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洪涝灾害，水生物栖息地丧失等。 “海绵城市”理论的提出正是立足于我国的水情特征和水问题基础上。快速城镇化过程伴随着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水质严重污染。不科学的工程性措施导致整个水系统功能退化。城市化和各项灰色基础设施建设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不透水面增加，河湖水体破碎化，地表水与地下水连通中断，极大改变了径流汇流等水文条件，总体呈汇流加速、洪峰值增高的趋势。缩河造地，盲目围垦湖泊、湿地和河漫滩等行为，导致全国湖泊面积减少了15%，陆域湿地面积减少了28%。

水环境与水生态问题是跨尺度、跨地域的系统性问题，也是互为关联的综合性问题。诸多水问题产生的本质是水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失调，因此解决水问题的出路不在于河道与水体本身，而在于水体之外的环境。因此，从生态系统服务出发，通过跨尺度构建水生态基础设施，并结合多类具体技术建设水生态基础设施，是“海绵城市”的核心。

“海绵城市”是古今中外多种技术的集成。

中国部分古城排涝水系至今有效，古人防涝智慧：尊重自然 以人为本。注重排洪河道以及湖池、河渠、湿地的调蓄容量；选址要偏重高地，最好的防洪城市被比喻为“龟城”。《管子》所云“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似“龟城”一样的古城有赣州、平遥、成都、昆明、商丘、梅州、湖州等七座。中国古城防洪有“防、导、蓄、高、坚、护、管、迁”八条方略。而古代最重要的防暴雨后内涝的经验，是建设一套完善的城市水系，即由环城壕池和城内外河渠湖池组成，这样的排涝系统具有多种功用，被誉为“城市之血脉”。城市水系有供水、交通运输、溉田灌圃和水产养殖、军事防御、排水排洪、调蓄洪水、防火、躲避风浪、造园绿化和水上娱乐、改善城市环境等十大功用。其中排水排洪和调蓄洪水两大功用对防止城市遭遇涝灾至关重要。历史名城苏州、绍兴、桂林、无锡等，是选址注意防洪的成功例子，历史上罕有洪涝之灾。明清紫禁城为我国古城排水系统规划建设最完美的典范，行洪河道密度是唐长安城的18.4倍，其护城河的行洪断面为312平方米，是唐长安城的11倍。

杭州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世界最早水坝距今约5000年 ，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年，遗址中的高坝可阻挡短期连续降水，甚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夏季极易形成山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通过高、低两级水坝，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了洪水威胁。

商丘古城的防洪体系是历史时期黄河泛滥和古代先民治水实践经过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智慧结晶。其浑然一体的城池、城湖和城堤是先民丰富治水经验及军事防御经验的物质体现,是人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生存的艺术”，探讨明清商丘古城防洪御灾体系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城市建设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我国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海绵体或“海绵城市”示范工程在国际上陆续发表并获奖。较早的实践案例包括2000年的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其设计采用了人工湿地收集雨水和净化中水的绿地系统，被称为大地生命的细胞；2007年的天津桥园湿地系统，通过简单的填挖方，形成泡状生态海绵体，收集雨水，在解决城市内涝的同时，进行城市棕地的生态修复，发挥综合的生态系统服务；类似的绿色海绵工程也在秦皇岛滨海生态修复、哈尔滨群力国家湿地公园等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

美国费城一直是市中心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保护森林的领军者，费城与许多老城市一样，只有一套既要处理污水也要处理雨水的城市管道和排水系统。费城市 2011年制定了全市性低冲击开发的总体计划GreenPlan Philadelphia（费城绿色城市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综合性的，包括：改善河流水质（ 25 年内截留67% 到 85%的污染源）、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公众健康和提升生活质量、建立河流生态走廊、保护和修复水生动植物栖息地等。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2014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4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督促各地加快雨污分流改造，提高城市排水防涝水平，大力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加快研究建设海绵型城市的政策措施"。2015年4月2日，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正式公布迁安、白城、镇江、嘉兴、池州、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汉、常德、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和西咸新区16个城市和地区，作为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