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民 地理学思想史 第四篇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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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思想史（王爱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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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思想史（王爱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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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没有校正）

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第十二章　人地关系论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第二节　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本章小结

第十三章　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第一节　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第二节　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第三节　时空耦合性与时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四章　生态论与景观论

第一节　生态论

第二节　景观论

本章小结

第十五章　地理学的计量化、理论化与行为论

第一节　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定量化

第二节　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第三节　人类与环境的感应——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第一节　地理学的范式论

第二节　地理学的危机论

第三节 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245第四篇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地理学在传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中，从人地关系、区城与空间结构、人类生态学、景观科学、行为科学等不同角度，开展了多侧面的研究，形成了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区域论、空间论、生态论、景观论、行为论等主题，丰富了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每一方面的研究都有其鲜明的特点，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每一种地理学思想观念均存在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从不同侧面研究的必要性；地球表层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决定了唯有综合各种观点才能掌握其全貌和本质。

P247第十二章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论题。自从人类脱离单纯的动物状态而进入到人类时期以来，人地关系就作为地球表层一种新的运行机制而客观存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与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相应地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和全球变化研究的兴起、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人地关系研究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显示出其永恒的魅力和新的生命力。近代和现代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侧面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充实。

第一节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洪堡和李特尔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尤其是与土地关系。洪堡认为，“不包括人类的自然图景是不完整的，人类在生活上到处与土地发生最根本的联系”。李特尔遵循发展了埃拉托色尼把人类之家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想法，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和自然关系的学问，“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要求人们将其活动及其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舞台，因而，要叙述的不仅仅是这个舞台本身，而是其与人的关系。”在他的《欧洲》一书的前言中明确宣称：“整个土地呈现出生物的图案，其上天然与文化的产物、自然与人文的面貌，都被巧妙地安排为一个整体，完美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最有意义的相互作用”（罗伯特·迪金森，1980）。两位大师的论著表达了相同的、深邃的人地关系思想：人地关系首先是人与土地综合体的关系；土地利用完美地体现了人与地的相互作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人地相互作用下的整体性。

一、“人地整体系统”中组成部分的“人”

   李特尔特别关注人地相关性，并将“人”提升到地理学研究的“顶点”地位.然而，受启蒙运动思想和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近代地理学长期关注于“理性的人”和“社会群体的人”，而严重地忽略了“真实的人”和“个体生命的人”，致使地理学陷入思想难以突破的因境之中。人文主义地理学、存在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和主要特色，在于对人的多重属性及其与地理环境复杂的关系的揭示。作为地理学理论概念的“人地关系”中的“人”，不只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的人”，而且是具有丰富内涵、存在于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具有层次结构和组织功能的“系统的人”。

1）个体的人与社会群体的人。人既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社会系统动作的载体。地理学既关注社会群体，也不忽视个体的作用。个体的行为及其个体事件产生的重大环境影响，是人地关系模式中的一部分，现象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对地理学的重要意义在于重新发现了“多样性的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方式”。这也是聚焦于个体时空特性研究的时间地理学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2）自然属性的人与社会属性的人。自然属性使人受制于自然法则，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本能，而这一特征始终是人地关系中一个稳定的基本的影响因素。当人类还在为基本的最低需求挣扎时，人的基本需求扩张为人地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社会属性使人受制于社会法则，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和环境广泛而多样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通过社会契约、法制对自身活动的束缚。

3）人既是一个特殊的生命物质体系，也是超生命物质的文化体系。作为生命物质的人，在与环境的作用中创造了人工物质世界和文化精神世界。地理环境、人工产物、具有不同文化特质和文化差异的人也就成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正是具有特定伦理、道德、价值、习俗、信仰的“文化人”的存在，决定了地理学对人的研究不能单纯采取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而“规范性”思想和诠释社会学的方法对“文化人”的探究就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4）生产活动的人与消费活动的人。人的这一两重性，一方面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人-地之间实质性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人类”主要通过土地利用、工业代谢、生活消费等活动形式对“地”产生直接作用。从工业时代的“生产型社会”转到后工业时代的“消费型社会”，地理学对人和人地关系的研究内容也随之而拓展。

5）人是一种理性、正义、仁爱、自由、情感、欲望、权力、意志、贪婪、丑恶、疯狂、荒逐并存的“社会动物”。人类行为多以“理性合理的人”为出发点，但常常也承受不合理行为导致环境恶化的后果。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地理学的思想启迪在于揭开了唯物的、理性的、单面人的、冰冷的人的“铁面具”，还“真实的人”于地理学研究的“人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人、情感与行为丰富的人与空间地域的各种各样的联结—生产空间、权力空间、犯罪空间、乡土情愫等成为地理学内涵丰富的源泉。

6）人是主体性与受制性的对立统一。主体性作为人类属性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自主性、目的性、自觉认识、能动创造等。作为主体活动的人，同时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包括人类社会自身（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的制约以及自然环境的强烈制约.完全意识上的自主自觉是不存在的，人类的主体性和自由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的灵活抉择。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或然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的制约特性。

7）人是具有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系统人。人的整体系统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知识价值观念系统，包括文化和知识、科学技术、思维价值观念、政策法律：二是社会组织系统，包括制度体制、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体系；三是人类行为模式系统，包括个人集团、社会国家、全球不同行为主体的生产、消费、娱乐、政治宗教等行为活动以及人口自身的生产、迁移、流动模式；四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对自然环境产生强大作用的人工物质系统，包括工具机器、人工能源、交通通信系统等。上述四大部分相互渗透、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人的整体系统。

二、“地”是人文地理环境系统与自然地理环境系统的有机统一

    地理学所理解的“地”就是地理环境。需要从系统整体与部分内在统一的角度，从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整体系统发展的角度，从人地互生、转化、过渡的角度，重新审视“地理环境”术语的内涵。地理学所理解的“地”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1）“地”不是给定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而是与人类活动双向生成并包容人类活动及其产物的系统。因此，这里的“地”已不再具有单纯的“自然性”，而或多或少融入了“社会性”的烙印。

2）人文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人化过程的延伸。然而，人文系统并没有丧失自然本质，具有自然系统的“自然性”，即自在性、给定性、原生性以及活动方式的自发性、无目的性、物质和生命层次上的自组织性。对此，西蒙曾明确提出：“我们称之为人工产物的那些东西并不脱离自然。他们并没有得到无视或违背法则的特许。”人文地理系统与自然地理系统尽管存在物质的外在形态上的差异，但在其关联的运动中和“自然性”的本质上是统一的。

3）典型的人文地理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客观上存在着差异。人类把自然法加以人工（技术）的组合，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原生自然物的新物质形态——人文形态，同时赋予了它新的特性一—社会性，表现为创造性、自觉性、目的性以及智慧生物的自组织性，并以其特有的功能满足人类多维的效用需求：通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创造社会的活动，减弱或克服了自然环境的无定性、不稳定性，人文地理环境成为人类抗衡自然风险、提供稳定需求的“缓冲器”；人文环境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多层次、多环节的加工，使其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成为自然资源和人类需求产品之间的“转换器”；人类所创造的中介系统，其本身属于人类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又以其特有的功能手段极大地扩展着人的肢体、体力、智力和速度，在对自然环境的深度开发过程中拓展着人类系统，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天然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与典型人文环境系统体现了地理环境“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两极对立，其间存在一系列的过渡类型。

4）地理环境对人类具有多功能价值形态。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具有多种功能：一是土地生态系统提供的第一性生产力和生命构造力，这是人类第一产业——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是自然综合体提供的各种矿产资源、水资源、能源等，是人类第二产业——工矿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景观和生态环境功能，包括旅游价值、美学价值、科学文化价值以及环境稀释降解功能和生态调节功能；四是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累；五是为人类活动提供空间场所以及在空间关联中形成区位效益。地理环境的多种功能属于广义的自然资源、自然-经济资源范畴，人类正是在对自然环境不断开发利用与人工环境不断重构中，推进着经济技术体系、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由此可见，人与地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围绕人类社会-地理环境这一主轴关系而展开的。在人地关系的多层次结构体系中，人与土地自然综合体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的基础层次。在这一基础层次上，存在人类与自身创造的交通系统、材料-动力系统、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等各种关系。“地”的内涵随着人文环境系统组织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而反射出对人类社会的多功能的作用。“地”以其无限的丰富性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多样需求，诸如生理的、心理的、美学的、价值的、物质的等方面。

三、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构建的基础性作用

   地理环境以其固有的属性对人类活动同时产生双重作用：一是以资源的形式或支撑条件不断提供人类所需的物质、能量或效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基础性支撑作用；二是以不利的环境（自然条件严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力衰减、地处偏远）或爆发性灾害强烈地制约着人类活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不只是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基础、基本的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撑作用或限制性作用的强弱取决于地理环境的以下特性：

1）适宜性。适宜性反映的是地理环境对特定类型的人类活动的适宜状况。适宜性表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选择性并不是无条件的、“任意的”或“自由的”，而且受制于适宜性宽度和适宜性等级。从多宜到不适宜、从高度适宜到极限适宜，人类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小，其利用的“风险度”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地关系发展史是适宜性内涵中人类活动因素不断强化的历史，是适宜性在时间上持续扩展的历史。

2）潜力级。潜力级是指针对特定人类活动，地理环境的等级、质量及其通过开发改造后可能提高的程度或支撑、满足程度。潜力级表明：人类活动发展的空间分布、时间过程和投入强度受制于潜力级，在空间上，人类活动总是从潜力级高的地区向潜力级低的地区推移，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技术经济的投入，对限制级因素加以改造和克服得以实现的。从时间上，遵循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发展过程；在时空关联上，表现为随着潜力等级的降低，集约度迅速递减，限制性增强，人类活动风险程度增大。

3）限制性。限制性是指关键性限制性因素或若干限制性因素的组合对特定类型的人类活动产生的障碍性或破坏性作用。限制性是与适宜性、潜力级互补的一个概念。正是限制性因素多、强度大，才导致适宜性和潜力级降低。限制性原理表明：环境的限制性制约了特定时期人类活动的产出水平，决定了人类活动的最大集约投入水平。随着技术经济的进步，人类不断克服限制性因素，在无限的时空里，这种克服的潜能近于无穷。然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受技术条件的可行性界限、交通区位的界限、经济界限（超过经济临界值利润为负）等制约，环境的限制性又是绝对的。环境限制性程度越强，技术经济投入的成本代价越大，报酬递减速度越快，环境的决定性也由“隐性作用”变为“显性作用”。

4）资源禀赋、环境生产力与环境质量。资源禀赋和环境生产力是满足人类多种效用需求和价值水平的测度。环境生产力可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经济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主要包括气候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植物初级生产力等。自然生产力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条件和可能性，其本身直接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环境生产力属性表明：环境的自然生产力是人类最“经济”、最“廉价”的“投入”。人类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讲只是自然生产力延伸转化的结果。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生存的基础。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最小的投入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社会综合生产力。

四、人地关系是一个具有多重关系和丰富内涵的总体

    在“人地系统一体化”的今天，纯粹“自然环境”的“地”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地”是包容“人”的一部分的“地”，“人”是不断被“地”渗入、特征化的“人”。人类通过对“地”的创造性改造和调控，把主体性切入到“地”的运动变化之中。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演进和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不断地从土地综合体中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能量和更为强大的效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发展都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互生转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的一种观点是：唯有从人与地相互作用的广泛视角中，才有可能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唯有从人与地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中，从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整合机制的探讨中，才有可能透彻地把握人地关系的本质属性。单纯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均不能体现出人地关系的本质性和规律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可用“人化”一词来称谓。由于人地交互作用，“人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人类自身，而且也体现在环境的“人化”和“反人化”过程中，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过程（图12.1）。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同一过程的双向运动形式，这一过程不只是人类主体单向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环境以其固有的方式表现出的反响回应。这种双向生成、关联互动、循环扩展的统一，构成了人地关系发展的内部机制。

   在人-地双向生成的过程中，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凝聚并体现在作为活动对象的客体环境上，从而赋予了人地系统以人类社会特性。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自然过程中的速率、强度和方向，形成了兼具人类特性的新的自然过程，即自然规律包含有社会作用成分。另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环境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始终起着作用。人地系统存在一体化的双向互动性。人与地立体网络关系的形成、维持与发展是人文过程和自然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不断推进着土地利用的深化和人类自身的发展。从“人的整体系统”到“人地系统”再到“自然环境系统”，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渡环节和层次，很难划分出其截然的分界线。人与地在客观世界中，尽管从研究角度和认识角度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来看待，但在其存在中是以融合不可分的一体来运动的（汤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皮特强调了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整体性.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学关注社会如何形成、变化，如何逐渐改变自然环境，如何从原始自然状态创造赋予人性的各种形式，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沉积物层沉淀，直到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景观的形成，地理学也关注自然如何影响社会，自然创造了人类，而社会力量使其具有文化色彩；自然具有对地区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限制和提供原料的潜力。社会和自然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相互关联的复合体。在一个方向中曾经是一个偶然的关系（在自然演化中人类的形成）变为在另一个相反方向上均等的偶然相互关系（社会演化改变“自然”环境）。这样，人类活动持续改造、重塑着自然环境。在社会和经济力量改造景观的意义下及在思想和话语的影响下，自然变得社会化。理解这个关系系统需要地理学家是经验丰富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寻找联合两者的方式，借助两方面知识的润察力来获得方法。因此，地理学的核心是研究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理查德·皮特，2007）。

    人地关系的发展既表现为人类对“地”开发利用的广度、深度不断增强，同时也表现为人类系统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从采集时代到现代工业时代，工具系统从石器、铜器、铁器向动力机器、智能化机器发展；交通工具从传统人背马拉向现代交通通信体系发展；动力系统由人力、畜力、水力向现代电力系统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日趋精细化、规模化。与社会经济阶段性的发展相对应，人地关系由采集、游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到集约型农业、城市、大都市带，实现一系列跳跃式的转型。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力既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或其他的“技术进步论”、“经济决定论”，而是人地关系的演进。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连同他所创造的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工具装备系统、人工环境和城市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均是围绕人地关系这一“轴心”而发展、演变的。

    以“人”为中心，从人文环境到自然环境，大致可分为六个基本层次（图12.2）：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层次即人口系统，反映的是人口构成的发展变化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文化系统，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和建构的人文环境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制度体系；第三个层次是工具装备系统，是人类活动改造利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所凭借的工具、手段，其本身可视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既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强弱大小，又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中介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第四个层次是人工产物系统，是人类利用中介手段和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资源创造的人工系统及其产物，包括人工产品、城市聚落和“三废”物质等；第五个层次为农业生态系统，体现了农业活动中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表明了人类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六个层次是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资源。以上六个人关系系统基本层次，分别对应于六种基本的人地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人与工具装备系统的关系；人与人工环境、人工产品的关系；人与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

    多功能的“地理环境”与多层次的“人的整体系统”双向生成，彼此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人地关系极其丰富的内涵。人地关系，乃是基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和文化（组织、制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与人工产物、人与自然综合体等多层面组成的物质-关系系统。在人地关系多层次结构体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其他关系均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构筑与发展，并表现出递阶的、统一的但又是异质态的、复杂关联的作用。

P255第二节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其思想来源有五：一是基于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设计论）思想，认为造物主创造了有秩序的自然，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有相互的适应性，但人具有创造力而与其他自然物不同：二是自然控制的思想，最早形成于原始人类对自然力量的神秘和畏恐心理，经过长期的文化淀积，表现为对无法解释的事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一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认可：三是“人是大地主宰”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和世界万物，并给予了人特殊的地位，人类有充分地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秩序的权力，这一思想在近代主体至上哲学思潮、工业主义思潮推动下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并发展成征服自然的人地观，进而走向科技万能论的极端：四是基于理性哲学思考基础上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五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尔后的生态学思想，这一思想通过流变、嫁接，在近代地理学中产生了三种人地关系论，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观点结合，对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环境决定论”有直接影响；达尔文的随机理论与概率统计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理性哲学思想的结合，对以后的或然论学者有相当的影响；“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观念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的结合，造就了适应论（协调论）和生态论之说。在以上五种思想的影响下，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充实。

一、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作用与环境决定论

一、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作用与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地理学长期关注的重要内容。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认为，人的性质、气质、智慧和可居住性由气候决定。罗马时代的斯待拉被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的身体、精神、艺术、政体有控制力（波德纳尔斯基，1986），牛津大学卡本特（Carpen-ter，1589-1628）是一位强有力的自然力的倡导者，认为“不同气侯带对人有不同的影响”。孟德斯鸿在所著的《论法的精神》（1784）一书中阐述了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的心理、素质、情感、生理特征以及地方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影响，奠定了近代环境决定论的哲学基础。

   近代环境决定论体系的构建根源于德国的拉采尔所著的《人类地理学》一书。拉采尔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他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分为三大类：对种族发展的影响，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图建立人地关系一般性原理和法则。其后美国的辛普尔（E.Ellen，1863-1932）、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澳大利亚的秦勒（G.Taylor，1880-1963）、法国的德莫林斯（E.Demolins，1852-1907）等相续发展、推进了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从它一成型开始，便遭到强烈批评。但是，环境决定论无疑存在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内核。①环境决定论用自然环境的作用否定“神权统治”，把唯心（或唯神）论者的人地观颠倒过来.人地关系研究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并加强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推动了地理学向科学化方向的发展，②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在环境决定论的一般概念下统一起来，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开创了人地关系的理论化探讨，在地理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③强调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现实、潜在或未来）的作用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由于对环境的关心而导致环境意识和环境策略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当代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发展的基础。④绝大部分环境决定论者都不是绝对的或极端的决定论者，并没有否定人的力量和作用。它从客体（地理环境）出发研究人地整合关系，构成理论存在的基础，同时也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足。

    在对环境决定论的各种批评论著中，对我国最有影响的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的观点：“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并由此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儿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绝不能成为在儿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成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批评环境决定论的经典理论依据。

    环境决定论在不断接受批评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进行着内涵的转变；由单一自然要素决定论转向自然环境决定论，由狭义自然环境决定论转向广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由对身心、气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转向对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综合影响；由直接的、线性的、单向的、静态的“绝对的机械决定论”转向动态网络的、关联的“相对决定论”。这种转变无疑将形成一个崭新的人地关系理论，可谓之“新环境论”。

二、人类在利用地理环境过程中的创造力、选择力与或然论  

   维达尔根据拉采尔所著《地学通论》第二卷的论述形成了或然论。他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地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经过数千年人类工作的累积，地表的景观已大为改善，人类确实是改变地表的一个最有力因素。人力不但是具体的事物，而且可由各种物质影响上表现出来，因此，人乃是被动兼主动的地理因素。”白吕纳进一步提出：“人类与自然环境有连带关系，其关系并非自然环境单方面的作用，人类对自然环境也有选择的自由和活动的余地。”“自然是固定的，人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代而变化。”法国历史及地理学者费玻尔（Febvre）在其所著的《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论》一书中称这种观点为或然论，并指出：“世界并无必然，到处都存在着或然，人类作为机遇的主人，正是利用机运的评判员。”

    或然论强调了人类的选择力和创造力，倡导并发挥了人力足以改变自然的具体概念。与决定论一样，或然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①或然论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无法提出具体的模式和适当可行的方法解决复杂的人地问题；②或然论缺乏决定论那样的研究深度和明晰度，对“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环境，改变后的环境又如何作用于人类”的研究尚无实质性推进，而这一研究本应是或然论有望取得理论进展的最佳方向；③或然论的观点缺乏一套可检验、可实证的标准。英国地理学家O.H.K斯拍特等认为在“自然作贡献，人类作选择”的情况下，自然所作贡献的机会并非毫无限制，也不是到处相等，而是随地区、时间、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准而不同，由此形成可由统计方法具体化的概率论观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或然论与决定论看成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并出现以或然论否定决定论的思潮，严重地忽视了两者的共性和互补性；两者均以“环境的整体性”和“人地的交互作用”为出发点；决定论强端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性”或“限制性”，或然论则在环境的限制性这一客观现实基础上强调人类活动的主体性、能动性。两种观点彼此渗透、互为依存。未来人地关系论的重大理论突破口可能在环境论与或然论的深化、整合过程中寻求建树。

三、文化：人与环境之间的尺度与文化论

   “文化”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是地理学的中心主题。然而，如同“文化”一词本身就有160多个定义一样，很难对地理学的“文化论”下一个明晰的定义。“文化论”是一种包括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学、文化生态学、文化自然地理学、文化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等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思想观念的统称。

   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扩展、整合的影响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传统领域。早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聚焦于人与自然关系。决定论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力量与限制性作用，或然论则强调人在适应改造环境中的创造力与选择性。景观论者从文化景观角度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自然景观转变成人文景观）进行解读。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倾向不同，人本主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更倾向于以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为中心，并重新审视外在环境特别是人文环境（如城市系统）的重要性，然而，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科学化”和“人文科学化”增添了地理学五彩缤纷的色彩，但远离自然又深深地削弱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以来，文化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基于人地关系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观。①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每一种文化特征水平都对应于特定的人地关系。②汤因比的“挑战与适应”模式，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为人与环境的“挑战与应战”。从这一思想中我们能窥视出“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结合的缩影。③LA.怀特的“能量-文化”进化观，认为能量利用的技术水平、类型、效益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动力，④文化生态学中的人与环境的适应模式。人类活动固然有对环境产生破坏（有意或无意）的消极一面，但大多数文化中均沉淀着保护环境的意识，正是基于这一合理内核，文化才能持久地保存并得以发展。⑤惠特尔西（D.SWhittlesey，1890-1956）提出的“人类利用说”，认为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一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称此为相继占用。相继占用概念是环境决定论的对立面，实际上具有文化决定论意味，认为一个地区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他们的意义就需重新估价、⑥当代文化变革论。针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重建人类文化道德价值坐标体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行“新人道主义”，培养民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力图通过文化变革来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此达到人地协调的目的。⑦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生产力论。文化已由社会生产力外部环境因素看成经济活动内在的活跃的因素，文化已被视为社会再生产的积极力量，文化经济学、文化产业、制度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热点领域.⑧结构主义哲学的文化观。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把文化视为“话语”、“言语”、“文本”，从而使外行人必须通过他们本身的文本表达过程并从人种志的角度去解释文化。

