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认同与归属

段义孚在其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走向了「四海为家者」或「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的旅程(Tuan,1999:14-17)。他与家人在1941年就离开中国，自此随着担任「中华民国」外交官的父亲段茂澜在世界许多国家居住并接受教育。1957年他自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定居美国并长期在多所大学任教，直到1973年12月19日，才正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Tuan,2007:163)。自认是一个「四海为家者」、且是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的段义孚，最终仍须对自身的认同与归属做出具体回答；这是作为一个实存个体的他，在漫长的实存意义探索后，终须正视的课题。

归属与认同的课题，在人本主义地理学中，是探讨人的地方经验，经常出现的主题。段义孚在相关的学术著作中，曾对这些主题做过不少的讨论。段义孚在著作中，如何谈及他自身的家园？对于他本身的归属与认同等面向的提问，曾做出哪些回答呢？以下将对此加以具体论述。

第一节家园与真正的家园

一、家园

回家途中，我并未感到这目标---家园----存在我的未来。相反地，我感到我正在空间与时间中向后移动。对数个理由来说，家园意味着过去。它是熟悉的世界，熟悉性意指着时间的通道，变长的过去。家园也通常被认为是个人生活的中心，而中心，就它意味着根源而论，是个人移往世界与未来的这个点，因此它自己不会是未来。家园是我们来自与返回的地方，而非仅前往的地方。身为小孩学习英语时，我对『前往学校』（going to school）或任何其它地方与『回家』（going home）之间的不对称，感到印象深刻。我想要知道何事发生在往（to）的身上。

《亲爱的同僚：平凡的与不平凡的观察》（2002）页60

这段引文为段义孚对何谓家园的回答，短短数语中，既有作为实存个体的他，叙述自身生活中对家园的深刻体会，也蕴含着一位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家园为何的提问的深刻省思。颇値得读者细细品味。

段义孚曾在众多专著中，对于「家」或「家园」（home）有所提及；在《地方：经验的观点》（1975）与《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观点》（1977）中，曾对作为一个地方的家园，其蕴含的意义有着较详尽的阐释。他于《地理学的一个看法》中，曾对地理学加以界定，而提出：地理学是把地球当作人类之家园的研究，该文并曾深刻阐释这定义包含的三个关键词：地球、人类以及家园，所深蕴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意涵。他认为家或家园，「所代表的意义远多一个自然的或物质的环境。」此外，家园不能仅限定于一个被构筑的空间。他进而提出家园可以不是其物质层面的表现方式：p145家园是空间的单位，被精神地与物质地组织起来，满足人们真实上与感觉上的基本生物社会的需求，除此外，家园「能满足他们更高之美学-政治的愿望。」(Tuan,1991:102)。显然，这说法是段义孚为解释地理学是把地球当作人类之家园的研究的定义，而对家园所做的深刻阐释。此外，他更将「家园」与「世界」视为当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并认为这两者是在相关中带有差异内涵的概念(Tuan,1996b:940-941):

与世界相较下，家园唤起一种更大的物质性(materiality)感觉。地球，我们的家园，是一个物体，当然我们的城镇、邻里、房屋也是。对比之下，世界是更加抽象的---一个普遍的意象与概念，而非一个有实质细目的明确组成。然而『世界』通常与『精神』成对照。一位世上的人，是其价值被固定在这生命的事物中的某人。地理学者，在他们对家园与世界的关注中，因此揭露出朝向物质的与实质事物的偏见，一种他们与大量人类共有的偏见。另一方面，家园与世界明显地不仅是物体。它们是人类与社会的理想；两者被浸透在人类的价值与渴望中。此外，在世界上『未感到在家』(not feeling at home)与超脱尘世的状况，也能够是人类的价值。

这些对于家或家园以及世界的片段叙述，常出现于段义孚的著作中。不过对此些主题说明，系作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奠基者、实践者的段义孚，在较具学理与知性的层次上，对家园与世界所做的阐释。段义孚自认何处为其家园，以及自身的归属为何处的问题，最终也是身为实存个体的他，在漫长的实存意义的探究生涯中，不能回避的主题。

段义孚早年的生活经验，使得他对家园有着迥异于常人的感受。对此，他曾有如下简要的叙述(Tuan,2001:9)

在我生命中的前半，我已熟悉的是流动性。P146一座城市接着另一座被称为『家园』：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雪梨、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柏克莱、布鲁明顿(印地安纳)、芝加哥、Albuquerque与多伦多。在1969年我从多伦多迁徙到Minneapolis，对我是难忘的，真希望因为就是那里，首次地，我写下了居住五年多的光荣纪录。对此回顾，流动性适合我的性情。我逐渐以游牧生活、骑师疾行穿越开阔大草原的浪漫色彩而与其结合，与此相比中国定居性的理想，是令人难以容忍地拘束的与不变的。

他自幼年起长期随着家庭迁徙，成年在美国的工作阶段，亦曾多次徙居，漂泊各地的生活经历，使得家园对他来说具有流动性(mobility)。他对家园的认同与归属，甚至家园的大小范围，亦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的认同，随着我们在其中感到在家的地方---但愿暂时地，被大大增加而扩展并使丰富。这似乎说出认同随时间而改变.....」(Tuan,2004a:I2)。因之，家园「对我来说，但那是非常不同于根着性(rootedness)。家园是可携带的(home is portable)。」尽管段义孚的家园不具根着性、具有流动性，并是可携带的，但他依旧喜爱能称一个地方为「家园」的这种感觉(Tuan,2001:9》他所认定的「家园」，是能提供「在家」(at home)感觉，以及「幸福涌现」(a rush of happiness)的任何地方(Tuan,2007:162)。他自身的家园不被扎根于特定地点、不具根着性，因之他曾做如下的进一步说明(Tuan,2004a:39-41):

自1960年代起一时尚的口号是『返回根源』，这看法就是除非每个人是根着于家人与地方，否则无法知道他是谁……。

……一位伯爵或一位侯爵，不是拥有适合市场技巧的人；他是首先与最重要的一位地主，因此他首先与最重要便是出土地与地方。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每个人皆如此，但愿因为祖先与家人的关系、职业与社会地位使他们联系一起，所有人必须在某处生存，p147某处是地方---特别是出生地(家乡、home place)。

段义孚进一步谈到：返回根源(Back to roots),就是返回到每个人的出生地，在那里「群体的归属，与他或她是谁的个体感觉相较下，是更为重要的。」因而在现代与前现代的世界中，对根源的许多渴望，「与其说是对于一种更大自我感觉的渴望，倒不如说是在群体的认同中，去麻痹个人不安的自我意识的一种渴望。」亦即，传统上返回根源的说法的深层意义，就是用以消除「个人不安的自我意识」的渴望。不过段义孚却认为这绝非「完整的画面」。由此，他更以自身漫长的实存经验，论及他所说的「家园是可携带的」，这一句话的深刻意涵(Tuan,2001:10)：

我的居家神衹(household gods)明显地不需要我被焊接于地点上。无论如何他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他们主要地是书籍与理念(books and ideas)。自在的感觉，那是一种留在原处不动的主要益处，只要我具有这些神衹、其它的崇拜者的友谊，以及使得献身的常规成为可能的一种环境---大学的校园，任何地方能够是我的。对我来说，因而家园就是我能够携带的善（(神衹)，或是通用的---校园。在这两种需求中，我再次地看到与游牧民族的类比：他们的财产是可移动的，而他们的地方----牧场与水池---是通用的，无论在哪里它们能被发现到更加相同的。对我如同对游牧民族来说，固定性是对生活与存在之广阔的妨碍。

由段义孚对家园的这段自述，可看到他认为：他自身的「居家神衹」是不具根着性的「书籍与理念」，毋须受到特定地点的牵绊；而家园就则是能够「携带的善(神衹)」，也包括他曾任教的大学校园。段义孚的这番说法，显然深化自他洋溢着实存意义探求的生活经历，以及由人本主义而对家园的深刻阐释。

