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简介和推介，看一本书的序言和后记是了解一本书的最重要的方式。-——题记

译后记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恋地情结

   人文主义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根植在理念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方法论的土壤当中。约翰斯顿认为：“世界的知识不能独立于知者而存在；相反，它只存在于人关于世界的经验当中，也只有由那个经验的感观分析来鉴赏。”这便构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精髓，即一定要透过生存于某—地域当中人的经验世界去获取关于某一地域的知识。该知识并非是脱离了人而存在的普遍性知识，而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能帮助人们达到对某一地域的深度理解。

   现象学起源于笛卡儿把自我意识作为哲学出发点的观念。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意指人的思（意识）就是一切存在得以被证明的根基。在胡塞尔那里，“思”演化为了现象学里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简单来说，意向性就是指与某种现象相关联的人的意识 ，即“意识往往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史普罗语）。而事物对于人的意义，就源起于自我的意识是如何去经验事物的。既如此，那么某个区域対人來说具有怎样的性质，也就是由与该区域发生各种关系的人，在一系列主体性经验过程里所定义的。这就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从人的经验出发开展地域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后来，地理学者承袭这一方法论，但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人类学的主位观(emic)方法，也就是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去探索一个地方或区域的意义。段义孚对“恋地情结”的研究也正由此向度而出发，或许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段义孚一定是从人的感知(senses)出发而展开本书之框架。

  立足于从人的经验世界出发探索某个地方之意义的路径，构成了 20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中称为“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的一条脉络。段义孚是其代表人物，另外还有巴蒂默(Anne Buttimer)和雷尔夫（Edward Relph)。“地方研究”通过诠释当地人的经验，达到诠释特定地方（place interpretations)之目的。它依托的载体包括田野调查中的一手资料，以及档案报告、文学作品、照片、影音媒体等二手资料。出版于1990年（笔误吧，应该是1974）的《恋地情结》就是这样一本著作，其中包含了大量对文学文本、艺术文本以及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比较性诠释，以勾勒出各种环境和各种地方经验所构成的现象学轮廓。这本书思考了人类经验与地方、环境的关系。如段义孚在书中所言：“我搭起一个大框架，这或许能够帮助读者找出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且了解这些内容和其他相关内容有怎样的联系。”由于这些思考方式是地理学提供给其他学科的独特分析视角，因此美国大学里与景观相关的专业，都要求学生必读此书。

  “恋地情结”(topophiHa) 一词的发明者是美国诗人W, H. Auden。1948年，他撰文推介了英国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的诗集“Slick but Not Streamlined”，在文中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词。 后来法国哲学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他的力作《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pace)里面用了这个词，书中应用现象学的理论诠释了建筑设汁。在段义孚的书里，这个概念蕴含着人类对环境的依恋是怎样变化的，其中包含着处于不同时空位置的人，对环境施以不同诠释与定义，这导致了景观建造的场所意义与景观本身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例如，人类时空感知的演变（本书第10章）乃是镶嵌在现代化的脉络当中，具体体现为从循环的时间与垂直的空间，朝线性的时间与水平的空间之演变。在前现代时期，人类的感知囿于一个水平方向上狭窄的地域范围内，便形成了垂直、丰富的世界想象，包含着由天堂、大地和地狱构成的基本结构。而人类对地表景观的建造也在空间的层面上体现出对宇宙秩序的普遍回应。同时，循环的时间感是前现代人类所广泛具有的生命体验。而现代化的进程则将人类拋向了一个总体化、秩序化的美好未来，时间的循环感经常被打破，变成单向演进。现代性对地方性的侵蚀，导致垂直的空间感消没，天堂与地狱被祛魅，而水平的空间感知凸显了出来。“地方”或“场所”的意义在世界扁平化的趋势中，从表征超越有限此岸的无限彼岸世界，转向了看似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此岸世界。于是，人类所建造的城市就不再以头顶上方的宇宙秩序作为其定位的标准，而成为了福柯所言无限水平蔓延状态下“基地”（site)性的存在。城市不再成为宇宙的中心，而是相互竞争着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本书所描述的:“有183个自称为‘门户’的城市……如果再加上‘枢纽’‘家园’‘中央’‘心脏’‘摇篮’‘中枢’和‘发祥地’这些词汇，总量还要翻上几倍，有许多城市标榜它们具有‘中心’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心’的意思，还隐含着城市的成就和地理优越性。”

