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11-7 21:40 编辑
13.时间与地方
P173时间和地方如何相关是一项纵错复杂的问题,而有不同的方向去处理。我们将会试用三个观点:即是(一)在时间的流程上,时间是动态的或流动的,而地方是暂驻的。(二)以时间为附着于地方的机能言,俗语谓:花些时间去了解地方。(三)地方因时间而呈现,或地方为过去时间的回忆。 地方为一个有组织的意义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如果视世界为一项流程或不断的变动,则我们绝不可能发展出任何地方感。在空间中运动,可能依单一方向,或可依圆型而重复出现,我们通常以箭头作为时间的符号,而其他符号则表示圆型轨迹或钟摆,因此,时间与空间合并而成的意象是箭头代表有方向的时间和在空间中趋向目的的运动,目的是时间和空间所共有的,是时间中的一点,也是空间中的一点。如果我们说我的目的是成为一家汽车公司的副总经理,这目的在我的未来,也是我期望到达的在社会上之一个端点地方。副总经理的职位支配着我的希望,因此,如领班和经理等中层职位就成为我进阶的步调,我不想做太久的领班,所以我不愿做领班所应做的工作,以这类型的思考模式去定位未来和追求目的,可能是绝大部分人们的工作态度特征。考虑一以色列人和他们对时间的观点,上帝的选民的目的地是上帝的国,全部的中层阶段的地上王国皆受到怀疑,以色列人不像古代希腊人一般积极地建立有永久性意义的政治组织。地上的一切地方都是暂时性的,充其量只不过是到终极目的地之路途上最好的阶段而已。有超越性渴望的宗教倾向于使人对于建立地方感到沮丧和气馁,换言之,不要把自己恋空吊挂在你所理想或希P174望拥有的一切上,就算在未来的路上有极好的营区或路边休憩站。你仍然生活在现实的地方之中。① 经理辨公室可能只距离副总经理辨公室两个门口,但将需要几年的辛劳才可以到达,副总经理辨公室是一个时间性的目的,目的亦是空间中的一地方,或海洋或山脉之另一侧的应许之地,数月的时光已经流逝,移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然而,使他们畏缩不前的原因,似乎不是时间,而是他们要行走的空间,目的是誓无反顾的单向运动中三大地方范畴之一,其他两范畴是起点的家和中途的营区或路边休憩站。家是可以超越感受到的稳定世界,目的是希望中可到达的稳定世界、而营区是由此世界至另一世界的中途休息驻点。所以箭头应可以表示之(图21A)。 大多数运动都不是家和目的两极点结构为主,而多多少少有绕道或钟摆型式(图21—B)。就以曰常家居生活,我们在桌、椅、厨房盥洗盆和门廊上的秋千等地点间穿插,就是一条相当复杂的路径,这些都是地方,是组成世界的中心点。因此,由于使用该路径的习惯的结果,路径本身要求一个布置各“地方点“的意义的密度和稳定度。路径和路径的停驻点合组成一个较大的地方,即是家。当我们准备接受我们的家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较小的地方存在于家之内,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整间屋,因为屋有明确的环境性和可见性的突出结构,墙壁和屋顶表示了独特的联合形状,如果把墙和屋顶除去,其内部的小地方如桌子和厨房盥洗盆等立即呈现为重要的地点,对错综复杂的路径,运动中的停驻,日常的和循环时间的记录等皆很有意义。 P175 图廿一 运动、时间与地方:A.直线型路径与地方,B.循环古代状或钟摆状路径与地方。B2.古代中国人或许冬季住在城里,而春季居住在乡间小屋或农舍,而秋收之后又回到城市从事各种服务业、商业和手工业,因此,生活明显地分为两极化,即城乡、冬夏及阴阳。 P176游牧世界由路径连系地方而成。既然游牧人经常移动,他们是否有强烈的地方感?游牧人虽然移动,但他们在特定的区域内移动,而且移动的两地点间的最大距离很少超过二百哩②。游牧人每年停驻和建营的地方几乎相同,即有水泉和牧草之处,故所行经的路径亦变动不大。由于游牧人的循环性生活需求,他们的地方感有两个层面,即营地及其移动的较大领土,或可说营地为他们的原栖地,透过亲切经验而认知,游牧人旅行的广大领域则似乎比较暗晦,因为它缺少实质性的结构。 在现代社会,可动性和地方感的关系可能很复杂,大多数人约在三十至四十岁间获得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地位,生活在一个由家,办公室或工厂,和度假地点的常态路径中,这些地方都各有特色。在家看电视,在办公室做沉闷的工作及在海边的两星期悠长的假期,一点也不混淆,有些地方多年来都似乎没有改变,例如每年夏天都去Brighton度假。在时间中,地方感超过了个体地方之上而使这些地方共构成一个地区,正如家、办公室和度假地点变成一个较高层次的地方,虽然它缺乏一条可见的范围界线。 现在考虑一位高薪行政主管,由于经常出差而使地方对他好像失去了特殊的个性。什么是他的特殊的地方?他的家在市郊,他生活在那里,但那里并不完全与工作分离,很多时候,他的家就作为同事交谊或生意应酬的场所,他的家也成为工作地点,因为有些未完成的工作也带回家去处理,他的家不太像一般家庭的家,因为孩子们都在学校膳宿。这位高薪行政主管有一间在乡间的度假屋,度假屋为全家的私人地方,但只在短短的夏季,而且不一定每年都去,在那里,也只把它当作玩具式的家,而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办公室是工作地方,但也是广义的高级行政主管的家,因为这才是他的生活的中心,p177甚至为工作关系,留在办公室或市中心之某地,今天不回家。高薪行政主管还有机会作短期性的海外旅行,既谈生意也有娱乐节目,与一批相同的生意朋友,先在米兰,再去巴贝多。他的移动路线非常复杂,但这些全部代表他作为一位高薪行政的高程度机动性的职位特征,直至到他退休或受年龄限制之前,他移动的型态虽然仍然扩大,所到的地方仍然增加,但整体而言,他并没有变动,因为他休息的目的仍远在未来的前面。③ 第二个主题与第一个非常有关系,需要多久时间去认知一个地方?现代人的机动性太强而没有时间去植根,所以对地方的经验和赏识是肤浅的。这是一种陈旧的智慧,对于细心的人,对一地方的抽象知识可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获得,如果人有艺术家的眼光,环境的视觉素质便在瞬息间便被记录下来,但对地方的感觉便需要较长的时间,它是漂浮的和非戏刺化的许多经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累积演化而成。