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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4第四节德国现代地理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国家。地理学研究在联邦德国保持了传统的统一思想。在地理教学中，这种统一思想把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联系在一起；在地理研究领域内，表现为部门地理和区域地理共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学术环境自由放任，地理学研究主要在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1948~1959年为地理学重建时期，以传统的研究主题为主。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兴起。1970年以后，地理学发展更趋多元化计量地理、理论地理、景观生态、医学地理、高山环境、资源经理、区域与都市发展、全球变化研究。曾经是近代地理学中心的德国，一度被美英赶超，其地位明显削弱，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重建和两德的统一，德国的地理学重新占有了重要地位。
一、与计量和系统方法关联的地貌学与景观研究 地貌学是德国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研究的重点是用大量的计算方法研究形态动力的过程和地形演变的原因，自然地理学研究广义的环境和地生态学问题，区域生态学研究地球表层自然现象的区域组合与生活形式的联系。联邦德国的特罗尔致力于开展对山地地生态学和高山比较地理学的研究，提出景观生态学，倡导并组织了南、北美洲及欧亚大陆山地地生态学的研究工作。民主德国也很重视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包括地生态学分类和自然资源的经济评价等。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和小区域的高质量制图仍然是德国地理研究的特色和长处。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地理学者在传统的景观概念中继续前进，但采用了新的、更为精确的分析方法。赫尔曼·劳滕扎克（1964）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研究为景观学提出了新的方向。劳滕扎克不是去寻找界线来划定景观区，而是去描述作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各地段的变化，伊比利亚半岛景观的连续性景况变化是一个四个变量的函数，即纬度、高度、距海路程以及最近海岸的方向。这种创新的方向使得区域地理（景观学）成为大多数德国地理学者的中心旨趣。 专栏10.4德国地理学对地理的理解 德国对地理学的诊释有其一致性。①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球表层，还有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与我们生存有关的整个世界都跟地理有关。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观点和方法是地理学专业和力量的源象。自然地理学研究自然环境的结构和动态变化；人文地理学研究文化、社会、经济和人类空间行为的结构和动态变化，③借助地方和区域的其体内容，地理学|集合了自然和社会过程的各种经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景象，包括地球上的|各种文化、经济和攻治体系、自然环境和景观等。现代人文地理不再只是空间差异和社会经济构建、支化过程的一个复印本，还包括了产生社会差器的|原因和影响。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通过不同的研完视角和方法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学科。这两个分支学科紧密结合，共同解决广泛的问题。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当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地现交互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地理学的核心就是考虑这种相互发生作用的关系。
二、与区域和景观关联的社会地理学 社会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基本机能的空间组织形态和空间形成过程的科学，它以生态学和社会机能论（或称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集团，而不是人的个体或某一个单一的民族，它包括以下方面：社会生活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居住的空间组织形式、劳动与供给的空间组织形式、教育的空间组织形式、余暖娱乐休息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和流动与交通的空间组织形式等。有人还提出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地域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例如，饥饿、疾病、环境、资源、空间等，既是自然的（或生理的）也是社会的问题，两者密不可分。在学科分类上还有人主张广义的社会地理学思想，即将整个人文地理各领域的综合称为社会地理学。 近来德国人的研究工作强调一种作用或生态的方法。社会地理学——对作为空间集团的人类社会的研究，已经成为地理科学整体的一部分。它已经导致对那些与景观复合体虽然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复合体或空间实体的进一步研究。但不应该误解为它是与形态学方法对立或不相容的方法，博贝克和哈特克强调人类地理学的力量论及其在地域上的表现：“人类生活区”或“作用区或作用实体”。菜奥·魏贝尔告诚人们抛弃片面的形态方法，运用赫特纳的方法，后者强调地区的内在特征和个性的、各种现象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及它们随着时间变化的安排和发展。各种社会的空间变化以及它们引起的景观外貌的变化受到了考察。这样，景观就有了双重外貌一—自然的格局和文化形成的格局，在它们背后的是社会地理体系的力量。在地理学中有两类单元：一类是外貌的或形态的；另一类是地文的或作用的。按照德文的用法，景观一词的意思不仅指可见景观，而且指社会历史的区域单元。这种单元里存在着互相结合的景观要素。范围更广泛的作用单元是一个城镇、一个经济综合体、一个文化综合体或者一个政治综合体的附属地区，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发展的生存空间。这就是赫特纳强调区域性质和施吕特尔强调景观印象时所追求的东西。一些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视文化的新地理学叫做“社会地理学”，其目的在于解释文化景观，明确主张景观变化的主力是人类集群——作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态度、目的和技能”。
三、与生态学关联的生态地理学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地理学进入了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的重要方向。联邦德国儿乎所有的地理研究机构都有生态实验室，使用电脑和卫星图片来分析问题，老师和学生在一个实验室里一起解决城市生态问题，地理生态的兴起使自然地理学重新获得了活力。以前，自然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都被割裂开，引入生态地理之后，地貌、土壤、气候、水等因素都被认为是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而结合在一起。生态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团队合作，需要诸多学科的参与，如生物学和化学。总之，生态地理学赋予了地理学十分重要的新动力。 生态地理学与环境保护关系比较密切，地理生态和环境保护是两个同等重要的话题。生态问题同样出现在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中，不同学科对生态环境观察的角度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旅游地理中，主要是关注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对生态造成的什么样的破坏。那么，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在其中进行休闲活动而又不破坏它？换个角度，怎么使得这些地方避免人类活动而带来的损害？农业本来是被看作没有危害的产业，如今也被加以尖锐的审视。人们开始考虑农业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农业活动中使用的化学物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通过研究许多全球生态问题可以发现，生态环境中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许多人类的活动对生态链所造成的后果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计。
四、与系统科学关联的系统地理学 地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转变主要是系统地理学取代了区域地理学。系统地理学的研究不仅要了解一定量的事实，还要做归纳，以了解“自然结构”和“人-自然-结构”之间的关系。德国教科书中多利用区域作为例子来讲述系统地理学的内容，在讲述产业地理时，系统地理学会讨论苏联、美国和欧洲，但不再是为了说明它们的区域特点，而是为了揭示它们之间的普遍关系，如计划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不同。自然地理学讨论的是自然结构，内容有气候学、地形学等。“人一自然一结构”讨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交互关系，研究地区发展的经济潜力。这个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最适合用来演示由于“人地关系”相互影响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在农业地理中，可以找出由近到远的很多个区域的描述，但这些内容的组织不是依据“由近到远”的原则，而是为了解释全球农业生产的规律性问题，是为了回应系统地理学的需要。系统地理学虽然迎合了科学需要，但是没有提供给学生一个全面的地理学视野。因为废除了区域地理学并抛弃了知识的传授，年青一代的学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储备的危机。
