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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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奠基者:顾颉刚

近代历史地理三大家: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

现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有:陈桥驿、石泉、邹逸麟、张修桂、葛剑雄、周振鹤、李孝聪、唐晓峰、辛德勇、韩茂莉等。

折叠发展历程

传统沿革地理

《禹贡》杂志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

几大历史地理学家和研究机构:

顾颉刚

谭其骧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史念海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侯仁之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

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

折叠4种刊物

《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1981年创刊)

《历史地理》，复旦大学主办，(1981年创刊)

《历史自然地理》(1982年创刊)

《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主办

https://baike.so.com/doc/3483468-3664838.html
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民革中央委员 。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5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建议国家恢复和发展中等专科和职业学校，如普通师范、幼儿师范、护士学校等各类职业学校，实行免费或全额奖学金，与义务制教育对接，使毕业生合理分流，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中级人才。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39517
葛剑雄：为学四十载

葛剑雄长兴讲座《移民与湖州地域文化》https://v.qq.com/x/page/h01902k001m.html
葛剑雄教授公开课视频大合集http://www.sohu.com/a/204312661_612400
http://wemedia.ifeng.com/37046279/wemedia.shtml
葛剑雄谈师谭其襄https://cul.qq.com/a/20150529/010546.htm
葛剑雄:教育界最要紧的是建一流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
http://news.ycwb.com/2017-03/13/content_24421024.htm
教育问题是中国全部问题的显影http://cul.sohu.com/20160226/n438559843.shtml
某个杰出人物所达到的高度，也许后人再也无法理解
http://wemedia.ifeng.com/68886045/wemedia.shtml
葛剑雄：读书方法决定你的命运https://edu.qq.com/a/20150304/008339.htm
葛剑雄：被误读的一带一路http://www.xingyun.org.cn/blog-3369-13879648.html
葛剑雄：天津如何成为直辖市http://www.xingyun.org.cn/blog-10528-13878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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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匈奴的真实西迁去向
history.ifeng.com 2019年02月26日 08:00

在简汉网络上，一直以来流传着一个传说：被汉朝赶走的北匈奴经过数个世纪的迁徙，到达了遥远的欧洲，成为了让欧洲人胆寒的“上帝之鞭”，言下之意即公元4世纪后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匈人乃是西迁的匈奴。由于这一说法刚好填补了匈人起源和北匈奴去向的空白，更给广大需要历史自信的人提供了精神兴奋剂，所以它自出现以来便经久不衰，不但是中国人刷优越感的法宝，也是土耳其人找祖宗的理论依据。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匈奴的去向到底是哪里？就让我们依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刘衍钢老师的考证，试着拨开这层历史的迷雾吧。

【曾为祸西方的匈人王阿提拉】
匈人=匈奴？
匈人等于匈奴说起源于18世纪的法国东方史学者——德奎尼，他在著作中勾勒了一副匈奴大致的迁徙路线，即西迁康居后越过顿河，成为匈人。此后在20世纪初，经过德国汉学家夏特的补充和完善，这一假说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得到了不少支持者。这其中就有中国元史学家洪钧，他在19世纪初出使俄国后接触到了这一说法，并将其带入国内，后来经过多位学者的补充、修订，中国学界已然有了一套完整的西迁理论，还将其奉若圭皋，直到现在也依然坚持着这个早已被世界学界抛弃的说法。

【清代外交官，元史学者洪钧】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一下，匈人是西迁的匈奴吗？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史学界早已通过对比古代史料和考古证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匈人和匈奴在文化、习俗与文明水平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根据最早记载匈人的罗马历史学家马塞里努斯的记录，匈人的文明非常原始，他们不从事任何农耕劳动，也不会修筑建筑和搭建帐篷，甚至对其怀有恐惧，而且由于生产力的底下他们大量使用骨制箭头，当然，在马塞里努斯所在的时代，罗马人对匈人还只是初步了解，其说法完全可能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其他史家和考古证据都证实了他的说法大致正确，并且补充了匈人缺乏铁器的情况。这与匈奴人有着巨大的差异，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匈奴人至少拥有龙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城市，且赵信城中还有仓库储存粮食，除此之外，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不下20处匈奴城镇、村庄遗址的发现，匈奴的墓葬也有大量金属武器、箭头被发现，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织物，这些证据都表明匈奴人早在迁徙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完整的拥有了农业和城市和较高的生产能力，显然和匈人有云泥之别。