    文化决定论也是片面的，文化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但人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俯首听命的。在面临新的人地问题时，人们总是从传统习惯和文化习惯之外去寻找解决办法，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把一切环境问题归咎于文化进展，要返古归宗，也有失偏颇。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是有条件的，当人们在生存线上挣扎而加重生存环境破坏时，文化价值观也让位于生存基本需求。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在图12.3人地关系系统的立体结构模式中，我们看到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农业生态系统、人工产物系统、工具装备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等多个交织的作用中介，其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与变换，这就造成文化与自然环境必然存在关联，但其作用关系又不是直接的，呈现出微巧关系的特点。

四、和谐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1930年9月罗士培（P.M.Roxby）在英国科学协会就任地理组主席发表讲演时说“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如何调整他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通过认识环境、调整有关地区人类社会的区域关系。‘调整’一词的含义既包括对某些人类活动的控制，也包括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后来有人把这一说法提升为“调节论”或“适应论”，1980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地理大会上，怀斯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近年来，不少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未来学家和国家首脑也经常谈到人与自然共生和协调问题。“和谐论”的观点逐渐为社会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把人地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更高层次，可持续发展论是人地关系论的新进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建立协调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研究不仅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同时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从发展中解决人地矛盾冲突。面对现代性危机，从事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学者开始纷纷进行反思：城市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开始反思“千城一面”的现象，并提出塑造城市特色；环境学者开始反思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地理学者开始反思环境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的局限，而提出人地关系的和谐论以应对诸多的人地矛盾；人文学者开始反思学科分化所带来人文精神“破碎”的危害，并提出整合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

    现代性危机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中，显然难以从其传统内核中“涅槃”再生，东方文化的内在“元素”在消解现代性危机中有其独特价值。图12.4表明了世界观有多种形式，从一种学说--儒家、道家--到某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再到科学的世界观。从和谐论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形式实际上阐述的是不同层次的和谐。佛教所提倡的“无我”，实际上表达的“无”是最大的和谐；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追求的是自然的和谐；基督教提倡的外在奴役下的内心自由，实际上追求的是个体心灵的和谐；儒家所提倡的“德、礼、仁、信”，实际上追求的是社会心理的和谐；科学技术所努力建构的科学世界和人工世界，实际上追求的是世界结构程序和物化的和谐。新型人地关系需要从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和文化中获取优秀的、具有生态内核价值的“文化基因密码”。构建一种和--—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人工环境、人与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环境等多层次和谐共生。

本章小结

   何谓人地关系？简而言之，人地关系是指人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即问答：地是如何作用或影响人，人是如何作用或影响地，以及人地在相互作用中的过程-响应-关联问题。这里的人，不只是抽象的、机械的、粒子的、理性的、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具体的、非理性的、充满创造和学习能力的、具有多重属性差异的、鲜活的人。从理性人、粒子人、抽象人拓展到现实的、丰富的人，成为当代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的驱动力，这为地理学对“人”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哲学指导。这里的地，既不是“环境决定论”的控制因素，也不是社会学的被动的环境条件，而是具有适宜性、潜力级、限制性、资源禀赋、空间区位多种功能属性的、活跃变化的地。这里所指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单向的、决定的、线性的，而是双向反馈的、互为依存的，以及实物与场域、潜存与现存、此在与彼在、近域与远域、现象与结构、随机性与不确性并存的关系体系。现代科学对复杂性世界图景的揭示，为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人地关系研究在地理学中居何种位置？毫无疑问，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然而，几乎所有学科的研究都猎涉这一主题，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乃在于它的空间--地域--时空视角和跨知识契合的特点。人地关系与空间地域构成了彼此不可分的双核结构。地理学其他主题一—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景观的、生态的、行为的等均孕育诞生于这一地理学内核之中，并在其发展壮大中回归到这一母体，并进一步丰富了地理学的内涵。

geonet

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第十二章　人地关系论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第二节　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本章小结

第十三章　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第一节　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第二节　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第三节　时空耦合性与时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四章　生态论与景观论

第一节　生态论

第二节　景观论

本章小结

第十五章　地理学的计量化、理论化与行为论

第一节　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定量化

第二节　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第三节　人类与环境的感应——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第一节　地理学的范式论

第二节　地理学的危机论

第三节 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262第十三章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地方的综合、地方间的相互作用、尺度间的相互依赖成为地理学家观察世界的基本视角。从人类远古时代起，基于生存和探究心理的需要，引发了对基本的地理学问题的思考：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为什么是那样？地理学家一直在寻找适合的方法来解释区域多样性、差异性和关联性的原因。法国区域学派找到一种现代分析方法。这就是对当前区域景观和文化如何在长期的人与自然相互的作用中形成的历史解释，一种基于空间地域相对封闭、均质、稳定条件下的地方垂直综合。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区域一体化选程中，不同尺度间的联系对地方特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形成了地理学空间分析发展的基础。通过相似性分析，寻找可以被理想化为几何模型的空间结构或模型。相关地区（区位、距离、结构中的不同现象）变成调查的焦点。用交通费用、通行时间、点线面网络结构、各种有形的“流”和无形的“场”的测度和度量具有比文字描述更强的说服力，地理学家的目标转向阐述空间规律。然而，扬弃区域内涵的空间分析最终发现简单的模式化并不能完全解决复杂的空间作用关系和区域个性特征问题。区域和空间的这一历史进程既为现代地理学出了难题，又为区域-空间重新整合提供了契机。

第一节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所谓“区域论”，是有关区域概念与区域分异、区域类型与区城边界、区域结构与功能、区域差异性与区域相似性、区域多样性与区域独特性、区域垂直综合与区域间水平关联、区域共存性与区域历时性、区域分工与区域协作、区域本体论与区域方法论等思想观点的统称。

一、区域地理学的发展演进

   正如人类存在着要了解往日、理解各种事象的历史变化的愿望一样，人类也存在着要了解什么地方、有什么存在、不同地方的存在有什么不同、为何不同的强烈愿望。地理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满足了人们理解地方、利用地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有关地方的经验和知识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失的部分。古代时期的区城地理学专注于地理事象描述、人类如何适应与利用，缺乏系统化的体系和理论解释。瓦伦（1622-1650）对地理知识作了早期的、意义重大的逻辑化整理，他将地理学知识分为普通的（或一般的）与专门的（特殊的），识辨了后来被称为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之间的基本差别。康德（1724-1804）吸收利用了瓦伦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地理学，都是描述性的综合知识体系，前者涉及时间中的事件，后者涉及空间中的环境。康德由此将地理学视为根据各地区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而进行的地区研究，并为从事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哲学辩护（Livingston，1992）。洪堡和李特尔将整体性、关联性、人地相关性、综合性、因果性等地理学核心概念注入区城研究中。洪堡特别强调区域的整体性和分异规律性，而李特尔更多地关注于区域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两位近代地理学奠基人各有侧重地推进了区域地理学的科学化。在维达尔领导下，法国地理学派继承并发展了李特尔的区域研究和人地整合的思想，注重综合观念和方法，区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世界区域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并使其一度占据地理学的核心位置，形成了“区域综合是地理学工作的极峰”的观念，维达尔把每一个地方的“区域”的独特景观与生活方式视为人类与其自然环境在各个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费尼曼（Fenneman，1919）总结说：所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要在特定的地方或地区去研究，地理学应立足于它的核心区域地理学，以防止其他科学跨越。赫特纳和哈特向分别对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的早期及晚期从经验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角度进行了总结。理查德·哈特向（1996）指出：“要想理解每一地区较之于其他地区的全部特征，我们必须审视相关特征的全部---区域地理学”，主张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从人文和自然维度去描述和解释区域多样性和差异性。达比（Darby）强调，“我们的系统问题都是为了追求达到目标的一切方法，而区域地理学才是我们研究的顶点”，即使哈格特（Haggett，1965）这一捍卫“空间论”的前锋人物也认为，区域是“组织地理信息最有逻辑性、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之一”。区域论者认为，每个区域都是独特的，必须用区域方法论去研究，主张地理学者使用独特的方法，即描述独特的现象和独特的区域。20世纪50~60年代，在地理学思想发展史上进入计量运动、空间分析、理论模式的高潮时期，地理学致力于普遍性、数学形式化和演绎方法的研究。注重独特性和归纳法的区域学派受到猛烈拌击，导致区域地理学整体的衰落。客观上，传统区域研究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现象罗列，形态描述，缺乏有深度的整体关系研究；注重区域个性或独特性和差异性研究，对区际联系、区际等级动态关联作用和一般规律研究不足；以描述、解释为主的静态区域研究方法难于与不断变动、复杂网络关联的地理现象和环境相适应；区域地理研究缺乏在人地整合这一前提下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的有效合作，或侧重于人文地理研究区域，或偏重于自然地理研究区域，自然与人文割裂是阻碍区域地理学纵深发展的深层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多种力量驱动下，区域地理学得到复兴；缺失坚实的区域地理学基础，背离了瓦伦早就强调的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之间的互补关系，系统地理学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离开区域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支撑，空间分析、数学形式化表达在取得重大进展后，却发现迷失了地理学的存在和方向；人本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的兴起，挥击了“非人文”的空间科学，恢复了人们对地方丰富的感受，使地理学“重新”认识到地方、场所、区域、功能区等在地理学目的性、本体论、方法论和地理学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不断地重塑空间地域，强化了全球与地方的关联与响应，马西（Massey）宣称：地理学应再次承担起向旧区域地理学的挑战；自从区域地理学迈向死亡，地理学者的功劳是尽力以一个形式维持或者以另一个形式使它复苏，这是一个重要任务。哈特（Hart）在给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强调区域地理是“地理学艺术中的最高形式”。不少地理学者欢天喜地地宣布：“新”区域地理学已诞生（Gregory，1989）。一些学者强调了“新”区域地理学是对传统区域地理学的决裂。而这种所谓的反叛仍是在区域多样性的坚持上，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社会相互作用理论注入区域研究中。对此，贝克引证并评述道：

不必惊讶，“新”区域地理学概念有很多争议：尔门（Holmen）甚至认为，所谓“新”区域地理学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区域的”。但对地区、地点与区域文化的重新强调，依然恢复了地理学与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联系。对某些学者而言，“新”区域地理学也许更具理论特征而较少经验性，但对恩特里金(Entrikin）而言，新研究与传统的区别在于“对地点传统‘事实’的超越，改变为研究的意愿越强，对地区的主客体验就越多。这种转变以增加既关注主观又关注客观事实所导致的逻辑复杂性为代价，为地点研究增加了丰富性”（阿兰·贝克，2008）。

二、区域地理学关注的若干主题

（一）区域概念与区域边界

    区域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区域概念界定与区域边界确定。阿兰·贝克（2008）指出：“区域地理学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在它确定每一‘区域’的特性并划定其空间边界的双重研究中产生的。从理论上讲，前者要求了解与认识特定区域内全部范围的形式与功能，而后者，若不是假定有界地区特性的均质性，就至少假定其一系列的独特性与相互依存性。”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长期成为困扰区域地理学的难题。

   区域是基于特定目的、任务、视角、分类依据所确定的差异化地域，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区域概念；区域的地理尺度选择并无统一性标准；区域相似性与区域差异性本身是一对既对立又互补的概念，依据此原则所划分出来的区域必然具有相对性；空间的连续延展使边界具有过渡性，而不同尺度下的边界缺乏精确的一致性；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的人对同一地域有不同偏好、知觉和理解，对地方的理解因人而异。任何特定的区域系统，“都仅仅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Grigg，1965）。芬奇（V.F.Finch）提出“区域是一个心智的结构”，故分区范围、类型随着研究者个人的意见而发生差异。“地方的意义取决于所要考虑的问题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MelDowell，1997）；区域可表现为共时性（静态区域），但区域本质特性是动态的。区域快速的变化，使区域信息旋即过时”。

    约翰斯顿在其所著的《区域地理学：现状与展望》中指出了区域研究的许多困难，①对空间上不相联系的现象同样存在口头表达的困难。②找到一种强调区域重要性的方法也是一个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用每个区域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它经常被更安全的标准模式取代，这种模式将会使无聊的描述泛滥，③界定区域时也存在困难。几乎没有区域有明确的边界，特别是对于统一的自然区域来说，问题就更为突出。在这种区域中，有许多特征的边界被或多或少的假定重叠起来，形成一种内部统一但是又清楚地区别于周围的环境区域，在功能区，边界线是一个中心辐射出的影响被另一个中心取代的地方。④范围的问题。区域地理学家必须找到一个概括的标准，既避免使读者沉溺于细节，同时又避免对正在讨论的区域没有一个清晰的映象。⑤当地数据的短缺，尽管在地理的调查、统计记录等方面得到巨大的发展，但以当地的水平，许多是不可得的。而更严厉的规则使研究者越来越难获得原始数据。并且，由于今天变化过程的迅速，不可能满意于那些几年前收集的资料。⑤区域差异性被掩盖。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各种活动（如建筑和交通系统）形式的国际化使变化和独立的特征被忽视。一个区域不能再解释为人类与土地垂直关系的结果，水平关系的发展将把任何区域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

    区域概念、区城类型、区域边界存在相对性、模糊性、差异性、多样性、主观性和规范性。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这些特性使区域地理学不可救药，难入客观科学的圣殿。但在人本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特性则是地理学的意义、价值、无限潜力和地理学创造性意义所在。哈特向旨在使区域地理学成为客观科学，但他也承认无法避免主观性。哈特向主张，即使区域地理学存在固有难题，也不能允许地理学者“逃避将区域知识有机结合到最合适判断所决定的地域分区中这一任务”，哈维在《地理学的解释》（1999）一书中指出：“尽管难于精确把握，地理学者仍然倾向于用在‘区域’层面上进行人文与自然区分的方法进行研究……地理学者倾向于滤除小尺度变量与大尺度变量并全神贯注于系统……这在决定区域尺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哈维也强调区域尺度的确定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也许，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能够通过分析他研究的特殊水平而确定，而不是通过审视他所讨论的一种专题去确定……我准备提出地理学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宗旨，即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是由区域解析水平来确定的。”

（二）区城划分与区域类型

    区域划分是区域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赫特纳（1983）指出：“用何种方法分区，乃由地理学家依据它的重要性决定的，若无特定目的而无法确定使用哪一种方法。世界上并没有一种能适用一切的分区方法，应选用能求得最大效果及最小损失的方法。”格里格（Grigg）提出“区划类似于分类”的观念。戴维斯（Da-vics，1972）则系统地构建了一整套分类分区系统，在《地理学的概念革命》中提出了地理学分类分区的十大原则：①分类乃由特殊目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很少有两个不同目的而有相同类型的分类，②两个不同事象之间必须有差异性存在，事象不同则不能适用同一分类系统。③分类不是绝对的，随研究事象改变而改变。④集合体的分类乃基于各个体的属性，而这些分类体的属性乃是它们的差异性。⑤对分区的逻辑而言，分区并非是无止境的，⑥在分区或分类的逻辑上，存在类似于“种”与“类”的等级层次结构。⑦在最基本的区域单元以上的各等级中，可不断进行分区⑧差异性或分区原则是重要的。⑨属性的划分，在分区的目的上看，则愈高级其属性划分愈重要。⑩由差异性或分区原则所构成的分区体系颇为有用，体系的逻辑构成只有在⑤~⑩项条件下才能继续维持。

   依据不同目的、任务、时间和空间尺度、对象与功能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分区。各种形形色色的区域从构成要素上看，主要有自然区、社会区、经济区、行政区、政治区、文化区以及上述所形成的不同组合或主题分区。弗勒（Fleure）按照“增进福利”的差异把全球分成饥饿区、衰落区、增值区、费力区、困难区、流浪区、工业化区七种地域类型。在约翰斯领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区域”条目中特别强调了功能区的意义：     

区域地理学的早期研究大多关注形式区域，即以某种特征的存在或缺失为基础进行界定的区域。尽管哈特向预见了另一种概念——功能区域的重要性。但是两个概念的联系很大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研究。迪金森在其著作《城市区域和地方主义》（1947）中承认“区域均质性”的作用力《它支持了形式区的界定）。但是他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区域关联’的特性、强度、范围、相互关系以及区域在空间上彼此联结和分离的方式”，区域均质性“完整的意义”才能被发掘出来。是然，这又回到了哈特向的观点上，但是迪金森表述的新颗之处就在于它脱离了自然地理和自然环境，提供了“隐含在社会空间结构之后的核心的区划原则”。这就是城市区域“具有相互关联的活动、类似的利益、共同的组织的地域。它以通向城市中心的道路为媒介而产生”。10年后，非尔布里克（Philbrick）巩固了迪金森关于人类空间组织的观点，他认为具有学术活力的人文地理学的任务是通过解释“地域内人类居住地的功能组织来分析独立于自然环境的人类居住地的地域结构”。他创制了一套理论构建—聚焦性、地方化、相互关联、空间不连续。

（三）全球化、信息化、地方化中的区域特质

     卡斯特尔斯（Castells，1996）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认为，交通通信技术的非凡进步，生产、贸易、金融、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空间流正越来越有力地打破地方之间保持个性和差异的樊篱。由此引出“地理终结”的说法。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全球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使传统的相对封闭的“马赛克区域”镶嵌格局已经过时，“地方的意义已被重新界定，而不是被削弱了”（McDowell，1997）；全球化与地方分异的新形式是同时发生的，地方差异既是全球与地方关联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地方间的相互依赖与全球的联系增强了“地方的全球化意识”（Massey，1994），进入到“深度一体化”时代，应把地方看成是更大的全球体系中的切换点或者是跨越地方的网络中的节点；地方作为全球性力量与地方性反应的作用“场所”，其“边界”具有开放的、多孔的特征（不是实线而是虚线），地方独特性本质上是“本地性”与“本地以外”作用的产物；“强调‘外部’过程对地方‘内部”影响的地方概念，其重要性在于，它向那种认为地方及其中的人们可能通过设置保守的樊篱来抵抗非本地力量从而实现繁荣的观念发出了挑战”。

（四）区域研究聚焦点与区城研究方法

    区域太复杂，存在多种多样的研究主题和视角。区域研究聚焦点在于揭示区域独特性、区域个性、区域精神、区域特质。这些概念广泛地出现在维达尔、福克斯、索尔、萨克等众多学者的论著中。吉尔伯特（Gilbert）宣称，地理学是“认识、描述与解释区域特性的艺术”。区域意义与试图寻求意识、价值、信念及其它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的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段义孚（Tuan）强调地区的历史情感，把地区定义为活动的节点：“一个街角是经过管理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间。”人本主义地理学对“地方感”的热情、文化地理学对“文化区”的研究，以及社会空间的相互作用理论均强化了对地方、区域特征与个性的解释。社会结构化理论的缔造者吉登斯认为：

区划应该被看成是社会理论中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区划不是一个完全的空间的概念，而是表达了时空中背景的集合的概念，这才是对区划最正确的理解。由此，区划是一种在理论和经验层次上都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现象。没有一个概念能比区划更有效地纠正“宏观”和“微观”尺度之间错误的划分；也没有一个概念能比区划更有效地反驳“社会”一定是一个具有精确确定的边界的、轮廓鲜明的整体这个假设（Giddens，1984）

。

    近代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主要采用归纳法、比较法、观测观察法，以对区域进行条理化的记述和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前，无论中外，解释区域的普通形式是：位置、地形、地质、气候、水文、生物、土壤、矿产、人口、交通、产业、都市等项目排列组织，呆板而少变化，重描述而少解释，重要素列举面少关系分析。方法论和理论上的薄弱使区域地理学的研究显得单调、肤浅、不切实际，这成为传统区域地理学衰落的根本原因。现代区域地理学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面向主题和问题，放弃了“八股文”式的记述列罗：在经验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采纳并发扬了人本文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和社会科学理论；在传统的要素基础上，更加重视技术、政治、文化、制度、人文因素；在尺度上，更强调地点、地方、全球不同尺度的关联作用和区域过程的研究。

     思里夫特（Thrift）将区域看作“人类作用和社会结构交汇的地方”。他认为区域由“一些相互作用的不同背景”组成---不同场所的特别的交汇。这些背景有助于形成“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性，特殊的时空的特定性，生活就是交汇的感觉”。后来，这些观点在两个研究方向上得到发展：一是存在主义的解读，认为社会空间的产生是“伴随相互联系的生命而自动出现的人类存在的‘处所’的开辟和占据”；二是后结构主义的解读，它促使思里夫特把区域的构成与“对人类主体完全背景化的描述和对背景的完全主观化的描述”联系在一起。无论上述各种观点之间有怎样的差别，所有这些方法都意味着“区域”在社会生活的构建中有深刻的重要性，都强调了处于不停的运动和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区域形态的偶然性，这些变化基于区域形态的背景性，可以通过分析时空延展导致的“地方-全球辩证法”来理解。

    区域学派的支持者将地理学既视作一门学科又视作一门艺术，并认为地理学者（和其他艺术家相同）应该强调文学水平。布鲁克（Broek）认为人类应该强调真正的人和事，而不是模型；品质而不是数量；评价和灵感而不是计算；美丽智慧而不是资料，地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些属性。恩特里金（Entrikin）认为，地理的概念不适合于标准的分类，因为它把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分开，并且把特殊性和一般性分离出来，地区应被看成既有地点的客观特征，又有个人的主观经历。雷尔夫（Kelph）强调，应“同时考虑地方的独特性和一般性”。区域地理学科带头人佩特森（Paterson，1974）提出了撰写区域地理学的六个关键问题：用文字形式完整地描述区域的逻辑可能性；识别各个区域本身的问题；在表述时掌握尺度变化问题；次要区域信息的日渐短缺；各种区域特色的漂灭以及风格创新可能的有限性。佩特森明确指出，撰写区域地理学的任务在学术上是极具挑战性的（阿兰·贝克，2008）。