五、区域地理学的回归与主题型区域地理学 在德国地理学发展的进程中，系统地理学、地理生态相继取代了区域地理而成为主流，但区域知识对了解这个世界十分有帮助，不能将其割舍，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区域地理学作为系统地理学和生态地理学的辅助，重新回到地理学及其教育范畴之中。与五六十年代不同是，新的区域地理学不再是简单地描述区域的特征，经济、社会问题和区域结构等主题成为区域地理关注的重点。现代的区域地理学是“问题导向型”学科，它通过特定的主题和视角来观察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被称为“主题型区域地理学”。系统地理学也因为新区城地理的加人而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既提供了科学的基础知识，也展示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无法了解一个国家。 德国的新区域地理以问题导向性和典型性为特征，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入学校的教材中，如美国、日本、中国、苏联。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媚起，中国重新出现在德国的教科书中，但不再是描述中国区域的不同，而是介绍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农业和工业的改革、经济区域和经济特区、人口政策、开放政策和中德之间的贸易来往。大学讲授的区域地理学也一样，都是问题导向型的新区域地理学。 在北威州，5~10年级的官方教育条例中的内容有：休闲区域、农业区域、煤矿区域、气候和行政区域、第三世界问题、中国结构变迁、美苏对比、由于落后地区开发所导致的环境问题。这些要求体现了系统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学科内容。10~13级的教学内容如下：自然地理学，主要以气候地理为主；发展中国家、聚落地理、区域规划、日本。地理学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观点的变化正在逐渐增加。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德国地理学的总体特点 德国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总体特点是：①重视社会地理学的发展。在区位论方面，以综合分析代替过去的简单假定，以动态代替静态，以区域模型代替纯粹的理论指导，并重视第三、第四产业的发展，②区域地理学尤其是主题型区域地理蓬勃发展，并且是地理学的重要支柱。联邦德国延续十多年的大型协作项目墨西哥计划，以“人类和环境的演化”为课题，在有限面积的范围内研究了人类从开始至今的历史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大约80%的联邦德国地理学家在国外搞野外工作。区域研究的重点地区还包括热带非洲、南关洲和亚洲等。③研究内容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表现为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密切结合以及与其他相邻学科的日益接近、交义和融合，研究领域的系统化和模式化。这一过程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现代地理学一样，贯穿着系统论观点，把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的行为系统看成一个大的空间系统。④人文地理学明显地离开旧的传统地理学方法，越来越趋向于空间分析，用系统分析和统计方法论证功能和结构。⑤从近代地理学到现代地理学，地理学研究的内涵得到更为丰富的拓展：从形态一分类一比较一因果关系，渐渐地向整体一机能过程一系统分析的演变。⑥如今的德国地理学，以系统地理学、生态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新区域地理学为结合，焕发出地理学新的活力。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世界的中心。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在400年间征服全世界的政治、经济与科技的优势逐渐丧失，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增长给欧洲带来了一定的繁荣，这个世界是现代的，但“他们的现代世界”已经远去。正是从欧洲人独特的经验中，“后现代性”获得了强烈的幻灭、失望甚至是绝望的内涵，这股帝国失落的惆怅席卷了社会、经济、政治、学术等方方面面。关于地理学地位的争论仍延续着，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始终萦绕在地理学家的心头，它的前景也一度是那么渺茫。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法国，这个学科仍然在蓬勃地发展。
一、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地理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世界大战和越战影响，法国地理学发展较缓，一种不满的情绪蔓延在法国地理学界。受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影响，地理学展现出一套社会科学的观点，聚焦在人类的互动上，从而放弃了人与环境关系的范式。20世纪40~50年代为马克思主义盛行时期，乔治（P.George）等学者意识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弱点，从事社会评判、生活方式、投资环境、现代都市化和工业社会研究。地理学者仍有种感觉，认为他们的学科无法解释现有世界观的转变。由于法国学术界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很多地理学家都属于左翼并加入共产党，但事实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感兴趣，他们承担的义务是政治的，而不是哲学的。他们对美国地理学和地理学家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法国地理学者对美国地理学还是持批判的态度。这种反美情绪使得大多数学者没有注意到美国地理学从5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迅速转型，似乎菲·潘什梅尔（P.Pinchemel）所指的“辉煌的孤立状态”仍在延续着。196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减少，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只导致有限的结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从事于第三世界低度开发等问题研究。当新一代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激情时，法国基本上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罗·克拉瓦尔，2007）。 专栏10.5乔治的地理思想 乔治认为；①地理学以“了解环境所具有的动态和惯性及保持均衡的各种关系”为目的，地理学是对某空间内生活的人类所占有的空间整体进行评价，故必须从构成该空间及动态关系的一切要素开始分析。但是这种分析乃是一种手段并非结论，这就是与自然科学不同之点。地理学也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但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关心现象本身，而是关心现象的结果。②地现学与其他空间科学的另一不同点乃是它有综合性。只有综合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才能对整体景观了解。地理学者的任务是在特定的区位范图内，显示人类的适应状态和行动，以期能显示人类集团生活中的有关事象。③人类集团是有动态性的，而地理环境也随时在变化。地理学要研究现实空间状态的变化，除对其历史基础加以认识外，更需要去测定空间各要素所表现的力量。同的在于预测人类活动空间短期内的发展趋势，评估发展趋势的作用力及强度。以显示出评价或约束行动及其阻碍力量。 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昔日扬名世界的“区域地理”呈现衰落时期。法国地理学派所用的区域研究方法，适宜于那些简单活动直接表现于景观上的区域。但1945年以后，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快速，尤其是乡村地区现代化，使得区域地理学已经不适于用历史方法去解释它的变化，而面对的是一个必须以它目前的功能来说明的世界，法国区域地理面临严重危机。随着经济理论在指导国民经济运营上的作用增强，地理学者渴望得到与经济学一样的发展，经济地理学者加强了空间经济、空间经济理论、区域规划的研究。 地理学的专门化对区域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不过区域地理学所失去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对于百科全书式的、注意研究地区范围内存在的一切现象的这种传统区域地理学概念来说，现代区域地理学更关心的是描述和解释空间组织的复杂性，已经比较少地采用描述和描述分析的方法，更多地用发生学的观点来做解释。区域地理学为达到这一目标，获得两方面的助力。首先是详尽的地图，特别是航空相片的使用；其次是重视政治和经济规划。对此，菲·潘什梅尔认为：“区域地理学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法国地理学者在对系统的专题研究继续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不断有区域地理论著问世。 专栏10.6考来的地理学思想 考来（A.Cholley，1886-1968）是法国杰出的地理思想方面的学者。①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复合体（complex or combination）的观念。凡客观性科学，必须尽量将其所观察到的某一事象要素加以分开，使其能单独研究该事象。而地理学则从事事象的复合性研究，即使是最单纯的地理事象，也常是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复合体愈复杂，地理事象内容愈充实，这就是地理事象的本质。复合体经由形成、发展、消灭等变化而再形成一个新的复合体，研究复合体的发展、途径、配置状态为系统地理学的本质。②“地表空间观念”。“地表各部分维持着相互联系、相互接触的事实以及地理事象的结构而显示其为地表空间要素组成的复合体的事实”。人类尽力去工作，从事地表空间的克服，而促进地表空间的结构化，故用地表空间的尺度去研究，是排除偶然、例外事象的唯一方法，是使其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唯一途径。③地理的人类观念。人类是环境的主要营力，因此人类可利用各种复合体做媒介而创造出新的环境。地理学的人类与哲学、历史学的人类概念完全不同，被看成地表生物的一部分，为地表主要的居住者，而非个人的人类的概念，其本质为社会群体，具有思考、理想、建立计划、创造组织的性能。人类所创造的环境及其所利用的复合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且都以长期努力及研究所产生的技术为基础。 1960年以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别发展，自然地理较战前为盛，受到法国国家科学院的支持。此阶段地理学的专业化发展很快，并逐渐向各个领域护张，其后果是削弱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相互联系。随着专门化程度的加强，地理学家也就越来越向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分道扬镜；自然地理学家走向自然科学及物理、化学的领域；人文地理学家则走向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范畴（罗伯特·迪金森，1980）。 