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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王爱民 地理学思想史 第四篇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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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9 08:15: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6-29 16:27 编辑

(后面没有校正)

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第十二章 人地关系论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第二节 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本章小结
第十三章 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第一节 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第二节 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第三节 时空耦合性与时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四章 生态论与景观论
第一节 生态论
第二节 景观论
本章小结
第十五章 地理学的计量化、理论化与行为论
第一节 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定量化
第二节 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第三节 人类与环境的感应——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第一节 地理学的范式论
第二节 地理学的危机论
第三节 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245第四篇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地理学在传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中,从人地关系、区城与空间结构、人类生态学、景观科学、行为科学等不同角度,开展了多侧面的研究,形成了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区域论、空间论、生态论、景观论、行为论等主题,丰富了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每一方面的研究都有其鲜明的特点,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每一种地理学思想观念均存在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从不同侧面研究的必要性;地球表层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决定了唯有综合各种观点才能掌握其全貌和本质

P247第十二章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论题。自从人类脱离单纯的动物状态而进入到人类时期以来,人地关系就作为地球表层一种新的运行机制而客观存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与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相应地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和全球变化研究的兴起、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人地关系研究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显示出其永恒的魅力和新的生命力。近代和现代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侧面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充实


第一节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洪堡和李特尔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尤其是与土地关系。洪堡认为,“不包括人类的自然图景是不完整的,人类在生活上到处与土地发生最根本的联系”。李特尔遵循发展了埃拉托色尼把人类之家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想法,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和自然关系的学问,“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要求人们将其活动及其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舞台,因而,要叙述的不仅仅是这个舞台本身,而是其与人的关系。”在他的《欧洲》一书的前言中明确宣称:“整个土地呈现出生物的图案,其上天然与文化的产物、自然与人文的面貌,都被巧妙地安排为一个整体,完美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最有意义的相互作用”(罗伯特·迪金森,1980)。两位大师的论著表达了相同的、深邃的人地关系思想:人地关系首先是人与土地综合体的关系;土地利用完美地体现了人与地的相互作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人地相互作用下的整体性。
一、“人地整体系统”中组成部分的“人”

   李特尔特别关注人地相关性,并将“人”提升到地理学研究的“顶点”地位.然而,受启蒙运动思想和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近代地理学长期关注于“理性的人”和“社会群体的人”,而严重地忽略了“真实的人”和“个体生命的人”,致使地理学陷入思想难以突破的因境之中。人文主义地理学、存在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和主要特色,在于对人的多重属性及其与地理环境复杂的关系的揭示。作为地理学理论概念的“人地关系”中的“人”,不只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的人”,而且是具有丰富内涵、存在于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具有层次结构和组织功能的“系统的人”。
1)个体的人与社会群体的人。人既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社会系统动作的载体。地理学既关注社会群体,也不忽视个体的作用。个体的行为及其个体事件产生的重大环境影响,是人地关系模式中的一部分,现象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对地理学的重要意义在于重新发现了“多样性的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方式”。这也是聚焦于个体时空特性研究的时间地理学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2)自然属性的人与社会属性的人。自然属性使人受制于自然法则,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本能,而这一特征始终是人地关系中一个稳定的基本的影响因素。当人类还在为基本的最低需求挣扎时,人的基本需求扩张为人地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社会属性使人受制于社会法则,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和环境广泛而多样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通过社会契约、法制对自身活动的束缚。
3)人既是一个特殊的生命物质体系,也是超生命物质的文化体系。作为生命物质的人,在与环境的作用中创造了人工物质世界和文化精神世界。地理环境、人工产物、具有不同文化特质和文化差异的人也就成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正是具有特定伦理、道德、价值、习俗、信仰的“文化人”的存在,决定了地理学对人的研究不能单纯采取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而“规范性”思想和诠释社会学的方法对“文化人”的探究就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4)生产活动的人与消费活动的人。人的这一两重性,一方面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人-地之间实质性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人类”主要通过土地利用、工业代谢、生活消费等活动形式对“地”产生直接作用。从工业时代的“生产型社会”转到后工业时代的“消费型社会”,地理学对人和人地关系的研究内容也随之而拓展。
5)人是一种理性、正义、仁爱、自由、情感、欲望、权力、意志、贪婪、丑恶、疯狂、荒逐并存的“社会动物”。人类行为多以“理性合理的人”为出发点,但常常也承受不合理行为导致环境恶化的后果。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地理学的思想启迪在于揭开了唯物的、理性的、单面人的、冰冷的人的“铁面具”,还“真实的人”于地理学研究的“人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人、情感与行为丰富的人与空间地域的各种各样的联结—生产空间、权力空间、犯罪空间、乡土情愫等成为地理学内涵丰富的源泉。
6)人是主体性与受制性的对立统一。主体性作为人类属性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自主性、目的性、自觉认识、能动创造等。作为主体活动的人,同时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包括人类社会自身(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的制约以及自然环境的强烈制约.完全意识上的自主自觉是不存在的,人类的主体性和自由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的灵活抉择。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或然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的制约特性
7)人是具有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系统人。人的整体系统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知识价值观念系统,包括文化和知识、科学技术、思维价值观念、政策法律:二是社会组织系统,包括制度体制、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体系;三是人类行为模式系统,包括个人集团、社会国家、全球不同行为主体的生产、消费、娱乐、政治宗教等行为活动以及人口自身的生产、迁移、流动模式;四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对自然环境产生强大作用的人工物质系统,包括工具机器、人工能源、交通通信系统等。上述四大部分相互渗透、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人的整体系统