三、区域论思想评述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区域地理学因其内在逻辑性和方法论问题而受到怀疑，但毫无疑问，“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主题。区域发展和区城差异是环境要素之间以及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区域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主题的逻辑起点，由此也意味着区域论与人地关系论是一体的。区域地理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并在对这些关系的研究中寻求突破：区域地理学与系统地理学的关系；区域传统研究方法（观察、描述、分析、类比、归纳、综合等）与现代研究方法（观测、实验、模拟、遥感与GIS技术、数学形式化表达、演绎以及生态学方法、行为学方法、现代系统学方法）的有机结合；区域的独特性、多样性与区域的普遍性、整体性（统一性）的关系；地方的垂直综合与地方间的关联作用、尺度（从地点、地方到全球）间的关系：区域地理学的时间-空间耦合关系；单一区域与复合区域（不同“区域”的嵌套系统）的关系；区域的渐变与突变问题；区域发展演变的驱动力与偶然性、随机性的作用；区域条件论、区域要素论、区城结构论、区域过程论、区城关联论与空间分析（空间论）的全新结合。

P269第二节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所谓“空间论”，是有关空间形态（位置、方向、形状、点、线、面、网络）、空间要素、空间结构、空间区位（距离、费用、时间、场所、空间行为、空间偏好、区位配置、区位效益、区位决策）、空间关联（空间场域、空间摩擦、通达性、中心性、扩散效应与集聚效应、供给关系、竞争关系、互补关系、协同关系）、空间过程（流动、移动、扩散、变迁、膨胀、收缩、成长、衰落、循环、反馈、演替）、空间专业化与空间分化、空间组织与空间规划、空间分析与空间预测、空间决定论（空间崇拜、空间神秘论、空间分离论）、空间性、后现代性空间（社会空间、流动空间、空间的生产、空间的再现、知识权力空间、空间化文化等）、空间本体论、空间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思想观点的统称。

一、“空间科学”运动及其成就

（一）地理学空间运动的背景

      20世纪50~60年代，在地理学内部兴起了一场“空间科学”运动，这一变革源于多种力量的驱动：对传统区域地理学的不满与反叛；逻辑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持续激励；区位论思想、社会学的“理想模式”、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的刺激和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的传统区域研究模式的琐碎、粗糙与表象描述已不再令人满意。哈佛大学地理系1953年被取消时，很多地理学家强烈地感受到使学科更为严谨精确和更受尊重的必要性，主题式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因而被提出。耶茨·莫里斯（Ycates Maurice）认为地理学是规律性的学科，要求通过假设一推理法发展和验证其理论和模型，以发展地理学规律。地理学家不再寻求独特性和差异性，而是企图像物理学那样去发现相似性、普遍性法则。显然，这一变化既是方法论的又是认识论的，使地理学从“区域本体论”转向“空间本体论”，引发了对地理学的定义、主题的新的理解和争议。空间科学运动与地理学的实证主义实践、计量（地理学）运动、理论法则化（理论地理学）、社会空间理论互为一体，彼此强化，成为这一时期地理学思想发展的显著特色。

      1953年，谢弗尔（Schacfer）发表《地理学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的检验》一文（不幸的是谢弗尔于同年去世），向哈特向的观点提出挑战。谢弗尔认为：地理学贫瘠是区域地理学对“独特性”的审视造成的；倡导地理学应探究“空间关系”，寻找“关于空间法则”；力促地理学者在现象的空间秩序中寻求规律性。其后，哈特向认为谢弗尔的文章对康德、洪堡和赫特纳等的思想认识不清、有所误解，且其论点对地理学的科学性有相当的破坏，故撰《地理学例外论的再检验》一文加以驳斥，开启谢弗尔与哈特向的论战，余波长达数十年之久。这场论战因缺乏逻辑对应前提而停滞不前，评论者多忽视谢、哈二人观点与基点的不同所造成的认知误解，事实上，谢-哈之争涉及的是对瓦伦提出的“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分类关系如何看待与处理的问题。多年以后，地理学者们再度放弃系统与区域二元分割对立的观点，重新回到互补共存的思路中。

    计量运动、理论地理、空间分析主要是美国地理学家发起的，早期集中在几所大学。由于各校所持观点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主要有以下三种学派。①衣阿华的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是舍弗尔和麦卡尔蒂。此学派受经济学影响较深，着重探讨经济区位现象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组合类型。尤其重视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②威斯康星的统计学派，主要运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以发展和应用统计分析方法为主要特征。③普林斯顿的社会物理学派。领袖人物是司徒瓦特，创立了颇具特色的社会物理方法，引力模型、位势模型、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得到了许多地理学家，特别是理论地理学家的青睐。

    英国在哈格特（P.Hagget）等的领导下，强调“重建理论模式的重要性”和通过统计推理来验证假说，把空间结构分成点、线、面、层级、网络、流动、传播，来抽象社会空间组织结构的内部秩序。乔利（R.J.Chorley）和哈格特声称，地理学应该采纳基于模烈的研究范式。地理学新的发展不止是体现范围更广泛的研究方法，而且同样要求根本意义上的范式的进步，每个地理学家都面临着在传统和新模型范式之间做出选择；模型的建立应以地理学调查为目的的，而它的完成需借助计量模型和电脑的使用（用以处理数据）；模型被定义为是现实一种理想化或者简单化的表现形式，它的目标是让我们能更为清楚地窥探事物的某些特征。对于乔利和哈格特而言，模型的概念十分广泛，它可以是一种理论、一种假设或者是一种系统的观点。

（二）地理学空间运动的成就

    地理学空间运动的热潮以及它对区域特性和人的丰富性的忽视，引来不少轰击。20世纪80年代，萨克（Robert Sack）在他的一系列论文里批判邦奇和哈格特的有关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以及几何学是地理学的解释语言的观点。萨克认为，在涉及提供了解释变量的学科中，空间、时间和事物是不可以被分开而独立分析的，地理形态在不断地变化，而几何学是静态的---它对于时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几何法则足以解释与预测地球表面形状。如果地理学的目标只是分析地图上点与线，那么几何学足以成为地理学的解释语言。但是，“当作为解释一个城市发展的语言，我们不能接受其有关地面情况变化的描述……那样的话，几何学不可能独自地回答地理方面的问题”。

   尽管空间学派面临着许多严厉批评，但大多数人都认可：计量方法的应用、空间分析的兴起、理论地理学的突破给地理学带来了重大变革和转折，实现了近代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跨越。空间学派广泛地借鉴几何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打开了一向闭关自守的地理学的窗口，学科的边界得到更为广阔的拓展；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发展提升了地理学家的地位，并为寻找工作的候选者在计划与管理部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20世纪70~80年代是从事地理学工作的创新者乐观的10年；记述和绘制地图对地理学的传统学派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空间学派使用更为精确的方法，空间模式使空间相关性、统计检测、模拟预测、理论解释变为可能。许多模型，包括重力模型这类的简单的模型，都是一个有效的比较数据的工具，因此可以用以表达地理差异；空间分析为地理信息的描述提供了更好的工具，遥感GIS技术与空间模型的结合展现出了地理学的远大前景。

    相对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热情而言，自然地理学对空间的态度则显冷漠。马丁·肯特（Martin Kent）在《空间：自然地理学为空间腾出地盘》（载于《当代地理学要义》）中总结道：过去30年来自然地理学忽视了空间的概念；自然地理学对时间的重视比空间大得多，近代以来对过程的重视也许是以牺牲格局（空间）为代价的；空间单位，如植物群落、气团和流域等，在自然地理学中至关重要；整个自然地理学中空间综合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GIS为自然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采用生物地理学方面空间分析新方法，可能激励自然地理学对空间重要性的重新认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关注未能同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人文地理学偏离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而重点转向人与社会关系及社会空间；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分割，自然空间失去人文空间的支撑，也就同时失去了地理空间内涵的丰富性。

二、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与空间性

    在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2004）“空间性”条目中，指出“在人文地理学中使用“空间性’有四个主要意义，它们都意指空间的人文和社会内涵，且都由明确的传统知识发展而来”，并对空间性的四个传统做了如下说明。

1）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胡塞尔的著作出发，皮克尔斯（Pickles）提出“作为研究世界的一种人文科学，地理学研究应该以人类空间性作为确定基础。”皮克尔斯主要关心的是存在论：“理解以（人类）空间性为特征的普遍结构，这是理解地方和空间本身的前提。”皮克尔斯反对那种认为“物理的自然空间”才是唯一真正的空间的观点，而这种思想在空间科学里很典型.

2）从阿尔蒂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出发，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空间性概念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与对应。阿尔蒂塞认为，时间的不同概念和结构可以被指定在生产方式的不同层次中——“经济时间”、“政治时间”和“意识时间”，它们必须从这些不同的社会实践概念中建立起来。利皮耶兹（lipietz）认为，空间结构的概念必须建立在一种社会结构的概念之上，因而必须从社会结构的概念中得出；空间性包括空间上“在场-不在场”的对应关系以及每一层次上社会实践的特殊系统中“参与-排除”之间的对应关系。每个这样的对应关系都应有其自身的拓扑学。卡斯泰尔（Castells，1977）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提出了这种条件下对空间结构最为详细的分析（图13.1），但是他总结说理论化研究应该将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概念结合起来进行，并转向突出空间-时间。

3）从勒非弗尔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他对空间的生产的解释出发，索加使用空间性这个术语来“确定地指社会生产的空间、指广义人文地理学中创造的形式和关系”。索加指出：“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在一个复杂社会进程中交织，这个进程创造了一系列不断发展的空间性，创造了社会生活的空间一时间结构，它不仅为社会发展的大型运动，而且为日常活动的循环实践赋予形态”。

4）从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德勒兹和福柯的著作出发；许多作者使用空间性来揭示权力-知识的集合在空间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特定主体-位置构成方式（Gregory，1993）。

   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空间性成为其关注的焦点之一。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反过来为以研究“空间-地域”为已任的地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步入社会理论构建的核心圈层中，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成为当代社会理论进展的一个重要倾向，它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家在现代性架构下审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勒非弗尔、福柯等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空间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通过勒非弗尔、福柯、吉登斯、詹姆逊、哈维和索加等后结构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者的创造性工作，政治空间、权力空间、女性空间、知识空间、都市日常生活空间得到广泛关注，推进了学术界的“空间转向”。把社会科学长期对时间与历史、社会和社会关系的青睐纷纷转到空间上来。索加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认为：

    至少在以往100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与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理解历史形成的方式，已成为解放性深刻思想和实用政治意识的主要源泉。这一源泉能极其灵活多变地包容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批判性解读。然而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多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省而诡满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承诺（爱德华·索加，2004）。

三、空间论与空间-地域论思想评述

    空间成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归功于一大批学者的思想及其开创性工作。

    李特尔以整体性和人地相关性看待空间，在《地表空间的配置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机能》（1850）一书中认为，“对土地空间的研究必须对该个体的现象以及和其周围的关系加以探讨，这样就可以认知每个个体的机能确证源自整体的组织”，提出了著名的“空间组织原理”。拉采尔以进化论的观点看空间，提出“生存空间”（居住空间、营养空间）的观念。德国古典经济学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指导，从人类活动与地理事物的存在角度来界定空问关系，强调区位效益及其合理安排（陈坤宏，1991），基于规范性假设和演绎法创建了地租理论与区位理论，两大理论体系均包容了自然与人文的空间关系，其贡献不仅在经济学，而且成为地理学特别是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进而加重了空间研究在地理学领域的筹码，芝加哥学派把区位论和生态学引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理论.法国地理学者科利（Andre Cholley）提出“复合体”的空间概念，认为空间观念是地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以地表空间观点来研究各种事象，是使地理学研究达到科学水准的唯一途径”。美国学者里奇（L.ynch.1960）等将行为科学的观点方法引入空间结构研究中，强调空间依人的意图、目标、情感、感应而界定，将传统的绝对空间观推向变动的相对空间观，哈维（Harvey）认为，将地理学当作是一门研究具体的个体的分布论的科学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这种做法是以绝对空间的假设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空间只是观念上的框架，只是一个抽象的并不实际存在的概念。思里夫特把地理空间分成四类：经验空间、开微空间、图像空间和地方（情感）空间，认为把这四类空间联合起来将形成地理学的新思维。

***陈坤宏.空间结构——理论与方法论[M].台湾:明文书局,1991.

     现代交通系统的发展使一批学者转向交通系统的空间结构研究，强调交通运输通信的可及性和通达性及其产生的区位分异和土地利用上的差异，将空间看成由人类活动系统（居民、物品、技术信息等）互动而形成的开放体系（陈坤宏，1991），通过相对空间概念的引入，横向的空间关系和利用各种公式计算出的距离就被赋予了解释性的力量。利用运输网络甚至是经验的感知，距离能根据运输成本、运输时间、里程数进行衡量。福勒（Forer）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讲，由于以时间、距离甚至是里程数为基础计算的距离是社会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典型后果，所以这些类型在空间本质上是动态的和相对的。由此福勒提出了弹性空间的定义，即空间的大小和形式都在不断地变化。他绘制的New Zealand有关时间-空间的地图为该理论做出了例证。罗纳德（Ronld）认为：“向相对空间背景的偏移仍在继续中，而且这很有可能成为地理学历史上最根本的改变。因为它开拓了无尽的还待探索的新领域。”相对空间的重要性表现为：地域性和动态性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比如迁移的方式、土地的利用、扩散的过程等，而这种地域性和动态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空间的相对位置有关。从绝对空间到相对空间的转变具有基本的哲学含义，在此意义上，此次转变是一次革命。从现代地理学对相对空间的重视与表述中，我们看到地理学已从牛顿的经典力学世界转向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世界图景。

     阿尔弗雷德·赫特纳（1983）曾强调：“地球表面没有通过它本身可以认识的现象，只有通过对地球其他地区与它有关的位置的了解，才能认识这种现象的本身。”乌尔曼（Eyre）在《从空间的相互影响看地理学》一文中同样认为：“地点、位置（区位）的概念和它们的内涵-——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空间相互影响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地理学理论提供了主要基础，”

    地点（地域性）与位置（空间性）这两个概念以复杂的形式耦合而互补，地理事象存在于地方垂直综合与地方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中。空间与区域本是一对密切相关的概念，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存在。在早期的地理学研究中，空间和区域本是同一概念的两种提法，只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研究衰落，空间研究兴隆，导致空间与区域研究的脱离，这既有标新之意，又有避嫌之感。与区域地理学比较，空间分析有它的特色与优势：重理论、演绎、抽象、假设、实证、法则、规律和数学形式化表述，这成为近代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跨越的标志之一。然而，空间分析这些特征又是以牺牲和抹杀区域独特性、多样性、丰富性为代价的。空间分析和法则论对区域地理学的否定使地理学思想的潜在连续性被遮掩了。对此，詹姆斯（James）认为所谓的“计量革命”并没有体现出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巨大的改变。向差异化“空间性”回归，成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现代地理学转变的动力所在。

    地理空间的本质是地域性，空间的所有观念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区域；离开区域和区域要素的空间不再是地理空间，而现代地理学者谁也不会将区域看成是平面的、静态的和封闭的区域：空间分析方法（动态、关联、层次、相互作用）是传统区域方法（综合、对比、分类、差异性）的进一步发展，空间研究可视为区域研究的现代表现方式；关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之说——区域研究、空间研究，从逻辑上看属同一范畴，是同一范畴不同研究角度的不同表述；唯有以人地关系为主轴，才能从根本上缝合空间-区域长期以来形成的鸿沟和分野；地理学者既需要从模型空间、几何空间、抽象空间中去理解空间的逻辑形式，又需要从社会、经济、政治、人性、情趣、文化、艺术角度去诠释区域内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通过倡导“空间-地域”论，兼融“区域论”和“空间论”的思想精华，地理学才能有新的突破与发展。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空间一地域综合体”的科学，它的学术价值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搞清解释不同尺度区域的特性、空间联系和空间过程。空间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将独特性、偶然性、非线性特征融入空间分析中；将区域（环境）变量与空间变量结合起来建立解释力更强和空间-场所理论；揭示空间的塑造力以及对个体、群体和社会规制的影响力；阐明自然与人类行为的空间化以及尺度间复杂的关联作用。地理学的特质在于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思想方式——区域综合、空间分析、时空耦合的思考方式。地方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一空间过程与空间关联一理论解释与实践应用成为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程式。

P276第三节时空耦合性与时空论

   时空耦合性既是地理学对象的基本特性（本体论特性），又是地理学研究的切入途径（方法论特性）。所谓地理学的“时空论”，强调的是时空性（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时空互补性（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换取空间）、时空耦合性（空间内涵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时间的变化以空间为载体而存在）、时空收敛（交通通信技术进步下的时空特性）、时空压缩（时空收敛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地理过程、传播扩散、全球变化与区域变化等。对时空辆合性的研究，存在多种地理学关注的视角和研究途径，如时间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景观变化研究、环境变化研究以及社会学时空研究。

一、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空间视角

    时间与空间同为事物的本质。R.H.贝克在《地理学与历史学》中指出：“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所有学者和所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或历史学）相交叉的学科所共享的财产。空间在本质上是时间中的空间，时间在本质上是空间中的时间。虽然时间与空间都需要测量和评估，但无论是成为单一学科的显著核心还是用于分支科学，在逻辑上是不可分割的。”“时间与地点在往日与现在都与人类有关，都被人类所构建与经历。”对此，泰勒（Talor）在《时间：从霸权的变化到日常生活》一文表述到：“时间和空间构成宇宙的基本物理维度。这样，我们用时间量度变化，包括社会变化，社会时间表示含有内容的时间：变化过程中的人文现象。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作为‘时空’而水恒地联系在一起。”爱德华·索加（2004）宣称，后现代地理学的目标就是重新思考时间、空间和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在萨克早期的研究中，他阐述了空间和时间是怎样形成不同种类的意义的：“例如，时空的不同组合导致艺术形式上和意义上的不同。科学、典礼、神话、魔力以及日常生活都可以用他们怎样分析空间和时间的直觉来分析，”

专栏13.1时空耦合下的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联

  对地理学与历交学的学科关系、学科界线、交融领域，学术界存在不同的争论与观点，如果说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学科，那么，时空耦合性使地理学与历史学不是一般性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也不只限于“历史地理学”这一交又分支学科上。“历史学与地理学曾经被认为是娇妹学科，在研究方法与关注问题方面是如此相似，几乎可以表述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两个方面”。历史学家乔治（Gegonge）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开篇中写道；“没有地亚学，就无法理解历史学。”阿丝·贝克（2008）《地理学与历交学》开篇中对应道：“没有历史学，就无法理解地理学。”事实上，希盾学者希罗多德平就提出了“全部的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而一切地理也必须用历史观点来研究”的观念。当代讼释哲学创始人物达获尔说：“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而事件的意义总是同当时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即隐蔽在其后的地理环境紧密联系的。

二、哈格斯特朗的创新模式与时间地理学

   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1916-2004）在其博士论文l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1953）中，构造了扩散过程的随机变量模型，使得创新的扩散得以模拟，并在随后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加以检验。这种在概率理论基础上的随机模型改变了决定论的模型思维方式（在一系列初始条件和关系既定的前提下，一些以时间和空间为变量的系统的未来完全可以精确预测）。在该模型的测试过程中发现，在创新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方差的形式会对随后一个阶段的方差的形式有影响。因此这样的一个模型对那些计划制订者是有用的。兰德大学的地理系因此声名鹊起，并成为理论地理学的权威。在随后的岁月里，哈格斯特朗所用的技术和统计方面的方法所得到的关注反而比其理论分析多。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在经验主义的发现方面的意义还不如其在对扩散过程的一般分析方面。他在学位论文中写到：尽管用以解释扩散过程的有关材料与某个特定区域有关，但是这应该被认为是令人可惜的必需品而非方法论上的精妙。这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对传统区域地理学家的一次故意的挑衅。哈格斯特朗认为他对有关单个区域的信息及其随着时间推移所造成的改变的分析，是自己对地理学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此类研究成为对扩散过程进行更深层次探讨的基础。

    在20世纪70年代，哈格斯特朗继续对个体行为的时空特征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他运用三维模型以描绘个体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活动，这一研究标志着时间地理学的开端。按照时间地理学流派的理论，时间和空间是约束行为的条件，时间约束所有个体，而空间的约束力则随经济状况和其他个体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时间-空间地理学随后的研究在兰德大学和其他地方得到了发展，并已经为人类行为地理学的研究照明了道路。有关时间地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相继发表：《时间中的空间和空间中的时间》、《时间资源，社会和生态学：前工业社会，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交往能力》。时间地理学的发展，其意义有三：一是改变了地理学长期注重“社会群体”、忽视“生命个体”的研究模式，对个体行为活动的关注影响到地理学对“人”的理解和地理学的特性，其意义如同存在主义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强调一样；二是把个体-时间-空间整合于三维模型之中，把地理学引入可观测、可量化的研究路径中；三是由地理学家创立的时间地理学研究方法对社会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时间地理学的三维模型由于存在对群体行为描述的失效而受到批评。

三、吉登斯的现代性空间与“时空延展”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中的所谓秩序问题，实际上是“时空延展”问题，即将时间与空间组织起来从而连接在场与缺场的条件是如何不同于各种传统社会形式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是怎样在时间与空间中定位并形成现代性的整体特征的。吉登斯认为，最好从“场所”的角度来界定“地点”，它指的是社会活动的物理环境。在传统社会中，空间与场所大多数是重合的，因为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是受“在场地---点化”的活动支配的。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脱离。但是吉登斯认为，空间与场所相脱离同统一的测量方式的出现并非密切相连，不应该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看作一条直线的发展，相反，与所有的发展趋势一样，它具有辩证的特征。

   时间与空间的切割为其与社会活动的关联提供了一个基础，“时空的切割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相互异己的方面。恰恰相反，它为不同场合的协调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总之，从邮电通信到电报电话再到电子邮件，从计算机到因特网，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隐藏（absence）的东西所替代，在吉登斯看来，时间空间的伸延与分离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之一。