二、美国的在家感与麦迪逊的家园

P148段义孚自1951年起，就在美国求学、定居，并长期在大学任教，最后在1973年12月19日归化为美国公民(Tuan,2007:163)。对于居住多年的美国土地，他有何归属情感？段义孚曾作如下的具体叙述(Tuan,2002b:61-62):

何时我首度了解到在合众国我能够是在家(at home)呢？答案：在1955年某天早晨大约6点时，在一个巴士休息站。身为一个学生，由于穷到无法以其它方法旅行，我搭乘灰狗巴士到这国家各地旅行。此外，我不仅想要去观看美国，也想去与她较底层的平民百姓平等往来。在一辆挤满人的灰狗巴士，特别是在夜晚，在路途上许多小时之后，我们能够从事这事。在夜晚的漆黑中，乘客厌倦谈天与阅读，打瞌睡与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渐渐地形成鼓起的一堆凡人。如此一哩接着一哩我们依旧在难以安眠的部分遗忘中，直到我们感到在巴士移动中的突然转向。它随着气压煞车的安静声中而停住。驾驶大叫，『早餐停车』。我们蹒跚下车并鱼贯进入一家点着霓虹灯的自助餐馆。我坐在一张凳子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吃着荷包蛋、烤面包与马钤薯煎饼的丰盛餐点。还剩几分钟时，我踏入寒冷的空气中。我们碰巧是在南加州的某处。黑墨般的棕榈树显著地衬托着渐亮的地平线。我凝视着这荒凉的景观，品尝少许卡在齿间的柑橘酱，嗅到微微地充满着汽油味的沙漠空气，深深地呼吸，并感受到充满活力的欢喜。的确，我认为，我能在此具有一个家园。

（阅注：《回家记》志丞译-认同感的三个来源-“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美国能让我找到家的感觉。我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坐着灰狗公司②（②灰狗公司：Greyhound。全美规模最大的长途巴士公司。——译者）的大巴车在加利福尼亚到处跑。有一次大巴车跑了很长时间，一宿都没有停。天明时分车停在了一个休息站上，我们要下来吃早餐，准备下一段旅程。我和其他乘客们一起走出车外，感觉肌肉僵硬，脚步也是跟踉跄跄。由于旅途中一直挤着坐在一起，脑袋还时不时地砸在旁边人的肩膀上，大家都觉得似乎建立起了同志般的情谊。在吧台那儿，我蘸着枫糖浆吃着饼干，喝了两杯黑咖啡。当我走出休息站的时候，其他的乘客也都站在车边，聊着天、抽着烟，等着司机带我们上路。是不是饼干和咖啡引发了什么反应？反正当时我看着逐渐发亮的天空衬托着地平线上棕榈树的黑色剪影，一阵喜悦涌上心头——那是一个人突然一下放松下来、兴奋起来所带来的喜悦。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也许美国能带给我家的感觉。”）

在1955年，段义孚透过搭车旅行的方式，广泛地感受美国的土地与生活，由此首度了解到在美国也能有在家的感觉。这年是他在美国求学的第四年。这种体验地方与空间的方式，就是他尔后的专著《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观点》所强调的人本主义的经验的观点(Tuan,1977a:8-18)。

P149他在自传《我是谁？》曾谈及：一个总是独自生活的人，无法熟悉家园的丰富意义。这当然是他自身的写照。因此，段义孚从未体会到在晴朗的周日早晨，与一位喜爱的人悠闲地共进早餐的感觉，并且「从未见过，在卧房的窗帘上的小孩指纹，以及在地下室他们长大而无法骑的脚踏车。」因之对他来说，「家园是一座建筑物。然而人类的建筑物---仅房间与家具一是多么地易动真情啊！」他并以自身选择居住家园Doty学校公寓(Doty School Condominium)的实例，说明这种「对于理性的心智来说，是难以了解的」在家的经验(Tuan,1999:59)：

当有人将已想到时间的通路是必要时，即使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就是新的居住的地方，能立即看来是具有人性的。在1952年我一看到沙漠就与它一见钟情。在1983年，较不戏剧性地，我对我的公寓感受到立即的情感。就是我来到麦迪逊教书的那年。房地产经纪人向我展示很多地方，但没有一个使我产生适合的印象。随着时间消逝，我逐渐变得极焦急而捏造出给自己的借口，『不错，这将达成，这必须达成。』最后的停留地点，是一间废弃的小学，紧邻门多塔湖旁，那已被转变成分套出售的公寓。工匠仍在安装窗台以及修整木工。地板覆盖着溅出的油漆、灰尘以及防护用的帆布。尽管这些未完成状态的强有力迹象，给我的房间具有某种舒适的特性。有助于产生这幻想的，是厨房墙壁上暴露的砖头。它们间接表明岁月，一种秋季甜熟的点缀，就像过午的日光透过窗户而涌现那般。无疑地，我的记忆也由气味而被搅动---时间部分延续着，在于一进入这房间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物就是菸草的些微香味。一位工匠正在休息。他斜靠着窗户，一只手中捧着菸蒂。

透过段义孚对他与这公寓初次邂逅的描述，可看出这种地方经验，p150包括了视觉、嗅觉等感官的深刻作用，引发他对这座公寓的独特情感「具有人性的」或充满人情味的，则成为他选择这公寓当为居住地点的重要原因。因之他认为：对于一个生活在1930与1940年代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来说，「家园不仅是教养与亲密，也是魅力(glamour)」，在于家园的某些部分或在家园之中的某些社会功能，会一直持续到他成年才终止：「在家园中的魅力，意味着夜深、香菸的烟、人们的交谈与笑声。」这些说法，即是段义孚童年家园生活经验的反映与记忆，「这种回忆给予家园一种超越建筑学与慰藉的意义」(Tuan,1999:60)：

要不是在Doty学校建筑物中，我与香菸香味的意外邂逅，这种回忆应已深深地被埋藏。我短暂地感到，即使对于一位热衷于防卫他隐私的单身汉来说，家园的社交可能性(social possibilities)仍是一种诱惑力。

Doty学校的公寓，就这样吸引着段义孚的青睐，成为他的家园、给予他在家感。尽管他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居住过许多不同地方，但在他众多的著作中，Doty学校的公寓是他唯一论及过的居住地方，或许就出自他所自述的这些深刻内涵。他提及：尽管Doty学校公寓已被完全地重新装饰、几乎是新的，但它数量庞大的骨架却未被改变，因之是老旧的。「毕竟，我已搬进确实具有一段过去的一个地方。」段义孚自称建筑物过去的样子，抚慰着他，使得在这公寓之中更加像家园的与有人性的；他最后谈及：「增添气氛到地方的记忆，不需要从个人自己的过去与对个人自身是独特的事物。」反而它能利用在其它的时代与地方，而为其他人们所熟知的不可思议的时刻，以之增添气氛到地方的记忆。段义孚对于Doty学校公寓的地方记亿，所给予他的地方感受，有着如下生动的论述(Tuan,1999:61)：

夜晚失眠，我找到平静----几乎就像睡眠那样好----经由凝视从天窗对进来的月光；当雨天时，我聆听雨滴轻叩窗户玻璃与窗台，p151在我了解它之前，已变成放纵的遗忘。从夜空而来的光，唤起一位小孩的入迷世界。敲击窗户的雨唤起安全，这种为每个人的第一个家园(母亲)惯于提供的。这些是普遍的文化特征。几乎不论何处每个人认识到它们。它们不受地方的物质细节与它在地的历史的控制。仰赖那样的细节与在地的历史，是接续的经验。倘若我无法人眠，我求助于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它依赖先前为一间小学之建筑物内我的公寓的存在。我愉快地产生上课孩童声音的幻觉，有谁知道呢？我的头现在躺的地方，可能是一位孩童曾坐的地方。