二、“地”是人文地理环境系统与自然地理环境系统的有机统一

    地理学所理解的“地”就是地理环境。需要从系统整体与部分内在统一的角度,从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整体系统发展的角度,从人地互生、转化、过渡的角度,重新审视“地理环境”术语的内涵。地理学所理解的“地”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1)“地”不是给定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而是与人类活动双向生成并包容人类活动及其产物的系统。因此,这里的“地”已不再具有单纯的“自然性”,而或多或少融入了“社会性”的烙印。
2)人文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人化过程的延伸。然而,人文系统并没有丧失自然本质,具有自然系统的“自然性”,即自在性、给定性、原生性以及活动方式的自发性、无目的性、物质和生命层次上的自组织性。对此,西蒙曾明确提出:“我们称之为人工产物的那些东西并不脱离自然。他们并没有得到无视或违背法则的特许。”人文地理系统与自然地理系统尽管存在物质的外在形态上的差异,但在其关联的运动中和“自然性”的本质上是统一的。
3)典型的人文地理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客观上存在着差异。人类把自然法加以人工(技术)的组合,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原生自然物的新物质形态——人文形态,同时赋予了它新的特性一—社会性,表现为创造性、自觉性、目的性以及智慧生物的自组织性,并以其特有的功能满足人类多维的效用需求:通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创造社会的活动,减弱或克服了自然环境的无定性、不稳定性,人文地理环境成为人类抗衡自然风险、提供稳定需求的“缓冲器”;人文环境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多层次、多环节的加工,使其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成为自然资源和人类需求产品之间的“转换器”;人类所创造的中介系统,其本身属于人类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又以其特有的功能手段极大地扩展着人的肢体、体力、智力和速度,在对自然环境的深度开发过程中拓展着人类系统,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天然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与典型人文环境系统体现了地理环境“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两极对立,其间存在一系列的过渡类型。
4)地理环境对人类具有多功能价值形态。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具有多种功能:一是土地生态系统提供的第一性生产力和生命构造力,这是人类第一产业——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是自然综合体提供的各种矿产资源、水资源、能源等,是人类第二产业——工矿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景观和生态环境功能,包括旅游价值、美学价值、科学文化价值以及环境稀释降解功能和生态调节功能;四是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累;五是为人类活动提供空间场所以及在空间关联中形成区位效益。地理环境的多种功能属于广义的自然资源、自然-经济资源范畴,人类正是在对自然环境不断开发利用与人工环境不断重构中,推进着经济技术体系、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由此可见,人与地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围绕人类社会-地理环境这一主轴关系而展开的。在人地关系的多层次结构体系中,人与土地自然综合体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的基础层次。在这一基础层次上,存在人类与自身创造的交通系统、材料-动力系统、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等各种关系。“地”的内涵随着人文环境系统组织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而反射出对人类社会的多功能的作用。“地”以其无限的丰富性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多样需求,诸如生理的、心理的、美学的、价值的、物质的等方面

