如作者唐晓峰所说：“这些随笔或是有地理现象引发的想法，或是在想法中找出地理内容”。作者在前言中提到了自己的“出身”，学习过考古与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两个专业，作者深有感触的谈到自己对于学习这两个专业的前后的感受，学时不解不爱，学后兴趣盎然。作者就这两者的相似之处进行概括，认为历史地理与考古学都是需要脚踏实地的说话，不能无病呻吟，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都是在大地上寻求人类活动的痕迹。
关于地理这门学问，作者唐晓峰的理解是广义的。地理知识不仅仅是硬的知识，还有观念、思想、理论。从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用途，就社会而言，地理放之其中可以使政治操作、军事部署、文化展现、历史反思；就个人而言，又可以是情感世界、人生体验。在中国的地理文化中，有小识和大识之分。所谓“小识”多是中国文人的游记抒情，它是软的，由于文人的见闻而情景交融抒发个人情怀。“大识”则多指体国经野，天时地利这类政治韬略，它是硬的，多是硬道理。
再次拿起随笔读第二遍的感受相较于当初，会有一些全新的更深刻的感受。对于其中作者提到的一些地理认识会有思考考证，还有揣测质疑，还有迷惑不解。作者提到：“地
还是那个地，人已经变得后现代了”。“‘后现代地理学’不是地变出来的，而是人作出来的”。对于这些定论，我猜想地真的还是那个地吗？人的确不在是当初的人了。在詹姆斯与马丁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地理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古典时期、近代时期、现代时期。在古典时期中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理学，许多古希腊的哲学家地理学家提出了一些反应那个时代的地理思想。古典时期的“地”和我们今天的“地”一样吗？任何思想意识形态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换言之，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人类的进化史也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认识生存环境的过程。生产力的有限性导致古典时期的地理视野受到约束，尽管有各种直接间接经验还拓宽西方人的地理视野，那时候的“地”恐怕和21世纪的今天是不同的。从古典时期的世界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古典时期的地理划分，世界视野。21世纪的快速发展的交通通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世界变成地球村，今天的“地”已经大大与那时的“地”不可同日而语。地理学的传统从洪堡、李特尔开始，已经奠定了研究人类居住的家园，地理环境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成为传统的地理研究范式。人地关系在不断发生改变，地理环境完全是人“作”出来的吗？“后现代地理学”真的完全是人“作”出来的吗？只是一个质疑，也需要认真调查分析。
在阅读《地理学与地理学家》过程中，了解到1945年
以来英美人文地理学界的关于人文地理学学科性质的三种概念：经验科学、人文主义科学、批判科学。唐晓峰在随笔中一直贯穿着一种深受西方人文地理影响的学术风气，他强调西方人文地理学“人味儿”十足，老觉得不能简单地说地理学是“地学”，人文地理学正经应该说是“人学”。作者坦然入门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所以在骨子里应该有一种关于人文地理的研究范式。关于人文主义思潮、后现代思潮，及其阵营中的现象学、观念论、存在主义、心理学等等都是重视人类心智活动与文化现象的思想流派。王恩涌先生在《值得一读的人文地理学佳作——唐晓峰著的，<人文地理学随笔>》中解释该书将人的思想与物的环境表达出来。对于其中的某些文章加以论述补充，大力推荐该书设计内容广泛，时间跨度长。其中介绍到作者唐晓峰的童年在老北京胡同中个人成长环境造就了他对北京、对中国人文地理的情有独钟。《北京城的光荣与梦想》中写道北京城蕴含着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不同时代的品味与追求，文化景观异常丰富。《老北京》中提到所谓“老北京”是特指一个有特殊生活传统的社会群体。它强调一种全面的人文属性，包括：品行、趣味、道德、礼俗、亲朋之道、饮食举止、世家风范甚至保罗毛病、陋习。作者信手捏来，就地理事项说事，就身边文化阐发地理思想。这是一种中国心的体现，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
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这里尤其想要展开论说。通过阅读叶超的《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再结合唐晓峰的“还地理学一份人情”随笔一文。对于段义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纠结在脑海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段义孚作为华裔社会人文学者，能够在西方社会获得广泛认可的声誉，这与他涉足各个学科领域，从更大的学术视角解读人文地理。段义孚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以人为本，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特征。这里暂时不对humanistic geography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还是“人本主义地理学”做争论。