段义孚对于Doty学校公寓的情感，不仅源自公寓所曾带有的地方记忆，也来自日常生活中，他对公寓所持续产生的地方.家园依恋情感。他最后对于Doty学校公寓所引发的情感，有着一段深蕴实存意义的诉说(Tuan,1999:61):

我如此快速地对我的公寓感受的情感，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深沉。我现在看待它为几乎是活生生的。每一次我前往一趟夜间旅行，我在门口停下去察看是否我已遗留任何事物---我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的这种慎重措施，譬如，在旅馆房间的门口。但我也停下来而说出再见。我的双眼短暂地停留于有着Tiffany灯仿制品的厨房桌子上，有着鼓起坐垫的长沙发椅，多列按字母排列的镭射唱片，过去多年来我已累积的书籍，尚待阅读的杂志堆。它们是多么地宁静与惬意地使人安心啊！它们似乎道出『我们将总是因你而在此』。而那就是能被谈及有关这房屋与它的物体的一件事情。它们停留在地方中，它们是稳定的。

作为家园的Doty学校公寓，在日常生活不停的改变与流逝之中，是段义孚生活的一种寄托。他并认为：「在一种意义上，它们就是我，在我去世之后将短暂地体现我真实的与最佳的部分。」而在《我是谁？》中，p152段义孚特别放上一张住家内部的照片，他于照片下有一段说明：「我就在这里，欣赏Laura Komai的被子，悬挂在我于威斯康辛麦迪逊Doty学校公寓卧室的墙上。阳光穿越天窗倾泻而照亮一张大长椅，我坐在长椅上阅读或书写我普通的书」(Tuan，1999:60)。由段义孚对他的家园Doty学校公寓的叙述，读者可明显感受到身为实存个体的他，对作为地方的家园，所流露的深刻情感。

三、真正的家园

在《回到中国的家园（Comming home in China)》的前言，段义孚对于自己的认同以及归属何处，曾做了更为明确的回答，他并首度论及其自身「真正的家园」的课题(Tuan,2007:ix):

我对于我的认同以及我真正归属于何处，有所疑虑。其他人也怀疑我的认同，在于我时常被问到，我认为何处为我真正的家园(real home)。『大体上，地球』，是我轻率地回答。『但在地球上的何处？』这后续的问题假定一个特定的地方必须存在，在这地方我感到最轻松自在的，并且对这地方我能构成最深刻的依恋。某种景观确实对我具有一种巨大吸引力，例如，超越了美感的一种景观…沙漠。我对它感到一种心理的情投意合，并能看待它为家园。

（阅注：《回家记》志丞译-前言-我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真正的归属地产生了疑惑。其他人对我的身份也有这样的疑惑，因为经常有人问起，我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乡。我总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地球。”“不过到底是地球上的哪里呢？”这个紧接着的问题意味着，肯定有那么一个地方让我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有些特定的景观的确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比如说一种超脱了美学的景观——沙漠。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与沙漠很亲近，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家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家园还需要一些人性的温暖，那么对我来说，家园就是我能够自由、放松地运用其语言的那个地方。我需要每个字和词都要表现力强、用法精妙，才能够弥补各个孤立的自我之间存在的鸿沟，从而开创一个真正的社区和一个真正的家园—我在这方面的需求或许要超过绝大多数人。）

段义孚认定沙漠为地球上他的一个「真正的家园」，这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中，曾与沙漠的多段邂逅有关(Tuan，1999:45-55)。此外，他进而认为：倘若家园意味着「某种人情的温暖」(a certain human warmth)，则「对我来说，那就是无论在何处我对语言完全地感到自在的」，他感到自在的语言为一位四海为家者所使用的英语。段义孚在《沙漠与我：对情投意合的研究》(The desert and I:a study in affinity)中，曾对于作为「真正的家园」的美国西南部沙漠景观，述说着「一见钟情的爱」(love at first Sight)，p153并且认为：「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难解之事，即为何我会感受到的不只是惊叹，而是一种陶醉的幸福」；他对于自我与沙漠景观间情投意合，如下深刻的叙述(Tuan,2001:8-9)：

我与沙漠的关系则是别的，在于它同样地与没有特色的平原有关。我愈加探查这种关系，就更加地了解到它超越了仅是偏爱。而它是什么呢？或许我藉由表明沙漠是我地理的极相似的事物，最能联想到它是什么----当肤浅的、社会的层面被剥除，我就是这种人类的客观相关事物。

以沙漠景观，做为他自己真正的家园，有着段义孚自称的「沙漠是我地理的极相似事物」的理由。他特别提及：以这样的一种景观而回答「我是谁？」(Who am I?)，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不是如此不可思议的」(Tuan,2001:8-9)。在自传《我是谁？》中，段义孚曾对于他自身与沙漠所具有的一种「客观相关事物」的说法，有如下说明(Tuan,1999:52):

腼腆的人、不擅交际的人，或是像我的人，他们对交际活动的需求，受到他们自己的乖僻的敏锐感所压抑，可能被寄望成去欣赏自然。不善与他人共事的人，在不用评价的植物与动物之中找到慰藉。但即使他们在那里并非完全地无忧无虑的，因活着的事物构成社群；许多人是社会的存在者，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产生区别、包含与排除。只有在矿物的自然界当中---沙漠或冰---一个人能够完全地感到不仅摆脱现实性，甚至也摆脱社会羞辱的意识。

在《地方、艺术与自我》的部分段落中，段义孚对于自我、作为他真正家园的沙漠(地方)，以及艺术作品间的关系，有着更为生动的解释(Tuan,2004a:19)

死谷是一个观光上有魅力的地方。许多人去那里是由于它视觉上的新颖它的奇妙。P154对我来说，它一直不仅如此。在我与沙漠真正首度的邂逅中，我感到彷彿我已遭遇到我地理上的极相似的事物---我是人类客观的相关事物，缺乏社会的外观。在那次我并没有经历许多，但随着岁月流逝，我开始想要知道如何以我的沙漠邂逅相比于艺术的作品。

这段引文可说是段义孚在其著作中，对于自我与他的真正家园，更为深刻的回答。由于「地方是一个我们认同的重要泉源----一个我们是谁的关键」，因之他再度论及透过他「地理上的极相似的事物」沙漠景观，可回答「你是何种人？」的问题，而认为：「沙漠与我是一体。在沙漠中，我看到我心理本质的面貌」(Tuan,2004a:21)。他进而提出：与其说在地的地方如何界定自身，倒不如说我是谁是有深度的，是基本的看法；「若我从未离开我在潮湿中国东部的家鄕，我将从未熟悉我的沙漠个性」，因此在死谷或是Acoma印地安部落的土地，被段义孚认为是他更真实的家园(Tuan,2004a:42)。由此，他并进一步以个人与沙漠的邂逅，相比于艺术作品，而认为艺术作品就是地方、「真实的地方」，当然也构成他真正的家园。对于艺术与地方之间的差异，他有如下的说法(Tuan,2004a:21-22)：

当然，地方与艺术也大不相同。一个差异就是，在生活中我却不能再次回家，在艺术中我通常能够。真实的家园----一间房屋、邻居、城镇或城市---可能由次第占居者与它们的建造者而被改变。即使随着人口持续增加沙漠将丧失其自然的完整。相反地，一幅画或雕塑品，而非时间的污点与伤痕，留下更多相似的事物。对它来说，我能回归。另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被浸在地方中，我们总是有点在艺术之外。地方多重感觉地被经历，艺术则是以一种或两种感觉。熟悉一个地方----特别是熟悉出生地----与熟悉或欣赏(去使用更加疏远的字眼)艺术相较下是较不理智的。P155对这些理由来说地方是更加保守的。

就此可看出，沙漠景观是地球上段义孚感到最轻松自在的或在家的、构成最深刻依恋之作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真实家园；而艺术则是他的心灵得以回归的另一个真正的家园。对此，他在《地方、艺术与自我》的最后，有一段颇値得读者省思的结语(Tuan,2004a:44)：

地理学主要是有关我们如何努力去在地球上感到在家(feel at home on Earth)、感到扎根于地方(rooted in place).......。艺术也能够是一个家园，或使我们感到更加地在家。然而即使超出地理空间之外，它们具有去打扰或颂扬的力量，而就像宗教的伟大教义提醒我们，我们根本上是无家的(homeless).