   吉登斯借鉴时间地理学发展出了不少与空间相关的概念，如区域化、时空抽离、场所、在场、不在场、共同在场和在场可得性.吉登斯在《社会学》（2001）一书中指出：“理解人们的活动如何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对于分析接触以及理解一般社会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区域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生活在时空中如何得以分区”，“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可以通过考察我们的活动如何在确定的时期发生以及如何同时又包括空间上的活动，来分析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分区’的”。

    吉登斯试图以这些概念来辨识社会互动以及在空间结构下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延展，并改变社会的资源分配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将时间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的产生、统治结构和再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社会的空间性的构成与历史性的构成紧密结合起来。索加（Soja）认为，吉登斯的成就在于将权力注入社会的空间化本体论之中，并且将权力注入对地理学的创造性的阐释之中。

四、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下的时空观

    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一直在科学者思维中占统治地位。自然系统被理解为守规矩的、可分析的、可预测的和可控制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这就是相对论-量子论的世界图景、进化论-生态学的有机世界、复杂性科学的复杂性世界。这些新的世界观念从根本上冲击了经典力学世界的绝对时空观，把地理学引入到相对的、偶然的、随机的、潜存的地理世界。地理学，尤其是自然地理学有长期关注地球表层形态、结构的起源、历史与发育的传统，这以戴维斯的地貌侵蚀轮回模式最为经典。20世纪中叶，测年技术的重要进展使环境变化的历史序列更为精细，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未来预测的乐观心态，然而，早在1920年，生物种间竞争模型预示着演替理论简单化的概念基础被摒弃，20世纪40年代末期，洛伦兹通过对一些问题的计算机运算，意外地发现气候建模中非线性现象和混沌方面的困难，即初始状态灵敏度问题。尔后，非线性与混沌现象、随机性和偶然性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不管是自然环境系统还是人文环境系统，非线性、混沌、复杂性和非平衡态、偶然性的重要性都在影响着地理系统的时间变化过程和空间重构过程；非线性、初始状态灵感性、内部阀限、随机扰动、外力作用可能造成不确定性的转换特性；地理事象一旦由潜存转变为现存，路径依赖、自组织机制将发生作用：地理学必须接受、识别非线性行为及其产生的时间序列效应和空间效应。

专栏13.2博尔赫斯的时空悖论

   

如果说笛卡儿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给人们以清晰的确定性，那么，“相对时空观”的提出、偶然性的回归、系统的分合与涨落带给“世界图景”更多的是不确定性。时空的复杂性是地理学复杂性的又一本源。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新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一个充满多维时间之箭、同存性无限空间的迷宫与悖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坡、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博尔赫斯超凡卓越的观察与思考使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后现代地理学阐述所面临的某些两难困境具体化。索加（Edward W.Soja）在《后现代地理学》中对空间的同存性进行了深刻阐述：“然后我看见了那个交叉小径的花园……在这一个单一而庞大的瞬间，我看到数不清的行为，既令人愉快，又让人厌厌恶；令我惊愕的倒不是其中的某一行为，而是所有这些行为在空间上占据着一个点，既不重叠又不透明。映入我眼帘的，均是同存性的事物，可现在流于我笔端的，却是依次性的，因为语言是依次连接的。”（爱德华·索加，2004）

五、地理学时空论思想评述

    时空尺度问题是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地理学和科学的难点问题。从分子尺度到全球尺度、从几分钟到数年、数千万年的时间跨度都是地理学研究的领域。随着尺度的变化，地理学关注的问题和得到的结论亦不相同，地理学者需要灵活而敏锐的方法和对尺度敏感的思想。尺度研究涉及多个关键性问题：尺度的选择问题，即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尺度；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的匹配问题，即针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选择何种时间尺渡去对应；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关联互动作用问题；尺度变化的稳定性与非线性、混沌、攀级问题；尺度与分辨率问题，即对选择的尺度和对象清楚的识别、分辨能力：尺度的嵌套问题，在一种尺度上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何小心谨慎地推广到另一尺度或区域。

    地理学对地理事象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已发展出多种途径与视角.①“静态空间”，即对地理空间的“时间同时性”“空间共存性”研究。这一视角可描述为：在垂直时间之箭上切割的水平地理空间。这里的时间之箭可分为瞬间尺度、短时段尺度、中时段尺度、长时段尺度、地质年代尺度。②“动态空间”，即对地理空间的“变化过程”-“空间重构”研究，这一视角可描述为：时间之箭垂直穿越各个地理空间，或表述为在时间的连续变化中地理空间的不断重构，关注于不同地理空间中地理事象及其关系的变化与变化的地理空间结构。这里的地理空间指从地点、地方、地区到全球尺度。③尺度辩证法。通过尺度的放大与缩小来认识与揭示对象特性。④时空收敛（time-space convergence）研究，关注于交通通信技术进步对时空的影响，这一概念由贾内尔（Janelle，1969）提出。⑤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创立的空间扩散模式和时间地理学研究方法。⑥哈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cssion）。基于“空间被时间湮灭”的想法，哈维把时间与空间和经济必要性与文化表达这两面连接起来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缩小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周期过程的一部分，如同需要新的投资以解决人口过剩危机一样。⑦网络社会的虚拟时间和马赛克空间。

P281本章小结

    尽管其它学科没有鲜明地突出人地关系这一术语，但人地关系的研究显然不是地理学所独有。在科学高度分化专业化的今天，当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已经成为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对象时，还给地理学留下什么？实际上，这是瓦伦、康德、李特尔、李希霍芬、赫特纳、哈特向等不断在思考的问题。早在近代地理学构建初期，李特尔就敏锐地意识到科学分化和地理学附属历史（社会学）对地理学造成的危机与压力，从而将地理学的研究聚焦于“人与区域/空间”，不同尺度的地方综合及其之间的作用关系就成为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区域-空间-时空研究既是地理学的起点，也是地理学的归宿。区域论、空间论、时空耦合论及其所包含的概念集群，成为地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现在已经到了彻底克服区域与空间、时间与空间二元分割格局的时候了，整合的“区域-空间-时空”论与全新的“人地关系”理念结合，成为地理学生机与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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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2第十四章生态论与景观论

  生态论与景观论发展的地理基础来自于区域研究和人地关系研究。从广泛的视角上看，生态论和景观论属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与“区域论”范畴。生态论和景观论在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和区域研究诸多不足的克服中得到快速发展，进而在传统的地理学主题中又繁衍出两大新生主题，从而使地理学的研究更为丰富多彩。

P282第一节生态论

   所谓“生态论”，是指在地理学研究中，利用生物学尤其是生态学的思想、理论、方法来研究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人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形成地理学“生态”指向的泛称。地理学“生态论”之所以能成为地理学的中心主题之一，仍在于生态学与地理学在其发展历程、研究对象、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甚至是难以分割的联系，从这一视角看，生态学本身无疑具有备了“地理基因”。

一、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关联

   早期将生物与环境关联起来考虑的是一些博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1735年，雷米尔（R.Reaumur）发现昆虫生理发育与积温存在一个常数关系。1855年，卡德罗（A.Cadolle）将积温概念引入植物生态学，为物候学理论研究打下基础。洪堡从自然环境整体论思想出发，提出了“植物群落”和“景观”概念，揭示了植物分布与气候的关系，创立了植物地理学，成为生态学思想的根源所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生态学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1866年，E.海克尔首先把“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瓦尔明（E.Warming）的《植物分布学》（1859）和谢普尔（A.F.W.Schimper）的《以生理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1898）标志着生态学作为生物学分支科学的诞生。1900~1930年，生态学渗透到生物学各个学科，形成了生态学众多分支科学，并在群落演替、群落结构、植物地理学和生物地理群落研究方面成效显著。可见，在生态学建立时期，地理学与生态学对“群落”这一尺度的结构、分布、动态研究上是不分彼此的，两者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手段基本相同，20世纪30年代，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概念，随着能量金字塔、基本产量（生物量、现存量）的研究，尤其是奥德姆的能量流动和能量收支及奥文顿的营养物质循环的研究，标志着现代生态学的创建。

   从6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研究更加关注于变化的非线性特征、群落演替发展的偶然性与随机性意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恢复力、生态阀值与生态退化、生物自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全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转移与生态伦理。在研究领域上，从传统的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拓展到人类，并将应用生态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也就是说，应用生态学的研究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已全域叠置，一方面，这强化了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关联与交融；另一方面，生态学的强势和在公众中的声望使地理学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这或许促使了地理学以“生态论”来抗衡，同时又迫使了地理学更多地转向于人与人工环境、人与社会的环境研究。

专栏l4.1生态学的扩张与泛化

生态学由于关注于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加之有强势的生物学作支撑，同时与物理、化学、现代系统理论深部结合，从而使生态学极富学科张力和社会影响力。苏联学者古姆·中林指出，生态学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学导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种强烈的“生态化”趋势，“生态”成为学术界、政府、新闻高频度使用的话语。兰州大学生物系教授赵松岭对此提出了很独特的看法：“生态学在社会科学中已到无孔不入的地步，这对社会学科的发展并无多大意义，同时也加重了生态学自身的发展危机。”是然，生态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地理学、人类学这类学科具有高度关联性，尽管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点看，“政治生态”很有意义和价值，但它只是政治学研究一个“借来”的术语，布赖恩·斯普纳在《从人文方面看生态学研究前景》一文中认为：由于借用或移植生态学的技术名词，在这个领城已造成了更大程度的混乱；20世纪60年代对生态认识的提高导致对生态问题采取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生态系统研究方法的滥用，不仅妨碍了对问题过程的分析，而且也歪曲了对这一过程的认识，理由很简单；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因果关系从来不受生态系统的局限，事实上，人类活动经常依靠毗邻的不同的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的总和；为了纠正这些弊病，需要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对话，但这样的对话一直发展缓慢，因为对生态问题感兴趣而又有充分的自然生态功底的社会科学家为数极少。事实上，斯普纳谈及的问题在近年来“生态足迹”理论的应用上和地理学的一些“生态论”中同样存在。

二、地理学的生态研究进展

     地理学与生物学、生态学思想方法的结合表现为几个集中的主题。

1）生物进化论与地理学思想。拉马克、达尔文和尔后的现代生物进化论，如同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一样，对地理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演化观念、有机体组织观念、自然选择与生存竞争观念、网络关联和随机观念……）对人地关系论中的环境决定论、国家有机体论、或然论、适应论（调节论）以及戴维斯的侵蚀循环学等均有相当大的影响。拉采尔从动物学研究转向人文地理学研究，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的理论方法对拉采尔的学术成就无疑有重要影响。

2）人类生态学。20世纪初叶，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家帕克（R.E.Park）在所著的《社会学导论》（1921）一书中，把生态学思想（入侵与演替、生态龛或生态位）引入城市社会学研究中，从而为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赢得声誉，同时也因其把“社会”与“生物”类比、采用实用主义的归纳法而受到严厉批评。1923年，H.巴罗斯发表《作为人类生态学的地理学》一文，主张地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在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地理学以弄清自然环境和人类分布、人类活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作为目标”，“以人类适应环境的观点来观察这个问题，较从环境的影响出发更为明智”，宣称地理学的中心课题是研究特定地区的“人类生态学”，然而，巴罗斯的人类生态学关注的重点不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是转向“人与社会关系”。这一转向重视了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加强了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然而却贬低了自然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巴罗斯的“人类生态学”是“社会的”而不是“生态的”。从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人类普遍关心环境品质，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绝灭、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已有初步的认识，于是生态学的观点再度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并再次转向对自然生态的关注。

3）景观生态学。1939年，特罗尔（Carl Troll，1889-1975）在利用航片解译东非土地利用时提出了“景观生态学”这一概念，用来表述生物群落和它们所在的特定景观区域的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互惠关系的复合体。特罗尔认为景观生态学总体上接近自然地理学，就像社会地理学接近于人文地理学一样。在《地理学的现代整合》（1983）一书中，哈格特（Haggett）建议将生态学分析作为综合地理学的三种方法之一。“景观生态学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以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

4）环境生态学或生态（生物）地理学，环境生态学重点研究各类生态环境系统的空间分布、结构、功能及演替等规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机制，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围绕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生命系统与地理系统之间的整体性与相关性、系统行为的目的性以及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机理及其调控方法与途径。地球表层系统由自然地理系统、生物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环境系统三大系统组成，三大系统存在发生学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存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交换关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将地表各圈层、有机与无机、人类与自然有机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地球表层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与发展，环境生态学由于对区域生态环境和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功能、过程以及环境管理的关注，从而成为地理学的前沿领域。沃兹（Watts）指出生物地理学的五大趋势：土壤-植被-环境复合体研究；植被大类与特殊动物种之间的关系：个体物种分布的分析和影响过程：第四纪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变化：人类-生态系统-群落关系。

三、地理学生态论思想评价

    地理学“生态论”的要义可概括为：生态学概念的引入使人类活动、生物作用、自然环境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加以整合，既避免了决定论和或然论各持一端之嫌，又打破了自然和人文的二元论观点；生态学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一套新的方法手段模式，使其研究更加科学化，如结构与功能、营养层次与连锁反馈、生态平衡等观点以及物质循环、能量交换的测度方法；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联姻有助于促进环境观点和生态观点的结合，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方法与生态学的系统分析方法的结合，空间地域研究与物质流、能量流研究的结合，摆脱了对“人地关系”纯哲学上或观念上的思考，进而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一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作用方式、作用强度、作用方向、作用后果等研究上。在物理地理学和生态地理学中，系统分析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但系统分析的潜力（特别是生态系统的分析方面的）没有得到完整的开发。昂温·提姆（Unwin，1992）指出：“令人惊讶的是，生态系统并没有为地理学家们广泛地用来作为经验主义研究的框架。”无疑，地理学生态论这一途径，可望取得地理学理论尤其是人地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同时必将增强地理学的实践指导意义。

   然而，生态学的研究并不能涵盖地理学和人地关系的所有内涵，也不能在人的整体系统中无限制地应用与扩展。斯图达特（Stoddat）宣称生态系统分析给了地理学家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强调生物学家应用的模型不能直接运用于地理学。乔利认为：“把生态模型作为总体上理解现代社会和自然界关系的一把钥匙会失败，因此把它作为当代地理学的基础是不行的，因为它把社会人看成一个太被动、太无效的角色。”地理学不能长期只尾随“生态学”去推进“生态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与现代生态学理论和现代系统科学的交融中创造地理学理论，就像早期生态学的“地理化”一样。

第二节景观论

   景观可定义为地球表层某部分地理事象组合形成的整体景色。景观论是有关景观概念、景观识辨、景观分类、景观过程、景观美学、景观图像、景观评估、景观设计、景观制图、景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的统称。解读地表景观是每一位地理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养，正如优秀的作家具有穿透“人”的思想深度一样。

一、地理学的景观话语与景观主题

    地理学中不少基本概念往往难于精确界定且存在不同理解上的争议，“景观”（landscape）一词就是这样，对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至今仍存在着分歧与迷惑。源自德语的“景观”一词原本是16世纪画家用以表示乡间景色和风景画的。因此，景观从肇始就与绘画、美学和心理有着强烈联系，而这一点后来又因后现代地理学对“景观图像”、“景观美学”、“景观心理学”的关注而被放大。当德国地理学家把这一概念转为地理学的核心术语时，景观或是用来描述地表的外观，或是表示地表特定的地点或区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示意义。帕萨尔格的景观最初专指自然的地形、地貌、植被，而施吕特尔的景观则包含文化特征，“人类对某种地区存在的一切冲击之一种观感”，维达尔将景观视为人类活动的表述，是人类在大地上的印迹。哈特向试图清除景观的美学和心理内涵，认为景观要义有三：一是由可见的实体的特性组成，二是一个同质区域，三是包括以上两种意义，也就是一切确定的实体，而非一个认知性的结构地区。索尔最初将“景观”、“区域”视为“对应词”，而这种异词同义导致了某些混淆，尔后索尔将“景观形态学”进一步拓展到文化特征研究中，区别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性质和概念，实现了地理学中景观研究主题的构筑。丹尼尔斯（D.Daniels）则更多地关注于景观美学、景观表现，通过对传统艺术绘画的意义和象征解构，揭示景观地理与艺术历史的关系。

    现在大多数地理学者将景观理解为“地域的外观”，对此，可采用景观-地域或景域这一术语来同时表达外观和区域的内涵。迈尼希（Meinig，1979）在所编的《普遍景观的解说》论文集序中，莫林在《景观与环境：世界的描述与解释》中，指出了景观术语的迷惑力、重要性和不确切性。

就迈尼希而言，景观与“自然”相关，但与之不完全相同；每处景观都是景色，但景观并不完全等同于“风景”；景观与“环境”相关，但与之不完全相同；景观与“地点”相关，但与之不完全相同；景观是地表的一部分，与“区域”、“地区”或“地理”相关，但与之不完全相同。更明确地讲，就迈尼希面言，景观是“我们所视的整体、我们各种感观的印象而不是科学的逻辑”；它是普遍存在的，是被观察而不必赞赏的实体；它由我们的视觉所定义并由我们的精神所解释；它是一个连续的表面，而不是一个地点、一个聚集中心、一个区位或一个被限定的地区（阿兰·贝克，2008）。    从一开始就应注意到“景观”一词（令人不解地）同区域、地区、自然界、地方、风景、地形地貌以及环境等其他地理范畴纠缠不清。无论如何，文化地理学家在采用景观一词时往往强调自然界“可视”的一面。因此，把景观同这些地理概念区分开的有效方法就是把景观看成是一个观察者从一个特定位置或区位所看到的地表的可见部分，特别是一览无遗的部分。这样就可以把景观想象成一“事物”—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的外观，以及造成这种外观的该地区各组成部分特别的安排方式。从这种有利地位我们就能够谈论“农业景观”、“城市景观”、“消费景观”、“现代和后现代景观”、“象征性景观”、“一般景观”和“传统景观”（莫林，2008）。

    从风景画家借用来的“景观”概念，最初被地理学家根植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和区域地理两大传统主题中。然而，一些深受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影响的地理学者感到，“人地关系”不但抽象难以捉摸，而且很难保持客观的态度，更难应用实证的方法；区域论虽无上述缺点，但仍不够具体：而肉眼所见到的实体，能使地理学成为既具体，又客观能实证的科学地理学（王洪文，1988）。这可看成是地理学家对洛克“白板”说的回应。在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景观论得以苗壮成长，成为地理学经久不衰的主题。然而，具有描述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景观一词，其自身潜存了多种二元性：实体物质与外观形态（存在与现象）的二元性；物质与观念（景观既是一种事物，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象征主义、情感知觉）的二元性；自然（实体）特征与人文（实体）特征的二元性；“清晰可见”与“隐藏神秘”（在场与隐匿）的二元性；现状与过程（现象学的与发生学的）的二元性（景观的这种二元性，同样可用于“区域”二元性的解构）。景观的二元性特征构成了景观研究的视角、方法、内部流派的差异、争论和发展张力，同时也成为景观论受到批判的根源。

二、地理学景观研究的进展

   在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德国学者施吕特尔在拉采尔文化景观概念基础上，建立了“景观论”的基础，在《人的地理学目标》（1906）一文中，倡导景观作为人的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1910年，彭克提出气候在景观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假说。柯本采用按可见景观现象来进行气候分类的体系。S.帕萨格尔在1913年创造了“景观地理学”一词，出版了《景观学基础》、《比较景观学》等巨著，力求完善景观形态与分类的解释，提出城市景观、空间景观等概念。原苏联许多地理学家侧重于自然景观研究，在景观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贝尔格在《苏联景观地带》（1931）中阐述景观学说原理；苏卡乔夫（V.N.Sukachov）将其生物地理群落学说确定为景观学的一个单独分科，是景观的最小结构单位；波雷诺夫（B.B.Polenov）提出景观的地球化学特性；卡列斯尼克（S.V.Kalesnik）提出景观学的精确定义和景观分类、类型、结构等概念；索恰瓦（V.Sochava）认为景观就是地理系统的观点。早期的景观研究与地域和区域的概念为一体，侧重于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等自然形态。