三、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构建的基础性作用

   地理环境以其固有的属性对人类活动同时产生双重作用:一是以资源的形式支撑条件不断提供人类所需的物质、能量或效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基础性支撑作用;二是以不利的环境(自然条件严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力衰减、地处偏远)或爆发性灾害强烈地制约着人类活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不只是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基础、基本的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撑作用或限制性作用的强弱取决于地理环境的以下特性:
1)适宜性。适宜性反映的是地理环境对特定类型的人类活动的适宜状况。适宜性表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选择性并不是无条件的、“任意的”或“自由的”,而且受制于适宜性宽度和适宜性等级。从多宜到不适宜、从高度适宜到极限适宜,人类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小,其利用的“风险度”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地关系发展史是适宜性内涵中人类活动因素不断强化的历史,是适宜性在时间上持续扩展的历史。
2)潜力级。潜力级是指针对特定人类活动,地理环境的等级、质量及其通过开发改造后可能提高的程度或支撑、满足程度。潜力级表明:人类活动发展的空间分布、时间过程和投入强度受制于潜力级,在空间上,人类活动总是从潜力级高的地区向潜力级低的地区推移,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技术经济的投入,对限制级因素加以改造和克服得以实现的。从时间上,遵循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发展过程;在时空关联上,表现为随着潜力等级的降低,集约度迅速递减,限制性增强,人类活动风险程度增大。
3)限制性。限制性是指关键性限制性因素或若干限制性因素的组合对特定类型的人类活动产生的障碍性或破坏性作用。限制性是与适宜性、潜力级互补的一个概念。正是限制性因素多、强度大,才导致适宜性和潜力级降低。限制性原理表明:环境的限制性制约了特定时期人类活动的产出水平,决定了人类活动的最大集约投入水平。随着技术经济的进步,人类不断克服限制性因素,在无限的时空里,这种克服的潜能近于无穷。然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受技术条件的可行性界限、交通区位的界限、经济界限(超过经济临界值利润为负)等制约,环境的限制性又是绝对的。环境限制性程度越强,技术经济投入的成本代价越大,报酬递减速度越快,环境的决定性也由“隐性作用”变为“显性作用”。
4)资源禀赋、环境生产力与环境质量。资源禀赋和环境生产力是满足人类多种效用需求和价值水平的测度。环境生产力可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经济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主要包括气候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植物初级生产力等。自然生产力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条件和可能性,其本身直接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环境生产力属性表明:环境的自然生产力是人类最“经济”、最“廉价”的“投入”。人类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讲只是自然生产力延伸转化的结果。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生存的基础。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最小的投入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社会综合生产力

四、人地关系是一个具有多重关系和丰富内涵的总体
    在“人地系统一体化”的今天,纯粹“自然环境”的“地”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地”是包容“人”的一部分的“地”,“人”是不断被“地”渗入、特征化的“人”。人类通过对“地”的创造性改造和调控,把主体性切入到“地”的运动变化之中。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演进和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不断地从土地综合体中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能量和更为强大的效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发展都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互生转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的一种观点是:唯有从人与地相互作用的广泛视角中,才有可能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唯有从人与地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中,从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整合机制的探讨中,才有可能透彻地把握人地关系的本质属性。单纯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均不能体现出人地关系的本质性和规律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可用“人化”一词来称谓。由于人地交互作用,“人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人类自身,而且也体现在环境的“人化”和“反人化”过程中,即“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过程(图12.1)。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同一过程的双向运动形式,这一过程不只是人类主体单向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环境以其固有的方式表现出的反响回应。这种双向生成、关联互动、循环扩展的统一,构成了人地关系发展的内部机制。