在《宗教：从地方到无地方性》中，段义孚对于人类本质上就是「无家的」，或具有的无家感，有如下解释：「......宗教，其核心的理念就是：当人类确信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中，他们在地球上能觉得舒适与在家的(a thome)，人类是最受哄骗的(are most deluded)」(Tuan,2009:70)。在此我们不仅看到，段义孚对于家园与他自身「真正的家园」---沙漠景观的论述，也看见他将艺术与宗教两者交融于人本主义地理学化的家园阐释之中。

第二节不同层次的认同与归属

P156段义孚对于自身认同与归属的说明，曾提出他的「家是可携带的」、沙漠景观是他「真正的家园」，艺术亦是心灵得以回归的家园。若回到实质的家园层次的认同与归属上，包括中国的出生地以及长期居住、工作的美国来看，则可见到他对此课题的叙述，具有多种层次。在自传《我是谁？》（1999）中，段义孚对此课题并未深入着墨，不过在《亲爱的同僚》的「家园、根着性与地方」（home,rootedness,place）主题（2002），以及《返回中国的家园》（2007），则可找到较为具体的陈述。以下将对此加以论述。

一、段义孚对于认同与归属问题的自我提问

段义孚曾透过洛杉矶美国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足球比赛实例，说明许多伊朗裔美国人尽管多在美国出生，却势不可挡地为伊朗队加油的现象，这进而引发他提出自身的归属与认同的问题（Tuan，2002b:62）:

1999年秋天于洛杉矶的美国对伊朗的足球赛，在新闻媒体上被高度赞扬为可能是美国-伊朗关系缓和的开始，有点循着多年前美国与中国之间乒乓比赛的步骤，那时的缓和。由于另一个理由，我被这事件所打动。对我来说它引发起了忠诚与依恋（loyalty and attachment）的恼人问题。体育馆被挤进大约50000名大多数是伊朗裔美国人的观众。他们大部份挥动着伊朗的国旗，并向伊朗队鼓舞加油。至于运动解说员如何把他们归类，他听起来无把握的。他们是伊朗裔美国人？美国人？或是---如果考虑到他们激昂忠诚的对象----伊朗人？

人群系由移民所组成，而且，比如说除了加州或俄勒冈州外，他们不熟悉其它本国的土地，是第二代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未来有一天能当选美国的总统。P157我被引导而去仔细考虑我自己首要的:『我在这里。与住在中国仅10年相较下，我已住在美国半个世纪。我已教授与培养数代的美国学生，批改他们的论文，激励他们的士气，简直是擦他们的鼻子与梳理他们的头发。我最亲近的朋友(一对夫妇例外)没有一个是华人。我已公开地与自豪地声称作为一个四海为家者，其从依赖血统与土地联系之口号而来的厌恶中退缩。尽管我的母语是中国话，我现在甚至以美国英语作梦。有着所有这些与我归化入籍土地之个人的、文化的以及感情上的联系，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足球赛，我知道我应鼓舞加油哪一队呢？种族的呼喊将接手吗？』

在较大的背景中使我焦虑的就是：倘若即使一肤浅的人，

其几乎完全地生活在他的心智中(就像我)，依然对于肺腑的强烈情感是脆弱的，那较不肤浅的人们---广大多数的世界人口是怎么样呢？种族的盲目效忠与暴力，在许多似乎同时是高度发展的与超越民族界线的国家中爆发，它是少许的诧异吗？

类似的提问亦出现在《返回中国的家园》的「反思」部分，他进而有着如下的自问：「倘若这比赛是在美国人与参访的中国人之间，我的忠诚将会处于何处呢？我的情感，一种隐藏在深处忠诚的非虚假的迹象，将如何回应呢？」(Tuan,2007:156)。不过段义孚并未给予读者任何的答案。但他明确地指出：「人们需要去感受到他们归属何处。」在最单纯的层次上，在一场足球赛中，穿上制服与采用吉祥物就得以唤起归属感，「在这比赛中他们获得的认同，以及他们对其队伍感受的忠诚，是他们能穿上与脱掉的文化的标记。」然而，段义孚思索的认同与归属课题，是较深层的问题(Tuan,2007:157):

我绞尽脑汁解决的认同，处在一较深的层次。他们的文化标记(cultural markers)----p158穿着、住家形式、饮食、音乐、舞蹈----是日常生活的事物，并非就像在一场比赛或运动中人们可以穿上或脱掉的事物。

2005年返回中国的参访，他称之为「进入自我与文化的旅程」(journey into self and culture)，这旅程蕴涵着段义孚为自我与文化(文化标记)加以探寻的深层意义。对此，他构想出以这两个面向，而回答其认同与归属课题的提问(Tuan,2007:155)：

但我归属哪里呢？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美籍中国人，一位中国籍的美国人，或是一位美国人？对于这问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不牵涉个人情感的面向，而另一个是个人的面向，作为一个不涉及个人情感的分类问题，个人所归属之处，但愿因为在我们渐增多元的社会中许多人不得不面对它，这是值得考量的。在回应个人的方面上，我依旧处在一个答案的不受束缚端点上。

显然，文化或文化标记系作为「不涉及个人情感的分类问题」的面向，自我则是涉及「个人的面向」；不过在个人归属的面向上，段义孚认为答案依旧是难以简洁回答的。他自认作为一位人本主义地理学者，不能避免「对于文化与自我如何地相互地支撑彼此而感到疑惑」，但这常是抽象与学术的面向。但透过他返回中国家园的旅程，有关其认同与归属上充满疑惑的课题，部分将得以厘清。

二、回到中国家园：「进入自我与文化的旅程」

段义孚对其出生地中国，具有何种情感？2005年5月底返回中国的参访行程，对他来说有何意义？他对这此些问题的自述，是回答其自身的认同与归属的部分直接答案。

段义孚对其出生地中国，所具有的怀旧情绪(nostalgia)的内涵，曾有如下的叙述(Tuan,2002b:59-60):

P159一位在10岁离开中国、无根的四海为家者(a rootless cosmopolite)，我想知道我仍具有之面对我出生地的怀旧情绪的真实情感为何。并非饮食，它通常提供对童年与过去的坚固寄托，在合众国或许由于值得赞美的中国饮食是容易取得的。倘若不是饮食，那是什么呢？我构想出三种经验的类别：景观(landscape)、音乐(music)与社会关系(socialrelations)°

当火车悄然地穿越加拿大落基山山脉时，我从车窗往外瞥视，看到笼罩在雾气的耸立山巅、枝干扭曲的林木、瀑布、迂回的道路以及急速流淌的溪流的一幅中国画作。只有住着沈思隐士的茅草屋是缺席的。我想起：『我出生地的景观是垂直的与水平的事物、山峰与平坦的冲积平原之中的一个。我干嘛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绵延起伏的山丘与山谷、红色谷仓与母牛的景观中呢？』

无疑地，提升我心灵的音乐，是西方式的古典音乐。然而我心灵的音乐----以非裔美国人的意义而使用心灵(soul)一词----是中国的：明确地是北京戏剧。源自北京戏剧的曲调，是我中国童年的一部分。当我现在于难得的场合聆听到它们时，我感受到我祖先的血遍及我的血管而再度地流淌着，我并感到战栗。