   文艺复兴的时空规划拉开了现代性时空观的序幕，其具体标志是以透视的法则结束了中世纪的空间法则，以总体化的时间之矢代替了相互间隔的时间孤岛。这是文艺复兴的一项基本成就，它将个体的地位凸显了出来，个体成为一切透视的出发点。大卫•哈维说，“透视法学说根据个人‘灵眼’的观点来构想世界。它强调了人按照某种‘真实的感觉去表达所见之物’，的光学学科和个人能力，与神话或宗教所附加的真实形成了反差”。这样，透视法就为强调个体地位的人文主义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方法基础。就像本书第十章所表达的，在建筑中采用透视法可以实现水平空间的视角延伸与远景效果的营造，其目的并非为了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荣耀人自己，如法兰西的太阳王所夸耀的：“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的力量！”因为透视的位置是一个神圣的位置（divine Position)，是上帝才具有的位置，是“唯有站在一种绝对脱离世界的位置、无限遥远的立足点，才有可能观看到标准透视图里的那种空间构成”的位置，但“文艺复兴的欧洲人却透过这种观看世界的方式，理解自己乃是在一种特殊的位置之上；乃是位于一独立自主、绝对支配者的位置，来观看这个客体世界的”（魏光莒语）。因此，透视法也为人自身权威的树立和现代控制技术的普遍化拉开了帷幕。段义孚并未在书中探讨透视法所带来的的社会后果，但却为我们勾勒出在此方法基础之上人类如何步入现代性的现象学轮廓。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恋地情结”这个概念见仁见智。或许段义孚所搭起的这一庞大概念框架，如同莎翁的《哈姆雷特》或曹雪芹的《红楼梦》，需要后人从多方面去解读。段义孚提出此概念的时间是在批判地理学勃兴的20世纪7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后，其中的思想仍充满了生命力。但愿此概念的丰富内涵能滋养国内人文地理学者的心智，“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唐晓峰语）。

段义孚眼中的城市学和建筑学

   城市与建筑是段义孚在这本书里重点关注的对象。段义孚认为，城市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其说是经济的产物，不如说是仪式性权力的产物。传统经济学认为，城市诞生于农村剩余产品集中交换地，但研究发现，农业的繁荣与人口密度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城市的出现。如“新几内亚高原上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足以支撑每平方英里500人的程度，但并没有出现城市生活。事实上，早期的城市可能出现在单产量相对低下的地区。”当人们去追溯城市的雏形时，会发现一个个仪式中心，是“某世界超自然创造的理念”，而不是市场或军事要塞。这些仪式代表了秩序化的生活，表达着精确的、规律的、可以预测的宇宙。因此，城市初期就具有了象征人类对宇宙秩序的追求。同样在现代时期，城市依然代表着比乡村更加秩序和文明的空间。因此城市在人文主义的棱镜下就显现出它们源于人类的自身属性。这似乎呼应了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的一句话:“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段义孚以人文主义的城市学与建筑学视角，批判了传统实证主义的思维缺陷。后者强调以空间数据为基础的测量手段，即利用计量方法测算物理空间与实体空间。因此，它将空间的考察抽象化为数学或数字，导致了无人的或理性人的空间规划。这主要产生了三方面的弊端:一是人主体存有的失落，二是意义与价值网络存有空间性的失落，三是生活世界的失落。段义孚主张，以人文主义的视角诠释城市对人类的真正意义所在，其意义带有地方性的深刻烙印。只有深刻理解当地人的精神世界，才能达到对城市的真正理解。这一方面启发了规划师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即不能仅采用客位观的视角，同时需采用对当地居民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主位观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在城市设计与建设过程中考虑人与环境关系的人性化层面，避免造成疏离感与冷漠感，尤其是在内城重建与拆迁过程中，对思考如何保护人与地的情感依附具有很大的启发。

   同时，“恋地情结”的城市理念也超越了行为主义对城市的理解。行为主义只是将城市空间转化进入人的范畴之内，不过是将它变成了人的实用对象，“但这个对象并不托付人格，它只能作为人活动的功能背景，而不能作为人的人格隐喻。”（汪明安语）人文主义的城市设计(如凯文•林奇的思想）对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的行为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行为主义依然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人的城市感知与社会行动进行大规模的统计，进而寻求普适性的规律。“从本质上，这样的方法与1960年代借助计量方法而兴起的空间分析学派没什么区别……这样的研究也不是义孚的兴趣所在，他总是关心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某个‘空间’，不同的人群如何赋予他们所在空间特殊的意义，这与统计学方法侧重于多数人有根本区别。”（周尚意语）

    段义孚所考察的各种城市和建筑都是赋予了人格属性的，是人格的延伸和隐喻。在2005年受北京建筑学界邀请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段义孚的发言把对城市和建筑的思考引向了对人类超越自身的短暂与流变、渴望获得永恒稳固的心灵层次当中。在他眼里，城市与建筑不仅仅是机械性的物质产品，更是人类自我生命的物质化寄寓；不仅仅是顺应和谐自然的愉悦和感激，更是逃避无序自然的焦虑与恐惧；不仅仅是从地上冉冉升起的集体意志，更是从天国启示下来的永恒之光。人文主义建筑学家斯科特认为:“我们把建筑改写成我们自己的术语，这就是建筑的人文主义。”城市与建筑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感知与想象投射出去的创造性产物，其艺术性体现为人将自身的心灵与身体进行改写而产生的直观形式。段义孚在本书里所谈及的各种城市与建筑的形式都契合着它们乃人之隐喻的主题。如书中所言，因着人类身体的前后不对称性演化出了聚落空间的前后形式与意义之差异，这让我们体会到城市与建筑同人类生命休戚与共的关系。