自然地理学内部专门化的趋势仍很明显，并趋向于应用研究，地形学、气候学、水文学、海洋学、生物地理学等，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及其先进的技术。都涉及高度专门化的问题。由于自然地理学自身的特殊性质，它的发展也促进了一系列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的建立，同时，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改善又大大促进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专门化，使得地理学各分支都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特里卡特（J.I.F.Tricart）提出了自然地理学一些清晰的观念和理论。贝尔特（P.Birot）对世界景观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然而这时期的研究却由于偏向于自然地理发展，对法国地理学整体发展反而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自然地理学的专门化与区域地理分开，导致区域地理学的没落，同时也吸引了那些想做自然地理而非地理学者的学生，阻碍了对人文现象的研究兴趣；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失去关联，因而也导致人文地理衰落，生态方法和环境分析因而被忽视。因此，自然地理学的单方面的发展并未能对地理学的重建起重大作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因素、经济系统及法则、影响范围、经济区划和对货流的分析等方面，并对社会因素感兴趣，而对它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则注意较少，避免强调环境对人类群体的约束和限制，它们强调的是人类群体的征服力量。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则关注于城乡对立关系、工人职员及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研究领域。战争期间，一些法国人流亡到美国，戈特曼（J.Gottman）提出著名的“大都市带”理论，认为大都市带是城镇群体发展、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必然会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同时，他也向英语国家的读者展示了欧洲大陆地理学家的研究方法。
二、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地理学 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地理学走向自我调整的新方向并迈向现代化。人文地理、区域地理、区域整治再度受到重视，加强了人地互动中的距离研究、社会互动与组织研究、地域互动的系统分析，1968年的学生运动高潮是法国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们重新燃起对美国地理学的兴趣，并通过一些在美洲游历和工作的年轻学者的影响，“数量革命”和“新地理学”也在法国出现了。它从盎格鲁-撤克逊新地理学中借鉴了许多有特色的东西，但在某些观点上又有所区别。由于两国间社会状况和研究条件的差别，年轻的地理学者发现很难完全明白美国地理学的进展，而克拉瓦尔等的工作则为法国地理学和美国地理学之间构架了沟通的桥梁。计量运动随后在法国逐渐盛行，大多数人热衷于相关分析法和因子分析图解法，而并不热衷于主成分分析法。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航空照片和卫星照片被大量应用于地理学中，地理信息系统也在些国家机构、大学、科研中心和企业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地理学的社会化导向使社会地理学得到重视，地理学不仅被构想为社会科学，而且被构想为这样一门社会科学：它既研究地方性的社会群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同时也研究地域范围扩展到远距离的社会群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此外，学者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研究人对其生存空间的感知、适应和改造的方式，并重视利用宏观经济研究分析，从中吸取较系统化的成果，并着重致力于空间布局的研究。此后，法国地理学家则力图引进生态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政治科学以及城市网络中应用的通信联系理论等其他学科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基础。然而，并不是每个人对新地理学都持赞成态度。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新地理学蓬勃发展时，由一批热衷于方法论研究的大学青年教师形成闻名的“杜邦派”，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左派，他们把“新地理学”指责为社会保守主义，并进行强烈的批判（安得烈·梅尼埃，1999）。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对生态危机和传统国家关系的反思中，一种关于环境和国际政治的整体性范式（holistic thinking）占据了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文献的主流，其核心是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关注，人们日益认识到地球这一人类家园的整体性和脆弱性及政治决策在其中的重要性。于是地缘政治学又回归和复兴了，法国和美国是地缘政治学复兴的先锋。在法国，拉科斯特（Y.Lacoste）发起了“希罗多德计划”，这把地理学从边缘拉回了争论的中心：当代世界在社会、政治和国际领域应该如何前进？他为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恢复了声誉，并认为政治地理学的方向应是一种感知分析，即作者对于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战略理解认识的分析。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法国地理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地理学界开展了全球化的系统研究。全球化下如何进行空间布局？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如何促进人地关系的和谐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些方面，地理学应有所作为。法国地理学对全球化的研究不同于国际上多数国家偏重于生态方面的研究，而主要研究经济、政治、文化与全球化的相互关系。生态方面，多数法国自然地理学家对全球化进程仍然停留在地貌学、气象学或者水文学上，生物地理学的发展仅初见端倪，他们对全球化进行的研究多是试图严格评价全球变化的尺度，认为造成全球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更为廉价、快速便捷的交通和通信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国联盟、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政治方面着重对全球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1990年，研究大多集中在全球化结果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上。文化方面，法国地理学界认为全球化带来多元文化的发展而非文化的均一化。此外，法国地理学家也强调全球化引起了西方或非西方社会里城市整体组织结构的转化。一方面认为，全球化使得人们不再具有地区的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地点或地方的概念；另一方面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意味着空间差异的消除，而是加强了当地多样性的某些形式。全球化再次促进了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人地互动成了研究的焦点，区域地理学重获新生，空间布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社会地理学转向了盎格鲁-撒克逊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贫穷与脱离社会”等研究题目，如贝尔格（A.Berque）在日本从事社会群体的研究。景观则成为文化地理学的关键研究课题，如对宗教圣地和世俗地域间差异性的研究。采用了福柯（M.Foucault）的“景观异质性”表达形式，并通过景观历史来理解人与地理空间的各种关系。 四、法国现代地理学评述 法国现代地理学经历了种种阵痛、震荡和重新调整过程：区域地理学经历了兴盛与辉煌、衰落与低谷到重新崛起的过程；一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尔后出现被英美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边缘化倾向；民族主义精神使法国地理学界对美国地理学的态度经历了漠不关心、批判和重新感兴趣这一过程。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和地理学研究中心由德法向美国的转移，这种对待美国地理学的态度对法国地理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目前，尽管法国地理学没达到维达尔时期在世界地理学中的辉煌地位，但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地理学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代地理学出现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转变，地理数量方法、遥感方法、自动化制图等新方法和技术的广广泛应用使法国地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法国地理学各分支学科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文地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城市地理、农业地理、工业地理、热带地理和区域分析研究等领域，法国地理学者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自然地理方面，地貌学研究特别是冰川、火山和河流的地狼研究也受到重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勒非弗尔的“空间生产”、“空间与政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也影响着法国地理学。强调经济基础或经济过程决定上层建筑，表层的现象如社会差异、区域关系、空间结构必须通过研究社会经济过程、生产关系来认识。后现代主义肯定了空间的重要性，强化个性研究，提高以地方研究为基础的新区域地理的学术地位，并积极探索地理学在社会理论中应占的地位。