我对于我牢记为中国娱乐不拘礼节的事物，感到怀旧之情。饭后，当客人聚集一起，而去闲聊或玩麻将，女主人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想睡觉了。我将上楼休息。留下来并玩得痛快。』

透过这三种经验的类别：景观、音乐与社会关系，段义孚论及他对出生地中国所具有的「怀旧情绪的真实情感」。显然在段义孚的内心中，这三种经验是其童年在中国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最能唤起他对出生地的怀旧情感。P160不过这些纯粹是凭着个人孩童时的记忆，所产生的怀旧情感。而不是凭借实际的日常生活，而对特定地方的依恋与怀旧之情。

在段义孚离开中国64年后的2005年5月底，他返回中国的家园，并探访曾经居住过的几个地方。真实的地方经验，引发段义孚产生那些地方情感呢？《回到中国的家园（Comming home in China)》一书，有许多内容论及段义孚对于地方、家园与认同课题的自我探问；因此他自称「进入自我与文化」的旅程叙述，具有不寻常的结构与风格(Tuan,2007:xi)。在此书的旅行随笔「再访我的童年时代：南开中学」(Revisiting my childhood:Nankai Middle School)中，详细地载有他参访二战期间所居住之位于重庆郊区的故居时，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Tuan，2007:112)：

参访这校园，在中国我能够亲自有情感认同的最后一个地方，当然是这次参观的最重要目的。我想要沉湎于怀旧情绪，让记忆从我存在的深处泉源而涌现、与我孩提的自我手搀着手。但这些渴望不易被完成......。

段义孚的家庭当时住在南开中学校园旁之津南村(Jin Nan Tsun)的教师宿舍第二排7号，这些老旧建筑因历史的理由而仍被保留(Tuan，2007:114)。60多年后，他再度进入位于津南村的「我们的老家园」(our old home)时，内心交织着复杂的情緖(Tuan,2007:115)：

那么当我重新进入津南村，并站在我老家园的门前时，我感到如何呢？我同时并矛盾地感到既更加不真实的与更加真实的：我是一个试图重温孩童的世界幽灵，以及由源自过去的气味与触觉的注入而被给予蓬勃生命爆发的一位老人。

外观上，我们的房屋看起来那么狭小。我知道这是当孩童时他们住在这地方、再访这地方的人们的常见反应。但对我来说，在所有状况中，它不是合于事实的---例如球场就不合于事实的，它依然赫然显现。至于房屋，8个人---我们双亲、4个小孩以及2位佣人---如何能够容纳进那狭小空间？

P161我们推开7号的门，并进入。尽管有人住在那里，那天我们并未碰到任何人。我就住在那里！小小的庭院被彻底地铺砌过。在我那时代，庭院紧邻外墙边有着两块无遮蔽的土地。在那里，我的弟弟与我试着去种植我们夏季最爱的水果西瓜。我们每天守护着它，渴望它增长成可食用的大小。

庭院看起来杂乱的，三面环绕庭院的昏暗房间也是这样。

为何这么黑暗呢？我发生在它们之中的不多记忆，不是白天场景就是夜晚场景，但皆合宜地被照亮。它们是一种奇特的混杂物，就像每个人可以在一个被忽视的书桌抽屉中发现的小玩意儿，并包括我的兄弟姊妹与我一个接一个地在木制的大盆中沐浴，与在我枕头下唧唧叫之蟋蟀的金属圆罐而睡觉，我双亲在我10岁生日买给我的画笔与颜料盒而画的一幅水彩的景观。

段义孚参访「情感认同的最后一个地方」时，他孩童时在真实家园中的鲜明回亿，是对中国最清晰的地方记忆。这种地方认同情感，源自他对于作为地方之家园的怀旧情绪。当天段义孚接受南开中学校长的邀请，而对学生做一场临时演说，题为「回到家园…-64年之后」，他把主题设定在「家园」（home）与「世界」（world），即从「家园」到「世界」的移动，鼓励学生从家园走向世界，丰富他们的生活。尽管如此，他特别指出：在世界之中成为离家者，有不利之处（Tuan,2007:121）：

一个总是从事短暂访问的局外人----观察者。他从未是一个能从外边而熟悉地方与其人群之人文本富多彩与密切的当地人。对于在世界中以及有关世界的事物我已学习的所有一切，在74岁时，我开始怀疑到是否我已变得相当肤浅的。我不想要感到肤浅而过世。这就是为何我已返回家园。这就是为何今日我在此与你们一起。

P162段义孚提及他「感到肤浅」，系因远离家园，而失去对出生家园的依恋；回到家园，则是「不想要感到肤浅而过世」。不过他在此并未谈及出生的家园，对他的生命历程有何深刻实存意义。在自传《我是谁？》中，载有中国家园对他的实存，所具有的深刻意义(Tuan，1999:14、15):

但身为一个孩童，我参与了他的四海为家者世界。我得到一种早年的自信，当我们移往澳洲、尔后英格兰以及当我在美国前去学习时，这自信保护我而对抗种族的毁谤或缓和它们的刺伤。只在生命中晚年我对这自信的来源感到疑惑......。

我从中国带来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的思考模式，对比之下，是力量的源泉。它们使得我、并持续使我感到自信的与重要的，即使当美国的社会，由于它自己的较巨大的政治目的，选择去指定我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或多或少处于社会边缘并因此需要援助。

透过这段自述，可清楚获悉：中国的家园，给予他「力量的来源」与自信(self-confidence)。而「返回中国的家园」对他来说，就是回归到孕育他孩提时代曾体验之「在中国文明中的自信」(confidenc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的家园、探寻「自信」的来源地(Tuan,1999:21)。「自信」的来源，即是这趟「进入自我与文化的旅程」之中所言及的文化或文化标配(「不牵涉个人情感的面向」)。但这段旅程在「自我」(「个人的面向」)的层次上，显然不同于文化的层次(Tuan,2007：155)：

在这方面，返回中国的旅行，并未有帮助。经由激起期盼与渴望，它几乎已从事相反的事物，那或许应该被遗留在我心灵底部的抽屉中。

（《回家记》志丞译：就这个问题，回中国一趟不但没得到什么帮助，反而几乎是起了反作用，因为它把我或许应该放在内心最深处的希望和憧憬一股脑儿地翻了上来。

原书英文：In this regard, the return trip to China has not helped. It has done almost the opposite by stirring hopes and longings that should perhaps be left in the bottom drawer of my psyche.

词霸翻译：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返程没有任何帮助。它所做的几乎适得其反，它激起了也许应该留在我心灵最底层的希望和渴望。）

段义孚虽未能透过这趟旅程，而觅得在自我层次上之认同与归属的适切答案，但自认这趟返回中国家园的旅程，仍为「一令人愉快的梦想」。段义孚认为这趟前往中国旅行已完成的事情就是「它已打开我的双眼而往幸福的可能性」（Tuan,2007:174-176）:

P163我去中国期待冷淡或拒绝，在于我离弃它并在别处取得公民身份。我却发现一种对我健康的关怀，超越了礼貌，来自所有阶层的人们。并非景观上大的改变，那是我在中国首先与最重要地经历的震惊......。

在中国我是一位观光客。我甚至前往万里长城！但我也是一位业已回到家园的当地人。那种在家性（at homeness）的感觉，系由相当不合理的信念所赢得，即不知怎么地我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负责，我具有当地人小孩的权利去判断......。

自从我返回麦迪逊之后，朋友们看到我已从我的旅行获益良多，假设我会想要返回中国，而非住在那里（对此来说我太过美国化），而是去参访。我说不会，我并无想要如此做的愿望。

在于自从我返回，甚至当我仍在中国，我已了解到在那两个半星期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物，是不真实的（unreal），决不会被重复之状况的一种不寻常的混合的结果。但这旅行在这意义上也能看似不真实的，即太过始终如一地惬意的任何事物，可能感觉起来象是一场梦......。