李旭丹先生认为“人文主义”的范围是大于“人本主义”的，周尚意等与段义孚先生商量后认为应该是前者合适，更加符合段义孚思想主旨以及叙述他的研究主题，作者叶超对此也持认可。叶超在文中论述了对于段义孚学说是否属于地理学、如何认识和推广人文主义地理学进行回应解释，特别探讨了段义孚思想与学术对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启示与借鉴。对于地理学的学科范围不能局限于固定的学科约束，人文地理学应该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需要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借鉴世界观、方法论。叶超认为“跨界交叉”是二战后人文地理发展特点，不能简单的把段义孚的学说排除在地理学之外，叶超对于学者们拒段义孚于门外的做法，进行批判为其辩驳。段义孚作为人文主义地理
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大部分论著都是关于人类与环境、空间与地方、环境与景观的内容。这些研究内容并非地理学的传统之外。叶超指出段义孚属于书斋型地理学家的经验方法，段义孚的经验方法包括直接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感觉情感的体验，也包括认知与观念。实验（experiment）与经验（experience）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例如洪堡就是强调实地考察、实地调研来获得规律，实验有严格的精确的人为设定。而经验是更广义的、复杂的、模糊的体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经验方法特点是：吸收不同领域、理念、社群与文化中对于地理现象的不同感觉与认知，展示人类在对待自然、空间、地方、景观等地理现象上的复杂经验。段义孚原来的专业是地貌学，后来由于上文化地理大师索尔的客场，使他对人文地理有了兴趣。至此之后，他的人文地理研究中，总是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情感、价值观。段义孚的成名作《恋地情节》，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与地合一，合一合在人性上。恋地情节（topophilia）其中topo指的是地，philia指的是偏好。段义孚关注的人类的“爱好”是活生生的现实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类情感表现，分布在街道上、校园里、琐事中，正如段义孚所说“寻找平凡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含意义，并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叶超在推广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路中指出：摆脱“科学主义”的桎梏，以“人文主义”理念审视地理现象与问题。对此在读过孙俊等人的《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科学地理学史深受萨顿、库恩的影响，主张一元传统的科学史观，造成自然与人文的分裂。知识地理学史主张多元传统的科学史观，大大扩展了地理学史研究的视野。“科学主义”有严格的框架，有实证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的研究扩大。“人文主义”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通过知识地理学史可以解释地理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实际意义。Yi-Fu Tuan已经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紧紧联系在一起。
关于人文地理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不同流派，最初的人文地理是地里描写、地理解释，后来不满足于仅仅的文学传统，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为人文地理带来了新的利器，借助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实证主义的思潮一度兴盛，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空间理论模式。随后出现了对于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批评，这就是人本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我目前的理解，任何思想流派的出现都是时代的产物，人类应该是越来越进步，思想意识应该是越来越发展，对于一些地理现象的认识更全面。所以任何思潮的出现不能绝对性的予以否定，应该认识到其背后的社会大环境。对于人文地理这门学科的认识还应该在发展中学习理解，对于人文地理现象的理解还应该更多的从人的角度进行认识，对于
某个概、某门学科的了解不会止步，只要地理环境中的人去发现去认识去体验，人类对于它的认识只会更深刻，人类也就能更好的适应环境，受益其中了。
上海市嘉定区拾荒者地方认同探究.pdf
https://wenku.baidu.com/view/0891af71ec630b1c59eef8c75fbfc77da2699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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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理：风雨3000年，长安城前生今世