第六节苏俄现代地理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于地理学范畴和性质的不同观点在官方决议的压制下沉寂很久后终于公开化，苏联地理学界展开了对地理学的性质、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争论。一再有人致力于把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分裂开来，理由是统治物质世界的“规律”与统治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这两门学科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合成一门学科。1954年在苏官方思想刊物《哲学问题》上发表了《关于自然和经济地理学问题讲座的总结》，指出：①自然地理学是自然科学，经济地理是社会科学，因而不存在伪科学的统一地理学：②地理学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而是一个科学的综合；③自然地理学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环境或地理壳，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是生产配置；④两门地理学有共同的研究方法，但并不能说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对象和性质，这个总结加深了苏联地理学自然与经济的二元分裂，削弱了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B.A.阿努饮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1994）宣称地理学的统一性，犹如一重型炸弹在苏联意识形态浓厚、沉闷的学术界炸开。K.马尔科夫认为地理学者应当努力开展地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把地理学这一概念在一般理论的形式上看作一个整体，他说道：“普通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地理环境。”B.索恰瓦常用“整个环境”一词，通过加强自然与社会经济要素关联研究来强调地理学的统一倾向。萨乌式金则试图给地理学一个全面的定义：“研究影响区域的自然和经济系统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些系统在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下及其自身的调节过程中汇总形成于地球表面。”
一、苏俄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前，为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地理学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以服务于计划经济需要为目的，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如气候学、水文学、地貌学、地质学、土壤学、生物地理学等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专门学科的成就为自然地理学的现代理论提供了主要内容（格拉西莫夫，1990）。 经济地理学、建设地理学和城市研究发展强盛， 1）地理学从分化开始走向统一。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这导致了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二者之间的分裂。这一过程加速了地理科学系统各个组成部门的分化。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各部门经常仅仅在系室和研究机构中合在一起，而不是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相互接触与协作。20世纪60年代以后，统一地理学受到尊重。统一性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地理科学系统的内部；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关科学（社会学、经济学）之间的边缘的重叠领域。 2）强调地理学的“经济化”，“社会化”与“应用化”。萨乌式金提出地理学各部门的“经济化”，如出现了经济气候学、经济土壤学等边缘学科。格拉西莫夫（1990）指出，传统的描述性、认识性方向已不能适应需要，地理学的主要方向应是建设方向，即应用方向。试图从全新的理论高度，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变化，确立地理学中的建设-改造-预报方向，以期有效地改造与管理自然环境。在《苏联建设地理学的任务、方法和结果》（1976）一书，他对建设地理学再次作了全面阐述。建设地理学的出现是苏联地理学发展向实用性靠近的一个标志，其意义在于将地理学的研究应用与社会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学者们将气候、地形、土壤、动植物、水循环等当作地理系统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把国土按土壤、气候、水文和自然资源等地理要素进行分区分类，从而找出适合建设的区域，为国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土开发建设提供基础资料。城市地理学的出现是地理学从理论转向实用科学的另一种体现。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维埃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如火如茶。在这一的背景下，城市规划更加紧迫。城市地理学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学中统计、描述和区域的研究方法，为城市的规划提供自然和人文等背景资料，这也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城市地理的发展不但在苏联本国的城市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中国、东欧等以苏联为榜样的其他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样板。 3）地理学的“生态化”成为苏联地理学的重要趋势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的许多问题成为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它们极大地扩宽了地理学生态研究的范围。为了处理地理学生态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必然需要去说明“扩大”了的生态学的性质和结构。现代科学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无疑是参与国家生态政策的制定。显然它不仅适用于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努力寻求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任何其他国家与社会。生态政策的意义与目的已订立在苏联的宪法之中，在改善一些重要地区（如伏尔加河流域、贝加尔湖区等）的生态情况和解决其他紧迫任务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 4）地理学从描述走向规划设计、工程应用和地理预报。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从描述自然转到规划自然的道路上。格拉西莫夫等认为：建设性的见解和方向是不能合适地安排到“割裂”的地理学和“死板”的分化的老框框中去；地理预测和地理任务不能从传统的地理科学各自分离的情况下和相互分裂的办法中找到解决的出路；它们只有借助于大规模的研究工作，把地理科学拓展到广大系统中才能解决。工程景观研究成为地理学的一个新方向。伊萨钦科说：“景观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的工程地理区域，它是建设这个区域的有利与不利条件的一个特殊复合体。”这类研究工作在西伯利亚新区（贝加尔湖和阿穆尔河铁路沿线）得以开展。索恰瓦院士强调，地理预报应成为地理学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将来地理科学工作的注意力将以预报为主要目的，它可能是专业性的气侯、流量等变化的预报，也可能是有关整个广大地区内的自然条件的全面变化的研究。这对地理系统、大区域（如苔原地带）及整个地理圈（如因技术引起的热平衡变化）都是重要的课题。 5）地理学的视角开始具有宇宙化倾向。费多罗夫强调有关太空发展问题甚为重要，“地球化学家从事于研究地球上物质的循环，必然会使他自己进入现时研究太阳系行星间的物质循环的一般规律，而这些规律在各种状况下已经在几世纪内逐渐形成。对气象学者来说，研究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地球上的大气，而是要包括其他星球上的大气。对其他星球上的大气的可能组成成分与性质的评价，现在已能予以计算，在其他星球上登陆观察的可能性也已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从外层空间来研究地球”。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科学包括地理科学的一种宇宙化倾向。 6）新的环境背景下新的主题。苏联解体给俄国地理学家们带来截然不同的环境——市场经济与全球化、远东地区的边缘化、社会分化与低层贫困化、军事强国的衰落与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政治经济的重振复兴、中高纬度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这些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地理学的关注重点。
二、苏俄现代地理学发展评述 苏联流派与德国流派、法国流派、英国流派、美国流派等各种学派相对应，它的建立有其特殊的国际和历史背景，其中政治因素是流派形成的一个主导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高峰，东欧、亚非、拉美等一些新独立的国家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政治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分庭抗礼，学术上也深受苏联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的地理科学体系已逐步成熟并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显现出力量，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效仿。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及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世界地理科学体系中以苏联为首的“苏联流派”也逐渐消弱。世界各国的地理学者在进行本学科研究的过程中，经常被一个问题困扰，“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如此之强的学科，它是如何将自然、人文、历史等各相关学科整合在一起的”？