我从未了解『令人愉快的梦想』，或是『有着一令人愉快的梦』的表达，在我的经验中，梦想，不管多么地令人愉快的，不常是阅读一本好书的明亮白昼的真实事物、沉浸在一咖啡店共有的温暖、与年轻人交换经验与看法的一种匹配之物。那么我将如何做结论呢？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旅行仅是漫长生命的最后与最美好的一集，其全部，只是一令人愉快的梦想吗？

（《回家记》志丞译：我先前以为到中国后会遭遇冷漠或者排斥，因为我抛弃了自己的祖国加入了外国国籍。正相反，我所得到的关怀远胜于一般的礼节，而且在每个时段都有一些人来提供那种关怀。所以我在中国最主要的体会不是景观的巨变，而是人心发出的关怀。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无论它们多么美丽、变化多么巨大，也只会很快地被我抛置于脑后。而永远在我脑中萦绕的，是知道我年纪以后提醒我注意马路牙子的出租车司机，是劝我多喝牛奶挺直腰板的导游，是说如果我想打个盹可以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的那个学生。

我在中国可以算是个游客。我甚至去游览了长城！但我也是一个回到家乡的中国人。我体会到了身为炎黄子孙的判断力，即我也要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负起一些责任；这种信条虽然很不合常理，但却体现出了我的家园感和归属感。在美国，如果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可能会安慰自己说“毕竟我是一个旅居者，仅仅是一个归化了的公民”。但是在中国，如果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发现自己会愤愤不平，感到似乎我自己的家人在排斥我。那么到底美国人是我的家人，还是中国人是我的家人呢？我说不清。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愚蠢。但毕竟我有了这种想法。在美国，我把我的得意弟子看做我的“孙子孙女”；在中国，我所喜爱的那些学生或许真的就该是我的孙子孙女。

    自从我回到麦迪逊之后，我的朋友们得知了我从这次旅行中获益良多，于是都觉得我会再回到中国去，当然不是定居在中国（因为我已经太美国化了），而是再回去看看。我说我不会，我没有再回中国的愿望。因为自从我回来，甚至于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发现那两个半星期的经历对我来讲太不寻常了，那种结果是特定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是不可复制的。此外，旅程中的一切事情都令我开心，就像一场好梦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不寻常的。我甚至宁愿有一些黑暗的时刻能给我的经历带来一些深沉的意味，让我能接触到更具有普遍性的生活。但最终还是没有。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但命运之神朝我微笑的次数还是远远多于皱眉的次数，而且从来没有像在这次中国之旅中微笑得那样频繁。

   我从没有弄清过“美梦”或者“做个好梦”这些词汇的含义，因为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无论夜里的梦有多么好，其乐趣也比不上在大白天里读一本好书、在咖啡馆里享受乡土的暖意，以及与年轻人们互相交流想法和经验。所以到底我该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说中国之行仅仅是我漫长生命中最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最顺利的组成部分，而我的生命整体也就仅仅比一场好梦来得更充实一些吗？）

段义孚认为：当他仍在中国参访时，就以了解到两个半星期的旅程中所看到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物，「是不真实的」（unreal）;因此，他感到这趟旅程就像一场梦，并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梦想」。而以充满问号的自问，作为这趟行程的最终感言。2005年6月15日段义孚结束这趟返回中国家园的旅程，从上海搭机返回美国。返抵麦迪逊家园的段义孚，内心有何感受呢？他有如下的叙述(Tuan,2007:155)：

欢迎回家，系由一位中国学生所说！我没有这样的权利期待一位美国学生吧？我知道这问题的顽固，在于我从未寻求被遇到：我未做事先的安排，毕竟，因为麦迪逊是家园；我熟悉它，我不需任何的协助。然而，朱阿兴(A-XingZhu)已看到我是如何地感到不快而难过，那就是为何他已要求朱启光(QiguangZhu)去见我。我见到他很高兴，比我可能想象的更加高兴。

（《回家记》志丞译：居然是一个中国学生在迎接我回来！我难道无权期待一个美国学生来做这件事吗？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期待着有人来接我。我事先并没有做相关安排，因为毕竟我的家就在麦迪逊，我对这里很熟悉，不需要什么帮助。但是朱阿兴看到我病得厉害，于是安排启光来接我。我很高兴能见到他，比我预想中还要高兴。这有可能仅仅意味着，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旅行之后，我的内心深处期待着能见到一张欢迎我的面庞，让我觉得回到了我所属的地方。）

段义孚因之深切体认到：在存在的深处，经历过这种长度的国外旅行之后，「我渴望去见到一个表示欢迎的面庞，而去感受到我回到我归属的那个地方。」或即，在这趟充满「令人愉快的梦想」的旅程结束后，重回段义孚所归属、熟悉的麦迪逊家园，是他最大的期待。

返回中国家园，完成段义孚自称的一趟「进入自我与文化」的旅程。在不牵涉个人情感的文化面向上，他透过这趟旅程，探访予他部分自信来源地的中国家园；但这段旅程在「自我」(「个人的面向」)的层次上，即探寻自身的认同与归属的方向，却依旧留下许多问号。这一切要等到段义孚透过他所构思出的「认同的三个一组根源」(历史、地理与语言)而来的自我审视，方能获致更为清晰的答案(Tuan,2007:158-173)。

三、由「认同的三个一组根源」而来的最终审视

历史、地理与语言，被段义孚认为是构成「认同的三个一组根源」(the triune roots of identity)，并是任何人对特定地方之根着感以及归属的最终根源(Tuan，2007:158)。他认为构成认同最终根源的历史、地理与语言，「具有一种公开的与非公开的面貌」(a public and a private aspect)。P165在公开的层次上，它们可透过学校的课程而教授；因此当一个民族对其认同不确定时，「解决办法就是教授它的历史与地理，并确定它的语言持续被使用」，由此产生自我的一种集体感觉。他对于这三者的非公开面貌，有如下的说明(Tuan,2007:158-159)：

然而，除了这样正式被传授的知识外，历史、地理与语言也能意味着更深刻的某些事物，但并非以任何标准或规定的方式被教授。于是历史是故事与传闻，系每个人在童年附带学得的，并经由偷听成人的交谈而学得的；在部落的历史上有根据的实践与仪式中，它是例行的参与，并非仅是一场表演的安排上演，或是用以确认个人认同的过去哑剧与自我意识的采矿。地理是一种与地方的亲密维系，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经由个人的感官与活动而熟悉它，在实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实际上熟悉它，并经由引起强烈情感的字词与遵从姿态的使用情绪上熟悉它。语言能够建立或断绝一种关系，而在这种能力中它补足脸部的表达与其它身体的姿态。但它也是世界的概念化过程与反映，对人类是独特的一种活动。

（《回家记》志丞译：如果一个民族不确定自己的认同感是什么，那就应该好好去学一下自己的历史和地理，而且还应该确保自己的语言仍然在使用。关于自我的整体感觉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得以强化，其作用类似于保留或者强化民族服饰、民族食品和民族舞蹈。不过，除了这些正式传承下来的知识以外，历史、地理和语言也可以体现在更深层次的东西上面，传授方式并没有一定之规。历史可以是故事和传说，一个人可以在孩提时代听大人讲起，或者是从大人那里偷听过来；历史也可以是人们对世代相传的实践活动和部族仪式的经常性参与，这就不仅仅是像演出里面的布景那样简单，也不仅限于通过挖掘自我意识和在舞台上重现过往经历的方式去巩固认同感。地理是人与地方的紧密结合，人们通过感官和行为来对地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通过日复一日维持生计的活动对地理产生实践性的理解，通过使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语和各种肢体语言对地理产生情绪性的理解。语言可以建立或者维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并以这种功能作为面部表情和其他肢体语言的补充。但同时语言也是世界的概念化和图景化的产物，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要素。理解了历史、地理和语言的公开性和私密性之后，这三者共同承载了一个民族强大的自我意识。）