西安的地标是啥？大部分人会说是西安城。为啥？因为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城防设施。原本这西安城墙也当不了“老大”。因为它的前面还有两座后起之秀，南京城和北京城。鬼使神差，在解放初的拆城运动中，西安城运气爆表，躲过一劫。但北京城和南京城运气又不是坏的一点，随着北京城和南京城的拆除，西安城从“探花”瞬间冲刺到“状元”，成为“天下第一老字号”。

西安城的老那不是吹的，西安的建城史老到商朝时期。最早在今西安市西郊长安区沣河西岸，北伯侯崇侯虎就建立了自己崇国的都城，名曰“丰城”。西伯侯姬昌打败北伯侯崇侯虎，将自己的都成从西岐搬到丰城。后来武王伐纣，牧野一战定乾坤，西伯侯上升为周天子，丰城升级为丰京。既然成为京城，就要扩建，又在沣河东岸建立镐京。史称“宗周丰镐二京”。这是西安建城史的开端。

周幽王为了“泡妹子”在临潼骊山拉响“防空警报”，这次火玩的有点大。犬戎进京，幽王被杀，丰镐二京被烧成垃圾堆。秦始皇一统天下，建都咸阳，当时的咸阳城很大，相当于现在西安和咸阳两地，史载离宫遮天蔽日，绵延300里，著名的阿房宫就在今西安西郊三桥一代。霸王项羽杀进咸阳城，一把大火，烧了几个月，又是一个垃圾堆。

刘邦建立汉朝，秦朝皇宫烧没了，咋整？重修！在今西安北郊未央区一带修了大名鼎鼎的长安城。过了百十年，这老太师董卓你不在镅邬堡抱着貂蝉，好好的难忘今宵。谁知搂草打兔子，乱党余孽又一把大伙把长安城烧了个精光。

就这样长安半死不活数百年。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看着汉朝长安城成了瓦渣滩。无奈在今西安北郊龙首村挂了一副铠甲，取名“杨甲城”。修好了京城，没住几天，隋朝关门歇业。好在隋炀帝一直住在江南扬州，“杨甲城”也没打什么仗。李渊捡了个现成，直接改名“长安城”，都知道唐朝财大气粗，这长安城也了不得。分外城、内城、皇城三部分。单单一条朱雀大街就宽150米。

但是朝朝都有败家子，安史之乱，一把大火，长安城有损失，但没伤元气。后来冲天大将军，黄巢来了，又一把大伙，长安城元气大伤。黄巢大将朱温，那是流氓中的流氓，在开封建立梁朝，没有木头，把长安城拆了个稀巴烂。没办法，内城外城都拆光了，长安城的节度使韩建，只把剩下的皇城修了修。长安城变小了，好在还叫长安城。至此，长安城彻底与帝都绝缘了。

期间长安城由暴发户沦落为贫民，修修补补又混了几百年。还有元朝忽必烈的儿子在今西安东郊盖了一座安西王城。但是长安城还在，安西王城，成不了正统。朱和尚出山，大明朝建立，首先派大将徐达、冯胜重修长安城。怎么修呢？现存的长安城是唐朝的皇城，太小了。这些都不是问题，“扩城”。就这样，老长安城向大扩了三分之一，初具规模，雄镇西北。改名：“西安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城。

直到后来，明末李自成烧西安城，清朝太平军要围西安城，民国军阀攻打西安城，抗战鬼子轰炸西安城，西安城屹立不倒。若从丰镐算起，西安城已3000岁了。若论一脉相承，根正苗红，从隋朝“杨甲城”算起，至解放初，西安城也将近1400岁高寿。那是名副其实，中国最老的城。

解放了，抗美援朝也打完了，该发展经济了。但是要咨询一下“老大哥”的意见。老大哥派来专家组，7个字，“规划城市拆城墙”。中国的专家坐不住了，梁启超的儿子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文化遗产”，可惜没用，北京、南京、开封、大同、襄阳、等一座座城墙在黄土搬家中倒塌，只留下几个代表古城文化的城门楼子，如天安门城楼。

哪西安城凭啥躲过一劫呢？说起来，那是鬼使神差。抗战时，为了阻击小鬼子，在河南扒开黄河花园口。河南老百姓顺着陇海线逃难西安，初来西安，没地方住。因地制宜，在城墙里挖了许多窑洞作为居所。解放了，虽说百废待兴，总不能让人流离失所吧。所以，先缓一缓，西安城墙不拆了。

到了破四旧，第一次“拆城墙运动”的漏网之鱼，大多在劫难逃。正好，老大哥变成了老毛子，整天和山姆大叔串通一气拿着原子弹诈和中国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成了当时中国好声音。西安的拆城运动提上日程。西安人比较直爽，说不出梁思成大师那种文化遗产的弯弯绕文章。短短的几句：“城墙里能挖防空洞，城墙能防原子弹冲击波”。这个理由放在现在笑掉大牙哦！但在当时不看广告看疗效，效果很过，西安城有没拆成，虽然城墙被挖的千疮百孔，但西安城依然是西安城。

改革了，开放了，西安城墙重修了，也从全国第三荣升为“天字第一号”。说西安有龙脉也好；说西安有王气也成；说是风说好我也不反对；说是运气好，我也不辩解。结果是，西安城、就是西安城。现在还在。

丰镐遗子-张新武/书文于2016年9月1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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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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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还原盛唐长安城：大雪纷飞，美回千年前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眼中的_地方_周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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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杭州十大古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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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空间、地方感与恋地情结的文学抒写

徐汉晖12

（1. 湖北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62；2.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凯里556001）