俄国早期地理学统一的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原苏联学者们的继承，并且趋势更加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地理学研究中实用性的突显，包括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建设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环境生态地理学等在内的相关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城市规划体系服务，站在区域的、历史的背景下考虑，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它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和人文两大因素，其相关性如此之大，以至于自然地理学者与其他社会、经济、历史地理学者在空间上找到了交点，这是苏俄地理学科体系整合较好的一个主要原因。俄国地理学有良好的学术根基和地理学综合传统，一向具有学院派气质传统，系统严谨、条理分明、界限严格。但原苏联地理学同时存在过于机械和教条、政治与学术相混淆等问题，与意识形态关联性很强的人文地理学未能系统发展。冷战结束以后，俄国地理学逐渐接受西方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一扫过去长期存在的沉闷气氛，如同经济、政治在经历阵痛后调整转型一样，原苏联的解体使俄国地理学也经历了对地理学的重新审视和重构过程。然而，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俄罗斯，拥有面积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深厚的文化蕴藏以及优秀的地理学传统。可以预期，未来俄罗斯地理学的国际地位将再度提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理学实现了从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变过程。然而，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先天不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地理学呈现出一种近代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并合发展的格局：一方面，近代地理学得到系统的构建和全方位的发展，这一过程持续到80年代，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振兴和发展为表征；另一方面，现代地理学也在逐步发展，其进程在80年代跨过拐点后呈加速发展趋势，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一、中国地理学的发展阶段 （一）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地理学 20世纪50年代从教育战略布局角度对高校院系进行了调整，中国高等地理教育迅速壮大。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而后四川、云南、广东，河南等相继成立省级地理研究所，形成了高校与科研所地理研究并存的格局。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和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组建了综合考察队伍和区划队伍，为全国范围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自然区划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原苏联模式与我国传统地理学特点相结合，我国现代地理学特别注重典型区域研究和地理学的应用实践。自然地理方面，通过青藏高原隆升及其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变迁、黄淮海农业开发、长江流域生态治理等研究项目，总结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包括垂直自然带、T字型理论、涵洞水文计算模型、积温公式、作物估产模式等在内的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模式和计算模型（葛全胜等，2003）。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综合研究地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与生物过程的学术思想。经济地理方面，重视生产力布局、自然条件和技术效果分析。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以地域生产综合体为研究核心。在土地利用、农业资源评价和农业区划、农业地理学方面成绩显著。经济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工业地理学等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地理学开展了大量的史料收集、考证和野外调查，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成更新、更科学的历史地理。冰川冻土等观测实验站的建立、大规模的区域综合考察和专题研究、自然区划和农业综合区划、沙漠和水土流失治理等工作为区域开发、国防服务、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地理学工作者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区城地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我国现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地理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融入全球体系中。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地理学全方位接轨，地理研究进入快速、健康的发展阶段。在李旭旦、吴传钧、李春芬、周立三、王成组、王恩涌、张文奎等学者的大力呼吁和倡导下，人文地理学和人地关系研究走向复兴的道路。 受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的影响，80~90年代，地理学计量运动在我国达到高潮，各种定量分析技术广泛地应用到地理学研究之中，地理学研究从传统的定性描述转到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发展。地理学的数量化和模型化推进了理论建设。随着遥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虚拟现实、网络等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和开发，已建立起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遥测技术体系，为综合研究和系统分析各种地理信息开创了新的局面（葛全胜等，2003）。现代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分析技术的引入及其分析水平与精度的提高使地理学的发展不断从宏观推论走向微观验证。同时，定位观测手段也从无到有、从点到面。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全面推动了一些重要科学问题研究的深入，大大提高了我国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冯仁国，2000），全球环境变化与地区响应成为地理学的前沿。通过黄土、冰芯、湖芯、树轮及历史文献等的深入研究，在古地理气候与环境变化领域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 地理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分支学科快速发展。中国众多的人口和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资源、经济、环境、人口、社会等矛盾十分突出。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环境学、生态学、大气科学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在内的多种学科，大量介入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环境变化与治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地理学研究的主体与科学问题不断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与渗透，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视和应用。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同时，不断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形成以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为支柱的学科体系。 专栏10.7中国的后现代地理学？ 如果说，后现代问题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的科学技术、文化精神、社会危机的话。那么，中国的后现代问题则是多种矛盾交织的结果：一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普遍性问题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不断繁殖、析生；二是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承传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冲击，现代化科学文化、商业消费文化与中国人文文化的深层次的矛盾；三是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非平衡、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缺失与文化中空、文化创新不足。中国的后现代问题呈现出前现代和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一种混杂格局。这就构成了中国后现代地理学的基本内涵和独特性所在。