地方的感觉是视、声、味的单一化混合,也是日出日落时间和工作及游玩时间之大自然韵律和人文韵律的单一化和谐。地方的感觉记注在人的肌肉和骨骼上,例如海员特别能由他的走路风格而被认知,因为他的姿势经常要迁就在海浪中摇荡的甲板,同理的,生活在山乡的农人亦发展出特殊的体格和与平原人不同的走路风格。用这种感觉去认知地方,明显地要花时间,这是一下意识的知识,透过时间而对地方熟悉,换言之,我们在熟悉之后,很多所见的都是理所当然。透过时间,一间新屋也不必我们的太过注视,仍会像穿上旧拖鞋般舒服和不须经意。 对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附着性很少迅速地获得的。然而,哲学家James K.Feibleman注意到:『在任何生活中之事件的重要性是较多直接从事件的紧张和热烈中获得,而较少比例由宽广的条件下获P178得。如果一男人花一年去环游世界,最后可能对世界毫无印象,然后:他可能花了一秒钟在一位女人的面上而改变了他的整个未来。』④人对地方的感觉也可以如此的一见钟情,通过山口之后之对漠地景观的第一眼,或第一次钻入有树林的荒野,不仅可能唤起快乐,而且突然对本来已经知道的原始世界产生无法说明的确认感。摘要式而热烈的经验有力使人抛弃过去思想上的缰系,因此,准备放弃家而至理想所应许之地。然而,事实,人们之能对没有利益的某类型环境发展出热情,仍然是值得好奇的。但一本耆书中的一个故事,一段描写或一图画有时已足够促成这种效果。例如学者CS.Lewis在孩童时,曾经克服一个对寻求遥远和庄严的纯北方的渴望。Helen Gardner在Lewis之生活和工作评传中写道: 『北方是一个极大而清晰的视觉空间,高悬在北半球夏季无尽黎明的大西洋上,Lewis对这早期的爱永不冷却,北方世界的悲哀和严酷并没有动摇对他心中北方性质的深厚意象,但他从来没有在北地生活过,也没有感到要向北旅行的冲动,更没有以个人感官经验去证实的意图,他对这北方景观的无知,完全是透过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如Wagner的故事和名为“The Ring“的故事唱片。』⑤ 在一个地方若干年,很可能留下少许值得回忆的事迹,短时间的热烈经验亦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这都是在脑海中能有所留存的事实。另一事实是地方的经验和时间的迁流的关系必须依人的生命周期来考量,儿童对世界的感性比成年人强,这是一个原因说明成人为什么不能够再一次回”家“,这也是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在别国成长的归化入籍国民对国家的看法不能像土生国民一样。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中,经验的时间指距是不相等的,一位西印度群岛作家V.S.Naipaul在一本小说中对移民有这一段描述: P179『他们去了,但又回来,你知道你在一地方出生而又在那里长大,你知道那里的树木和植物,但你将不会认识其他的树木和植物,你在成长中看着番石榴树,知道那些棕绿色的树皮的脱落就像旧油漆的脱落一般,你去攀那树,在攀上去几次之后,你知道树皮变得愈来愈滑,使你无法再抓紧,你觉得你的脚痒痒的。但一直都没有人教你那番石榴树是什么。当你离开之后,你问那是什么树?有人说是榆树,你看到另一棵树,有人说是橡树。好了,好了,你们都知道树,但就是不相同的树。在这里你等待每年的番石榴树开花的那一个星期,但你不知道正在等待。好了,你离开了,但将会回来。你在那里出生,人啊,你的出生地。』⑥。 幼童对时间的经验不同于成年人,对幼童言,时间是不流动的,他站在时间之中,但又好像在时间之外,持着相同的娇柔岁月,对成年人言,时时匆匆,像自动式的剪草机般拖着人前进。既然幼童少能反映和描述他们的经验,我们必须利用对成年人的回忆和观察。这里就是剧作家Eugene Ionesco如何回忆他的童年。在八九岁的时候,他对每一件事物都是很喜爱和现实的,时间象是空间中的韵律,季节并不表示是一年的流逝,反而似在空间中开展,一位幼童站在这季节世界的中央,有多姿多彩的背景装饰,现在是暗淡,现在是明亮,花和草的相继隐现,移前来又退下去,全都在眼底,他自己停驻在时间以外的同一地方,看着时间的迁逝。至十五六岁的时代,童年的时间感完全结束,他感到像有离心力把他从不变的中心抛入事物的迷惘之中,事物来而后去,而去了也永远都不再见到了。他是在时间之中,在飞动中,在有限的境界中,“现在“,也不断消逝。留下来给他的只有过去和明天,但明天,他已意识到将成为过去。⑦ 时间感影响地方感。幼童的时间感不同于成年入,幼童对地方的P180经验亦不同于成年人。成年人对地方所知不能和幼童相比,不仅由于他们的识觉感官和思想能力不同,他们对时间的感觉也不相同。 当一个人继续生存,过去的时候便会延长。个人的过去究竟像什么?Smone de Beaimir对她的过去作自我检验,然后写下了悲观的一段: 『过去并不是在我后面和平的景观。也不是一个我喜欢去闲逛而又能去的国度。那里渐渐出现所有的秘密小丘和小谷,但当我移近时、却正在崩溃,大部分的这些仍然可见的残渣,无色彩的,扭曲的、和冻结的。这里与那里,我偶然看见忧郁的美丽小块,迷惑着我。』⑧ 过去能对我有什意义?人们回溯过去有各种原因,而其中之共同原因是需要获得自我感和认同感。我,必定超过以这个浅薄的现在所定义的。我,必定超过别人在此刻所能想用的字句来形容的。我,亦是一个出版的作家而我亦就是那本书,精装的,极有信心的靠在我的旁边。我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有朋友、亲戚和祖先,我们有技能和知识,我们有很好的事迹,但这些拥有的、可能既看不见也可能不容接近。朋友住在远处或已经死亡,技能和知识在这时候没有在用或可能已经生锈,至于所谓有价值的行为事迹,好像鬼魂,只有在替我们作证物时才被呼召出现。 要加强我们的自我感,过去需被救援和成为可接近。很多不同的方法使崩溃中的过去景观稳定下来。例如,我们可以去酒馆聊天,把我们小小的冒险故事变成英雄行径,把一些流行的平常生活达至赞誉与轻信人言者思想里的光荣。朋友虽然离去,他们的来信是他继续对我尊重的证据。亲戚虽死,但仍然保留着纪念性的礼物,而其笑容亦在我们的家庭相簿之中。我们自己的过去,然后,由少量组成大块,例如高中毕业文凭、结婚照、满是签证印的残旧护照、断弦的球拍、P181私人藏书室及旧家园。什么东西最能反映我们的存在?