作者简介：徐汉晖（1978一），男，文学博士，湖北大学哲学院博士后，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要：地理环境是文学活动发生、开展的物质基础与空间存在，文学与空间之间有着无数的纠葛、纠结、交织及多重复杂关系。每一位作家一生都匍匐于大地之上，从年幼时以家乡为起点，到青少年时游历、游学四方，再到成年时定居或漂泊某地，他们始终在认知与感受地理空间、了解与体悟地方特性、依恋与着念故地，由此产生一种“地方感”。地方既给文学提供审美关照的对象，又给文人提供了情感触发的物质机缘。由于人类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文学对地理空间的精神体验、对地方的感知、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就无处不在。

关键词：地方感；地方特性；地方依恋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7）11-0119-07

地理环境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与空间存在，“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3p271）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地理空间一直扮演着“舞台”、“场所”和“背景”的积极作用。就本质而言，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也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2p5)由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介入，纯粹的地理空间已有相当一部分逐渐变成了“人化”的人文空间，不再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空间存在，地球上几乎每一处自然空间都已被人文化，大地被人类开垦和发展成若干农业区、工业区、林业区、畜牧区、渔业区，以及乡村和城市等生活区，这些地理空间的功能各有不同，但对人类的意义却不言而喻，包括桥梁、铁路、公路及航线等将绵延万里的地理空间既切割又紧密连接在一起。

可见，自然界中纯粹的地理空间已经实实在在地“人文化”了，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被赋予了存在的表象和语义，“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3p83)从一定程度上讲，“现代人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4p127)自古以来，人类除了在不断地感知空间、认识空间，其实还在不断地创造和生产新的空间，教堂、宫殿、博物馆、学校、医院、监狱、工厂、百货公司、电影院、咖啡馆等，既是一种人文景观，又是居于地理空间之内的人造空间。还有社会中存在的阶层群体、等级秩序等社会空间，以及由人类的心理感知和逻辑思维所想象和概念出的精神空间。可以说，空间无处不在，人类生活在地理空间之中，又在不断地创造和生产着各种空间，他们对地理空间的感知、认知和精神体验从未停止过，形成了一种久远的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空间感”是每个人的一种潜在本能，是个体“对自己熟悉的空间方位及诸多意象的总集，”(5p9)也是人们对自己生活场所和地理环境的一种感应、感知和体验。

地理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容器，”(6p121)每个人对他的感知和精神体验与生俱来。而文学既能书写作家自己的空间体验，又能传达人们普遍的空间体验，每一位作家从小就在不断地进行地理空间的精神体验，同时也在接收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提供的空间观念和空间信息，并吸收、消化，最终内化为自己独特的空间感知、地方感受和空间认同。他们由对空间形态的外在感知逐渐形成自己对地理环境的价值理解，最终内化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空间价值观和地方情结的人格特征，从而升华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对宇宙的感悟能力、辨别能力和审美能力。

一、成长地域：作家“地理自我”的情感坐标

由于生存的需求，人类总在不断地认知土地、探寻地理，了解空间、改造自然。从原始的采摘狩猎、逐水草而居，到农耕定居，再到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人类与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融”和“互建”的关系，既在物理性的自然空间中生存，又在不停地创造新的人文空间。对地理空间的感知、体验和认同伴其一生，因为每个人从呱呱落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地域、发展地域和定居之地，甚至死亡了，还会选择一块墓地空间让自己的尸骸和灵魂永世安息。可以说，地理空间与一个人自始至终都有具体的联系，尤其是成长地域会深刻作用于人的心灵，帮助他形成具有个人价值系统的空间认知和地理情结，从而进入“地理自我”的更高阶段。所谓地理自我，是一种基本的空间意识、地理认知和地方情结，即“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一个具体的自我，他对地理事物有独特的认同，对景观、区域、地方等，有一个具体的结合方式，形成一套以具体的个人为核心的地理体系，一个地理要素的体系。”(7p229)地理要素与一个人的关联性在于，他来自什么地方？在哪出生和长大？家乡在哪里？最向往的居住地是哪里？最认同的地方是什么？这些地理要素积淀与充实于个人的内心，逐渐塑造与奠定出个人的地理价值系统。

纵观现代文坛，有很多作家从年幼时以故乡为生命依托和起点，到青少年时游历和游学四方，再到中年以后定居某地或依然漂泊天涯，他们始终行走在路上，一直在感受与认知地理空间、了解与体悟地方特性、依恋与眷念着家园故地，因此会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感”、“恋地情怀”和“空间认同”。其实，这种极具个人情感色彩和价值观的“地理自我”与作者的成长地域紧密相连。通常而言，故乡即为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作为人们生命的“起源”之地，“对每个人来说便是全世界的中心。”(8p124)它始终烙印着每个人对世界的初始感受和对地理空间的本能认知。