二、中国地理学60年来的主要成就 有相当多的论著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地理学的成就进行总结：《地理科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95）、《地理学发展与创新》（陆大道，1999）、《中国地理学90年回忆录》（吴传钧和施雅风，1999）、《地理学综合研究黄秉维文集》（《黄乘维文集》编辑组，2003）、《中国历史地理五十年》（华林甫，2005）、《地理学思想史》（刘盛佳，2000）等 1）区域综合考察。从1956年开始，先后开展了青藏高原自然资源、西北高山冰雪资源、西北沙漠、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等多个区域的大规模地理考察，出版了20多部区域综合考察报告。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中国地理学家开展了旨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自然区划研究，包括全国范围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动物等多要素专门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汇集考察和区划成果，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图集》（1965），标志着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自然环境有了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揭示出自然地域分异的特点和地带性规律，成为各部门研究和应用的重要依据， 2）农业综合考察和农业区划工作。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使农业能够因地制宜、分类指导，1953年农业部首次组织了农业、林业、水利、地理等专家制定了简明农业区划的初步方案。周立三等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甘青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区划的初步研究》。1978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了以周立三、黄秉维、陶鼎来为首的专家小组，编写完成了《中国农业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和《中国农业机械区划》。1980~1985年，依托地方院校和研究所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县为单位的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综合区域工作，出版了一系列丛书，成为这一时期自然与经济相结合的综合性成果。我国的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推进了农业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中国农业区划》、《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等成果均具有世界意义（郑度和陈述彰，2001）。 3）全国土地类型、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地理学在前期全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自然区划工作的基础上重整旗鼓，开展了全国范围的1：100万土地类型、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图的编制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赵松乔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的编制研究，综合考察委员会石玉林主持了全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编制研究，地理所吴传钧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研究，这三项土地系列图的编制研究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对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土地利用研究已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开展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4）竺可桢开创了气候生产潜力与气候变化研究。1964年竺可桢撰写的《论我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开创了联系农业生产，综合分析光、热、水等自然因子的先河，成为我国气候生产潜力、农业生产潜力以及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1973年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奠定了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他依据物候观测和文献资料建立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化曲线被称为“竺可桢线”，作为标准曲线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或与之相对比。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人类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环境变化、文明进化、生物演化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备受国际地学界推崇。 5）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北京城市历史地图集出版。在中国地理学界，历史与地理的结合堪称一个重要特色。在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国疆域变化、自然和人文环境变化、城市变迁等都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和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先后出版。这两部历史地图集反映了中国地理学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也是对国际疆域沿革地理和城市历史地理的重大贡献。 6）开展全国范围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整治规划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地理研究从较为狭窄的土地资源转向更加广泛的国土资源，研究任务也从前期认识性的考察调查进入到以开发利用为目的的评价规划。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下，中国地理学家参与了国土资源评价和国土规划编制工作，先后完成全国性国土资源评价与国土规划报告以及省、市、县3级国土资源评价和国土规划报告，并在国土资源评价和国土规划的理论、方法上也取得了一大批理论成果，推动了区域地理学的发展。 7）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环境、西北干早地区环境变迁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青藏高原是全球上最年轻、最高大的高原，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黄土高原沉积了巨厚的第四纪黄土，地形复杂、水土流失严重，是世界特殊地理区。施雅风等开拓了中国现代冰川学，朱震达开创了中国沙漠研究；以孙鸿烈、李吉均院士为代表的中国青藏高原研究者通过多年对青藏高原地质、地貌、冰川、古生物化石等的深入调查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方式及其对中国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刘东生、安芷生、李吉均院土为代表的中国黄土高原学者通过多年来对黄土高原的深入研究，建立了黄土高原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动一地貌变化一气候变化的时间序列；以朱显谟院士为代表的水土保持专家揭示了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气候、地形、植被、土壤、人类活动的关系；冰川、冻土、沙漠、湖泊、湿地等专门自然地理的时空演变与过程研究的成就突出。这些重要成果是我国对国际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也代表了国际地理学在这些领域的最高水平。 8）开展全球环境变化-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发展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温室效应、酸雨污染、物种灭绝、表土侵蚀、土地荒漠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地球表层的可居住性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研究计划，如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MAB）、国际地圈与生物圈研究计划（IGB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lHDP）等，全球性的地学研究计划把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叶笃正、黄秉维、陈述彭等积极倡导中国地理学参与全球环境变化、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并在相应领域开展了具有奠基意义的预测研究。 （叶笃正(1916.2.21-2013.10.16)，又名叶平斋，出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安庆市，气象学家，中国现代气象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开拓者。 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在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194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80年，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至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至1987年，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2006年，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叶笃正早期从事大气环流和长波动力学研究，提出长波能量频散理论;20世纪50年代，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季是热源的见解，由此开拓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研究和青藏高原气象学;提出北半球大气环流季节性突变并引发一系列研究;60年代对大气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理论作出重要贡献;70年代后期，从事地-气关系和倡导全球变化研究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中国地理学的综合性思想 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综合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1957年提出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指出在自然地理研究中要体现综合的思想，钱学森提出地理科学的观念，把地理学视为一个系统，使综合的思想推广到了整个地理学，此外黄秉维提出地球系统科学，吴传钧提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其核心都是“综合”的思想，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思想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核心和特色所在。 