老爷式的时钟,抑或是传家银器?古老书桌的内容?书?一位匿名的Aristides说:『一本在自己藏书中的书,其意义等于反映自己存在的大厦中的一块砖,上面带有记忆、小部分的私人智慧史,夹杂着末可分类的思想挥霍。』⑨ 物体可使时间停下来。当然,它们不必是私人的拥有,我们可以利用探访旧邻居或父母的出生地而重建我们的过去,我们能够藉着与童年朋友的保持接触而追回个人历史。私入的拥有品或许是老年人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老年人在体能上已经无法承担许多认定自我感的计划和活动,他们的社会世界也收缩而缺乏争取公平行为机会,他们也太衰弱而不能探昉可以找到美好回忆的地方,传家的旧靠背长椅、特别感到温馨,这些私人的拥有,带来过去无限次数的重现。 年青人生活在未来,他们对自我的定义是“我可以做什么“而不是“我曾经拥有什么“。然而,年青人也会偶然地作短暂的回顾,感到乡愁及物品独占性的失落。现代社会中的青少年,身体和思想都遭遇到太急速的变化,不能把握“我是谁“。时间世界似乎超过人所能控制之上,前途茫茫,青少年识觉中的常态安全感反而在他们受保护的童年时代,较早期的物件,似乎较具稳定的生命意义⑩。因此,一般言,我们可以说当一位年青人或老年人感到世界改变得太快时,他最特有的回应就是唤起那理想化和稳定的过去。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感到他正在为变化导向或能有效控制重要的事件,则他的生活中便没有乡愁的席位。换言之,现实的行动比过去的纪念品更能支援人的自我认同感。 有些人努力地寻找和拿回过去。相对的,有些人则企图抹去过去,因视过去为沉重的包袱,妨碍了现在的生活动能。附着于事物和P182尊敬过去常是并存的,喜欢皮面装书卡和天花板的橡木梁的人,好像一位服侍历史的小沙弥,相对的,蔑视拥有和过去的人,乃是理性主义者或神秘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对杂乱不表同情,理性主义鼓动一种“好生活”信念,最简单的所谓好生活信念就是作独立于传统思想和习惯以外的思考和设计,因为传统和习惯好像巨大的乌云把理性思想遮蔽了。神祕主义者蔑视杂乱之外,亦蔑视物质和心智。他们宣布历史时间只是幻影,人的本质属永恒,神祕主义者把自己从物质性事物的包袱中释放出来,他在隐士的封闭小屋中或循世的华尔多教派的滩塘边,消除了他的过去所形成的负担。 社会像个人一样对时间和地方有不同的态度。在Levi Strauss的语言而言,无文字的文化社会对时间和地方的态度是冰冷的。冰冷的社会寻求消除历史事件在平衡性和连续性上的可能效果,他们否认了变化,而以我们“低估的敏慧”去企图建立他们的永恒的发展状态11,刚 果雨林中的矮人的时间感非常浅薄,他缺乏创造论,对人的系谱,甚至动物的生命周期都没有兴趣。好像生命的全部就在现在。在环境中留给他们较长的过去是什么?雨林是没有改变的,矮人所制造的东西都很快制成,但又很快分解,所以很少东西可以传至下一代以作为时间的表征。 澳洲原住民有较长的历史感。历史事件从古到今都记录在景观的特征之中,当人们每次走过一些裂缝、尖塔、或洞穴,他们都能想出与某一祖先和文化英雄的事迹有关,但就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和比较聪慧一点的计算方法,所以时间感不能深厚。Evans-Pritchard描述非洲的Nuer人:『有效历史在一个世纪结束,传统事件只能够回溯十至十二世代的直线结构,如果我们假设这直线结构由那时间开始就不再成长,则其至今日为止,世界的时距是保持不变的。Nuer人的时P183间之短,可以由一项事实说明之,最初的Nuer人出现在一棵树下,那棵树在几年前还在Nuerland的西方。』⑫ 在无文字的人们中,不仅缺乏时间的意义,历史性思想的愿望也缺乏。他们以为最理想的世界不是发展,而是平衡,乃一不变的和谐状态,世界应该保持其存在的状态,或回复原来的完美状态。成熟比原始的开始有价值,男童有一项再生的宗教仪式,使男童丢弃其不成熟的年月而准备接受成年人的尊严,对于这一类人到达成功的步骤是非常笨拙的,因包括社会秩序的达成而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过去忘记了。制度以无时间性的神话和不变的宇宙观来裁定,物体与地方之受尊敬,因为它们有力童或与有力量者有关,而不是因为它们老。而古物研究主义者则与此原始思想完全相反。 在有文字的东方社会如中国和日本,历史感就发展得很好。中国人尤其注重祖先崇拜,保存年代纪录,顺从过去的智慧。然而,东方式的历史感和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世界的历史感并不一致。在传统中国,在理想世界意象中的社会与物质的自然性相配合,倾向于弃绝任何以累积的变化为主题的历史感。用过去的黄金时代为不变的参考点来劝诫和重组现代的和谐,以求配合理想化的模式。他们要求重返以前的社会秩序及维持此秩序的仪式。他们的声调不是感情性的或思乡性的。中国人并不认为过去的物质生活比较优裕,所以把价值放在赞美仿效,所应该模仿和永存的是抽象性的和严苛的社会和谐规则。 型式比一些腐败的主题更重要。型式可以使不可避免的衰腐部分修复,日本就以此再生的思想去解释古代神道教的风俗,神道庙宇完全重建而内部设施也重新装饰。最大的圣地Ise成为真正的宗教中心,每二十年重修一次⑬。相对的,基督教圣地的圣彼德大教堂,Chartres及Canterbury则已经几个世纪。在结构的长期程序中,型P184式是变动的,但其中的主体一旦被固定则保持不变。 西方的纪念碑建材为石块,而中国和日本则常用木材,木料建材不能保存得太长久,中国文明甚古老,但中国的景观则较少极古老的人文构造,很少有超过数百年的,就以最著名的万里长城,虽然说是秦代遗物,但现在能见的大部分是明代(公元1366-1644)重修的。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建物为河北省平拱型的安溪桥,建于公元605-61614。城墙、石桥、山水庭园、宝塔等,在中国都有古老和永恒的气味。好像大自然景物一般的不改变。地景本身没有清楚的历史故事线索,故其作为能指出过去的阶段的遗址功能不显著。 历史有深度,而时间授予价值。这些意念或许比较多出于需要较长时间去制造物产的人。中世纪的大教堂为一个伟大的建筑物,需时达一世纪以上。纪念性大楼的稳立可达几个人类的世代,故大楼是一个公众的时间指示标,它在城市中的建立表示了该城市发展的时间深度,因此一座一座继起的城墙就像老树的年轮(图22)。