   在人-地双向生成的过程中,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凝聚并体现在作为活动对象的客体环境上,从而赋予了人地系统以人类社会特性。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自然过程中的速率、强度和方向,形成了兼具人类特性的新的自然过程,即自然规律包含有社会作用成分。另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环境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始终起着作用。人地系统存在一体化的双向互动性。人与地立体网络关系的形成、维持与发展是人文过程和自然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不断推进着土地利用的深化和人类自身的发展。从“人的整体系统”到“人地系统”再到“自然环境系统”,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渡环节和层次,很难划分出其截然的分界线。人与地在客观世界中,尽管从研究角度和认识角度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来看待,但在其存在中是以融合不可分的一体来运动的(汤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皮特强调了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整体性.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学关注社会如何形成、变化,如何逐渐改变自然环境,如何从原始自然状态创造赋予人性的各种形式,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沉积物层沉淀,直到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景观的形成,地理学也关注自然如何影响社会,自然创造了人类,而社会力量使其具有文化色彩;自然具有对地区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限制和提供原料的潜力。社会和自然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相互关联的复合体。在一个方向中曾经是一个偶然的关系(在自然演化中人类的形成)变为在另一个相反方向上均等的偶然相互关系(社会演化改变“自然”环境)。这样,人类活动持续改造、重塑着自然环境。在社会和经济力量改造景观的意义下及在思想和话语的影响下,自然变得社会化。理解这个关系系统需要地理学家是经验丰富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寻找联合两者的方式,借助两方面知识的润察力来获得方法。因此,地理学的核心是研究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理查德·皮特2007)。
    人地关系的发展既表现为人类对“地”开发利用的广度、深度不断增强,同时也表现为人类系统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从采集时代到现代工业时代,工具系统从石器、铜器、铁器向动力机器、智能化机器发展;交通工具从传统人背马拉向现代交通通信体系发展;动力系统由人力、畜力、水力向现代电力系统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日趋精细化、规模化。与社会经济阶段性的发展相对应,人地关系由采集、游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到集约型农业、城市、大都市带,实现一系列跳跃式的转型。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力既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或其他的“技术进步论”、“经济决定论”,而是人地关系的演进。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连同他所创造的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工具装备系统、人工环境和城市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均是围绕人地关系这一“轴心”而发展、演变的。
    以“人”为中心,从人文环境到自然环境,大致可分为六个基本层次(图12.2):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层次即人口系统,反映的是人口构成的发展变化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文化系统,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和建构的人文环境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制度体系;第三个层次是工具装备系统,是人类活动改造利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所凭借的工具、手段,其本身可视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既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强弱大小,又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中介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第四个层次是人工产物系统,是人类利用中介手段和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资源创造的人工系统及其产物,包括人工产品、城市聚落和“三废”物质等;第五个层次为农业生态系统,体现了农业活动中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表明了人类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六个层次是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资源。以上六个人关系系统基本层次,分别对应于六种基本的人地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人与工具装备系统的关系;人与人工环境、人工产品的关系;人与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
    多功能的“地理环境”与多层次的“人的整体系统”双向生成,彼此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人地关系极其丰富的内涵。人地关系,乃是基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和文化(组织、制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与人工产物、人与自然综合体等多层面组成的物质-关系系统。在人地关系多层次结构体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其他关系均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构筑与发展,并表现出递阶的、统一的但又是异质态的、复杂关联的作用

P255第二节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其思想来源有五:是基于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设计论)思想,认为造物主创造了有秩序的自然,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有相互的适应性,但人具有创造力而与其他自然物不同:二是自然控制的思想,最早形成于原始人类对自然力量的神秘和畏恐心理,经过长期的文化淀积,表现为对无法解释的事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一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认可:三是“人是大地主宰”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和世界万物,并给予了人特殊的地位,人类有充分地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秩序的权力,这一思想在近代主体至上哲学思潮、工业主义思潮推动下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并发展成征服自然的人地观,进而走向科技万能论的极端:四是基于理性哲学思考基础上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五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尔后的生态学思想,这一思想通过流变、嫁接,在近代地理学中产生了三种人地关系论,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观点结合,对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环境决定论”有直接影响;达尔文的随机理论与概率统计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理性哲学思想的结合,对以后的或然论学者有相当的影响;“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观念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的结合,造就了适应论(协调论)和生态论之说。在以上五种思想的影响下,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充实

