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本能(李秀彬老师人文地理随笔)

ggd3

    上个月初①，柏林墙倒塌整整20周年。德国人隆重纪念，也重新唤起了媒体对“隔离墙”的热议。墨西哥有份报纸报道：20年间，这种不人道的建筑，非但没有在世界上消失，反倒越修越长。报道摘引法国地理学者做的一个统计，近6年来，仅在欧洲和中亚地区，就立起了各式各样的隔离墙或屏障2.6万千米。看来，人类距离实现“无壁垒”的梦想还很遥远。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建造“隔离墙”是一种“地理策略”。因此地理学者对此有浓厚的兴趣，就不足为奇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来讲，公平是发问的起点；而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学术研究，问来问去大都问到善恶的问题上。这也许是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地理学者，总是怀揣着建设美好世界的良好愿望。于是萨克试图建立一门“地理伦理学”。他所考察的“地魔”，第一个就是“隔离墙”。
    然而“隔离墙”也有无形的。那些无形的“地魔”中，突出的例子就是地域歧视。2002年前后，一声“河南人惹谁了”的叩问，引来了激愤的辩驳和来自各种角度的解释。随后的几年，市面上见到了二三十本诸如《×地人是咋样的》、《×地人凭什么》之类的畅销书。或贬抑，或褒扬，为天下人勾画“性格地图”。这显然不属于“隔离墙”之类的“地理实在”，也不属于萨克所说“地理策略”，涉及的是人们头脑中的“地理观念”。
    如果说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用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那么地理观念就值得重视。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能比拟眼下的这个世界，地理观念的碰撞如此激烈和广泛。地方意识和乡土情结捍卫着传统文化遗产和珍贵的地方独特性，也累积着地理成见；民族主义维系着族群的团结，同时也与披着国际主义外套的“全球治理”发生着冲突。那么，究竟地理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特别是，评价这些观念的善与恶，地理学能够做些什么贡献？这些问题，好像还有待回答。
    萨克将“真”作为评判地理实在之善恶的一个依据，把狭窄人的视野或遮蔽地理事实的“地理策略”，判定为不义。根据这个准则，“隔离墙”显然是恶的。依此推论，“科学的”地理学实践，也应该是善的。不是吗？“科学的”地理学者致力于揭示地理事实，去伪而存真。纠正常人的地理观念，由真而至善。而且，他们呈现给大众的一张张地图，还彰显了世界的多样性，无疑会促进求同存异的大同世界观；他们揭示的各地之间的联系，也能帮助人们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增强人们对家园和地球的责任感。
    不过，且慢。要是问这些地图如何地“真”呢？且不论学者的诚实，只说地图作为空间表征工具的局限。在地理事实的空间差异性与同一性之间，在科学的准确性与艺术的表现力之间，还有在空间表征的尺度上，哪个地理学者能摆脱得了“策略”呢？这样被地理学者“简化”（区划）和“夸张”了的世界（地图），又怎能避免受众会产生“地理成见”或“地理偏见”呢？看来，这种判据依然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对伦理问题的发问往往会撞到“难墙”（两难的“难”），陷入道德困境之中。就像地域褒扬与地域歧视，原本就是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褒扬本土可能以贬抑他乡为背景；歧视外地也可能以本乡的优越感为前提。民族主义与全球治理正是根植在这个悖论之中。
    也许需要换个思路。博姆( David Bohm)的视角很有启发性。在他看来，不应该把困境都当作有待解决的“问题”。就像地域褒扬与地域歧视这对悖论，如果被当作“问题”来对待，试图制定一个评判善恶的标准，非但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会陷入更大的迷惘之中。为“河南人”正名的种种努力，正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只有理性的“科学”才总想“解决掉”摆在面前的“问题”。对人文学科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如果针对“问题”的动词是“解决”，那么针对“悖论”的动词只能是“解释”或“领会”。追问悖论的根源，把遮蔽着的晒出来就是了。
    其实，人文主义地理学者通过他们的工作，已经晒出了许许多多的地理悖论。拿段义孚做个例子，他的书大都是以悖论作为标题的：Space and Place、Cosmos and Hearth、Segmented Worldsand Self. Dominance and Affection、Morality and Imagination。无论是面对人地关系，还是面对家园与世界的关系，人都宿命般地处在困境之中。我们对自然的摆布，恐怕很少出于恶意，更多地是出于爱和美好的愿景。从根本上讲，恰恰是爱与支配相伴随行。
    虽然都是瞄准人地关系和地理上的人人关系，“科学的”地理学者（不只是自然地理学者）把外在的世界作为对象，而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向人的内心追问，一直问到本体。萨克说人是地理动物，这好像不容易理解。可当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自觉不觉地把生活的地方儿加入到本体的认知中，就不容怀疑了。比如见面打招呼，自然而然地要问府上是哪里。隆中诸葛亮，常山赵子龙，《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英雄，哪个没有出处？显然，地理是我们认识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背景。我们是用这个背景来记忆吗？不完全是，其实我们心中早有一个框架，新人、新事物要安置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中。这无非是说，头脑中既成的“地理观念”，像各类地理区划，是我们的语言，是存在之家。
    如博姆所说，所有我们认同为“最本质自我”的情感和观念，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悖论。
    求善也许是个过程。“科学的”地理学致力于纠正地理错觉和地理偏见；人文主义地理学致力于晾晒人的地理本能。追求明晰是人的本性，因而两种学问出发点都是善的，途径不同而已。
①        文写作时间为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