在中国,没有大型建筑物,甚至城市只霈要几年便可以完工,中国快速的建筑,看到建成的型式的存在,而看不见时间的渐趋向永恒,例如汉代首都长安,公元前192年春天动工,而在190年秋天便完成⑮,北魏文帝在581年即位,新建洛阳城作为首都,也只花了两年,隋炀帝建东都于洛阳,动用二百万民工,不到一年(公元605一606)便成功⑯,元太袓忽必烈汗新建大都,城墙在1267年完成,在1273年开始建宫殿及朝廷大殿,翌年初即完工,当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达大都,已经是很繁忙的都市。17 P185 城墙地标 1.十三世纪Philip Augustus时城墙L=Louvre 2.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城墙 B=Place de la Bastille 3.1840年城墙 E=Eiffel Tower 4.最后的城墙PE=Place de I’Etoile N=Place de la Nation 图廿二 巴黎成长图(继起的城墙)因一城市的同心圆成长环而看见时间的存在。 P186欧洲的景观不像中国,是历史性的,是建筑遗物的展览馆,史前的巨石、古希腊的神庙、罗马的下水道,中古时代的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都能充量地存在于现在的景色中,这种醒目的建筑物风格的变化鼓舞我们有识别能力的眼睛去认知一个有明确时序意义的历史。但无论如何,旧建筑物所遗留而成的景观本身并没有给任何人作历史诠释,而是要观景者需要有能识别的眼睛去洞悉其历史性。直至十八世纪,欧州人对时间概念事实上没有什么深度。还记得1650年代James Ussher大主教如何说地球的创造是公元前400年吗?又还记得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历史之本质是高贵和卑贱行为的连续,或大自然和超自然事件的连续吗?他们还没有警觉到那些有不同行为态度和风俗习惯的先人是生活在过去的不同时段,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警觉到“时段“本身。历史就好像历代时装展览的游行活动和流行性家具的改换。对现代人是常有的经验,但他们也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历史含意,和中古时代的思想没有很大的差别。18 古董这概念是现代的。有如一件因时间而授予特殊价值的旧家具和建筑物,必须加以保存。试想古罗马圆型大剧场的命运,它是四层高的巨大椭圆型建筑物,在中世纪时被人当作房屋的地点,人们并不是只有对它呆视,而把它当成洞穴般的避难所。十五世纪之后,罗马大剧场的石灰华建材被偷去建造如Palazzo Venezia和圣彼得大教堂等主要建筑物。作为新罗马城之伟大规划师的教皇Sixtus V,对罗马城的古董之物质层面没有半点尊重,他挖掘许多古代废墟而用作建材,在他很短之执政期的末期,对罗马大剧场有很好的评价,但他是以工业家的眼光而不是历史学者的眼光,他说那巨型建筑物能够为巨大的毛纺织厂。19 对过去的兴趣乃是收集和拥有物质性物体欲望的扩大,也是P187专业性好奇心的成长的扩大。博物馆对这些欲望有很好的回应,其最初为富有人士的私人收藏,由熟悉的艺术品至奇异的宝物,自然的和人造的,且广及由世界各地而来的,早期的收集以某些团体的特有兴趣、骄傲和知识启迪为主,在十八世纪之后,公共民众亦准许参观。早期的收藏家并没有以过去作为原始兴趣,他们只考虑物体的价值和独特,由于物体常因其独特而有价值,故独特比古老更有价值,然而,当收藏品透过分类和标签的工作而产生新的兴趣。在西方人的思想中,简单的分类法是以时间和地方的坐标体系为依归。一个古币或一片骨头是属于过去的某一时段和来自某一地点。 在知识的启蒙时代,有文化的欧洲人对过去的兴趣大增,对记忆和发展的意念也大增。当他们在翻阅博物馆收藏品编目时,便被引导至人类时间范畴的长度上去沉思。大自然历史和地质学等新科学使人理解大自然现象亦有无数不同形状的前情,哲学对老年人最大的兴趣为记忆的现象,从记忆,哲学家指出人能够逃避“纯粹的瞬息的感觉“,在存在之间的瞬息虚无正等待着人去享受20。有什么比实实在在的过去的证据更有助于记忆?是旧家具,旧建筑物和博物馆的收藏品。 对过去的崇拜,如博物馆之建立和旧建筑物的保存,乃欧洲史上的一种时代意识,与植根在地方的事实绝不相同。生根的状态本质上是潜意识的,换言之,人们自自然然地把自己对特定地方的认同,感到那就是他们的家和他们祖先的家。博物馆只反映出一个思想习惯,与人把地方识觉为生根的、神圣的和不可亵渎的所在恰巧相反。博物馆整体毕竟是一个被徙置的物体,珍贵和奇特从世界各地的文化组构中撕下来而放置于一个共同的新环境中。当伦敦大桥被拆除而越洋和越洲运送至美国的亚利桑那去重建,媒体描述那是美国人荒唐愚蠢的P188典型例子,这行为与Lord Elgin(1766-1841)把雅典神庙的大理石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展示大堂的举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反映人们对时间和地方的态度,只不过所移动的物体的比例大小不同而已。 过去的崇拜要求影像性支援胜于确实性的,在十八世纪时髦的园林景观的废墟,已经不可能成为现在的真实的藉口,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浸有时间的忧郁的心情,博物馆以复原物为愿望,但把碎片凑合成的花盆不是全体的一个花盆,把许多小块的骨重建的动物也不是全只的动物,历史空间的重塑原则也是相似的。企图获得原有的布置,如果无法找到原有的真品,可以考虑找寻可以代替的相似的古董,如果古董也找不到,现代技术的复制品也可以替代,博物馆的最重要务是产生教导性的影像。 在革命期和独立初期的美国人希望能排除欧洲人遗赠的阴影,包括过去的价值,但没有很大的成就,美国在十八世纪的国家典型谷仓,继承了欧洲人对古典罗马和希腊的尊敬,也反映了欧洲之时间记忆的魔力。Thomas Jefferson以偶像破坏者的心情去设计一转所有古典风格的大学而一无所得,但当他看Blue Ridge景观时,他的思想立即被其伟大的古意所吸引21。有关历史的社团很快便在美国这个年青的国家出现,第一个案是1791年在波士顿,然后是1804年纽约,其他的就跟着成立,每一个案的目的都是收集和保存当地的有关文献。