一、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作用与环境决定论
一、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作用与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地理学长期关注的重要内容。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认为,人的性质、气质、智慧和可居住性由气候决定。罗马时代的斯待拉被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的身体、精神、艺术、政体有控制力(波德纳尔斯基,1986),牛津大学卡本特(Carpen-ter,1589-1628)是一位强有力的自然力的倡导者,认为“不同气侯带对人有不同的影响”。孟德斯鸿在所著的《论法的精神》(1784)一书中阐述了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的心理、素质、情感、生理特征以及地方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影响,奠定了近代环境决定论的哲学基础。
   近代环境决定论体系的构建根源于德国的拉采尔所著的《人类地理学一书。拉采尔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他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分为三大类:对种族发展的影响,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图建立人地关系一般性原理和法则。其后美国的辛普尔(E.Ellen,1863-1932)、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澳大利亚的秦勒(G.Taylor,1880-1963)、法国的德莫林斯(E.Demolins,1852-1907)等相续发展、推进了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从它一成型开始,便遭到强烈批评。但是,环境决定论无疑存在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内核。环境决定论用自然环境的作用否定“神权统治”,把唯心(或唯神)论者的人地观颠倒过来.人地关系研究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并加强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推动了地理学向科学化方向的发展,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在环境决定论的一般概念下统一起来,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开创了人地关系的理论化探讨,在地理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强调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现实、潜在或未来)的作用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由于对环境的关心而导致环境意识和环境策略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当代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发展的基础。绝大部分环境决定论者都不是绝对的或极端的决定论者,并没有否定人的力量和作用。它从客体(地理环境)出发研究人地整合关系,构成理论存在的基础,同时也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足。
    在对环境决定论的各种批评论著中,对我国最有影响的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的观点:“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并由此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儿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绝不能成为在儿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成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批评环境决定论的经典理论依据。
    环境决定论在不断接受批评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进行着内涵的转变;由单一自然要素决定论转向自然环境决定论,由狭义自然环境决定论转向广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由对身心、气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转向对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综合影响;由直接的、线性的、单向的、静态的“绝对的机械决定论”转向动态网络的、关联的“相对决定论”。这种转变无疑将形成一个崭新的人地关系理论,可谓之“新环境论”。

二、人类在利用地理环境过程中的创造力、选择力与或然论  
   维达尔根据拉采尔所著《地学通论》第二卷的论述形成了或然论。他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地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经过数千年人类工作的累积,地表的景观已大为改善,人类确实是改变地表的一个最有力因素。人力不但是具体的事物,而且可由各种物质影响上表现出来,因此,人乃是被动兼主动的地理因素。”白吕纳进一步提出:“人类与自然环境有连带关系,其关系并非自然环境单方面的作用,人类对自然环境也有选择的自由和活动的余地。”“自然是固定的,人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代而变化。”法国历史及地理学者费玻尔(Febvre)在其所著的《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论》一书中称这种观点为或然论,并指出:“世界并无必然,到处都存在着或然,人类作为机遇的主人,正是利用机运的评判员。”
    或然论强调了人类的选择力和创造力,倡导并发挥了人力足以改变自然的具体概念。与决定论一样,或然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①或然论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无法提出具体的模式和适当可行的方法解决复杂的人地问题;②或然论缺乏决定论那样的研究深度和明晰度,对“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环境,改变后的环境又如何作用于人类”的研究尚无实质性推进,而这一研究本应是或然论有望取得理论进展的最佳方向;③或然论的观点缺乏一套可检验、可实证的标准。英国地理学家O.H.K斯拍特等认为在“自然作贡献,人类作选择”的情况下,自然所作贡献的机会并非毫无限制,也不是到处相等,而是随地区、时间、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准而不同,由此形成可由统计方法具体化的概率论观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或然论与决定论看成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并出现以或然论否定决定论的思潮,严重地忽视了两者的共性和互补性;两者均以“环境的整体性”和“人地的交互作用”为出发点;决定论强端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性”或“限制性”,或然论则在环境的限制性这一客观现实基础上强调人类活动的主体性、能动性。两种观点彼此渗透、互为依存。未来人地关系论的重大理论突破口可能在环境论与或然论的深化、整合过程中寻求建树