就个人而言，成长地域犹如母体的子宫或婴儿期的摇篮，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情感内涵的精神母地与爱的空间。无论他们在外面是飞黄腾达，还是穷困潦倒，成长之地始终是个人地理自我的情感坐标或参照体系，早已内化与凝固为心灵深处的某种地方归属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文学不仅是对世界的描绘，也是对作者空间体验的表达，现代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题材作品、乡土小说和思乡诗作都反映了一种复杂又丰富的地理感知和空间认同的思想。

二、地方感：文学恋乡情结的地理因子

何为地方感？简单而言，即对某一地方的感受、感知、认识、了解与评判，“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9p244)不过，要真正了解地方感的概念内涵，必须首先从“地方”谈起。地方是文学地理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地理学概念。地方的英文对应单词是“place”，在《简明牛津词典》里的含义有20多种；我国《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对其解释为：“①我国各级行政区划的统称，跟‘中央’相对；②本地，当地；③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部位；④部分。”(10p240)显然，这里对地方的理解站在纯中性的客观立场，忽视了人类在地方生存中的主观性和情感性内容。在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看来，人类是生活在充满意义内涵的世界中，地方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主观态度和情感体验，而非冰冷生硬的空间存在。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瑞尔夫（Edward Relph）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地方是通过对一系列因素的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因素包括环境设施、自然景色、风俗礼仪、日常习惯，对家庭的关注以及其他地方的了解。”（11p144）的可见，地方的概念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作为地理环境的地方，它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点；二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地方，它是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场所；三是作为精神体验和心理想象的地方，它是能让人产生依恋感与归属感的空间存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地方既是一个物质形态的空间地点，也是一个包蕴人类情感的主观场景和心理空间，它是动态而非静止的，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是独特而非普遍的。实际上，一个地方的动态性、开放性、独特性与地方的自然条件及人文活动紧密相关，“正是人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语言促成了地方的意义。”(12p100)

由于地方与人类的历史活动密不可分，所以在人与地方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地理空间会反作用于人类，并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空间体验，于是真正的“地方感”就产生了。从哲学和人文地理的角度而言，“地方感指的是人们在地方经历中的情感和知觉。”(13p1390)包含了他们对地方价值功能的一种情感上的认可和欲望上的依附，因此，地方感来源于地理要素的综合作用，是心灵深处具有价值内涵和情感张力的一种“地理因子”。

从以上概念分析可知，人们对所经历的地理空间总会形成一种心理的感官认知，不管是喜欢或讨厌、肯定或否定、依恋或厌倦，地方感带有明显的主观情绪和情感倾向。而且，地方感一旦形成，并积淀在心里具有较为稳定的长久记忆。一般来说，个体心中的“地方感”包含四个层面：对故乡的眷念，对自然风景胜地的膜拜，对人文地理胜地的向往，对居住地的情感态度。正因如此，每一位作家对他们所生活过的地方，尤其是对自己的成长地域都会产生强烈的“地方感”，也往往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意识与无意识地显露出来。“恋乡”作为地方感的第一层面和基本维度，最能反映出人与土地的“血脉”联系，构成了文学书写经久不衰的主题。从中国古代到现代，无论封建士大夫阶层或新式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生长于成长在一个以农业文明为显著特征的国土上，其精神的根须无不伸向脚下的土地，扎根在养育过自己的乡土上，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故乡为人生的起点和原点，走向远方的仕途或文学之路，故乡犹如一块精神高地始终占领着他们的内心。从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到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再到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还有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以及柳永的“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等等，这些诗作反映了古代文人的思乡情结，构筑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重乡情、恋故土”的文化心理，无不影响着后世文人地方感的形成。