旧家具、工具及其他细致饰物乃是三维度的文献,是未来的博物馆收藏的核心。22 当人们故意改变他们的环境而感到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前途和目的地时,没有理由会染上思乡病。历史的社团不必要向后望,他们可以找到保存的物品,足以表达时间成长的阶段性的信心,因而亦有信心指向未来。另一方面,当人们识觉到改变发生得太快,似失去控P189制,像归隐田园诗般的过去便强烈地促发思乡病。在美国,在立国百年庆典之后,乡愁式的过去开始消失,过去被识觉为动态成长的一个阶段而已。历史的社团和博物馆有助于上述两种对时间的识觉之产生㉒,在I960年代,美国有2500间历史博物馆,而印度只有274间。㉔ 保存历史性的建筑物,甚至历史性的整个邻里,为欧洲和美国的建筑规划师和市民所关心的。为什么要保存?什么是保存这建筑物而不是那建筑物的原则?若要简化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个人的生命,然后再讨论城市生命。人生活在同一屋里若干年,当他五十岁的时候,这屋子已经由于繁忙的生活的累积而非常杂乱,它们曾使他的过去有舒服的时刻,但有些却必须丢弃,因为它们现在和未来都妨碍屋子内的通道,所以他丢弃大部分而保留对他感到有价值的。他呼唤他的过去来协助评价,找出什么是他愿意去记忆的?失败的证据,例如出版商的拒稿通知便条和他从来都不想学的老旧复印机,立即便被视作垃圾。人不是自己的生命档案保管人,保存的文献是要求作为未来的历史学者公平的诠释,所以他希望屋子内的物件都能对他的自我感支持。最贵重的而要保存的物品是有感觉价值而又不占太大空间的,例如旧信件和小饰物。客房中的四柱大型床的价值如何?它曾在这个家中很长的时间,手工和材料都好,但对人的脊骨言略嫌太硬,而且太大而阻碍壁柜的开启,若以它来招待客人,客人反会因而受到热情之苦吗?因此,这也是应丢弃的对象。 城市当局和市民对什么是城市中的过去部分应该保留,本质上有相似的问题。社会失败的证据,例如老旧的监狱,精神病医院和残破的工场,都是毫不遗憾地被拆除,而这些也似乎对历史的性质之亵渎亦不明显。艺术品及书要保留,它们的归宿为画廊和图书馆,文献和记录也应整理而保存,这些物品都只占有很小的空间,但一度属于重P190要人士的豪宅和有建筑上优美处的巨型而废用的百货公司,值得保留吗?不像珍贵的书藉和艺术品,旧屋占有城市很多空间,且与现代的需求和热情发生冲突。 保存的热情依能支援认同感的需求程度而升温,这一主题已经被发现,我们如果想把保存的原因转为维护过去,有三种类:即审美学的、道德的和鼓舞士气的。一幢老旧的大楼应否被保留,争论点在于它是不是有建筑学上的美感和它是不是被感到为祖先的一项成就。基于审美学的原因常与虔信挂勾。旧屋的保留因为它曾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发明家的家,故由于对这些道德人物的虔信而使建筑物获得荣誉感。破落的旧邻里之所以在都市重建计划中被保留,因为其对当地居民有某种需要上的满足,或因为要促进某种人类道德行为和多色衫生活风格,而轻视实际环境的腐烂。因此,固有品质的建立方法和人对维持特殊风俗而表达的道德人权,为反对改变的重要力量。25 为什么改变有危机?过去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所有的全部,我们都感激过去。现在亦有功绩,现在是我们经验中的真实、现在是悲喜交集的存在的感觉点。相对的,未来只是一个幻想,许多幻想不能实现,有些幻想甚至变成梦魇。政治革命应许我们一个新的地球,可能给我们的却是大破坏、大混乱和专制。建筑上的革命允许我们一个新的城市,可能给我们的是空虚的草坪和拥挤的停车场。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幻想和改变的欲望,生命便丧失了精力,这是所有创造效果的事实,由解构开始。未来的成就可能包括正确地除去城中任何似乎还有生命迹象的肋肌。城市规划师和市民对过去的错误之敏感,正确地考虑对现在的牺牲,在全面性的检讨后,未来的幻象才可能变成真实。 然而,无法想象的挑战仍可打击成功的规划,城市就常向大自然P191和战争的暴力低头,中古伦敦的大火,旧金山大地震的灾难,纳粹的轰炸机移平了鹿特丹。但人类的幻象和意愿终能克服灾难,废墟中的新城市,声誉没有减少而机能则注入更多。26 我们已经简单地检讨过时间与地方的经验间的某些关系,重点有三:(1)如果时间被视为流动或移动,则地方就是停驻。在这观点中,人的时间以阶段来表示,因人在空间中移动是以停驻来表示的。由于时间可以用箭头、循环性轨迹或钟摆路径代表,所以在空间中移动的每一代表都有它独特的停驻组合或地方组合。(2)当要用时间以形成对地方的附着,经验的品质和强度超过了简单的持续的时间。(3)在一地方上生根是一种不相同的经验代价,必须拥有和培植地方感,一个真正的社区可能有圣地和纪念碑,但不一定有保存过去的博物馆和历史团体。 唤起地方感和过去感的努力常是深思熟虑和有意识的,所谓有意识,即是说思想在工作。如果允许思想作有权和有自由的活动,则可藉着化解过去而转变成现在的知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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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ime and Place 时间与地方 1.John G. Gunnell,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im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55-56, 65-66. 《政治哲学与时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55-56、65-66页 2."Even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nomads do not go far, no more than 150 or possibly 200 miles of farthest distance in the year, and relatively long spells of pitched tents are desired. The women wish it so, caring nothing for floristic composition of the grazing." F. Fraser Darling, "The unity of ecology,"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November 1963, p. 302. 