三、文化:人与环境之间的尺度与文化论
   “文化”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是地理学的中心主题。然而,如同“文化”一词本身就有160多个定义一样,很难对地理学的“文化论”下一个明晰的定义。“文化论”是一种包括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学、文化生态学、文化自然地理学、文化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等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思想观念的统称。
   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扩展、整合的影响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传统领域。早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聚焦于人与自然关系。决定论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力量与限制性作用,或然论则强调人在适应改造环境中的创造力与选择性。景观论者从文化景观角度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自然景观转变成人文景观)进行解读。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倾向不同,人本主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更倾向于以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为中心,并重新审视外在环境特别是人文环境(如城市系统)的重要性,然而,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科学化”和“人文科学化”增添了地理学五彩缤纷的色彩,但远离自然又深深地削弱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以来,文化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基于人地关系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观。①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每一种文化特征水平都对应于特定的人地关系。②汤因比的“挑战与适应”模式,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为人与环境的“挑战与应战”。从这一思想中我们能窥视出“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结合的缩影。③LA.怀特的“能量-文化”进化观,认为能量利用的技术水平、类型、效益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动力,④文化生态学中的人与环境的适应模式。人类活动固然有对环境产生破坏(有意或无意)的消极一面,但大多数文化中均沉淀着保护环境的意识,正是基于这一合理内核,文化才能持久地保存并得以发展。⑤惠特尔西(D.SWhittlesey,1890-1956)提出的“人类利用说”,认为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一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称此为相继占用。相继占用概念是环境决定论的对立面,实际上具有文化决定论意味,认为一个地区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他们的意义就需重新估价、⑥当代文化变革论。针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重建人类文化道德价值坐标体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行“新人道主义”,培养民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力图通过文化变革来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此达到人地协调的目的⑦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生产力论。文化已由社会生产力外部环境因素看成经济活动内在的活跃的因素,文化已被视为社会再生产的积极力量,文化经济学、文化产业、制度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热点领域.⑧结构主义哲学的文化观。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把文化视为“话语”、“言语”、“文本”,从而使外行人必须通过他们本身的文本表达过程并从人种志的角度去解释文化。
    文化决定论也是片面的,文化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但人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俯首听命的。在面临新的人地问题时,人们总是从传统习惯和文化习惯之外去寻找解决办法,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把一切环境问题归咎于文化进展,要返古归宗,也有失偏颇。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是有条件的,当人们在生存线上挣扎而加重生存环境破坏时,文化价值观也让位于生存基本需求。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在图12.3人地关系系统的立体结构模式中,我们看到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农业生态系统、人工产物系统、工具装备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等多个交织的作用中介,其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与变换,这就造成文化与自然环境必然存在关联,但其作用关系又不是直接的,呈现出微巧关系的特点

四、和谐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1930年9月罗士培(P.M.Roxby)在英国科学协会就任地理组主席发表讲演时说“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如何调整他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通过认识环境、调整有关地区人类社会的区域关系。‘调整’一词的含义既包括对某些人类活动的控制,也包括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后来有人把这一说法提升为“调节论”或“适应论”,1980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地理大会上,怀斯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近年来,不少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未来学家和国家首脑也经常谈到人与自然共生和协调问题。“和谐论”的观点逐渐为社会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把人地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更高层次,可持续发展论是人地关系论的新进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建立协调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研究不仅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同时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从发展中解决人地矛盾冲突。面对现代性危机,从事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学者开始纷纷进行反思:城市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开始反思“千城一面”的现象,并提出塑造城市特色;环境学者开始反思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地理学者开始反思环境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的局限,而提出人地关系的和谐论以应对诸多的人地矛盾;人文学者开始反思学科分化所带来人文精神“破碎”的危害,并提出整合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
    现代性危机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中,显然难以从其传统内核中“涅槃”再生,东方文化的内在“元素”在消解现代性危机中有其独特价值。图12.4表明了世界观有多种形式,从一种学说--儒家、道家--到某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再到科学的世界观。从和谐论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形式实际上阐述的是不同层次的和谐。佛教所提倡的“无我”,实际上表达的“无”是最大的和谐;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追求的是自然的和谐;基督教提倡的外在奴役下的内心自由,实际上追求的是个体心灵的和谐;儒家所提倡的“德、礼、仁、信”,实际上追求的是社会心理的和谐;科学技术所努力建构的科学世界和人工世界,实际上追求的是世界结构程序和物化的和谐。新型人地关系需要从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和文化中获取优秀的、具有生态内核价值的“文化基因密码”。构建一种和--—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人工环境、人与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环境等多层次和谐共生

本章小结

   何谓人地关系?简而言之,人地关系是指人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即问答:地是如何作用或影响人,人是如何作用或影响地,以及人地在相互作用中的过程-响应-关联问题。这里的人,不只是抽象的、机械的、粒子的、理性的、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具体的、非理性的、充满创造和学习能力的、具有多重属性差异的、鲜活的人。从理性人、粒子人、抽象人拓展到现实的、丰富的人,成为当代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的驱动力,这为地理学对“人”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哲学指导。这里的地,既不是“环境决定论”的控制因素,也不是社会学的被动的环境条件,而是具有适宜性、潜力级、限制性、资源禀赋、空间区位多种功能属性的、活跃变化的地。这里所指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单向的、决定的、线性的,而是双向反馈的、互为依存的,以及实物与场域、潜存与现存、此在与彼在、近域与远域、现象与结构、随机性与不确性并存的关系体系。现代科学对复杂性世界图景的揭示,为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人地关系研究在地理学中居何种位置?毫无疑问,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然而,几乎所有学科的研究都猎涉这一主题,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乃在于它的空间--地域--时空视角和跨知识契合的特点。人地关系与空间地域构成了彼此不可分的双核结构。地理学其他主题一—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景观的、生态的、行为的等均孕育诞生于这一地理学内核之中,并在其发展壮大中回归到这一母体,并进一步丰富了地理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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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9 09:33: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6-1 11:23 编辑