因之，段义孚进而认为：透过历史、地理与语言这三个一组的公开与非公开的面貌，可用以强化民族强烈的自我感觉，并加强各个成员的自我感觉，使得个体被并人群体之中。段义孚并以「认同的三个一组」检视其自身的最终认同课题，「我处在何处呢？」、「我处在这三个一组的何处？」(Tuan,2007:159)-

段义孚有意识地广泛地阅读，尽其所能地获得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在于我想要知道有关我过去的某些事物」;系因他已决定使美国成为他永远的家园，「就该事实而论，它的过去变成我的过去、我的现在以及我的未来」。他在1973年12月19日归化为美国公民，并在1975年作为傅尔布莱特讲师前往澳大利亚，这次机会使他首次感到是一位美国人、美国公民(Tuan,2007:163-164):

P166我收到来自国务院的正式信函，告知我，我代表合众国的一位公民，应该得体地与光荣地举止。我忍不住对这看法微笑，即突然我的身份已从一位外侨变成美国的一位大使。向我表示敬意的欢迎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位教授的家中举行。我们四处站着，手中拿着饮料，友好地闲谈，直到话题忽然转到在越南的战争。立即地，语气逐渐变成威胁的。澳大利亚的学术界是激烈地反战的。他们的一个，向我指着他的手指并说道：『对你们美国人的缺点......』，我无法相信我所听见的事物。明显地对他来说我是一位美国人。显然地，于1975年之前无论我如何地在合众国感到在家，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位公民，带有着一种对于在伤膝(Wounded Knee)印地安人屠杀与越南悲剧的责任。

尽管如此，段义孚对其认同与归属，还是有如下的说法：「因此，不是一位真正的美国人。那么我在心底里是一个中国人吗？我对中国的依恋是如何地深刻呢？」他自小就由父亲与朋友的交谈中，获得有关中国过往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内容是广泛地，不限于中国。他强调以这种日常方式，「学得个人的根着性感觉(one’s sense of rootedness)」的重要性。有关于历史在它自身认同与归属的作用上，他最终还是自我问道：在美国，当他带领外国访问者前往盖茨堡战场时，「当我解释它时，我将使用『我们』或『他们』的代名词呢？」(Tuan,2007:163-164)：

在另一个设想中，假使在中国我带领一位美国朋友前往万里长城，我将发觉我自身对他谈及『我们中国人』(we Chinese)吗？我将甚至发觉我自身对于『我的』(my)中国先人在世界的部分地区业已做过的事物会夸耀或道歉呢？

(《回家记》志丞译：在另一个场合里，如果我是在中国带一位美国朋友游览长城，谈话间我会不会用“我们中国人”这样的字眼？我会不会为“我的”中国先人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或者遗憾呢？)

段义孚认为地理在认同上的作用，「是我们根着性的另一个来源。」p167每个人于一个地方被生下、成长，会感到个人感官变得生气勃勃，并且个人的意识在与一个特定地区的景物、声音与气味接触下而扩展。」特别在前现代的时期，每个人确实由一块小到一个小时内就可穿越的土地所喂饱，几乎个人所有的食物都来自这块土地。但地理对他的认同，扮演那些作用呢？他再度重述他的「家园是可携带的」观点(Tuan，2007:165)：

我从未能去善加认识中国的任何部分，在于我的家庭与我经常地迁移不定，逃离日本人。在美国，直到我于1969年搬到明尼苏达之前，我也未曾在任何城市居住超过5年之久。因此倘若我个人的美国经验是表面的，我个人的中国经验也是如此......。

他透过返回中国参访过的四个地方：出生地天津、最后的住所重庆，以及先前未能直接以亲身方式熟悉的两个地方北京与三峡，论及中国都市与自然景色的奇观，对他的认同与归属的影响。在天津，当前已无单一景观「能恢复一种记忆」。段义孚对于天津，只忆及孩童时奶妈与他的互动，以及提到其父亲冬天常去滑冰的地点。他认为：「不论我对于天津的熟悉已变得如此复杂的，从孩童时代而来的这两个影像，将总是继续存在，而给予天津一种深刻的个人风味。」而重庆的地理，则给予段义孚「最鲜明的影像」(the most vivid images)，「不像我曾经生活过的其它中国的城市，地理显著地以重要地位出现。」因之，许多场景构成段义孚对于重庆的记忆(Tuan,2007:166-167)。尽管重庆的地理，对他有着重要意义，他最后提到(Tuan,2007:169)：

回忆起我已直接或间接地熟悉的地方，我由我注意到、感到怀疑或记得事物之方式的武断而震惊。我习惯摒弃相薄，在于它们可怜地贫乏的影像选择，并也摒弃电影，在于时间上的巨大裂缝、在于情节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的方式。在那样地摒弃中，p168我无法了解如同已生活过的生命也是令人震惊地不连续的，充满黑洞，无数经验与思想进入黑洞而消失，除了或许在偶然的情况下之外，决不再出现。在重庆已住过3年，并已在晚年的演说与写作中多次使用『重庆』这词语，我从未停止去想要知道『重与庆两个字表达什么？』为何如此呢？它们表达『成双的庆祝』。但为何呢？......。

我对重庆的欣赏，严重地为知识上的这种缺口所苦吗？我不该认为这样。毕竟，它是一个更加琐碎的事实。但那是要点。当我看待世界中的事件时，我相信我能对重要的与琐碎的加以区别，但当我看待我自身生活中的事件时，我不是那么确定的。通常小件的偶然发生的事---在适当时刻的一个拥抱以及一个词语的深刻意义的立即明了---在我的记忆中停留并给我生活上的看法着色，而大的事件---那些在家庭相薄中受尊重或是出现在报纸的首页的---就像被舍弃的轰动一时的电影而被遗忘。

(《回家记》志丞译：回顾我所了解到的那些地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了解到的，想到我了解它们、臆断它们或者回忆它们的方式，我都为那种方式的随意性感到震惊。我曾经不屑于看一些影集，因为它们挑选的照片打乱了正常的印象；我也曾不屑于看一些电影，因为它们时间跨度太大，而且在空间上跳跃感太强。在那些不屑里，我没能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本身就包含着令人惊诧的不连续性，也包含着众多吞噬了无数经历和记忆的黑洞，那些东西不会再出现了，除非是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中。我在重庆住了3年，在后来的演说和著作中又多次地用过“重庆”这个词，但是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重”和“庆”这两个字分别是什么意思，这又该怎么说？别人告诉我说是“双喜临门”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也就是p185现在，我从中国归来，才弄明白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而仅仅是因为偶然胡乱翻看旅游手册才知道！因为宋光宗赵惇在那里先被封为恭王、公元1189年又即帝位，才有了这个地名。

    那么我对重庆的感情会不会因为这个知识性的缺憾而受损呢？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毕竟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可有可无的事实。但是重点也就在这里。当我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幕幕，我自认为可以分辨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当我看自己生命中发生的一幕幕时，却难以决断了。经常是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例如恰逢其时的一个拥抱或者顿悟到一个词汇背后的深意，会驻留在我的脑海里，照亮我生命的前途。反而是那些大事，例如记录在家庭影集里的事情或者出现在报纸头条的事情，倒像是拍摄失败了的大片一样被遗忘了。)