与诗歌、散文中大量描述乡土空间、抒发乡土情感不同，中国古代小说更重视人物的传奇性经历和故事的曲折性、连贯性，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地理空间背景，但现代小说却打破了这种写法，很多现代作家都喜欢以“故乡”或“故乡的影子”创设一个地理空间，将人物活动的背景和故事发生的场所置于具有个人话语经验和情感色彩的地域中。鲁迅小说所虚构的故事地点几乎都在他的故乡绍兴，绍兴鲁镇的地理意象频繁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包括他对乡土人事兴衰的感叹，对故乡凋敝的忧伤、对乡民愚昧的批判，这种情感实际上是故乡地理空间深刻作用于作者心灵之后的一种文学折射与镜像反映。童年时期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少年之时对故乡人事冷暖的感知，以及青年之后异地求学的经历，再到他中年辗转各地的生活经历，鲁迅以旅行者的姿态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获得了丰富的地方感。而在当时风沙扑面的中国，他所历经的地方难免充满灰色与惨淡的冷色调，以及满目疮痍与悲哀的地理景象。所以，在鲁迅以鲁镇、赵庄、未庄等地点为故事空间的乡土作品中，无论鲁镇祭祀的习俗，还是未庄的民风，都显示出浙东水乡的地域色彩，但鲜有温情脉脉的一面。鲁迅以一个游走于现代都市空间的知识者身份，带着深切的爱、悲悯地俯视故乡，对这些地域空间的人物总流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无论《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杨二嫂，还是《明天》里的单四嫂，或《风波》里的七斤嫂，她们都不再是传统文学中贤妻和慈母的形象，而是一些愚昧、可怜又可嫌的村妇。乡土在鲁迅的笔下不再是诗意的唯美空间，而是一个亟须变革与发展的凋敝之地。虽然如此，但“故乡的人事风华、不论美丑，毕竟透露着作者寻找乌托邦式的寄托，”（14p227)鲁迅是以“现代性”的眼光打量故乡风土人物中保守、陈腐的一面，实际上他将乡土置于批判性空间的同时，更寄寓了对这片土地的爱与恋，因“爱”之切，所以“批”之深。哪怕故乡是不毛之地、穷山恶水，但在一个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心里，“同样是故土和热土。”(15p30)可以说，对于“故土”的依恋与亲近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情愫，中国现代作家普遍都具有鲜明的乡根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土壤和华夏民族“土色土香”的乡风民俗所积淀和凝固成的“思乡恋旧的社会文化心理，必然会潜在地影响现代作家。”(16p5)像20世纪20年代登上现代文坛的很多作家，他们得心应手的文学题材和书写经验就是乡村。许钦文笔下的“枫桥村”，王鲁彦的“陈四桥”，废名的“黄梅竹乡”，蹇先艾的“贵州山道”，彭家煌的“黔镇”等等，都是以各自家乡为原型或样板的地理空间，如同鲁迅笔下的“鲁镇”，是他们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乡土的文学折射。包括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萧红书写的“呼兰河”，端木蕻良心怀不忘的“科尔沁旗草原”，孙犁建构的“白洋淀”，赵树理小说的“晋东南山地”等等，既是一个个具体的地方存在，有着各自不同的地域自然特征与人文情调，又是一个个经过作者精神体验和审美体验之后的文学空间。这些地方是他们真实故乡的心灵记忆，反映到他们的小说里则具有“真实”与“梦幻”交织的空间色彩，地方感极强，同时浸透着作者对这一片地理空间的深情眷恋。“故乡的空间定位，增强了侨寓者对故乡的伤怀和怅惘。”(17p65)这些以乡土空间为偏好的现代作家们都是大地的儿子，离开了故土他们就感到灵魂孤独。鲁迅在《故乡》的开篇就言明“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18p42)沈从文在《长河》里也提到“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19p339)无论漂泊多远多久，他们依然心系故土，成长地域的乡土永远是他们梦牵魂绕的空间所在。从地理学意义上看，他们是以都市空间寄寓者的身份回望故乡，“不是乡土的叛逆者，而是依恋者，”(20p177)如同从故乡飘入外面世界的一只风筝，无论飘来飘去十年或二十年，但“心灵之绳”依然系在故乡的横梁上。

所以，许钦文总忘不了“父亲的花园”，鲁迅也去深情回忆故乡的“三味书屋”和“社戏”，周作人念念不忘故乡的“野菜”和“乌篷船”。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情有独钟，持久地、执着地眷恋着乡村、土地，”l(21p4)故园旧土始终是他们心中的一方神圣空间和安顿灵魂的地方存在。

其实，仔细梳理后不难发现，最早具有鲜明地方感和地方色彩的现代文学作品，并不是作者在自己家乡之地所完成的，往往是在旅居之地“通过追忆故乡的方式激活了某种沉睡的地方意识”(22p251)之后创作发表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来自浙江、湖南、贵州等地的作家旅居北平所写的乡土题材小说即为明证。更不用说那些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了，如“海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这些充满地方色彩的文学派别，其创作具有明显的地方意识，分别凸显了“上海”、“山西”、“白洋淀”等地的风土人情。如果这些流派的作家对以上地方的地理环境毫不知晓，与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没有发生任何关联，没有经受任何地方风物的熏陶和浸染，他们作品鲜明的“地方感”从何而来？因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而言，“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23pl31）