【龙城就是匈奴祭祀的城市】
当然，这样的差异并不能保证匈奴在迁徙过程中没有因为艰苦的生活条件而发生退化，但不管物质水平如何变，文化习俗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就这一点来说，匈人和匈奴同样有着天差地别，因为根据马塞里努斯的记载和墓葬出土的头骨来看，匈人有着缠头文化，他们中一些人会在幼年时将头的顶部缠绕，使其畸形而变得尖锐，宛如一颗鸡蛋，这种奇特的习俗一般只见于原始的亚洲居民或者封闭落后的美洲，匈奴作为较为开化的民族，是没有这样原始的习俗的。毫无疑问，匈人的这种习俗表明他们的家乡是一个长期封闭缺乏交流的地区，这显然与匈奴起源是冲突的。

【匈人头骨说明他们有缠头习俗】
匈奴的西迁之谜
不光是匈人和匈奴在文明程度上无法对应，就连看似无懈可击的西迁路线，也充满了问题。在中国史料中，匈奴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魏书·西域传》中，其中的记载说：“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这表明杀了粟特国王从而获取统治权的匈奴人，在魏高宗即位的公元452年以后，消失在了中原王朝的视野之中。由此，德国学者夏特推测，匈奴在夺取粟特之后向西抵达了多瑙河附近，进入了罗马人的视野之中，其证据主要是，《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记录奄蔡曾更名阿兰，且有迁徙的习惯，因此根据读音和游牧的特点推断，他们就是存在于顿河附近的游牧民族阿兰人，而这正好符合罗马人所记录的公元370年匈奴人击败阿兰人的事件，且在经过三世国王的统治后，时间也大致就在魏高宗即位的范围。

【阿兰人和萨尔玛提亚人一样都是斯基泰游牧民族】
显然，夏特和他的支持者们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时间，第二是空间。从第一点来看，原文提到粟特国是古之奄蔡，但并没有说他们直到匈奴入侵时还是奄蔡或者阿兰人，完全可能是原先这里是阿兰人的家乡，后被粟特占据，而后再被匈奴夺取。另外，如果夏特的说法成立，这就意味着公元452年时，粟特国仍然在阿提拉的儿子艾尔纳克治下，攻灭粟特取得统治的国王就应该是阿提拉的上一任统治者。那么问题就来了，阿提拉死后匈人被附属的民族击败，霸权瓦解，其子艾尔纳克也迁于东罗马帝国境内，被安置于多瑙河下游南岸，其距离遥远的粟特中间有大量已经脱离并敌视匈人的民族，粟特怎么可能还在他的治下呢，且在阿提拉之前的一任匈人统治者是他的叔叔卢阿，他并不是公元370年就在位的，而是至少到4世纪初才即位，这就与中国的记载不符合了。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修订，认为派使者见魏高宗的忽倪并非阿提拉的儿子艾尔纳克，而是大名鼎鼎的匈人首领巴拉米尔或乌尔丁，不过这同样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巴拉米尔或乌尔丁后的第三任统治者分别是乌尔丁和奥克塔、卢阿，他们的在位时间都在公元452年以前许久。