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第十二章 人地关系论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第二节 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本章小结
第十三章 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第一节 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第二节 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第三节 时空耦合性与时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四章 生态论与景观论
第一节 生态论
第二节 景观论
本章小结
第十五章 地理学的计量化、理论化与行为论
第一节 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定量化
第二节 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第三节 人类与环境的感应——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第一节 地理学的范式论
第二节 地理学的危机论
第三节 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262第十三章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地方的综合、地方间的相互作用、尺度间的相互依赖成为地理学家观察世界的基本视角。从人类远古时代起,基于生存和探究心理的需要,引发了对基本的地理学问题的思考: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为什么是那样?地理学家一直在寻找适合的方法来解释区域多样性、差异性和关联性的原因。法国区域学派找到一种现代分析方法。这就是对当前区域景观和文化如何在长期的人与自然相互的作用中形成的历史解释,一种基于空间地域相对封闭、均质、稳定条件下的地方垂直综合。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区域一体化选程中,不同尺度间的联系对地方特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形成了地理学空间分析发展的基础。通过相似性分析,寻找可以被理想化为几何模型的空间结构或模型。相关地区(区位、距离、结构中的不同现象)变成调查的焦点。用交通费用、通行时间、点线面网络结构、各种有形的“流”和无形的“场”的测度和度量具有比文字描述更强的说服力,地理学家的目标转向阐述空间规律。然而,扬弃区域内涵的空间分析最终发现简单的模式化并不能完全解决复杂的空间作用关系和区域个性特征问题。区域和空间的这一历史进程既为现代地理学出了难题,又为区域-空间重新整合提供了契机。