可见，建立在地方感基础上的恋乡情愫，它的形成与文学呈现与作家对自己成长地域自然和文化的深刻的生命体验有关。小说中的地方世界往往是作家头脑中那个鲜活的“地方感”的投影与映照，地方性是文学地域流派的写作胎记，“地方感”则强化了作家的土地情结和思乡心理，同时也塑造了作家建构个性化地域空间的审美特质。

三、地方依恋：作家归宿之地的空间认同

“地方依恋”指某个地方因自身独特的魅力得到了认同，并对社会个体或群体构成了情感上的吸引力。这个概念来自环境心理学和游憩地理学关于“思乡情怀”的理论。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著有《恋地情结》一书，他把地方依恋主动引入人文地理的研究，阐释了人对地方的爱恋和依恋之情。当然，地方依恋产生的前提是个体对地方空间的清晰认知和认同，并对地方有过居住、旅居或游历的实践经历，由此与地方产生了情感上的联结，它是个体对地方的一种单向和正向的情感。古人云，生寄死归。有生之年，人寄居于大地之上，死亡以后，再回归土地，人对土地和居所的依恋完全是一种本能的情感。一般而言，成长地域是地方依恋的直接和首要地方；而且，地方依恋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内心深处藏有一块思念之地，并把它当成了自己肉体和灵魂的栖居地、归宿地，家园或故乡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地域很容易成为地方依恋的“落脚点”。地方依恋的终极情感体现在对归宿之地的空间认同上，以及回归与拥抱此地的欲望和冲动。因为，家园和故乡“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24p88)

从根本而言，归属感就是对某地的一种依恋心理，这个地方就是他心里的“宇宙中心”或“世界中心”。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抒发的就是一种地方认同感和归属之心。还有崔题的诗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同样表达了回归故里的迫切心境，日暮黄昏，宿鸟归林，江上烟波浩渺，而家乡在远方却不知归途，诗人不禁愁肠百结、悲从中来。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虽然抒发的并非思乡之情，却是地方依恋的真实写照。岭南荔枝的美味让人回味无穷，异常想念，因此诗人不愿离开此地，期待长长久久地做一个岭南人，反映了他对岭南地理环境的真实眷恋和喜好。当然，地方依恋的文学书写既可采用这种“直接抒情法”，还可采取“间接表述法”。刘禹锡的诗句“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就是对地方依恋的间接表达，诗人被朝廷贬谪到遥远的巴蜀荒凉之地，时隔二十多年后回归家乡，目睹了家乡物是人非的变迁，将对故土的爱恋之情置于对巴蜀凄凉之地的辛酸控诉中。他采用“反向情绪”，把对家乡的“爱”藏于对贬谪地的“恨”中，即使二十三年过去了，故乡依然是诗人认同的美好空间和心仪的归宿地，拳拳之心，溢于诗行。

其实，在文学世界中，地方依恋往往通过“思乡主题”、“家园情结”和“爱国主题”呈现出来，由此表达作者对家乡、对国土的认同感和归属之心。就成长地域而言，家乡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成长地域，有具体性和可指性的地理内涵；国家也是一个人的成长空间，但作为地域空间具有更多的抽象色彩和普泛意义。当一个人被问及“你是哪里人”时，假若他身处国内，便会以自己的家乡所在地来回答，若在国外就会以自己祖国的名称作答。中国现代作家与古代文人一样，都具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精神和恋地情结，他们深爱自己的栖居地、家园和祖国。闻一多写于1926年《死水》把黑暗的中国比喻成“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实乃因对中国每一寸土地爱得太深太切。1925年他抱着殷殷的爱国之情从美国留学提前归来，不料看到的是国内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满目疮痍，因此以揭露与批评的视角从负面上表达了对祖国大地的正向热爱。可见，“地方依恋”的情感结构应该是多维的，有时会以负面和消极型的情绪反应表现出对“此地”和“彼地”的高度依恋与热爱。艾青写于1938年的《我爱这土地》更是将“恋地情结”推向一个情感高潮，“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25p298）当时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地正遭受日军铁蹄蹂躏，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爱化为了一种悲愤与无奈的感伤。郁达夫写于1934年的《故都的秋》，虽不是对自己故乡的怀念与赞美，却表达了对旅居之地的深情顾念和向往。北平的秋如此之美，北平如此宜居，他在文中直言“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26p86)留住这北平的秋，可见他对北平的依赖情感有多深和多真。