   索尔将景观研究引入美国，1925年发表的《景观形态学》一文标志着景观论进入到地理学的核心主题。索尔对景观的关注，除受施吕特尔等德国景观学派的影响外，部分源于他接受了赫特纳的观点：用某些抽象的关系（诸如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确定地理学的核心基本上是一个误解，因为知识的领域需要具体的内容，若没有一个自称客观物体的范畴，地理学仅是一个“寄生性存在体”。索尔将景观视为客观物体的范畴，强调景观的整体性，关注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文化景观”以及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的转化。景观被理解为描述“一种思考文化的严谨的地理学方式”，“文化是机能，自然区域是介质，文化景观是结果”。如美国和墨西哥边界是沿着两侧相同的山脉、沙漠和绿地而划定的。然而由于美、墨两国文化的差异，其文化景观也不相同。索尔认为，“景观不仅仅是观察者所见的真实场景（对经验的重视），而且其有‘普遍性内涵’”。在索尔看来，地理学的任务是描述各种形态或分布的相互关系，地理学是一种现象科学（phe-nomenologic scicnce）（他的意思是“研究那里所见到的什么”）而不是发生学（genetic science）。按索尔的伯克利学派的惯例，文化地理（也是人文地理）不应关注个体而应关注人类制度和文化：“人文地理学者关心的不是解释文化的内部机理或者描述人类影响地表的行为方式，而是评估人类群体利用和改变居住地的技术潜力。”对此，保罗·克拉瓦尔（2007）说道，索尔的“地理观点是完全‘垂直’的（人与环境关系的概念），而忽略了‘水平’的”（社会-空间组织范式）。索尔和伯克利学派对过程、社会、文化行为研究的缺失受到后来者的批判，从而推进了“景观过程”、“文化景观重构与再造”、“景观行为地理学”的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除了景观建筑学和景观生态学外，景观研究还存在两种主要视角，一是以索尔等为代表的“景观形态学”和“文化景观”研究。景观形态学者们将地表可视现象所构建的形式和空间结构作为他们共同的议题，从这一点来看，山脉、河流、草地、森林、道路、沟渠、公园、天地、村庄和城镇已在地理学家眼里形成整体，这种可视的景观是地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二是以霍斯金斯（W.J.Hoskins）、杰克逊（J.B.Jackson）为代表的“景观历史学”和以克劳福德（0.G.SCrawford）为代表的“景观考古学”，霍斯金斯在《英国景观的形成》的序言中指出：“我所做的事，就是利用今天所展示的英格兰景观，并尽我所能解释它如何呈现出其目前的形式，一些细部变化是如何镶嵌上去的”，“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以说明（景观）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演变的，即使在某些部分发生演变”，他摒弃了系统地依次探讨主要景观特征的表述方式，而“重要的是去揭示变化中的英国景观外貌背后的逻辑关系”，惠特西尔提出人类活动连续占有说，连续占有关注每种文化以它特有的方式利用区域的各种形式，强调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而不像法国学派那样所关注的地方差异是由人和自然数世纪以来长期维持与大致无干扰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1980年以后，景观研究出现新的特点。①在遥感和GIS技术支撑下，景观研究由中观区域尺度向微观和宏观两个尺度拓展。在微观尺度上，以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图斑为基础，采用多样性指数、破碎度、集聚度、分维数、蔓延度等量化分析方法对景观类型结构和空间组合结构进行分析；在全球尺度上，集中体现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之中；从时空耦合角度，广泛地开展了特定地域在特定时间尺度下的景观变化研究，在注重自然综合体外观的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当代对景观的理解倾向于把形态与过程、描述与解释、综合与分析结合起来”。②如同对“区域”、“空间”等地理学研究主题或议题一样，总是有很多热心的学者将现象学、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女权主义等方法论运用于景观研究之中。强调“本土景观”、“象征景观”、“景观政治学”、“景观社会学”、“景观图像与景观绘画”、“景观记忆与景观特性”、“有性别的景观”。科斯格罗夫（Cosgrove，1984）在《社会形成与象征景观》中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与批判性指向对“资本主义景观”的解读；杰克逊（Jackson，1984）在《发现本土景观》等论著中强调关注景观的本土特征、景观的象征性意义、景观基本单元--个体住处、日常世界的景观特征；女权主义者由于高举反抗“大男子主义景观”（也包括建筑）而引人注目；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者强调，我们所描述的世界无不反映我们自己的情感、价值、利益、动机；一批后现代主义者将后结构主义概念应用于景观之中，认为景观及其表述如同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是“可阅读”的“文本”。③景观研究由学术走向实践，景观的价值与应用方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景观质量评价与自然潜力评价，强调景观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的协调性。利用景观-地理系统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景观保护、管理和预测预报。景观设计、景观规划成为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基本内容。

三、地理学景观论思想评价

   地理学的景观研究有其优点：景观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景观作为区域的整体外观，体现了地理学的地域性；景观论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中抽出实体的、可见的或可感知的事象，使其研究对象趋于具体、明确，易于观察，便于实证，避免了“关系”的模糊、笼统之嫌；通过景观识辨、景观分类、景观过程、景观评估、景观设计、景观制图，景观研究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研究体系；不同景观论者提供了解读“地表景观”的多种视角，迈尼希（Mcinig，1979）认为，“同一场景”至少存在“十个”版本：自然、栖息地、人工制品、系统、问题、财富、思想意识、历史过程、地点与美学（Baker.2008）。与地理学的生态论、行为论不同，景观论主要是从“地理学”中长出来的（当然，城市规划、建筑学、文学艺术等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地理学对“景观”术语有着内在的亲近感，马祖尔（Mazur）指出：“直到近代为止，地理学还是唯一明确地把景观看作主题的科学。”可见，景观论的价值不能低估。景观对地理学的哲学意义在于“景观现象学”，景观论提供了一种通过地理现象去理解地理本质的途径。

  然而，景观论同样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忽略社会的运作、人类行为、文化及社会营力”，难于建立完整的系统理论。在“时-地-事”的开放系统中若不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关联结合，单纯的景观研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也就是说，景观的地理哲学意义和地理学本体论是不完备的，从这点看，把地理学定义为景观研究是不对的。对此，赫特纳指出：“将景观作为定义整体的决定因素是违背科学逻辑的……从而它们恰恰排除了地理学过去和现在仍着重关注的那些特征（人类生活、民族、国家、经济）。”正如结构主义对现象学运动的反叛、超越并与现象学形成互补一样，景观研究需要空间、地域、土地综合体、人地关系、社会文化的支撑。而现实情况是，景观研究存在偏离其基础支撑的危险，这可能造成在轰轰烈烈的盛况中，形成“空中楼阁”的景观。

本章小结

    回溯地理学的两大主题——生态论（地理学生态方向）、景观论（地理学景观方向）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窥视出某些有价值的信息：①生态论和景观论发端于德国近代地理学中，并与自然地理学有着密切联系，洪堡创立的植物地理学使地理学与生物学具有共同的渊薮，景观一词则被用来对自然（地质地貌、植被）风景的刻画和描述。②两者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先是基于自然地理，尔后向人文地理学领域拓展。例如，生态学思想纳入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文化景观中的文化地理、景观建筑研究。③两者均与地理学追求科学化、理论化有关。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索尔的“景观形态学”均体现出实证主义思想。④对地理学传统的理论不足和主题限制的不满，引发对其批判和反叛，刺激了景观论和生态论的发展。两者都企图克服区域地理的不足、克服环境论或然论中自然与人文对立分制问题。正是人与自然整合的思想，使得两者上升为地理学的主题，并展现出蓬勃生机，⑤地理学景观论和生态论的发展，从整个科学发展背景和地理学内在逻辑看有其必然性。然而以少数精英地理学家创造性工作的偶然方式展现出来。偶然性在地理思想创新中的作用不容忽视。⑥景观论和生态论在其成长壮大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和地理学的成果，发展衍生出多个分支方向。在“主题”层次上呈现出综合与分化并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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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2第十五章地理学的计量化、理论化与行为论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掀起了一场计量地理革命、理论化、空间模式化运动和行为革命，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地理学的转型。地理学家不再沉迷于区域范式，试图建立理论和模型，应用系统学方法、数学方法、计算机模拟实验等方法去揭示一般性法则和规律。古德尔将20世纪60年代评述为“地理学史中智慧结晶的最伟大的时期”。

P292第一节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定量化

   数学对科学的意义和神秘性，在西方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世界统一于数之中，世界因数而呈现出美好。开普勒的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牛顿的运动方程、薛定谔的波函数方程、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公式将数学与物理学完美地结合起来，显赫着“数学”作为科学“皇冠”的地位。物理学家尤金·魏格纳认为，数学在自然科学中具备着难以理解的作用。由于很多原因，科学家和哲学家都难以理解为什么数学理论与实验数据在物理学中出奇得精密，精密到人们不得不相信数学就是深层意义上的科学的自然语言。魏格纳写道：“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有用性有时竟然接近神秘的地步，无法对此做出理性的解释。‘自然法则’的存在一点也不自然，人类完全可以发现它们，将物理学定律公式化的数学语言具有一定的神奇性，是我们从未理解并从未接受过的最美好的礼物。”威尔逊指出数学模型中的四种特性：简约性、普遍性、契合性、可预测性。艾克曼曾说：“任何科学的思考、研究，若要达到科学的水准，必须建立一般性概念一一在最准确、最客观的原则下，测定某些现象间最肯定的相互关系。无疑，用计量方式去度量、用统计方法经过数学式逻辑推理，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一、数学方法在地理学中的应用与发展

    普雷斯特·詹姆斯（1982）认为，古希腊地理学有两种地理研究的基本传统：数学传统和文学传统。当时的数学传统主要是与天文学、大地测量、地图学相联系的，马尔萨斯以“人口等比增长、生产资料等差增长”这一初级数学建立了人口学理论。科学计量化系统地开始于统计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用统计概率和相关关系探讨地理要素的关系。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数学形式化的驱动，出现了对传统地理学限于描述的、“空论的”地理学的反叛，地理学的计量运动应运而生。安布罗斯（Ambrose，1969）在他所著的《分析的人文地理学》中认为，计量革命萌芽相当早，真正开始在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至1957~~1960年达到最高峰，现在“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计量”却仍在不停地发展。计量运动主要是美国地理学家发起的，早期集中在衣阿华、威斯康星、普林斯顿几所大学。英国在哈格特等领导下，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学科，其历史并不算长，但其发展速度和内部升级很快.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计量运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初期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主要特点是把统计学方法引入地理学研究领域，构造一系列统计量来定量地描述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比较普遍地应用各种概率分布函数、平均值、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等统计特征参数以及简单的两要素间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给长期以来只是定性地描述的地理学带来了可喜的变化。

2）中期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地理学研究中广泛应用。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手段，许多地理学家熟练地掌握了多元统计方法，具备了分析复杂地理问题的能力。

3）成熟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末期，是现代地理学的数学方法更加完善的阶段，不但包括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分形几何学方法、非线性分析方法等，而且包括计量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更重要的是它与现代系统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地理学向着更加严密的理论结构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同时，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GIS的理论结构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同时，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GIS 技术的成熟，为数学方法在现代地理学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持，从而使其应用的范围更加广阔。

4）与现代数学深度结合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传统意义上的计量地理学向计算地理学发展，GPS、RS和GIS技术在获取大容量、整体性地理数据信息中的成功应用，在人文、经济、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高性能计算所依赖的计算方法与理论模型，除突变、自组织、混沌、分支、分形等模型外，在地理计算学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模型、细胞自动模型、模式参数随机取样模型、模糊逻辑模型、改进了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地理计算学的出现与发展对整个地理学科，尤其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和应用研究，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数学方法不仅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理论演绎与逻辑推理的工具，而且也是定量分析、模拟运算、预测、决策、规划及优化设计的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地理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其主要的应用方面有：①分布型分析。主要是对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及规律进行定量分析，如运用平均值、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峰度等统计量描述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运用概率函数研究地理要素的分布形态的分形特征等。②相互关系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对地理要素、地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主要方法有统计相关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投入产出法等。③类型研究。主要是对地理事物的类型和各种地理区域进行定量划分，主要方法有模式识别法、判别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④网络分析，主要是对水系、交通网络、行政区划、经济区域等的空间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几何学方法和图地方法是常用方法。⑤趋势面分析。运用适当的数学方法计算一个空间曲面，这个空间曲面就称为趋势面。常用方法是回归分析法。⑥空间相互作用分析。主要是定量地分析各种“地理流”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的方向和强度。⑦过程模拟与预测研究，通过对地理过程的模拟与拟合，定量地提示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而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主要方法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马尔可夫方法、灰色系统建模法、系统动力学法等。⑧数学方法在空间扩散研究、空间行为研究、地理系统优化调控研究以及地理学系统的复杂性研究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二、计量革命对地理学的影响与观点评述

  早在1963年，伯顿（I.Burton）就在“计量革命及理论地理学”一文中就宜称计量革命已结束。约翰斯顿（R.J.Johnston）和克拉瓦尔（P.Claval）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地理学》（1984）中论述了计量革命对地理学的影响：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朝向科学的正确方向发展，科学假设、概括化使地理学有了理论特性和预测的功能。地理学从传统的“集中于单一事象的描述和解释”转变为寻求概括化、建立一般法则。而新的概括化地理学则以系统分析为主要研究途径。数学分析与模型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地理学的理论水平，使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同时取得长足进展，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都由于计量方法与系统分析而享受到可以应用图解形式、内部关系的科学解释、计量论述的便利。同时，对人文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正确的观点，也提供了环境和空间系统的数学模式之工作架构。计量革命引入到人文地理学，成为对“空间”研究的新方法，以研究社会空间组织的概括化。人文地理学者对实证主义的最重要反映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社会福祉的空间变化”上，也就是生活品质的研究。因而热衷于社会和经济变数的图解、解释其结果、考虑其起源和过程，以谋求改进生活品质。自然地理学最大的转变就是从昔日关注于空间形式、类型，转变为对过程、结果的分析。

   数学模型、现代系统学和复杂科学理论促进了自然地理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各种自然要素、过程、作用关系的模拟推进了精确化、模式化和理论化研究，如土壤侵蚀模型、水文系统大尺度模拟、全球能量转换、物质循环模型、跨界模型、全球模型与区域模型等。动力学系统、环境系统中的非线性现象、混沌行为和攀级日益受到关注。

对计量化的“功”与“过”在地理学界并未完全达成共识，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第一种是推崇地理学定量化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计量方法发展了地理学的理论，而使其成为理论的、模式建构的、预测的、应用的地理学。用科学的方法建立理论，再由预测来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如此则必须将理论计量化。计量革命所产生的新观念已经逐渐注人地理学的思想领域，成为近代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跨越的重要驱动力。数学方法不仅是一种分析技术，而且能够导出普遍性规律，能够解决地理学传统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地理学的定量化实质就是地理学的科学化、现代化，持这种观点的有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美国地理学家邦吉、英国地理学家乔莱和哈格特等。

   第二种是逆计量运动之潮流，反对地理学定量化的观点。认为地理现象，尤其是人文、社会现象十分复杂，不能用简单的数学方法来解释。数学方法只是地理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它只能用来研究地理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地理事物的空间格局，但是不能用它来描述和解释地理规律，不能导出地理学理论。安布罗斯曾系统地将反对者的意见归纳为：计量革命根本就是错误观念，将地理学的发展导入歧途（现在这种说法已经消失）；计量方法虽有其功用，但地理学者却已花费太多的时间在改进研究工具上（计量方法也是研究工具），不应再谈计量革命，应该从事于实际的建树（即进行学术研究）；计量技术只适用于某些地理事象，对于不可量度者，这种方法不能适用；计量方法确实为有用的研究工具，然而其使用的方式却不正确，如目的和方法混淆，无法从琐碎中区别显著的现象等（而计量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变数的繁多和复杂，才需要应用计量方法）（王洪文，1988）。约翰斯顿（Johnston）则批评计量学派的权威没有研究过他们已经深入运用的哲学，一些学者认为，计量地理并不能引起任何科学革命。最好把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新思潮称之为空间科学学派，而非计量革命或者计量地理学。

    大多数地理学者，则坚持一种平衡的、综合性的观点。

①各种地理要素的分布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均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与研究，可以对地理现象做出确定性解释和精确预测与判断。事实上，人们对哈特向坚持区域论的观点存在误解，理查德·哈特向（1996）曾指出：“要想达到科学知识水准，第一，必须建立类型的概念，这种概念可以应用最高度的正确性和客观性，第二，必须决定各种现象的相关至高度的确定性。假如能用计量方法完整而正确地叙述这些现象，同时这些量度可以根据数学逻辑作统计比较，则上述的两个目的就可以完全达到。”

②传统方法是数学方法的基础，而数学方法是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传统方法与数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是地理学研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伯领指出：“今后地理学研究的方向必须是理论与经验二者并重，不可偏废。理论上的计量知识固然是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然而必须和传统的观察、调查相互结合，也就是在发展数学、计量的理论地理学的同时，也必须发展潜在的创造力、想象力（演绎法），以建立模式。如此，才是正确的途径。”

③任何一种计量方法都有局限性，正确地认识其局限性，并不断地完善。对于复杂地理问题的研究，常常需要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大多数的研究工作者都认同先进的统计方法在地理学的一些分支里是有效。而在其他的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来说则不是那么有效。

④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使数学方法与计算机理论、计算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可有力地推动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杰弗里·马丁（2008）指出将地理数量化与解释性描述对立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1960年以来，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强调科学与数学，忽视了历史、语文和文献……学术界的摇摆可以从两种基本传统一—数学传统与文学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中观察到。把力求规律为目的的数学的运用和以描述为目的的文字的运用对立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数学提供了一种显然更加精确的描述方式，文学形式的论著则可以概念的形成提供激动人心的、具有创新性的思想方法。”

    地理学过度计量化的问题引起众多关注。斯坦普（Stamp）注意到计量化过程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对于它的追随者而言，这也是一种宗教，而“它的黄金小牛就是计算机”（Its Golden Calf Is Computer）。布鲁克（Broek）对此调侃道，“在天堂与人间之间有更多的事情能安全地委托给计算机做”。甚至计量化的倡导者之一阿克曼（Ackerman，1963）都发出警告：“死胡同和无意义不会因为硬件和符号逻辑的出现而消除。”罗杰（M.Roger）注意到：对于一些地理学家来说，地形正在成为一件麻烦事；许多的模型只能应用于那些平坦的、普通的地理表面的区域，因此他也发出警告，这些空间关系的过于理想化的概括的真正威胁在于它会误导现实本身。

第二节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一、理论之要义与概念

   理论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太重要了，以至于全力以赴发展它和怎样强调它都不过分。理论是科学的中心和灵魂，构成了科学中最基本的思维和思想。理论的成熟性、学术影响力、实践指导性构成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中通篇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寻求解释就是寻求理论，理论的发展是一切解释的核心”“地理学者应当创建理论结构，这些理论反过来又将给我们的学科以它目前如此迫切需要的特性和方法。没有理论，我们就不能指望对事物作出有控制的、前后连贯的合理的解释。没有理论，我们就很难声称了解自已学科的特点”。然而，不同学科和不同哲学认识论对“理论”的陈述和诠释是不同的，存在三种基本的“理论认识论”。

对实证主义和牛顿主义而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可在经验上严格实证、可重复、可精确预测，波普尔赞同通过验证理论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但他坚持认为.没有终极真理，我们永远无法得出一个结论说一个理论为真，只能证明它为伪。

   在关系论中，斯坦因·拉尔森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2001）导论中就“理论之概念”作了诠释：“理论是探寻各种稳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理论提供了对很多和各种孤立现象的回答。按照这一定义，一种理论对产生于各种孤立观察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般的解释”；“一种理论是由多假设组成的，即关于一个社会中某些关系是如何出现的各种论点”：“一个理论是有关某现象（相同类型的全部或某些）以何种方式影响另一现象（相同类型的全部或某些）的论点。其公式化表达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自变量改变因变量”；“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拉尔森对“理论”的这种阐述的意义十分重要。第一，它符合量子力学“关系论”对规律的诠释。第二，它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理论法则构建敞开了门户，从而使这些学科也成为科学。事实上，所有社会学、经济学和绝大多数地理学理论均是基于“关系论”理念的“理论”。第三，关系论者认为，由于社会是一种开放复杂系统，其中同等情况很少重复，因此，社会学理论不能像实证主义认可的那样预测未来和严格意义上的验证。

   第三种“理论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观念论和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性去理论化思想有关，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只有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的个别理论，真理存在于主观观念之中，它们被用来指导行动，并根据行动的结果修正甚至改变它们。这种“理论”诠释受到正统的理论家的严厉批判，或许这一认识论对人本主义、个人行为心理研究有意义。

二、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一）地理学的理论化进展

   洪堡和李特尔都注重因果关系的探讨，以归纳法、比较法来研究地理，倡导地理学“追求理论”、“建立法则”的思想，拉采尔是最热衷于建立理论和法则的地理学家，他的国家有机体说、环境论、流通论、地理史观等，虽然被批评为过于武断或过于抽象，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在古典地理学基础上承传而来的近代地理学，“它基本上是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状态（杨吾扬，1989）。

    20世纪50~60年代的理论化和计量化革命，从早先注重区域分布结构和总体特征转变为强调相互作用、行为和动态、模拟模式和一般法则构建。赫德森曾说，理论代表对业已观察到的规律性提供一个逻辑体系或归宿。这一思想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有普遍意义。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者把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看成是理论基础与数量方法得以应用普及的主要机制。由于理论革命和计量革命两者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不少人把数学模型与理论构建看成是一回事。邦奇（William Bunge）的《理论地理学》（1962，1966）发展了谢弗尔（Schaefer）的观点：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关系和内部关系的科学，几何学是空间的数学，因此几何学是地理学的解释语言。分布论的观点强调的是特定地点或区域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这为基于空间分析的地理学（它强调的是现象的几何分布和形式）所排斥。在这里，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其相对性体现为距离以各种方式计算）成为主要的解释要素。

（二）地理学中的法别与理论

    自近代地理学发展以来，探求因果关系、建立理论法则一直是地理学者孜夜不倦的追求。自然地理学应用了许多物理学、化学的原理和定律，如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和牛顿的运动定律，但地理学也发展了自然地理学的法则和理论：豪尔顿的河川数目定律、克鲁宾的海滩发展剖面法则、彭克的坡面后退法则、戴维斯的地貌循环说、道库恰耶夫的土壤发生学、地域分异规律。

   人文地理学借鉴了大量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如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区域增长与发展理论、劳动地城分工理论、空间结构组织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决策和选择理论等。人文地理学家们也提出了不少对人文事象解释的理论，如中心地理论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距离衰减法则、地缘政治学理论、环境（决定）论、生存空间论等。

阅注：河川数目定律出自何顿定律，指的是河川数目随次元数目增加。
彭克的坡面后退法则：坡面在被剥蚀后退过程中，其坡度保持不变的理论。
戴维斯的地貌循环说：侵蚀循环学说是美国地理学家戴维斯于1884~1899年间提出的一种地形发育理论。戴维斯强调地形侵蚀循环发育过程中有3个要素，即构造、作用和阶段。他将循环过程中地形的发展分阶段。即幼年期早期地块急速抬升，地形起伏不大，排水不畅。随着剥蚀作用的加强，形成深切"V"形峡谷，但河间地仍非常广阔而平坦;幼年期末，谷坡地形占优势，河间地变窄;随着抬升作用的削弱，剥蚀作用进一步加剧，地形切割达最大深度，地面主要由谷坡及狭窄的分水岭构成，地形发育进入壮年期;随着抬升作用及剥蚀作用平息，形成具有残丘的准平原，进入老年期。侵蚀循环往往因气候变迁或基面变化而中断，当气候由间冰期向冰期转化，或侵蚀基面下降时，会出现回春现象(rejuvenation)。
道库恰耶夫的土壤发生学：俄国自然地理学家和土壤学家，曾任圣彼得堡大学地理学教授。从历史发生的观点研究土壤形成，指出土壤是在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五种因素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一个有发展历史的自然体。
地域分异规律(rule of territorial differentiation)是指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成分及其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在地表沿一定方向分异或分布的规律性现象。对地域分异规律的认识，虽然目前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都承认有几种分异规律存在:①因太阳辐射能按纬度分布不均引起的纬度地带性;②大地构造和大地形引起的地域分异;③海陆相互作用引起的从海岸向大陆中心发生变化的干湿度地带性;④随山地高度而产生的垂直带性;⑤由地方地形、地面组成物质以及地下水埋深不同引起的地方性分异。
三、对地理学理论化的评述