第一节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所谓“区域论”,是有关区域概念与区域分异、区域类型与区城边界、区域结构与功能、区域差异性与区域相似性、区域多样性与区域独特性、区域垂直综合与区域间水平关联、区域共存性与区域历时性、区域分工与区域协作、区域本体论与区域方法论等思想观点的统称。
一、区域地理学的发展演进
   正如人类存在着要了解往日、理解各种事象的历史变化的愿望一样,人类也存在着要了解什么地方、有什么存在、不同地方的存在有什么不同、为何不同的强烈愿望。地理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满足了人们理解地方、利用地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有关地方的经验和知识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失的部分。古代时期的区城地理学专注于地理事象描述、人类如何适应与利用,缺乏系统化的体系和理论解释。瓦伦(1622-1650)对地理知识作了早期的、意义重大的逻辑化整理,他将地理学知识分为普通的(或一般的)与专门的(特殊的),识辨了后来被称为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之间的基本差别。康德(1724-1804)吸收利用了瓦伦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地理学,都是描述性的综合知识体系,前者涉及时间中的事件,后者涉及空间中的环境。康德由此将地理学视为根据各地区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而进行的地区研究,并为从事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哲学辩护(Livingston,1992)。洪堡和李特尔将整体性、关联性、人地相关性、综合性、因果性等地理学核心概念注入区城研究中。洪堡特别强调区域的整体性和分异规律性,而李特尔更多地关注于区域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两位近代地理学奠基人各有侧重地推进了区域地理学的科学化。在维达尔领导下,法国地理学派继承并发展了李特尔的区域研究和人地整合的思想,注重综合观念和方法,区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世界区域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并使其一度占据地理学的核心位置,形成了“区域综合是地理学工作的极峰”的观念,维达尔把每一个地方的“区域”的独特景观与生活方式视为人类与其自然环境在各个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费尼曼(Fenneman,1919)总结说:所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要在特定的地方或地区去研究,地理学应立足于它的核心区域地理学,以防止其他科学跨越。赫特纳和哈特向分别对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的早期及晚期从经验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角度进行了总结。理查德·哈特向(1996)指出:“要想理解每一地区较之于其他地区的全部特征,我们必须审视相关特征的全部---区域地理学”,主张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从人文和自然维度去描述和解释区域多样性和差异性达比(Darby)强调,“我们的系统问题都是为了追求达到目标的一切方法,而区域地理学才是我们研究的顶点”,即使哈格特(Haggett,1965)这一捍卫“空间论”的前锋人物也认为,区域是“组织地理信息最有逻辑性、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之一”。区域论者认为,每个区域都是独特的,必须用区域方法论去研究,主张地理学者使用独特的方法,即描述独特的现象和独特的区域。20世纪50~60年代,在地理学思想发展史上进入计量运动、空间分析、理论模式的高潮时期,地理学致力于普遍性、数学形式化和演绎方法的研究。注重独特性和归纳法的区域学派受到猛烈拌击,导致区域地理学整体的衰落。客观上,传统区域研究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现象罗列,形态描述,缺乏有深度的整体关系研究;注重区域个性或独特性和差异性研究,对区际联系、区际等级动态关联作用和一般规律研究不足;以描述、解释为主的静态区域研究方法难于与不断变动、复杂网络关联的地理现象和环境相适应;区域地理研究缺乏在人地整合这一前提下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的有效合作,或侧重于人文地理研究区域,或偏重于自然地理研究区域,自然与人文割裂是阻碍区域地理学纵深发展的深层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多种力量驱动下,区域地理学得到复兴;缺失坚实的区域地理学基础,背离了瓦伦早就强调的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之间的互补关系,系统地理学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离开区域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支撑,空间分析、数学形式化表达在取得重大进展后,却发现迷失了地理学的存在和方向;人本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的兴起,挥击了“非人文”的空间科学,恢复了人们对地方丰富的感受,使地理学“重新”认识到地方、场所、区域、功能区等在地理学目的性、本体论、方法论和地理学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不断地重塑空间地域,强化了全球与地方的关联与响应,马西(Massey)宣称:地理学应再次承担起向旧区域地理学的挑战;自从区域地理学迈向死亡,地理学者的功劳是尽力以一个形式维持或者以另一个形式使它复苏,这是一个重要任务。哈特(Hart)在给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强调区域地理是“地理学艺术中的最高形式”。不少地理学者欢天喜地地宣布:“新”区域地理学已诞生(Gregory,1989)。一些学者强调了“新”区域地理学是对传统区域地理学的决裂。而这种所谓的反叛仍是在区域多样性的坚持上,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社会相互作用理论注入区域研究中。对此,贝克引证并评述道:
不必惊讶,“新”区域地理学概念有很多争议:尔门(Holmen)甚至认为,所谓“新”区域地理学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区域的”。但对地区、地点与区域文化的重新强调,依然恢复了地理学与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联系。对某些学者而言,“新”区域地理学也许更具理论特征而较少经验性,但对恩特里金(Entrikin)而言,新研究与传统的区别在于“对地点传统‘事实’的超越,改变为研究的意愿越强,对地区的主客体验就越多。这种转变以增加既关注主观又关注客观事实所导致的逻辑复杂性为代价,为地点研究增加了丰富性”(阿兰·贝克,2008)。


二、区域地理学关注的若干主题

(一)区域概念与区域边界
    区域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区域概念界定与区域边界确定。阿兰·贝克(2008)指出:“区域地理学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在它确定每一‘区域’的特性并划定其空间边界的双重研究中产生的。从理论上讲,前者要求了解与认识特定区域内全部范围的形式与功能,而后者,若不是假定有界地区特性的均质性,就至少假定其一系列的独特性与相互依存性。”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长期成为困扰区域地理学的难题。
   区域是基于特定目的、任务、视角、分类依据所确定的差异化地域,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区域概念;区域的地理尺度选择并无统一性标准;区域相似性与区域差异性本身是一对既对立又互补的概念,依据此原则所划分出来的区域必然具有相对性;空间的连续延展使边界具有过渡性,而不同尺度下的边界缺乏精确的一致性;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的人对同一地域有不同偏好、知觉和理解,对地方的理解因人而异。任何特定的区域系统,“都仅仅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Grigg,1965)。芬奇(V.F.Finch)提出“区域是一个心智的结构”,故分区范围、类型随着研究者个人的意见而发生差异。“地方的意义取决于所要考虑的问题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MelDowell,1997);区域可表现为共时性(静态区域),但区域本质特性是动态的。区域快速的变化,使区域信息旋即过时”。
    约翰斯顿在其所著的《区域地理学:现状与展望》中指出了区域研究的许多困难,①对空间上不相联系的现象同样存在口头表达的困难。②找到一种强调区域重要性的方法也是一个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用每个区域自己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