【波斯风情的粟特王国】
除了时间外，夏特对空间的推测也有着巨大问题，原文提及粟特：“去代一万六千里”和顿河附近距离代地的8000公里直线距离接近，但是古人并没有坐标概念，因此这一万六千里不可能是直线距离，而是曲折的路程距离，这也就意味着粟特比顿河距离代地更近。再有就是粟特国与代地的距离在洛那国和波斯国之间，这说明匈奴占据的粟特应该在费尔干纳盆地和伊朗高原之间，而不是比伊朗地区还远的顿河流域。在这样的位置，显然是没有必要跋山涉水那么远跑到顿河再进入多瑙河，更不需要由西部入侵萨珊波斯，完全可以直接从东北边进入，这显然与古典地中海历史记录中匈人先出现在多瑙河，再由美索不达米亚入侵波斯的记录是矛盾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匈人、匈奴本身的差异，还是西迁路线完全的错误、矛盾都表明，二者根本不是同一个民族，并不存在匈奴西迁成为匈人的事实。

【顿河所在的南俄草原距离太远】
匈奴去哪了
前面提到了匈奴并非匈人，自然也和匈人的西迁没有关系了，那么匈奴究竟去哪了呢？前文提到，向西迁移的匈奴人最后出现历史中是公元452年，他们在三代人之前也就是公元4世纪后半叶时迁徙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和伊朗高原之间的粟特国。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个粟特国的确切地点，但从其居于大泽的记载来看，其附近应该有大型湖泊，符合这个条件的除了里海就是咸海了，而里海又在伊朗较西的位置，所以《魏书》提到的粟特国应该在咸海东南方向附近。

【在悦般国的南边咸海右边那块区域才更符合记载的位置】
这一块区域在公元6世纪初为嚈哒人占据，而在此之前则没有任何记录，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史书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寻找，根据刘衍钢老师的考证，在公元350年入侵萨珊波斯的希奥尼泰人极有可能就是这支匈奴人。因为希奥尼泰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希奥恩部落，这个词的发音与匈很接近，同时记载这个神秘的民族的罗马史家马塞里努斯提到这个民族的王子样貌高大漂亮，与他笔下乃至所有古典史家笔下的匈人完全不同，所以在排除了匈人或者其分支的可能性后，就只剩匈奴了。当然，光有名字发音接近还是不足的，这个民族的活跃时间也和地区也大致符合粟特国匈奴的情况，它于公元350年入侵波斯东北部，因此是在4世纪中盘踞在咸海以南的区域，而这恰好是匈奴占据这个地区的粟特的大致时间，同时，在公元359年的阿米达战役后，这个神秘的民族不再出现在罗马史家的记载中，说明他们没有向西迁移，而是留在了故地，这也符合他们在公元452年仍在这片区域内为东亚所知的情况，再者他们先与波斯人为敌，后又称为其盟友，正好可以解释为何匈奴夺取粟特国后仍然保留这个极具波斯色彩的名称。

【萨珊波斯银盘上波斯人形象】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概的描述出这支匈奴的最终轨迹，他们在4世纪中叶夺取了咸海南部附近的粟特国后，与波斯人发生冲突，接着成为波斯人的盟友，保留了粟特这个国号，并被带到两河地区与罗马人交战，在阿米达沦陷后他们留在了原地充当波斯东部的缓冲国在5世纪中后逐渐消失被嚈哒人消灭。
结语


当然，这始终是猜测，严谨的说，不论这支匈奴人最终的去向如何，他们显然不是匈人，也因此不可能去肆虐整个欧洲，研究历史不能过于被自身立场影响，这个公元前希腊历史学家都明白的道理，在如今却不能实现，这也就是匈人是匈奴的错误推测至今仍甚嚣尘上的原因，这种现象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欧洲，研究历史不能过于被自身立场影响，这个公元前希腊历史学家都明白的道理，在如今却不能实现，这也就是匈人是匈奴的错误推测至今仍甚嚣尘上的原因，这种现象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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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5.11.17

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

葛剑雄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有其历史、文化、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类似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

     还有很多具有纪念性质的地名。从早期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很多以“中山”命名的地点，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中山市等。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而命名时的情况与当前不同，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研究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依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

     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尊上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国”（繁体为“國”）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有人守卫的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

       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

     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用“中国”了。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        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

     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为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或是与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举措产生了不少后遗症。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