   中国台湾学者王洪文（1988）对建立理论和法则的重要性进行如下阐述：①使地理学科学化.如果说没有原理和法则，则地理学无法列入科学之林。美国理论地理学家邦吉（Bunge）指出“科学的三要素：理论、事实、法则”，“所谓法则，乃是把观察所得到的事实，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赫特纳曾说：“科学的地理学之所以能进步，乃依赖一般性概念的发展以及普遍性相互关系原理的建立和应用。”美国戴维斯更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注重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发展，包括小心的量度和如何去建立理论与法则，彭吉更进一步解释说：“所谓观察事实，乃是对事实做观察，以获得正确的描述以及特定的事实。所谓法则，乃是把观察所得到的事实，加以系统化、理论化。”②方便学者的研究。地理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复杂，牵涉各种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故研究某一问题或事象时，所牵沙范围极其广泛，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法则指导下才能进行工作。③使地理学更趋向于应用。地理学原理、法则的发展和应用使学者们能够对将来加以预测或设计，从而达到高度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加拿大地理学者伊恩·伯顿（lan Burton）在《计最革命和理论地理学》一书中说：“科学方法的核心，在于把事实组织成理论，再用它来预测未知的事实。”

地理学为了简化世界知识浩繁的细节，力求确定各地区各相似部分组合的概括图景，然而这图景在概括的限制所能容许的限度内，却仍然是近乎正确的；力求确定现象或现象复合体共同特点的一般概念，这些概念应可靠地描述这些特征实际上具有的共同特点。在这些一般概念的基础上，地理学力求确定相同或不同地区在地区上联系着的现象间的关系原理，以求正确地解释任何地区这种现象的相互联系（理查德·哈特向，1996）。

   建立理论法则的意义已成为地理学家的共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时常对理论是否有用、能否建立争议不休。少数反对者认为：①地理学研究的要素十分复杂，有些超过现有的分析能力，有些也非人力所能控制。故不似自然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那样，所研究的领域、组成的因素、相互的关系比较简单，发展理论和建立法则较容易。一切科学的一般性理论和法则的建立须依据下列三个条件来决定其是否可能：一是供实验或分类的有价值相似情况数目的多少，相似的实例越多则越容易正确；二是各种独立性或半独立性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是否简单，越简单越容易；三是分析因素是否超出我们的能力。地理学则在这三个条件上都处于不利状况，尤其在“文化”和“行为”等难于量度的因素上则更为不利。②认为地理学的原理、原则、定律常有例外，而不能普遍性地应用。地理学的原理、原则、定律常有例外，这并非是不能建立理论和法则的主要原因。地理学的理论法则难于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准水平。实际上，地理学的原理、定律并不必务求它与其他自然科学原理和定律一样，具有绝对的准确性、数学性和普遍性，而且，其他社会科学的原理、定律也都允许例外。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是“类似法则”和“解释的略图”。（王洪文，1988）。

    乔莱（Choricy）认为，无论如何，许多地理学家都就未来空间科学创新可能出现的方向做出过预测，许多做出过贡献的人认为空间学派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方向，而有些人则对空间科学研究方法的各个方面进行批评。哈维（Harvey，1973）也背叛了空间学派，并声称；“计量革命已经趋于平淡，边际回报递减效应明显地开始呈现出来……我们没有处理好范例……是时候推翻它了.”布鲁克（Broek）指出，如果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源于我们身边所处的这个世界，并可以将这个模型当作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然而当我们在用这个模型衡量不同国家的不同环境时，我们会发现它会背离它本来所构建的理想的结构，基于西方文明世界研究的模型不可能达到四海皆准的程度。

P300第三节人类与环境的感应一—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人类空间行为及其特征是地理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受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影响，不管是决定论、或然论、景观论和区域论，在地理学传统研究中只是把人类活动加以抽象化、概括化和唯物化，而“忽略了‘人与环境接触后表现出的行为’之间经历的过程，以致形成真实世界和理论隔离的缺点”（王洪文，1988）。人本主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克服了传统地理学的“抽象人”与忽视“个体和群体行为决策的人”的不足，两者企图从更贴近现实世界的角度揭示地理环境（区域或景观）与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奥秘。所谓行为论，是指地理学本身作为行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利用心理学、行为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文环境之间的感知感应、行为方式、行为过程、行为特征、行为原动力、行为环境、意境地图等总称。

一、地理学与行为科学的关联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越来越关注于人类自身行为特征和规律的研究。到40年代，随着哈佛大学教授梅奥历时8年的“霍桑实验”和“人际关系学说”的提出一门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一行为科学诞生了。行为科学的发展又反过来在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中掀起了一场“行为”革命。

    卡·海耶尔主编的《管理百科全书》（1982）给行为科学下的定义是：“行为科学是指运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实验和观察方法研究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和低级动物）的行为的任何一门科学。公认的行为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以及其他科学中在观点和方法上相仿的部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行为科学下的定义是：“以人类行动为课题的科学一般包括：社会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的行为问题、经济学、地理学、法学、精神病学以及政治学。”

   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极其复杂。概括而言，存在四种基本研究途径和视角：一是基于基因、细胞、血型、器官、身体和身体需求，从生物生理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对此有基因决定论（基因差异决定人未来的地位与成就）、血型论（血型不同影响人的个性、气质、情趣爱好和思维方式）、性行为论等。二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心理过程、心理特征、心理需求。而心理过程由认知（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情感（喜、怒、哀、乐、爱、恨、欲）、意志（果断、自制力、目的性）三个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部分组成。这部分与地理学的结合则构成了感应或知觉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结合则构成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三是从社会科学角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研究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组织结构、文化制度组织结构中的人类行为方式与特征，构成了个体行为、群体行为、企业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经济和政治行为、区域与国家行为以及全球化中全球人类行为的研究。社会科学的这部分研究内容与地理学形成了复杂而广泛的联系。四是行为地理学和感应地理学视角，侧重于研究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互动关系。感应地理学研究人们的环境认知特性，行为地理学研究人们对环境发生知觉感觉后的行为特征。人类生存于地理环境之中，人类与环境同属于“人类行为体系”，不能脱离地理环境而孤独地考察人类及其行为，而应当把人类看成是环境的组成部分。人类在对地理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人类及其行为也深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可将这一视角称为“人类行为环境论”。

二、地理学“行为论”思想的演进

   19世纪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在德国发展起来，形成了对应于原子论的联想主义认知理论。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感知并不简单地是感觉的集合，这些感觉要组织成为整体。其中每一部分的感知都是由环境决定的。由此提出“行为环境”（behavioural environment）这一概念，它是内在的或感知的环境、其中每一一部分的感知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并由处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个人赋予意义和价值。这一概念极富地理学意义，对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产生持续影响：成为行为地理学、感应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重要的理论基础。行为环境形成了环境决策或区位决策的基础，与地理环境或现象环境互为对照。柯克（Kirk，1952）在“历史地理学与行为环境的概念”一文中率先将这一概念引入地理学，并在其后的“地理学问题”（1963）一文中，试图统一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对环境决定论与可能论两个极端加以调和时对“行为环境”概念进行了扩展。柯克对这一概念的应用被认为是在人本主义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开了先河（约翰斯顿，2004）。此后，行为地理学在多个领域展开研究。

   1）环境灾害与人类行为。怀特（White）在《人类对水灾的调节》一书中开展了对环境灾害反应的行为地理研究。后来芝加哥大学的追随者在研究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反应的一系列调查过程中，将决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使用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由于决策者最终会做出的决策是以自己所感受到的为决策基础而非环境要素本身，所以描述决策者个人的感觉比描述区域内实际物质和经济条件更为重要（White）。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环境灾害研究中，关注于环境感知（理解特定环境内支配其行为的方式），将占据灾害泛滥平原之类的非理性行为，解释为占据者对其感知的机会和信息不完备的局限的反应，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其他一些不发达国家，环境恶性循环形成的“环境难民”更多的是源于基本生存行为的驱动。

2）区位论和空间分析中的行为决策修正。古典区位论和经典的空间模式分析皆基于“经济人”和空间决策“理性人”的假设前提。这一前提为“满意化行为”、“不完备性行为”提供了修正的空间，西蒙（Simon）、西尔待（Cyert）、沃尔伯特（Wolpert）、普雷德（Pred）等将行为决策引入区位分析中，提出“区位满意化”、“区位偏好”等概念。普雷德将区位空间决策理解为满意化、适合需要的艺术，描述了集体决策和与之相关的地理学模式，对传统空间分析的核心进行了修正。因为空间不能看成一个独立的因素，沃伦（Werlen）宣称将行为而非空间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焦点。但是行为是空间中的行为，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空间上的不同会影响社会和自然的进程。

3）人地关系和文化生态学的环境感知。与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研究相关联，行为地理学关注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的行为特征、行为方式和人对环境的适应性中的文化特质，布朗、赖特、洛温塔尔等非常重视人类与环境感知的多样性及其对地理学思想的重要性。斯图尔德（Stewarg）在《文化变化》书中通过对文化的环境适应性探索，认为社会进化并不是所有社会都需要经过一系列发展阶段，而是某种环境适应不同模式的多线性发展。这一观点很有价值：人类文化的环境适应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现代生态学理论提出了这样一种规点：生物进化不是目的，也不是必然。生物生存发展的基本策略是适应环境，环境的变化触发进化，而深海环境或海底火山环境更突出了生物适应性的本质。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结构相似的环境趋同于功能因果关系相似的社会组织。文化生态学在原始文化、土著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环境适应性和文化价值研究上富有意义。

4）空间环境感知与景观意象。相当多的学者将“行为环境”和“环境感知”的理念用于空间与景观研究中，这种研究也可视为对实证主义、模型主义的“空间分析”和“客观景观”研究的反思与批评，但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大致上仍保留着实证主义的构架。在林奇（Lynch，1960）的《城市意象》、古尔德（Gould）所著的《意境地图》中建立了“环境意象”、“意境地图”等核心概念，推进了对空间形态的深度解构，引发了地理学对特色性空间一购物中心、娱乐场所、开敞空间的感知研究。

5）行为地理学的界定与评述。随着行为地理学在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积累，一些地理学者把“行为地理学”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支科学体系中。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地理学的行为问题：专论集》、《重新考虑地理学的行为问题》。这些著作标志着行为地理学的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阅注：

意境地图(mental map) 是反映人脑对地理环境记忆能力和联想状况的地图，又称印象地图或心理感知地图，构想地图。主要反映个人对他生活圈内环境的认识水平，有时也泛指某一民族(或文化)所掌握的地理知识的范围。意境地图最明显的特征是详近而略远，即图中心部位较为详实，图边远部分较为疏虚，反映作者地理空间的圈层概念。

原始的地图大都属于意境地图。如古代埃及人用彩色描绘在纸、草、叶片上的金矿巷道;近代太平洋南部岛屿上的渔民，用椰枝椰壳编织的岛屿分布和航线图形;北美洲爱斯基摩人在皮革上描绘的海湾地图等。现在，意境地图被用于教学和智力测验。其功能为:1.为陌生者指引道路;2.重现已知环境的空间位置，属性和影像;3.作为辅助记忆的工具;4.构成和存储地理知识;5.反映联想或虚拟的世界。通过意境地图的测试，可了解旅游者的爱好，地理教学的效果，探索意境地图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关系。

三、地理学行为论思想评价

  随着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逐渐成熟，在地理学中兴起了一场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的发展对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人地关系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①通过研究人类的环境知觉和空间行为来透彻地了解和检验人地之间的关系。用人类的行为感知过程把人类与环境关联起来，克服了传统人地关系研究中只“把人类活动加以理性化、概括化，只注重人类活动和环境后果”的倾向。②通过人与环境间的知觉、认知、激励行为和行为方式、行为原动力、行为决策与反馈等方面研究，并融入心理因素，将地理学对人的行为的思考推向深层次领域。从而为人地之间的协调或调控提供了又一支撑体系。③采用行为透视与区域透视相结合的方法，把人文地理学与同源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区别开来。这种透视使地理学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分析、解决人地问题，拓展了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④环境适应、环境感知、文化环境、环境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摒弃了“抽象”的人地关系或“决定论”的人地关系研究范式，把“活动的人”、“行为决策的人”、“具有情感偏好的人”引入地理学研究中，这对理解地理学的内涵、活力和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有重大意义，③实践中，行为地理学在多领域得到广泛实践应用。诸如人口移动的行为决策与环境质量、环境对人类所施加的压力以及感受程度；企业、工业区位选择中的行为因素；景观、灾害、都市印象、市场、宗教等环境知觉、感应研究；农户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城市规划行为、环境行为、地方行为、国家行为在土地利用、区域规划、地缘关系、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为特征，然而，迄今为止，地理学的行为研究远未达到理想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行为科学自产生以来尽管发展很快，但至今仍然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二是人类行为受众多的自然、人文要素的关联影响，复杂易变，难于测度，同时需要更成熟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方法原理的支持。

本章小结

   推进地理学的科学化一直是一代又一代地理学者们的理想与追求。洪堡、李特尔的开创性工作实现了从古代描述性地理学向近代解释性地理学的转变。20世纪40年代以后，计量革命、空间运动、行为革命相继兴起，推动了地理学科学化、理论模式化进程。计量方法、空间分析、行为方法及其新技术工具的应用，成为现代地理学的主要标志，然而，地理学特有的科学结构，使得地理学的科学化进程陷于困境和争论之中。这些争论涉及：地理学是区域的（独特的）还是系统的（普遍的）、地理学研究是实证的还是人文的、地理学理论法则是精准的还是类似法则（解释的略图）等。从更高层次上看，这些争论实际上是在哲学、科学层次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地理学中的体现。或许，我们对此最好理解为：独特性与普遍性、科学性与人文性本身就蕴含于地理学的本质之中，正如莫里尔（R.1.Morrill，1987）所说的那样，独特性与普遍性两种状态交织并存，这也许是地理学的最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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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地理学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主题或学派具有不同的表述和特质，呈现出动态的、多元化的特点。本章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并聚焦于地理学的范式论、危机论和思想特质。

第一节地理学的范式论

   自从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范式的概念就逐步深入到各门学科发展史的轨迹、方式、特征、模式、规律的探究之中。

一、库恩的“范式”理论及其意义解读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论、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概念，对科学史、科学哲学和当代科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库恩将范式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团体承诺的集合”、“共有的范例”。范式思想集中体现于库恩的以下论述中：“我们将反复讨论科学发展中的几个重大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是与哥白尼、牛顿、拉瓦锡、爱因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在物理学中，这些历史事件比大多数其他事件更能清晰地展现出所有的科学革命究竟是什么。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作是合理的问题的解决标准也相应地发生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改变。”库恩把科学发展过程分为前范式时期、专业化时期、典范时期、危机时期、危机时期和革命五个阶段（图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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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学者对库恩的观念加以批评，最普遍的批评认为库恩的范式概念有问题，虽然他的著作第二版中已修订了他的观点，但在用法上仍然不明确。因为任何一门科学，其内部的意见很少是完全一致的、稳定不变的；而且观念系统的论辩也不是一种自主的活动，而完全被限制于一种特殊的论述或训练的范围以内。波普尔（K.Popper）所著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57）对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造成相当的影响。波普尔反对范式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构架。

波普尔认为，一门活跃的进步的科学应处于不断的变革中，当认识到库恩已证明所谓的“常规科学”和“范式”存在，波普尔痛惜这会给这一时期的科学进步带来危害。不挑剔的科学家接受他们那时期的主要教条，并支持一些新的时髦的和以前革新的理论时，常规科学建立了，波普尔担心如果这类科学家主导了科学思想，这将预示着科学的结束。剥开“常规科学”、“基准体系神话”的面纱，波普尔断言科学家重要的角色之一是打破神话。如果我们经常在某种程度上陷入理论基础体系，只要我们表现得像真正的科学家，我们就能打破它们。一门有活力的科学应处于永恒变革的状态之中。菲尔本德（Feyerabend）否认库恩变化时期的“标准科学”和“变革”的模型，并视之为历史性的错误。他认为，科学没有在标准科学实践和多元论时期显示出按年代次序发生的变化。因此，一门学科的历史性发展也许最好通过整合波普尔和库恩的模型来表述。

    尽管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受到众多批评，然而库恩的范式理论的价值在于：打破了科学发展线性进步的观点；强调了少数科学家的创造性思想在科学发展中的关键和转折点作用；科学发展或革命表现为一种“常规范式”向“新的范式”革命跃升的过程；在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学术的、世界观的）；库恩对科学发展演替的研究启迪并引发了学者们对学科发展史和学科演变的本质、特征的思考与关注；也许更重要的是，库恩的“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的命题，有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一样，影响了一批库恩主义者或非库恩主义者变革学术传统的热情。

二、地理学中的库恩主义与对地理学范式论的批评

   保罗·克拉瓦尔（2007）指出：“库恩的科学革命诠释对地理学非常重要，由于地理学的每一个新趋势都被诠释为与科学革命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后，地理学中的计量革命、空间科学运动、理论革命、行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革命相互交织、呼天抢地.无可置疑，20世纪60～70年代是地理学及其思想急剧发展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地理学在多个方向、多个主题上得到拓展性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地理学的社会影响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然而，对地理学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库恩的“范式”革命，存在两种遇然不同的看法。

   伯德·詹姆斯（J.H.Erd）认为，库恩是地理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方法论学者，受库恩影响的地理学家可以分为两派。其中的一些人运用库恩的方法，鼓吹他们观点，使其合法化，并以之作为一种对抗已确定的科学事实的武器。另外的一些地理思想史学家则尝试着将库恩模型用于解释地理学思想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范式主义已经展示出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已经超出了库恩最初所设想的。另一方面，它也被认为是地理学史的一种有效的典范。

   保罗·克拉瓦尔（2007）则对地理范式持否定态度：“信服库恩范式的地理学者为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而欢呼，他们视此为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次革命。历史正加速前进，但是解释地理发展有关原则并未改变”；“20世纪70年代末期，许多地理学工作者对20年来地理学发展方向的激增感到困惑。激进地理学者倡导库恩的观点，将自己的研究取向当作地理学史上的最新范式，并等待胜利的到来”：“这样的情况破灭了库恩的观点在地理学方面的应用。地理学史并非由范式的演替所形成，它是循着一个核心经验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不同尺度来解读空间分布；并提供机会使人类对其环境、生活的社会以及不同类型的现象间的连接有更多一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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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斯顿·詹姆斯（1982）争辩道，从这门学科诞生到现在，每一代地理学家都宣称已成立了一种新的地理学，每一代都过分强调了“新的”和“旧的”之间的差别。那么，冷静而清楚地提问：“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新的？” 对此，詹姆斯强端：“20世纪70年代的地理学证明是一个创新和传统的复合体，这使得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对科学发展的研究表明它可能不会经历任何基本范式的变化。在态度方面有一些变化，如对法律依据的兴趣或者对技术、方法或概念上思考的态度的变化。当整个新的信息世界使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变得必要时，变化有时就发生了，但是，“新的”概念极少像发明者引导我们相信的那么新——尽管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知识做出有用的增添。新知识的建立及扩大旧知识的辩论与库恩的范式变化的观点是直接相反的。当新一代宜称已经发现一个科学的革命时，通常是他们对他们的结论过分热心的结果，也就是因为“革命”的支持者忘了或者是故意忽视了旧的传统代表了什么。 杰克逊认为，在地理学中没有一种范式得到成功，而每一个范式都在更大的范围内并存着。新的学派慢慢地吸收以前那些学派的知识，并在其新的结构中还留有以前就存在着的一些矛盾的痕迹。在研究所基于的基础发生转移之后，观点和思路继续保存下来，并可能有一天以新的形式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伯德（Bird，1993）将地理学上的变更描述为一种永恒的修订，这种变更也有可能被当作是复合范式的发展，因为不同学派的思想继续并肩而行。也许这就是地理科学的一种特征：新的范例不会很顺利地确立。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波普尔主义者看来，我们本应该到达成熟科学的阶段，在那里我们将体验“永恒的革命”（Jens-en，1999）

三、地理学及地理学思想的演进特性与“地理学发展模式”解析

   詹森（Jensen）和戴尔伯格（Dahlberg）曾把科学的发展轨迹看成是一条“S”形的逻辑斯蒂曲线，并以拐点将其分成四个时期：①初步增长时期，文献数量显小规模地绝对增加，很少或没有社会组织；②指数增长时期，出版物数量以有规律的间歇成倍增加，专门研究单位成立：③后继期，出版物数量开始下降，但年增量保持稳定，专门化和争议都在增强；④成熟期，增长速度接近零，专业研究单位和社会组织分化，学科达到成熟。格雷戈里（Gregory）认为：“鉴于日前与其他科学的互动方式，自然地理学已处于第三阶段，或许已接近第四阶段。”学科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是客观存在的，它比较适合科学内涵呈“刚性”特点的一些分支学科，尤其是一些技术性学科（如遥感、计最地理学或某种方法），同样也适合用于解释一些学科的“主题”或“学派”的发展轨迹。然而，对复杂性学科、综合性学科、内涵丰富与张力强大的学科而言，以一条逻辑斯蒂曲线来说明其发展轨迹则失去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库恩的范式理论展现出了它的价值与意义，范式革命使得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多条逻辑斯蒂曲线组合的发展模式。