即使是最发达的游牧民族也不会走得太远,一年中最远的距离不超过150或200英里,也需要较长时间的帐篷。女人希望如此,完全不关心放牧的植物区系组成。”《生态学的统一》,科学进展,1963年11月,第302页。 3.Michael Young and Peter Willmott, The Symmetrical Famil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pp. 148-174, pp. 239-262. 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和彼得·威尔莫特(Peter Willmott),《对称家庭》(纽约:万神殿书,1973年),第148-174页,第239-262页。 4.James K. Feibleman, Philosophers Lead Sheltered Liv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52), p. 55. 詹姆斯. K. 费勒曼,《哲学家过着受庇护的生活》(伦敦:艾伦和安文出版社,1952年),第55页。 5.Helen Gardner, "Clive Staples Lewi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51, 1965, p. 421. 海伦·加德纳,“克莱夫·斯泰普斯·刘易斯”,《英国学院学报》,1965年第51卷,第421页 6.V. S. Naipaul, The Mimic Men (London: Andre Deutsch, 1967), pp. 204-205. 205. V.S.奈保尔,《模拟人》(《模仿者》)(The Mickic Men)(伦敦:安德烈·德乌奇,1967),第204-205页 7.Eugene Ionesco, Fragments of a Journal (London: Faber & Faber, 1968), p. 11. 尤金艾内斯科:《日记的碎片》(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1968年),第11页。 8.Simone de Beauvoir, The Coming of Age (New York: Putnam, 1972), p. 365. 西蒙娜·德·波伏娃,《时代的来临》(纽约:普特南,1972年),第365页。 9.Aristides, "The opinionated librarian," The American Scholar, Winter, 1975/ 76, p. 712. 阿里斯蒂德,“固执己见的图书管理员”,美国学者,温特,1975/76,第712页。 10."In our society, stuffed animals, particularly the teddy bear, occup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of every toddler. By the time we go to school, however, usually these animals are relegated to the clutter chest in the attic. It is, therefore, of psychological interest to note that college stores sell stuffed animals. Even though the conscious rationalization for the purchase of animals may be because they are 'cute' or bear the college emblem, they still are, of course, nothing more than the old teddy bear who now goes to college, serving as reassurance that nothing has changed/' In Daniel A. Sugarman and Lucy Freeman, The Search for Serenity: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Anxiet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0), p. 81. “在我们的社会里,填充动物,特别是泰迪熊,在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到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些动物通常被放在阁楼的杂物箱里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商店出售填充动物玩具。尽管有意识地合理化购买动物可能是因为它们“可爱”或带有大学校徽,但它们当然仍然只不过是现在上大学的老泰迪熊,在丹尼尔·A·舒格曼和露西·弗里曼身上,它们可以让人确信一切都没有变,寻找塞伦:理解和克服焦虑(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70),第81页。 11.Claude Le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p. 234.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狂野的心灵》(伦敦:Weidenfeld和Nicolson,1966年),第234页。 12.