   而正是立足于该本体性的承诺，人文主义的城市设计与建筑理念才传达出其所具备的强烈批判性。由霍华德、柯布西耶等设计师所倡导的物质建设规划（Physical Planning)之现代主义理念，逐渐在20世纪演变成为精英主导下的“新精英主义”。这样，城市似乎不再是居民诗意栖居的家园，而是精英造园工程下的作品；似乎不再体现为人性的美学，而逐渐被唯理主义的美学所替代，于是，新的社区沦为了单纯的新建筑，人和环境的关系遭到了割裂。与此同时，深具人文关怀的批判之声也不断发出，其中包括凯文•林奇、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等学者的观点。他们都站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立场上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相比而言，段义孚站在地理学立场上的批评则显得委婉得多，他既鲜有林奇在《总体设计》中那样严厉的表达：“今日美国绝大多数总体设计却是肤浅、草率而丑陋的”，也没有像雅各布斯那样被反对者说成是“江湖骗子”。按照段义孚自己的话来讲:“在这么长的学术生涯中，我已经多次被要求就自己不专长的话题发表意见……在一个国际性的建筑师大会上讲建筑学。在座的专家们互相之间可能都不服气，而他们却如此错爱与我，这让我觉得我成了学术界的某种‘睿智傻瓜’”其实，段义孚对城市与建筑作为人之隐喻的书写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现代主义影响之下规划设计对人性价值漠视之问题，其批判之意于心之感而不言表于外，显得含蓄而有力。在段义孚看来，城市与建筑是人类对意义与价值寻求过程中的产物，因此人存在之意义于空间的形式中体现了出来。现代城市中“大量平庸、浅陋环境的出现、形式主义的泛滥、无意义的肆虐以及场所感的普遍消失”之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大量的城市设计活动缺乏应有的价值判断作为自己的取舍准则和行为依据。实际上，它们所遵循的是长官意志，是商业目标和利益原则，是从众心理和流行时尚，是个人喜好和主观臆断，是一切人们可以找出来为其行为作注脚的目的和依据，却偏偏忘了那个最根本的目的和最真实的依据——人的存在和意义”（董禹语）段义孚恰恰是想面对这些问题。今日城市设计普遍丧失了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关怀，人在资本对空间的生产性重构面前显得格外渺小。《恋地情结》所透视出的的人文主义立场似乎是站在了人类弱者的一方，并能深深叩问我们正被物质所异化的心灵。

   段义孚1930年出生在中国天津，后来一直在海外学习和工作。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人、华人的骄傲，他的著作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是在国内的译本还不多。此次商务印书馆决定翻译出版他的代表作《恋地情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人文主义的典籍和学者保持着一种警惕，毕竟在过去的学术时代里，哲学基础的“唯心”和“唯物”之分是一根高压线。在接触人文主义思潮的早期，我国学者依然会把人文主义与“唯心主义”挂钩（朱春奎语），其影响一直到21世纪初。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确实起源于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开创性工作。胡塞尔本人精通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他所生活的时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理论物理学得到巨大发展的时期；他工作的地点，哥廷根大学，也是物理学的圣地。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物理学的萌芽极大地开阔了他本人的眼界，也引起了他对哲学的深思。薛定谔（Erwin chrodinger)和魏格纳（Eugene Wigner)的“观测者”，以及量子物理的哥本哈根解释，极大冲击了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直击人与世界的最根本联系，时至今日仍然困扰着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如果读者愿意追根溯源，但是感到现象学干涩难懂，不妨先去读一读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经于200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所以，人文主义不是唯心论，其哲学本源有着严密的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没有集大成的学科造诣，给一个思潮贴上“心”与“物”的标签然后去否定它，这种做法是不妥的。

    争辩某种地理学是“唯心”还是“唯物”目前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一套理论的关键，在于它能不能给我们以启迪，指导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如今的世界，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日新月异，它们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为便利；而人文社会科学可以指导我们更好的利用自然科学发现和工程技术手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幸福感。《恋地情结》一书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经典，地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的培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目前我国的社会，包括地理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希望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给国内相关领域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参考，也能进一步推动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本书的译者在地理学和翻译界都资历浅薄，译文中恐多有不当之处，希望诸位不吝赐教。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段义孚先生和周尚意教授给予诸多帮助，商务印书馆孟锴老师为本书的策划个审校付出看大量心血。在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