   库恩的范式理论是基于物理学史的研究。物理学史是关于物质的属性研究不断拓展的历史。力学、声学、光学、电磁学、量子力学、核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尽管其间存在许多交叉学科，物理学总体上呈现出纵向拓展型学科的特征：一是范式革命相对清晰可见；二是范式转变后，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各处看来，都与他以前的研究世界被此“不可通约”。

    地理学是一种典型的横向联合型、复杂型学科。地理学的发展以区域地理-人地关系-地图传统为“主干”，进而不断衍生出新的主题与分支-景观主题与文化地理学（伯克利学派）、计量模型、空间主题、行为地理学、各种地理哲学流派、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后现代地理学。图16.2概括地表达了在古代地理学的传统主题基础上，自1850年以来地理学及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物理学发展范式比较，地理学的发展路径、模式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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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一种复杂性的、多主题性的学科，地理学的“范式革命”往往并不能以某一理论或某一地理学家的思想而标志性地反映出来，而是依据众多特性（科学性、理论性、技术方法手段的先进性、学科共同体的地理学认知、地理学思想的整体特质等）“综合判断”的结果。从综合特征的差异上看，地理学进程中的“范式革命”发生在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现代地理学与近代地理学的转折上。

2）地理学内部及各分支科学发展演进的差异性。对地理学这种具有复合学科特征的复杂学科，很难以库恩标准整齐划一地去说明“地理学”是“经验科学”或“成熟科学”。动植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气候学、地貌学具有成熟科学的特点，但全球地理学、地球表层学总体上尚处于构建阶段。

    地理学发展的“通约性”和“复合性范式”特征。地理学的发展表现为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的一种拓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决定了地理学“主题”与“主题”之间、学派或所谓的“范式”之间存在很强的“通约性”，又进一步形成了地理学及其思想发展中的“复合性范式”特征。地理学的发展是基于地理学“核心”或“主轴”基础上的繁殖、衍生，而不是一种替代。用杰弗里.马丁（2008）的话讲：“近年来的地理学，与过去一样，是创新和传统的复合体。”传统主题和后续的拓展交互重叠并始终贯穿于地理学的发展之中，形成复杂交错的地理学发展图景，就像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样。然而，与大树这一比拟不同的是，各分支之间呈现出连体特征，有如盘根错节的“竹根”一样。当我们回顾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时，不难看到新的范式是怎么从旧的范式的观点那里继承过来的。旧的与新的之间、各主题之间存在着通约性、关联性和互补性。其间的变革或许可以称之为“主题革新”、“亚范式变革”或“各学派的思想”更为适合。

4）地理学思想发展、拓展中的“回归现象”、“综合倾向”、“向心倾向”。当更精细化地审视地理学和地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时，我们注意到地理学的发展始终存在三大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回归现象”。基于某一“主题”的承传、批评，某一新的“主题”快速发展，并在早期表现出（有意的或无意的）远离或隔离其“生长母体”的特点，但当其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却发现前进受阻或迷失方向，往往又回溯到它“出生的母体”中去寻求“营养”。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景象：环境论的盛行一—环境决定论的批判环境论的衰落——新环境论的再度兴起；区域地理学的兴盛—一空间模式、计量运动、区城研究萧条—一新区域地理或区域地理复兴；人文地理学实证化、自然科学化——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批判一—人文地理学哲学化（各种哲学流派思想充斥在各种论文中）、社会科学化（社会理论与文化、制度的高度关注），我们或许可以预期，如同“回转的飞镖”一样，过度哲学化和过度社会化也不是地理学思想持恒的特点，地理学最终还是要回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工环境”、“人与社会环境”的基本程式中。二是地理学的“综合倾向”。地理学每生长出一个新的主题时，开始其单一性或特质性可能很强，当它发展渐趋成熟时，总是把地理学或其他学科不同的视角、理论、方法包容于其中，形成“主题小综合”，如历史地理学发展，形成了区位、地方（区域）、景观、环境、年代、文化等方向。可见，综合性的确是地理学的特性，并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多个层面得到体现。三是地理学的“向心倾向”。尽管地理学的多中心、多主题、众多分支学科存在，但地理学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盘散沙”，存在多种原因使得地理学在具有很强的“离心化”力量时，仍保持了地理学的“向心倾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和地理学存在其核心主题（不同尺度的空间区域和人地关系）。地理学向心力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统一地理学的发展前景。

    以上表明，库恩的范式理论对地理学的意义在于思想的启迪，而不在于范式的套用。地理学思想发展的模式代表了一种典型横向关联型学科发展模式的特点.在科学体系中，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特质。因此，需要不同的“范式理论”来解释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其中，有三种“范式”最为重要：一是针对那些“内涵具有刚性特征”的学科或分支学科的逻辑斯蒂模型；二是以物理学为代表、学科纵向发展特征突出的“库恩范式”；三是以地理学为代表的、学科横向交融关联特征突出的“地理学范式”。

p311第二节地理学的危机论

  与“范式”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危机”，库恩认为，正是对危机形成的压力的响应，驱动了学科“范式”的革命。我们需要强调地理学的危机意识，同时也反对“地理学既不存在，也没有未来”的地理虚无主义。

一、地理学危机论的诠释

   自近代地理学建立以来，地理学就一直陷人危机之中。事实上，对地理学对象与性质、概念与主题、各种方法论之间的持续争论，反映出地理学者们在学科困境的压力下，寻求地理学新的发展内涵与方向的努力。学科的危机并不是仅仅限于地理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均存在其自身的发展危机。

    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第一节中，我们对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转型时期地理学面临的多重危机进行了总结。也就是说，地理学思想的重大变革出现在多种问题交织的深层化时期。克服了特定时期地理学发展障碍或瓶颈问题，地理学及其思想也就获得了它的新生。进一步，当深入到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时，我们发现，危机或问题-压力与响应-主题与学派的创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这一特点正是波普尔强调的“常态革新”。若从承传与批判的视角看待危机，则表现为对传统的不满与挑战一新的主题或学派的创立。我们可以从地理学思想的演进中梳理出多条这种发展主线，如地理学的文学描述传统-地理学的解释性描述、民族志方法（人类学的渗入性调查方法、诠释社会学的民族志方法、克拉瓦尔所说的“深厚描述”）-数学形式化表达、理论模式化表达-后现代地理学的“文本”意义，地理学是一门存在“问题”较多的学科。对学科对象、性质、核心、主题这些在学科发展之初就应基本确定的问题，至今也未能达成共识。产生地理学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方面有四个，一是所有的问题都发端于“地理学对象、性质、学科特点”之中，如复杂性一方面赋予了地理学的生机活力，另一方而方法手段和理论的支撑不足又使地理学复杂性研究受阻；综合性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而综合性不足则前弱了学科存在的根基；尺度问题是地理学的核心问题，然而，尺度问题也是当代科学的难点问题。二是与地理学内在的协调性、统一性和内在的逻辑发展等有关，而这正是理查德·哈特向（1981）的忧虑和希望所在：“我们可以希望和本世纪开始的德国地理工作者一样，解决许多基本争端，并导致关于地理学范围和性质的基本问题之一致意见……同时，正如德国的经验所显示的：对基本问题的一致意见促进了广阔制度的试验以及较高水平的新方法论的发展。”三是与科学体系中地理学的地位、学科竞争力有关。近代地理学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传统地理学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要素被分出去的压力；现代地理学面临的问题则是在学科综合、交叉、渗透中，地理学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四是地理学的社会认可度或知名度。地理学长期面临公众把地理学视为地理知识的困境。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公众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对地理学的发展、研究主题和知识基础的理解；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适应公众的期望。

二、地理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节所讨论的地理学发展问题，既是对现代地理学一般性思考，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对我国地理学发展问题的反思。

（一）广泛性的因境与综合乏力

   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从单一运动形态的研究走向多运动形态及其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相邻、相关学科之间的横向交叉、渗透和融合成为明显的趋势，与此同时，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也正进一步拓宽，研究热点日益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密切联系。然而，常常让地理学者无奈、遗憾和迷惑的是，地理学在科学融合、渗透、竞争的大潮中并未发挥其综合性的作用，成为众多相关学科靠拢的核心，反而更加剧了地理学的“裂散”状态。令地理学者尴尬不已的是，正如潘什梅尔（Pinchemel，1968）指出的那样，“地理学干涉了许多领域，而他又不具备必要的能力或专门知识”。

     在某种意义上，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广泛的关联性和交叉性意味着知识的多样性与强势。但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地理学的悲剧也许正是因为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随着研究场地的扩大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地理学已经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泛泛而谈，应该寻求深层次上的解释，这就要求地理学家对某个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地理学分出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学科，这些学科借助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力量独立发展壮大，倾向于同原来共同的主干分离。地理学由于定义不确定，导致研究中心不明确，而使得地理学长期游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地理学对象和学科性质的特点使地理学处于微妙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地理学作为一门复杂性学科和关联性学科，学科内部的日益专业化与其他学科之间广泛的关联化不可避免。对地理要素缺乏深入研究，要认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若只关注于地理环境个别因子独立的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地理学就已进入到相关学科，从事地质学、土壤学、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工作。一个学者兼做多领域的工作，而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基础较薄弱，加上对本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晰，随着各分支学科在本领域里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就显得力不从心。斯图达特（Stoddert）警示道：人文地理学应该单独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张，可能导致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消失，“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纯粹性的社会科学失去了它特殊的身份—一它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竞争，但是在它们的领域内，而不是我们领域”。综合性是地理学的本质特性之一。然而，地理学贵在“综合”，也难在“综合”，哈维对此提醒：“从相邻学科派生概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好会使地理学者们陷入根据对相邻学科的一知半解的肤浅解释来赶‘知识时髦’的陷阱。”综合不是一种缝合、叠加，综合是一种艰难的创新过程；综合不是单纯的广度或深度，综合需要广博与精深的结合。由于深入研究专题会更容易获得声望和成果，“专窄化”就成为地理学者实现个人价值的首选取向，地理学的综合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从根本上对地理学现状和未来发展构成严重冲击。

专栏16.1爱德华·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思想评述

  爱德华·威尔逊是当代国际上一位著名的生物学、社会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著有《蚂蚁》、《论人性》、《生物多样性》、《海岛生物地理理论》、《昆虫社会》、《社会生物学》、《生命的未来》、《论契--知识的统合》等论著。他因其“生物决定论”、“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人类进化是根植在大脑中的空间与时间的乡土观念”等惊世骇俗的观点而受到批判。新蒂芬·古尔德|认为：“没有证据支持（生物）决定论，而且过去几百年粗陋决定论已被明确|否定了。”这里我们聚焦于爱德华·威尔逊（2002）在《论契合—一知识的统合》一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对地理学思想的启迪与恩考。

1）作为跨生物学、跨社会学的多栖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有着难以克制的综合和契合知识的欲望，力图寻求从人的生物特性到人的社会特性、文化特质的关联关系中寻求知识的统合性，生物源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又是由生物进化而来。人类的社会性、文化性必然带有生物“密码或基因”，这一特性应该引起地理学的哪些关注？

2）知识的契合是爱德华·威尔逊思想的核心。“契合就是通过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统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基础。”爱德华·威尔逊认为生物学是统合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学最佳的“桥梁”，而其理论和方法的先进性又为这一“桥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地理学也长期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自居，显然，在科学分化、拓展、综合的浪潮下，存在诸多各有特色、结构和功能不同的“桥梁”。地理学以“综合性”为特色，一个传统而经典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地理学的契合与桥梁？

3）爱德华·威尔逊特别强调还原论对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自从笛卡儿基于二元论哲学创立“还原论”思想以来，“分解一还原法”就成为持续推进科学分化和发展的基本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系统科学的发展重振了“整体论”思想，而还原论则陷入令人不齿的境地，但一心追求知识统合的爱德华·威尔逊却为还原论大唱赞歌：“还原论是科学锋利的尖刀，还原论剖析自然的构成，不过分地说，还原论精光锃亮，就像手术刀和医用导管一样。批评科学的人有时把还原论刻画得令人迷糊紊乱，径直地就到达一位作家最近所称的‘过分还原’的状态，可以指控这种刻画是一种误诊。一线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做出可以待检验的发现，他们完全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还原论：还原是一种策略，目的是要找到可以进入难以摸清的复杂系统的入口。科学家所感兴趣的最终还是复杂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东西。还原是了解复杂性的途径，热爱复杂性而不用还原论可以创造出艺术，热爱复杂性而用还原论可以创造出科学……如果科学是走这样的路径，还原论便成为科学中基本而本质的活动。但是科学不只是要从事剖析的工作。综合也很关键，还要加上哲学上对意义和价值的反思。即使关心面最狭窄的研究者，包括那些致力于研究组成要素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杂性的问题。”（爱德华·威尔逊2002）。地理学是典型的复杂性学科，如何处理好“整体论”与“还原论”、“综合”与“还原”的关系，仍然是困扰着地理学思想与地理学方法的基本问题。

4）爱德华·威尔逊认为尺度问题对生物学很重要。他指出：“生命科学中的契合建立在对时空尺度有一种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比如从分子到细胞或者从器官到生物，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出很好的协调，正是使用了这种尺度概念，在过去的50年里，生命科学已经变得比较契合了，根据研究者所采用的时空大小，从大的时空到小的时空，生物学可以划分为如下分支；进化生物学、生态学、生物（指动植物、真菌、原生动物、原核生物等）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社会科学存在“空间转向”，生物学将别是生态学早就把“尺度”作为学科发展的引擎。那么，地理学如何对时空尺度及层次关系达到透彻的理解？

5）爱德华·威尔递的“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引发了对地理学更多层次上的协同进化的思考：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与基因、文化与人工环境、文化与工具装备系统、文化与社会系统、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实现协同进化？这些多层面上的、共同的、协同的进化是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和谐的关键，是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地理学在多层递阶中如何把握协同？

（二）科学高度分化下的破碎性

   地理学的破碎性既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学科广泛的关联性有关，也是地理学自身整合与综合不足的现实反映。在图书馆和书城，地理名录下多为旅游类方面的书籍；而在其他分类目录下，均可以找出地理学者需要阅读的地理学或地理学相关书籍来。地理学分支过于庞杂，缺乏学科内部深层次的综合。地理学的破碎性主要表现为：地图学与地理学的分割、计量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分裂、地理信息系统与地理学的分裂并越来越转向于测绘工程和计算机技术、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分裂、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之间和自然地理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分离。地理学的破碎化，尤其是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断裂，影响到地理学的整体发展，削弱了地理学发展的根基。由于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和渗透性极强，很多地理学者为了完善本学科的理论体系，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手段、方法引用过来，但随着各分支学科的不断分化，学科交叉程度的增强，这些分支学科的离心力就越强，各理论就越不成系统，因而不但形成不了系统的属于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研究方法，在应用领城上更是与相关学科的应用重叠失去本学科的优势。高迪（Goudie，1986）评论道：“地理学被分成两个独立的子学科将不利于它的继续存在及合理性。这种分裂有悖于地理学的很多传统，并造成地理学的狭隘性，这违背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地理学所表达和观点。”

（三）科学承传中的代际断裂

   地理学的代际断裂指的是地理学发展中的代际鸿沟问题。今天的青年地理学者在外语、计算机等方面拥有优势，然而，与地理学前辈们相比，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①兼具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地理学与历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深厚功底的学者已日渐稀缺，地理“专家”取代了地理“学者”，在地理学层面的领军人物已日益稀缺。②重野外实地调查、重区城综合研究、重乡土地理学的传统已日渐式微，而更多地依赖于统计资料，热衷于国外理论方法的实证与应用，③在时下的社会风气浸染下，知识功利化、工具化和利润最大化已达到难于竭止的地步。④前辈地理学家们致力于整个地理学的发展，关注于地理教育、地理学的平衡发展和统一地理学的建立、地理学在科学发展与竞争中的地位。今天，这种对地理学整体发展的关注已更多地转向“自我”和个人学术声望。

（四）复杂性研究中的理论薄弱

   地理学的复杂性与综合性使得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困难。从整体上看，地理学的实践应用性一直强于理论性。一些学者抱怨地理学未能像物理学的相对论、生物学的进化论、天文学的宇宙大爆炸等理论那样，建立起引起公众持续关注的理论。事实上，科学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其理论方法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在这方面，地理学存在明显弱点，缺乏特征明显的核心理论和方法，在学科融合和竞争中处于依附地位。以经济地理学为例，教科书中绝大多数理论源于经济学，地理学需要造就一批像洪堡、拉采尔、索尔、哈维等在地理学之外富有影响力的学者。

（五）科学渗造中的竞争力不足

   科学的专业化与综合化一方面导致学科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而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学科之间激烈的竞争，这在应用领域尤为明显。地理学应用方向集中于资源利用与保护、城市与区域规划、环境变化与治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管理。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众多学科，如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科学、大气科学、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都纷纷转向这些问题的研究。地理学长期面临着科学分化形成的强大压力以及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与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些强势学科相比，地理学一直在理论、方法的较量上处于劣势。相当多的科学，如地图学、地质学、气象学、环境科学、GlS等，源于地理学面又脱离了地理学。地理学面临着科学竞争下传统领域不断被侵蚀的生存发展问题：当主流经济学家对“空间（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地理学”重新关注时，地理学家的经济地理研究面临着挑战；随着地质学、年代学对第四纪地质的关注，地质学与自然地理学在第四纪环境方面的研究形成竞争；气象学利用全球卫星系统、全球气象观测站点、大气动力模拟等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收复了“气候学”这一留给地理学的失地；随着环境科学从“污染”小环境拓展到自然生态、地理大环境，环境科学的研究领域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构成了大幅度叠置；随着生态学向应用方向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发展问题同样成为生态学关注的主题，地理学竞争力的培育有赖于地理学理论的构成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的提高，有赖于从整体综合角度对地理要素的深入研究，有赖于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全球地理研究、人地系统研究的突破以及在当代科学技术、数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理论支撑下地理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进展。

（六）学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受“学术热点效应”的影响以及地理学对城市化、工业化、产业化的关注，地理学少数分支学科的“热”与相当多领域的“冷”形成鲜明对照。自然地理学以第四纪地质、环境变化为研究热点，人文地理学则以城市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最为热门。科学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地理学内部结构性严重失衡已影响到整个地理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各大专院校长期有一批从事世界各国地理和分区地理研究的学者，随着地理学对全球及分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注的减弱，地理学者在国家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和话语权也削弱。作为地理学核心课程的区域地理学已弱化为选修课，一些地理院系干脆将其取消。农业地理学这一门被前辈地理学家们全力推进的学科，已经从大学课程体系中消失多年，农业地理学、地貌学、地理学史、地理学思想史、行为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后继乏人的问题已十分突出。

（七）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地理教育问题

   面对教育市场化的强大冲击，各高校地理系和研究机构纷纷以城市、规划、环境、旅游、资源等称谓改名换姓，这种形式上的术语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立竿见影之功效。然而，其边际效益随即快速递减。从长远看，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茧自缚，对某具体的研究领域的过度强调必然导致对地理学整体的忽视和对其丰富内涵的丢弃。

   地理学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地理学人才培养中，要致力于培养学生有机的、整合的、活的知识体系。这种有机知识对过去所学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交融力和进一步提升的力量；这种有机知识具有强大的知识活力与持续张力，对新的知识、理论、方法具有快速吸收、理解和再反思的能力；这种有机知识不会因时间而消逝，而会产生一种“滚雪球”的积累循环效应，不断驱动着知识高层次化和精深化发展；在这种综合的有机的知识体系中，多种思维（逻辑思维、反思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交互生辉，浸染着思想与智慧的启迪，引导学生将个体特质和潜能充分发挥与展现。然而我国目前过度专业化、技能化、适用化和功利化深刻地影响着教师与学生发展模式的选择。地理学教育中的过度专业化必然使学生知识碎片化和浅层化，在知识的广度、深度和知识的整合上同时衰退。

   要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减缓就业压力，显然需要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博土研究生层面培养一批广博与精深兼备的人才，这种人才就是既能准确把握相关学科的前沿又能在研究中加以综合应用以解决复杂重大问题的地理学者；二是在硕土研究生层次培养理论与技能复合型人才，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与研究，并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影响者；三是在本专科层面侧重于“三基”和地理学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以为学生终身的发展提供知识、技能和持续的学习能力支撑，同时结合社会的需求在多个应用方向实行分流。(2019.02.03)

p318第十六章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第三节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

   在第一篇中，对地理学的对象特点、地理学的基本视角、地理学的基本特点、地理学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评述。本节对“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进行总结性阐述。

一、整体性与地理学整体论思想

   整体性与关联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是所有学科对象都具有的基本特点。对地理学来说，整体性是地理学理论、思想的“本源”。地理学整体论思想并不排除（实际上应特别强调）“分析一还原论”方法，也不排除（实际上应特别强调）对“地理要素”的深入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应置于“空间-地域”中、置于地理事象的“整体关联”中、置于“人地交互作用”中。忽视这一点，即使取得了成就，尽管这对人类知识是有用的，但在本质意义上它是非地理的。地理学的整体性和整体论思想对地理学的综合性提出了“理论”上的更高要求。不管是地方垂直综合、地方间水平综合、时空尺度综合，还是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这种“综合”都是以地理学“本体（论）”的整体性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对地理学来说，综合就是一种观念、理论、方法和思想观的创新，它是地理学思维与智慧的结晶。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层次的综合将极大地提升地理学在解决社会综合发展问题中的能力、地位与价值。然而，地理学的综合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地理学的综合乏力，多处于“大众化的”、“浅层的”综合水平上；二是地理学传统的综合方法存在它固有的缺陷，它需要现代系统科学、现代数学的新方法支撑。