1）综合自然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是对自然地理环境，即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地球表层的整体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着重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间的物质能量关系，阐明自然地理环境的历史形成、现代过程、类型结构、地域分异和发展演变。综合研究有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一是现代过程的研究；一是历史过程的研究。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的研究；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研究。景观学和土地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以及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2）地球表层学和地理科学。钱学森曾就地球表层学和地理科学多次发表论文和讲话。他认为地球表层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基础，并由此提出了地球表层学和地球表层巨系统的概念。1987年，在“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作了《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的讲话，认为“‘地理科学’就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地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地球表层”，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二次学部委员会大会上的《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或叫交叉。”他后来又提出地理科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就是地理系统，其研究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他由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引出地理系统的概念，引出社会主义的地理建设，提出了地理建设的概念，包括交通运输、信息通信、能源发展、供气供水、环境保护、绿化建设、城镇体系建设、气象预报、防灾抗灾、矿业开发、农业资源及林业资源开发、保护等。 3）地球陆地系统科学。黄乘维始终坚持地理学的综合发展方向，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便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倡导开展物理地理、化学地理和生物地理群落三大方向的研究。百余年来讨论的焦点是5个圈层相互关系究竟如何研究，黄乘维提出的物理地理（热量水分平衡）、化学地理（化学元素迁移和转化过程）和生物地理群落（生态环境的维系和保护）是地球表层学基础性的核心内容，而综合自然地理则将三大系统融会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宏观单元是自然区，微观单元是土地类型，综合自然区划便是对三大系统的结构、运行、控制因地域不同而形成差异的揭示。他的这一思想与1984年国际科联决定的综合研究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过程的方向可说是不谋而合。黄乘维多次阐明了“分科愈细，综合愈重要。地球表层学体现的便是综合，地球表层的综合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必须明确，多学科研究不是综合研究，只有跨学科研究，融会贯通，才能算是综合研究”。他指出地球表层的6个研究领域是：①地理学传统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地表或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②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对象全在地球表层；③自然资源研究主要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和能量的利用和保存，对象亦全在地球表层；④环境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消除和避免环境污染，广义的就包括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环境，这与地理学传统定义相同；⑥国土整治研究……其对象仍然在地球表层之中；⑥地圈、气圈相互作用研究……其内容是研究地表对大气的影响和大气变化对地表的影响。这就使地球表层学的理论体系渐趋明朗。黄秉维指出研究工作仍得顾到区域差异，“认为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不但全球环境与区域环境应该结合起来，环境也应该与发展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行动依据的作用”，他又指出：“地球系统科学侧重说明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的几十年至几千年的变化，将全部现象区分为物理气候系统和地球化学循环两个方面。” 4）人地关系地城系统研究。1991年，吴传钩发表了《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一文，认为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中主要担当地域系统研究的任务。他说：“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唯有地理学。亦即说，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明确以地域为基础。”吴传钓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方面的建树包含有地理学完整的科学方法论；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有空间、时间、自然、人文四组变量，故从属性来说，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科学；从形态来说，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实质来说，是内部组合和功能机制转换的动态过程；从研究的目的来说，是通过结合调整和机制优化使人地关系更加协调、和谐，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循着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四、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特点与问题审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解煌的成就，一方面，吸收消化了西方近200年的发展成就，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地理研究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找到了中国地理学自己的“生态位”和“生长点”，在一些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正在开创一些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研究课题和项目。 （一）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这一时期地理学发展的特点是：①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多类型的区域综合考察，对中国自然环境与自然要素结构特征有了全面的认识与把据；②地理研究、地理教育的组织运作深受苏联模式影响；③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远盛于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的应用性强于理论性；④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我国地理学处于近代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并合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严重偏差：①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体，将地理学的阶级性推向极端化，人文地理学及其理论作为资产阶级思想遭到批判。②教育和学术上照搬苏联模式，欧美等学术流派的思想受到严格限制；对统一地理学和人文地理进行了否定，人文地理和人地关系研究留下了近30年的时间断层。③地理学中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相分割，加剧了地理学者自然-人文统一知识体系的割裂，造成了严重的“跛脚”现象；自然环境只是作为研究经济事象的条件而不是作为同一实体范畴的内在构成，进而阻碍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深度；纯自然地理研究导致对“人类已成为改变地球表层变化重要的持久营力”这一现实的忽视，削弱了地理学的应用目的。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持点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理研究与地理教育进入历史上空前繁荣时期。其总体特点是：①学术上一改封闭，单一的格局，多样化的学术思想刺激着地理学多元化的发展；②人文地理学得到振兴，并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对学生而言，自然地理学转向“冷门”；③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地理学已逐渐接轨，在环境变化、城市地理、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已切入前沿；④地理学的综合性、整体性和人地相关性得到关注和强调；⑤地理学的高新技术化特征日益增强，除遥感、GIS等技术外，诸如长期定位观测，黄土、冰芯、湖芯、树木年轮、洞穴沉积等的定量测试和定年，坡面、流域、风洞、冰川冻土实验模拟，物质能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实验家测试等现代实验手段在地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在新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地理学又呈现出诸多新的问题。蔡运龙等（2004）等指出。当前中国地理学界存在基础研究薄弱、学科整合不足、学术走向迷茫、竞争能力堪忧、全球视野欠缺、地理教育错位等问题。以下问题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构成重大影响。