鲁迅虽在北平旅居多年，但他从未表达过对北平的赞美和依恋之情，倒是以客居北平的“北漂身份”写过不少直抒胸臆的乡愁之作。“乡根性是中国现代作家所具有的普遍情感，”(27p6)很多现代作家在乡土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故乡作为养育他们体格和心性的原初地域，凝固了他们的童年经验、乡土认知和亲情观念，使之永远无法割舍。故乡既是他们生命征途的起点，也是灵魂的归途。海德格尔曾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28p87)

从文化心理上看，故乡等于家园，是给人提供衣食温暖和安全庇护的场所，对故乡的接近与向往是一种潜在的生命冲动。海德格尔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把故乡视为乐土、视为人生归宿地的隐秘心理，这是地方依恋的终极心理图式，恰恰与中国传统的“安土重迁”、“叶落归根”或“魂归故里”的文化心理相符。数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重视“归乡”，流落异乡、羁旅他乡始终成为文学抒写的感伤题材，现代的乡土文学、恋乡之作和古代的羁旅诗、乡愁诗从情感上一脉相承。“中国人生存的最终归宿就是灵魂回到祖坟，”(29p183他们最怕客死异乡成为孤魂野鬼，魂归故乡既是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程，也是对归宿空间的最终选择，更是他们生命价值观的地理逻辑。叶落归根的传统思维不仅仅是对归宿之地的简单追认，更流露出中国人骨子里视家园、故乡为母性大地、母性空间的心理，故乡不只是物理场的空间存在，更具有一种心理场的空间意义和存在价值。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把“耕读传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基于农业耕作的主要生产方式，乡土自然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思想与乡土中国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还乡即为回家，回家意味着踏上故土。故乡带给离乡者的体验不仅仅是空间感知和童年记忆，更有一种精神信仰和文化皈依感。“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30p275)人对故土的“魂归”之心从离开乡土漂泊异地的那一刻就产生了，他身上始终带着乡土的地理因子和生命体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回家对于许多文人而言是一件畅快之事。在乡土中国长大的现代作家们与自己的家乡有化解不开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他们从潜意识里对成长地域深深眷念、难舍难分，对故乡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思念情绪，还有精神回归和肉身栖居的心灵渴望。于是，背井离乡即宣告着漂泊，预示着无奈和痛苦。鲁迅《孤独者》所写的魏连受，郁达夫《沉沦》中的留日学生，师陀《狩猎者》中的孟安卿，艾芜《南行记》流浪于边地的知识青年，闻一多诗集《红烛》中的“孤雁”形象，等等，都是一些心怀梦想的离乡者，他们辗转浪迹天涯多年之后，心中的故乡依然如磁场一样具有巨大的吸附力，人在旅途、心念故土似乎成了乡愁作品的永恒模式。人于年少之时往往渴望仗剑走天涯，幻想在外面的世界里“挥斥方遒”，一旦在异地历经了强烈的生活体验后，美梦初醒后才发现自己的灵魂其实已无处安放，此时故乡便成了他们惆怅又遥远的记忆。许钦文在《父亲的花园》中以儿童视角、采用对比手法，深情回忆了儿时的花园，那里曾有无限欢乐和无限美景，如今却是一个断壁残垣、满目残败的场所。

尽管如今的故乡物是人非，但儿时故乡美好的一面毕竟深刻烙印在这些作家心间，故园的每一处场所早已幻化为一种精神乌托邦之地，寄寓着他们孤独疲惫的灵魂，是他们“弃甲归田”、精神归宿的诗意栖居地。

总之，地方依恋首先建立在地方感和地方认同的基础之上，然后才会对此地产生喜欢它、厌倦他或拥抱和回归他的情感倾向。由于文学是对世界的反映和对人生的关照，每一位现代作家在他生命的旅程中与成长地域的交流、联结必然会形成对地方的感知，产生固有的家园情结，最终形成人地之间的生存默契和对地方的精神依赖。对于很多现代作家而言，故乡的溪流水塘、田野村舍、山林谷地等这些家园景象早已沉潜到他们的生命体验中，成长地域作为他们感知最深的地理空间无疑是他们逃离异乡世俗世界的一片精神净土，也是烛照着理想之光的桃花源地和休憩安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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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