二、复杂性与地理学复杂论思想

   复杂性与整体性、关联性、区域性和时空性的契合，使得研究“复杂性的统一性与差异性”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目的和地理学思想的基本特质。关联性或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使得地理变量满足不了数学函数中“独立变量”的前提，并且违反许多标准统计检验的基本假设：空间差异性与时间异质性不符合于数学几何空间和物理过程的时空均质性，地理系统状态更多地具有非线性特征，而线性只是地理系统的一种特殊形态；与经典物理学的“绝对规律”不同，“地理规律”表现为多维变量关联作用下的“相空间”，即地理规律法则不以绝对时空下的唯一“相点”表示，而是存在于最大包容“各种可能出现的相点”的多维“相空间”中。复杂性既是地理学出现诸多争议和危机的“初因”，又是地理学活力、生机、张力的“源泉”和永恒存在的根本。

  p.319.多样性与差异性要求我们深度思考地理学“复杂性”的基本“元素”。生物的千变万化归结于数目有限的“细胞”种类组合上；五彩缤纷的化学世界归结为几十种“化学元素”的组合；神奇变幻的物理学世界归结于物质的不多的基本“属性”及其组合上；万千可能的地理世界则归结于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在“特定地域的特定组合”构成了区域个性和特质所在；“不同地区不同地理要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地理差异性、多样性所在；“地理要素的垂直关联与水平关联及其联动作用”构成了地理事象形成发展的机制所在。这就是地理学的“地理世界图景”。与“复杂性”相伴而生的是“不确定性”。尽管经典科学将其视为不受科学欢迎的“怪物”，但它是世界的一种本质“存在”。当代经济学已高度关注“偶然性”经济。随机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应纳入现代地理学思想的构件之中。

   地理学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求在整体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综合、系统分析，另一方面也同时要求在简化一还原论思想指导下，通过简化、假设（时空均质性、非相关性、其他要素不变条件下）进行地理要素的深入研究。系统研究离不开对结构的精深剖析，整体论思想需要简化论思想的支撑与补充。地理学需要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与途径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现代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和数学的理论方法支撑，寻求地理学的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新契合。地理学的复杂性决定了地理学必然出现多种研究视角与途径、多样的研究主题与学派、多元化的理论与方法、地理学思想的丰富性。正如蔡运龙（2008）所说：“地理学思想的每一次转变都反映了环境和社会的格局与过程的变化，应社会之需而生，并受当时整体学术思潮的影响。先后出现的各种地理学思想并非简单地后者否定前者，地理学思想的多样性正如地理本身的多样性一样，既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多种主题（地学的、区域的、空间或区位的、景观的、生态的、行为的、社会的、文化的、性别的等）与多种方法论（哲学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的、地理学的等）构成了由本体论与方法论组成的“地理学矩阵”，任何一种新的主题的产生或原有主题的纵深拓展或新的理论方法的注入，都将使“地理学矩阵”发生动态的、关联的变化。。

三、人-地相关性与人地关系论思想

  人与自然关系是哲学的基本命题，不同学科或多或少都涉及这一议题.对地理学而言，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地理学古老、永恒而又常新的主题。地理学通过对空间、地区和环境的研究探索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展现出了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广阔视角：①哲学对人与自然科学的思考、现代科学对世界图景的认知提供了地理哲学、地理科学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②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提供了社会科学对人与自然的理p320论诠释，成为地理学人地关系论思想的又一源泉。③人地关系论思想贯穿于地理学所有主题和研究内容中，把人地关系置于区域、空间中进行研究，这一特点将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区域研究试图捕述和解释地表的自然特征和人文特征，了解形成和影响这些特征的过程、系统和相互关系。空间研究试图探索地区和行为方式的逻辑形式化表达关系。环境研究包含了自然和人文的维度，关注于自然提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有时是稀少的、脆弱的）特征、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以及两者关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生态论视角提供了人类与环境的系统论思想，并深入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信息交流的测度分析中。景观研究聚焦于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改变、人文景观的形成和不断重塑的过程。行为地理学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认知、感应与空间决策行为及其环境效应。不同主题与人地关系的结合形成了地理学人地关系的丰富内涵。“在长达2000多年的地理学思想演进中，地理学家的研究指向始终是与人与自然这一基本主题缠绕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曾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地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但都没有改变地理学的这种独特的发展特征”《郑冬子和郑慧子，1997）。

四、地域-空间性与尺度思想

   区域与空间是地理学本体论的支柱，是地理学存在的存在，是地理学所有研究的起点与归宿。地理学作为研究地点、地方、区域……全球尺度的特征和尺度间关系的科学，尺度思想（空间尺度、时间尺度、时空尺度）就成为地理学思想的要义之一。

   这一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区域性思想（多样性、差异性、独特性、综合性以及显示特定文化、价值观念的地方性）。区域性或地方性思想为李特尔、赫特纳、维达尔、哈特向、索尔、段义孚等众多地理学家所强调。②尺度辩证法。这是基于不同比例尺对地方或区域特性进行考察、研究的方法，保罗·.克拉瓦尔、马丁等特别看重这一思想工具，尺度问题和尺度关系是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地理学研究的难点所在。“地理学家面临着一个古老的问题：尺度的问题，通常而言，小区域要在大比例尺下进行研究；大区域要在小比例尺下进行研究。从小区域的解释向大区域的抽象进行转化是困难的事情，地理学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予以解决”（杰弗里·马丁，2008）。尺度比例尺法的应用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比例尺要与不同信息数据相匹配。③空间性思想。空间性思想与地理学科学化、实证化、计量化、理论化以及社会科学空间理论等思想交织在一起。④时空性思想和相对时空观。这一思想是历史地理学的思想根基，又因现代地理学对“过程-机制”的研究而受到高度重视.同时，社会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的“空间转向”也强化了社会进程叙述的“空间化”。⑤空间-地域复合性思想（图16.3），p321区域性与空间性是地理综合体同一存在的两种基本属性，早期的地理学研究中两者本身是合一的，后因方法论不同而出现分异，空间性和空间分析一旦彻底离开地理区域，就不再是地理空间；地理学研究若失去空间分析，地理学也难以达到它的科学化。以空间否定区域或以区域否定空间都是对地理学自身的否定。

     区域是地理事象存在的逻辑起点，离开区域也就失去了地理学的“本体”。我们既要反对区域学派中那些以“区域独特性”去排斥“地理普遍性”的倾向，这构成了地理学理论发展的障碍；同时也要反对空间学派中试图消解“区域独特性”的做法，这必然使地理学失去多样性与丰富性。事实上，区域独特性是地理学理论构建的“原细胞”，正是区域独特性造就了地理学的整体性，正如“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形成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一样。从尺度辩证法看，在人类感知的宇宙空间，地球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独特性，地理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起源于人类对特定区域地理事象的特征和不同区域地理事象的差异的观察。这种观察一直是地理学的基本事实、基本视角和主题问题：造成地方特征和地区间差异的原因与过程是什么？形成地理差异的一般性法则是什么？地域性、独特性、多样性、差异性与整体性、关联性、统一性、相似性共存于地理综合体中。独特性与普遍性交织于地理要素复杂的关联作用中。地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区域性、空间性、时空耦合性和人地相关性”的综合思燃体系中，我们生活在地理的世界，我们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决定了人类命运的未来，把地理作为人类家园的古老信念，是地理思想永恒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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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1992年我在兰州大学地理系任教之时。为使本科低年级学生尽早对地理学有所了解，时任系主任的李吉均教授决定开设“地理科学导论”课程。李老师讲授地理学综合部分，王乃昂老师讲自然地理学，我主讲人文地理学专题，由此开始了对地理学思想的研习。其中，有六本书对我深具影响：詹姆斯的《地理学思想史》，使我较系统地了解到地理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哈特向的《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从问题切人角度，引导着我对地理学思想基本问题的思考；克拉瓦尔的《地理学思想史》，言简意赅的表述体现出作者学识的博大精深，在社会、哲学、科学的广阔视野中，闪现出深邃的地理学思想，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评述，映射出作者乘持的学术批判精神：贝克的《地理学与历史学》一书，尽管阐述的主题是历史地理学，但对地理学“主题”的认识高度和对地理学综合性思想的阐述令人折服；刘盛佳的《地理学思想史》，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中国地理学及其思想的热情、执着，以及对中国地理学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台湾学者王洪文的《地理思想》一书，使我看到中华文化在阐述地理学思想中的综合性思维特质和行文方式。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心在欲美，非欧美地理学者撰写地理学思想史，因语言障碍和文献限制而处于不利境地。然而，文化和思维的差异，同时也赋予了欧美学者所不具备的特质。从“深度描述”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看，这种差异性对地理学思想的研究是重要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我在博士论文“青藏高原东北缘及其毗邻地区人地关系研究”写作期间，深感自己的知识体系难于对“人地关系”这一主题达到透切理解，从而引发了我对哲学、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其前沿领域的关注，2000年我从兰州大学调入中山大学后，自告奋勇为经济地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地理学思想史”课程，结果因学生的评价—“这门课程很有理论和思想价值，但对就业无多大帮助”。

而停止授课。2003~2006年，我为中山大学地理系研究生讲授了四年“地理学思想史”课程。遗憾的是，2007年这门课程又从研究生课程体系中被剔除。本书的主体部分源于这一时期的积累，以及与研究生的教学互动。受教育市场化和人才培养过度专业化、技能化、实用化的冲击，地理学者日益走向“专窄专家型”的道路，日益与地理学的综合性与统一性相背离。与我国地理学前辈们的博大精深相比，时下30~45岁的青年地理学者，专家云集，但在整个地理学层面上的领军人物已寥若晨星，这成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和地理教育最大的危机所在。本书停笔之时，也是遗铭之始。地理学的“广域性”特征，决定了即使拥有全部文献，也很难精要地展现出地理学思想史的全貌；在有限的资料支撑下，这种展现更是有局限的、不完备的，要从如烟海的文献中，简明、清晰、条理化地提炼、挖漏出地理学思想，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本书凝结了我对地理学思想的思考，也为读者提供了批评的平台。我国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整体落后，已对我国地理学发展和地理教育构成重大冲击，这需要一大批学者集毕生之功力来推进这一工作。这里引用詹姆斯（1972）在《地理学思想史》序言中的那段名言：“我们深深知道，学者在深入研究专题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威望，但有些时候，也有必要对学科的整体潮流作一番审视—一即使仅仅为了把将来的深入研究置于理想的地位也罢。”此书成稿，得益于一批朋友们鼎力相助。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鲜肖威教授和艾南山教授，我的博土导师李吉均院土和汪一鸣教授，是他们的教导使我成为地理教育工作者。感谢我的研究生和听课的研究生朋友们，他们对我教学的认可使我有了写作的勇气。感谢师弟陈水康博士绘制了书中的插图。最后，真被感谢我的家人和所有的朋友们。

王爱民

2009年10月于学府苑

geonet

现代地理学问题检讨
林超
《文化先锋》创刊号，1942年9月1日
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71e7d90102yfns.html
地理学是一门历史很久的科学，在欧洲古希腊时代已很发达，在我国则可以溯源《禹贡》，但是地理学之受科学的洗礼，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系统的现代科学，则系晚近百年间事。从地理学的历史之久远及包罗现象之多而言，它可说是科学之母，事实上有许多学科都是从地理学分出去的；但从它现在需要的基础之博以及其发展之后于其它科学而言，则亦可以说是科学之子。事实上没有现代的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海洋学、人种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则今日的地理学成个什么样子，是大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一谈到现代的地理学，则其后的事实，比较它的古老的资格，远要重要得多。
大凡一门科学，成立未久，必有许多争论未决的问题。现代的地理学，发达至今，不过百年，自然亦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和许多不同的看法。这纯粹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各门科学过去都有如此的一个时期，并非地理学所独有。但是因为在现代各门学科中地理学历史最浅，所以思想的分歧亦特别显著。我们研究地理学的人亦不得不时刻注意讨论，以求得一共通的观点。这篇文章便是站在此种立场上，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抛砖引玉之意，想为读者所谅。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首先我们拟一谈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因为这个问题是其它许多问题的根本。地理学的对象，学者一致公认是地球表面上各种现象。地理学的目的，即在研究各现象之互相关系及其分布，特别注意各种现象的区域性。所谓地球表面的现象，包括气、水、陆三界和与此三界有密切关系的生物及人类，所以范围是很广大的。因为范围广阔，所以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易穷尽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日日在扩充之中。因为如此，所以学者对于地理学的内容，前后见解亦颇不同。比方在十几年前，我们初学地理的时候，作者在某大学上地理课程，课室中悬一章地理学系统图，很受学生的注目。这张图的上面，把地理学分为三部分：（一）通论地理，这里面再分为二部分，甲部为自然地理学，包括数理地理、气候学、地形学、水界学、生物地理等。乙部为人生地理学，包括有人类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二）为特论地理，即区域地理。（三）为历史地理及地理学史。这三部分代表当时地理学界所公认的地理学内容及分门。但是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关于地表的现象之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在自然地理方面最重要的为土壤地理，在人生地理学方面为聚落地理。所以最近美国出版的教科书已把土壤和聚落包括在里面。由此可见地理学内容尚在变动扩充之中，未有止境。我们如果对于这一史实不明了，也许免不了要发生疑问。
但是地理学的内容是不是无限制的呢？这亦不然，在理论上是有限制的。我们并不能把地表上各现象都放在地理学里面，亦不是凡有分布性的东西都是地理学的，我们仅选择其有地理价值的，即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地表的区域性的来研究。这区域性，从地理学者方面来看，亦是宇宙间的一种法则。对于自然和人类都有密切的关系的。
上面提到地理学的内容，便使人联想到自然地理和人生地理，通论地理和区域地理之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在下面便继续讨论此种地理学内部关系的问题。
自然地理与人生地理
因为自然地理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人生地理的对象是人生的现象。所以有的学者便认为自然地理应属于自然科学，而人生地理应属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更因此而发生地理学究竟应属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问题。实际上作者觉得此种争论是不必要的，其结果对于地理学家并不能有所增减。因为地理学通论之所以分为自然与人生二部分，是为方便权定之计，并不是认为此二者可以分离的。前面已经说过，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和人生各种现象，其实这意思还应该再补充一下。地理学对于自然和人的关系，特别注重。所以真正的地理学者谈自然地理，不以自然现象为止，时刻注意到它和人事的关系。我们随便举一个例，马东男在《简本自然地理》中，谈到地形的侵蚀轮回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在轮回所产生的少年地貌与以前一轮回所发生的老年地貌二种区域中，人类的动是不同的。村落往往是位于二种地貌接触之地，即位于所能控制之谷旁，其上之高原为农田所在，其下峻坡则为森林，或荒芜之地”（依英译，页一六三）。当他谈到花岗岩时，他便说：“花岗岩地带之地形，对于人生，不乏影响。泉水之丰富，即说明居民之散居，或为独庄，或为小村。森林既垦除之后，山上露出濯濯青山，而阴湿之谷底，经排水之后，则成为肥沃草地，或成泽沼之区，则有人造之池塘”（页一六五）。同样，在谈到冰成地形的时候（页二二〇及二二五）或谈到黄土的时候（页二三四至二三五），对于人生皆有简明的提示与叙述。另一方面从人生地理看来，则一切人生活动，皆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二者关系之重要可有一个时期，地理学者如拉兹尔辈以至于认为一切历史及政治现象皆受地理环境之支配，可以见之。拉氏之说法，固然过火，现在学者皆能指出其非，而认为自然与人生之关系并不如是之简单与呆板，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便没有现代的人生地理学，一个不懂自然地理学的人生地理学者，亦断断不会成为真正的地理学者了。
我们认为地理学是兼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的。但是把自然科学加上社会科学，并不就是地理学。为达到地理学的目的，还需要用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夫选择题材、处置题材。结果，地理学既不是属于自然科学，亦不是属于社会科学的。正如赫得纳所说：“地理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精神科学，斯学是结合着两种科学的”。或者我们采用徐留忒更透彻的说法：“地理学完全是种种科学一般的结合”。
所以，明乎地理学的性质，则对于自然地理、人生地理的关系，便可涣然冰释，而不应该会有什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则宇宙的现象原是整个的，一切的分科都是人为的、不自然的，却是为研究方便或因人之认识有限而分的。实际上在此科与彼科之间，往往有不容易分开的地方，研究学问的人不应该太注意于分科的问题。
通论地理和区域地理
另外一个问题，常使人对于地理学发生一种矛盾之感的，便是地理学之分为一般的或通论的地理学与特别的或区域的地理。实际上地理学此种分法，纯粹是因为题材的广狭大小而分，而精神上及方法上是一致的。在讨论一般的通论的地理时，空间的范围是较为广泛的，但是现象则较为简单，在讨论区域地理的时候，空间的范围是较有限制的，而现象则较为复杂与错综。然二，关于目的与方法则二者都是共通的，即（一）在对于各现象之互相关系之研究上，（二）对于各现象分布之研究上，（三）对于各现象之区域性之特别注意处，皆无二致。尤其是在对于区域性的研究上，或者有人以为只是区域地理学的事，而在一般的地理的讨论中便可不注意，其实不然。在一般的地理学的研究上，区域性的研究，仍然是最主要的目的之一。从一般的地理学的研究，可使人明了某一现象之空间关系或区域关系，因此，使人更容易认识及划分地表上的区域。我们亦可以说一般的研究是区域的研究之第一步工作，而区域的精神，则同样贯彻于二者，无分彼此。
地理之研究及应用问题
以上讨论的，多涉及于地理学的本质和方法方面，现在想对地理学的价值讨论一下。地理学的本身，是一种科学的研究，它的任务和其它的科学一样，是探求真理、寻找原则，但是地理学在一般教育上的价值，是早为各国所公认的，尤其是在公民教育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把地理学当做一种工具，以达到造成某一国所要求的理想公民。这一点，我们亦不能例外，而且，现在正急剧地向这条路进行。此外，晚近还有一种很显明的趋向，想把地理学应用到政治与经济上，如德国学者所提倡的地理政治学及地理经济学，因此，不免有人要问，地理学究竟应该注意纯粹的研究呢，抑注意于应用方面呢？我们认为此问题不是地理学所独有的，其他科学皆有同样的问题发生，所以我们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亦和对于其它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的问题的态度一样。研究与应用是分不开的，是一个问题的二面而已。研究是应用之母，应用是研究的自然结果。研究对于应用，是绝对的需要，应用对于研究，亦不无帮助之处。二者是互相为用的，不必太故意有所轻重或勉强分开。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应用对于学问本身，究竟所能帮助者甚少，学术之进步，实际上是靠几个学者的研究，而不是靠应用，只要社会能尊重研究，供给研究者所必需的环境，假之以时间，自然会进步的。反之，如果只顾推广应用方面，而忽略精深的研究，则学问本身是不会进步的。这一点，在凡百科学都是幼稚的吾国，是不可不注意的。
景观论的评判
在晚近，有一部分的地理学者，颇趋向于以地理景观，无论是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作为地理学整个研究的对象。如德国的巴沙格尔及美国的骚尔都是极力如此的主张者。到现在，已经有所谓景观学、景观论者的出现，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此地讨论一下。把地理的对象，限制于地理景观，固然可以使人对于似乎广阔无际的地理学对象，给与以明切的范围与界限，而且使研究者易于着手，因此，使研究的结果较为科学化些。但我们断不可以自足，把地理学的研究，自甘局促于景观之内。实际上有许多文化现象，其分布与互相关系或其富于区域性，都是可以认为是地理学的。然而，却并不能表现于景观中，如关于人类本身的现象即人种和人口分布的现象，以及人类活动的结果所产生的诸现象，如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如此。我们岂可因其不属于文化景观之内，而拼[摒]弃之不加以研究。若依照英国一部分学者的意见，则一个显著的区域可以产生一种区域的意识，这种区域的意识，是不容易以具体的方法来度量的，但是共存却是真的。正如我们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意识一样，本来亦是不易捉摸的，然而国家意识仍然是不能否认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地理的研究，从容易感觉到的、较具体的，到不容易感觉到的、较抽象的，这中间有难易深浅之分，因之研究亦有先后之别。以景观起，是可以的，但是景观止，却是不可以的。
关于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
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中，意见纠纷最多的，莫过于对于人生地理学的态度了。最显著的如在过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喧腾于学术界之“决定论”和可能论的争辩。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坚持着决定论的论调的学者。我们现在谈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不用控制的字眼，而用影响或调整的字眼。所以关于此一论战，我们在此地不再提出。但是在人生地理的研究，有几种态度是值得注意的。
（一）白留纳的关于人生地理学的意见。他把人生地理学的事实，归纳到三纲六目，即属于不生产事业之房屋及道路，属于动植物利用之农业及畜牧，属于破坏事业之采矿及动植物之采捕与砍伐。在他的人生地理学中，他对于这方面的重要，已发挥得很透彻详尽，无待赘述。但我人如果以为地理学之重要实尽于此矣，则正重蹈上面所说的景观论者的弊病。实际上白留纳并不以为三纲六目概括地理学的内容，他仅仅认为较重要而已。所以，他称之为基本事实，而把其它较不具体的事实称为次为[要]事实。可是因为他对于其它的次要事实，仅仅提了一下，而未作过同样规模的著作，因此，便容易为人所忽略，而使人以为三纲六目即可以尽人生地理之内容了。
（二）是关于所谓人地关系论者，作者亦有一些意见。我们首先必须声明，人地关系之研究，自然是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凡人地关系之研究，都可以成为地理的，只有当此种研究能发见其区域性的时候，方可成为地理的。
（三）关于人生地理学研究的方法，普通可以分为二方面入手，（甲）是由自然环境方面入手，把地面分成若干种环境，而研究其人生的活动；（乙）是从人类活动结果的文化现象的性质而分，再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环境及其自然因子。二者皆可采用，而各有其短处。前者之弊，在既把环境分好之后，再研究人类的活动，易生先入为主之见，即哲学上所谓Apriori的毛病，容易蹈决定论的覆辙。后者之弊，在于文化现象之万象纷纭，结果恐怕人生地理学亦将文化现象分支百出。现在的人生地理，依一般公认的已经有人种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聚落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等，而经济地理学更可分为农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交通地理学、商业地理学等门。政治地理学则可以再分为殖民地理学、行政地理学、地理政治等。这已经是洋洋大观了，将来自然还可以增加。这固然是前面所说过的，是随学术的进展而不可免的现象，但我们亦希望对于各分门的内容能作较为严格的批评，以免除太破碎分裂的毛病。《文化先锋》创刊号，1942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