①理论研究仍然薄弱，尤其是原创性思想较为欠缺，本土化理论创新不足。中国地理学要创新发展，必须把握国际学术动态与前沿，然而，近30多年来，中国地理学也存在一种“潜景观”：热衷于国外理论观点的引用与实证，并形成多级承传之势，而居低层者或后来者沿着这一路径全力向高阶升级。这一状况对缩短国际差距客观上起到积极作用，但长期形成一种“定势”与“稳态”又削弱了艰苦持续的创新精神。正像日本地理学家荒井良雄所说“已经对永远追逐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感到了疲倦与厌烦”。这一现象及其所造成的问题应引起中国地理学的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其昀就宣称：“中国地理学自有优美之国风与其独擅之才力”，这实应成为国人的基本风范。②地理学对现代科学的成果关注不够，表现出零敲碎打，地理学研究在指向当前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却出现了削弱的趋势。对地理学整体发展方向的关注趋于淡薄，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整个科学发展的大趋势、隔膜于其他学科发展的前沿、隔膜于科学哲学。③在市场经济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境况下，时下的学术浮躁之风也影响到地理学。不同尺度的野外调查研究和长期连续的定位台站观测、社会经济调查和原始数据的分析研究是地理学发展的基础之一。但除了少数研究所以外，对第一手科学数据的获取重视不够。在GIS和数量方法的应用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实地观测却削弱了。④地理学内部发展不平衡。区域地理学、农业地理学等分支学科长期处于衰落状态，行为地理学、医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等未能形成体系。⑤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日趋专窄化、技能化、应用化，冲击了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削弱了我国地理学未来的国际地位与竞争力。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地理学本来应该在学科交又以认识和解决复杂问题上作出独特贡献，但中国地理学中自然研究和人文研究的交叉和融合显得不足，高水平的综合性成果仍然乏善可陈。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发展倾向，一是越来越专窄，一是越来越泛浅；前者有走入死胡同的危险，后者则可能在不着边际中“消散”。⑤学术走向迷茫。近年来为应对社会需求，为争研究经费，大学院系纷纷改名，也改变了学术方向。中国地理学在派生出环境、资源、城市、旅游、房地产等应用方向的同时，主流学术方向却被削弱，人地关系等地理学核心论题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被淡化。地理学研究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敏锐地揭示隐患、对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在地理学的繁荣表象下潜伏着危机。中国现代地理学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巨大成就，但思想的活跃性、原创性、多元性仍显不足。中国的地理学拥有良好的历史基础、深厚的文化蕴藏、典型独特而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伴随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的崛起，中国必将由地理大国走向地理学术研究的强国。
附录
文化自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2015年5月4日他与北京大学学子座谈，也多次提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的活动与讲话中，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保持恒久自豪、持有坚定信心。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把“根”培得更茁壮，把“魂”铸得更牢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博大精深、底蕴厚重，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根基命脉，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营养，为培根铸魂厚植了历史底蕴。
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支柱。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它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时代强音和革命行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是革命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优势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实践证明，革命文化积淀着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忠诚可靠、勇于担当、团结协作、甘于奉献、不畏艰辛、敢于胜利等优秀精神品质和高尚道德情操，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为培根铸魂厚植了红色基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灵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历史发展方向，在多样化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中居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的价值认同，为培根铸魂厚植了时代元素。
新时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文化自信
news.sina.com.cn 2019年02月11日 06:07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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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与意义的高度认同与积极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社会主义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弘扬正气，壮大底气，砥砺勇气。
以兼济天下、德泽苍生为最高理想与价值
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光明与美好，扬清激浊，弘道养正，以兼济天下、德泽苍生为最高理想与价值。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砥砺前行、前仆后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使中华民族勇于领潮流和时代之先，有所贡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优良传统日益得到巩固与发扬。
坚信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符合世界上大多数人利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确的、崇高的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力前行的力量源泉。1954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为中国人民的理想与追求注入新的内涵，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件造福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发展有益于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能够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永不懈怠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逐步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没有文化底蕴的国家很难成为世界强国
文化的优秀、人民的力量、国家的强大，在新时代不断给予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应有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也积累起巨大能量。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没有优秀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坚持走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与中国文化的先进。
文化自信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与担当
新时代中国文化应表现出新的可能。虽然目前我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我国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时代面临新困难、新挑战，文化自信理所当然地需要具有崭新的时代高度、世界广度和变革深度，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与担当。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从来不缺少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靠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胆识与胸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人完全能够继续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继续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做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2月11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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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0-12-1 版次:1 页数: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