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 108. On the Nuer's tendency to treat events as unique and to deny them of historicity see David F. Pocock, "The anthropology of time-reckoning/* in John Middleton, Myth and Cosmos: Readings in Mythology and Symbolism (Garden City, N.Y.: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67), p. 310. 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牛津:克莱伦登出版社,1940年),第108页。关于努尔人倾向于把事件视为独特的,并否认它们的历史性,参见David F. Pocock,“时间计算的人类学/*约翰·米德尔顿,神话与宇宙:神话与象征的解读”(纽约花园城):《自然史》出版社,1967年版,第310页 13.Jiro Harada, A Glimpse of Japanese Ideals: Lectures on Japanese Art and Culture (Tokyo: Kokusai Bunka Shinkokai, 1937), p. 7. 原田二郎,《日本理想一瞥:日本艺术与文化讲座》(东京:小草本家新屋,1937年),第7页。 14.T. T. Chen, "The Chauchow stone bridge," People's China, vol. 15, August 1955, pp. 30-32; Andrew Boyd,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155. 陈国泰,“洲石桥”,《人民中国》,1955年8月15日,第30-32页;安德鲁·博伊德,《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55页。 15. Homer Dubs,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38), vol. 1, pp. 181 and 183. 荷马·杜布斯:《前汉代史》(巴尔的摩:韦弗利出版社,1938年),第一卷,第181和183页。 16.L. S. Yang, Les Aspects economiques des travaux publics dans la Chine imperiale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1964)z p. 18. .L. S. Yang,《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方面》(巴黎:法兰西学院,1964年),第18页。 17.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R. Latha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8), pp. 98-100. 《马可波罗游记》,transR.Latham(Harmondsworth:企鹅出版社,1958年),第98-100页。 18.C. S. Lewis, The Discarded Image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82-183. 刘易斯,《被丢弃的图像》(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82-183页。 19.Sigfried Ciedion, Architecture and the Phenomena of Transition, p. 231. 西格弗里德·西迪翁,《建筑与过渡现象》,第231页。 20.Georges Poulet, Studies in Human Tim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3-24. 乔治·普莱,《人类时间研究》(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23-24页。 21.Howard Mumford Jones, O Strange New World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4), p. 359. 霍华德·芒福德·琼斯,《奇异新世界》(纽约:维京出版社,1964年),第359页。 22.Alvin Schwartz, Museum: The Story of America's Treasure Houses (New York: E. P. Dutton, 1967), pp. 126-127. 阿尔文·施瓦茨,《博物馆:美国宝藏的故事》(纽约:E.P.Dutton,1967),第126-127页。 23.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n the American landscape/' in David Lowen- thal and Martyn J. Bowden, eds.,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06. 大卫·洛温塔尔,《美国风景中的过去》,大卫·洛温塔尔和马丁·鲍登编辑。《心灵的地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06页 24.In the 1960s there were some five thousand museu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half were concerned with history. The remainder were divided more or less equally between art and science. See Schwartz, Museum, pp. 29 and 124; Dillon Ripley, The Sacred Grove: Essays on Museum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9), p. 89.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约有5000家博物馆。大约一半与历史有关。其余的或多或少平分给艺术和科学。参见施瓦茨,博物馆,第29和124页;狄龙·里普利:《神圣的小树林:博物馆论文集》(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69年版),第89页。 25.Perhaps the preservationist's most convincing argument rests not on aesthetics and sentiment but on practical result—for instance, the idea that the right kind of preservation can save our disappearing downtowns. See Peirce F. Lewis, "To revive urban downtowns, show respect for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Smithsonian, vol. 6, no. 6,1975, pp. 33-40;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our clouded vision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f,f Pioneer America, vol. 7, no. 2, 1975, pp. 1-20. 也许保护主义者最令人信服的论点不是建立在美学和情感上,而是建立在实际的结果上——例如,正确的保护方式可以拯救我们正在消失的商业区。参见皮尔西·f·刘易斯(Peirce F. Lewis)的《为了复兴市中心,请尊重这个地方的精神》(To urban downtown, show respect for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史密森尼》(Smithsonian),第6卷第1期。6,1975,pp。33-40;“过去的未来:我们对历史保护模糊的认识”,《开拓美国》,第7卷第1期。1975年2月,第1-20页 26.“One who has seen the handsome pedestrian mall in the heart of Rotterdam, which the Nazis had bombed out in their wanton attack on Holland, might think that only a thorough bombing would make possibl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city. Students of the city have remarked that one reason for the attractiveness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it had had the advantage of a devastating earthquake/' Herbert J. Muller, The Children of Frankenste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70. “一个人如果看到了鹿特丹市中心漂亮的步行街,可能会认为只有彻底的轰炸才有可能重建这座美国城市的心脏。这个城市的学生说,旧金山之所以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曾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地震。/'赫伯特·J·穆勒,《弗兰肯斯坦的孩子》(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70页。 27.Sentiment for the past can be quantified and merchandized. "In affluent countries the merchandising of selective aspects of nostalgia for the cultural past is both possible and profitable. It is suggested here that elements of place and activity nostalgia invest many historical landscape features, and that the exploitation of them is a recreational activity worth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7 Robert M. Newcomb, "The nostalgia index of historical landscapes in Denmark," in W. P. Adams and F. M. Helleiner, eds.,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197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2), vol. 1, sec. 5, pp. 441-443. 对过去的感情可以量化和商品化。”在富裕国家,对过去文化怀旧的选择性方面的商品化既有可能,也有利可图本文认为,场所和活动怀旧元素投资了许多历史景观特征,对它们的开发是一项值得定义和测量的娱乐活动/7罗伯特M纽科姆,W.P.亚当斯和F.M.海莱纳合编的《丹麦历史景观怀旧指数》1972年(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一卷,第二节5,第441-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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