段义孚言及他生在北京旁的港市天津，小时后应有被带到北京的经验，但他却「没有此类参访的记忆」；他在2005年的参访行程中，有5天在北京度过，这是他「与这城市和它的环境首度真实的邂逅」。他对于北京的参访，异于其他的观光客，主要的差异是「在人文与社会上较大的兴趣，以便与纯粹建筑上的有区别」，而「在北京的人文关系，激起我许多的好奇」。段义孚曾对旧北京与新北京加以比较，而认为当前北京的都会区，有许多摩天大楼已被兴建，「在这意义上，北京正变成一座垂直的城市，但象征上它是平面的;也就是说，它是整个地世俗的」(Tuan,2007:170)。最后，他在2005年6月11日「作为一位观光客」而乘船游览三峡，并进而以三峡景观与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加以对比(Tuan,2007:171-172):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这自然奇观的感情，变得更加混杂的与矛盾的。P169它们是何种事物似乎凭靠我所观看的方向以及在我思想的动向上。仰望，我看见笼罩在薄雾中的高耸山峰，众多中国景观画的灵感，但俯瞰，我看见在一条河流的泥泞流水上来回动的一队污秽，那已转变成一庞大的下水道，中国最大的下水道。

在三峡的自然，就像在亚利桑那的大峡谷的自然，空间上是极大的，对那些能够读取地层学记录的人来说，是时间的深渊。它使人类相形见绌而进入完全不重要中。然而不像大峡谷，三峡几乎每处受到人类的手与精神所改动。被雕刻在即使最陡峭斜坡上的梯田，就像葛洲坝的巨大建造物是最明显的。但也改动自然----无疑地自然的感知能力-…是那里发生的历史的事件，回溯到公元前1000年，战役开打和庙宇兴建，以及已被讲述有关每个著名的山峰与深谷的故事。

仅仅字词就能破坏自然的完整吗？在东金号的曱板上，我听到向导力促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红岩山的方形锯齿状物，在于『它系由鲁班，这位伟大发明家、木匠，以及所有林业工与石匠的保护者圣人，所利用的』；并去赞美流下来而去汇人扬子江的溪流，在于它不仅是任一溪流，它是芬芳的溪流......。在10个或13个故事之后，我离开。我无法再容忍目睹这种语言的攻击。这能意味着我已变得太过美国人，意味着我想要我的自然甚至未被语言所谈及呢？

（《回家记》志丞译：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对自然景观的赞叹之情渐渐地凝固，同时又变得矛盾起来，它们的样子像什么，似乎取决于我目光所指的方向和我思绪游走的轨迹。向上仰望，我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山峰，那是众多中国艺术品的灵感源泉；但是向下俯视，我看到一大溜脏东西在浑浊不堪的江水p188里起起落落，仿佛长江已经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污水管，变成了中国的马克西姆下水道①(①马克西姆下水道：CloacaMaxima。公元前6世纪左右伊达拉里亚人兴建的大型下才道，后又为罗马人所扩建，为石质全封闭系统，堪称世界上最古老、最宏伟的城市排水工程。——译者)。

    三峡的自然奇观，就像是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一样，不仅是空间上的极大伸展，对于那些能读懂地层学的人来说还是时间上的宏伟史书。在它们面前所有人都显得那么渺小。不过与大峡谷不一样的是，三峡地区几乎到处都已经被人类的双手和精神改造过了。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即便在最陡峭的山坡上也修筑了梯田，还有葛洲坝那样的巨型水利工程。另有一些东西不仅是对自然的感知，也会使自然景观发生改变，那就是发生在此的一幕幕历史事件，即从公元前1000年算起，发生的一场场战争、建起的一座座寺庙，还有那每座高峰和每条深谷所承载的故事和传说。

    仅仅是人类的几句话，就能破坏大自然的整体性吗？站在“东方皇帝”号的甲板上，我听见导游一会儿催促我们去看红岩②(②红岩：此处指秭归县红岩，位子三峡坝址南侧。—译者)上面方形的缺口，因为“那里的石头被鲁班用掉了，鲁班是古代的大发明家、木匠，是后世所有木工和砖瓦工的祖师爷”；一会儿又催促我们注p189意汇入长江的那一条支流，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河，名字叫“香溪河①(①香溪河：发源于神衣架，流经秭归县境内，位于长江北侧。——译者)”，得名于……听了十几个这样的介绍之后，我扭过头去不再听了。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语言侵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变得太美国化了，以至于希望我的大自然不要被任何词汇所玷污？）

「认同的三个一组」的最后一个要素为语言。段义孚认为语言是这三个一组的第三个成员，「给予我们一种深刻的认同与家园的感觉。」并且最适合的语言，是个人的母语。他进而谈到（Tuan，2007:172）：

我的母语是中文。英语是一种后天的技能，然而我现在讲英语更好。我甚至以英语作梦。……凭着练习我能重新获得在中文上的一种技能。P170我能使我重新进入一个社群…如果我想要再次回到家园、回到我语言的根源.....。

(《回家记》志丞译：我的母语是中文，英文是后天习得的，但却是我现在掌握得最好的语言。甚至我在梦里都是用英文。......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就能重新找到说中文的节奏。如果我愿意，我能重新让自己融入一个人群中，即重回我的语言所植根的地方。)

尽管段义孚深切体认：「语言是过去的用法与事件的一个仓库」，成为一位真正地有文化修养与表达力强的中国人，「我将必须成为一不同的混合物，依赖许多先前中国人的声音的一种声音」。但他认为这一切对他来说，「现在纵然我想要从事」，但为时已晚(Tuan,2007:173)。

段义孚透过他所构想出的历史、地理与语言这「认同的三个一组根源」，对其自身的认同与归属加以审视，最后以如下的结语告诉读者(Tuan,2007:173)：

那么我是谁呢？我是一位合众国的公民，一个出生于中国的人，以及在历史、地理与语言上并无稳固寄托的一个人。就像许多现代人，我感受『存在的难以承受之轻』，并在懦弱的时刻，我但愿我是更加地被根着于一个特定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在懦弱的时刻，由于我完全熟知根着性的成双祸根，无知与偏执，而对我来说也是这种苦恼，我声称在我于地球上短暂的时刻中，我在环境允许下已无法竭力地运用我的感官与心灵。

这段用以回答「我是谁？」的论述，是身为一位「四海为家者」、实存个体的段义孚，对其认同与归属的最终与最确切的回答。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地理学者段义孚，对其归属与认同，充满感性、甚或深具人本主义地理学式的告白。段义孚对此的述说，补足他于自传《我是谁？》中，对这主题较少的论述，使读者对于作为实存个体的段义孚，其内心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

第六章结语

P171在父亲段茂澜的引领下，段义孚开始走向了四海为家者的旅程，由东方逐渐往西方世界，交织出多重文化的会遇过程。这种四海为家者的特质，充分展现在他的著作中，对各种文化的征引、跨文化的研究，以之作为人本主义地理学诠释的实例；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段义孚提出他的家园不具根着性、具流动性，并是可携带的(Tuan,2001:9)。他所认定的家园，是能提供在家感觉，以及幸福涌现的任何地方(Tuan，2007:162);令他感受到一种陶醉的幸福、情投意合，以及超越美感的沙漠景观，被视为是他「真正的家园」(Tuan,2007:ix)。段义孚以自身的实例，恳切地道出：「一位四海为家者，就是他把收获看作比损失的还要大。业已看过壮丽空间的事物后，他或她将永久地不愿返回到家园暧昧的安全性」(Tuan,1996a:188)；因之，身为四海为家者的段义孚对其自身的认同与归属，有着如下的说法：「那么我是谁呢？我是一位合众国的公民，—个出生于中国的人，以及在历史、地理与语言上并无稳固寄托的一个人」(Tuan,2007:173)。

段义孚对于地理学产生兴趣，源自对实存意义的关注：「我想要去知道我在此做什么、从生命我们想要什么」，构成学思生涯的起点与目标，进而找到自己的路(Tuan，2002a:326-327)。他并以存在现象的方法，创述了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理论，扩展地理学的字面意义与研究领域。他曾在自传《我是谁？》谈到：他系「由地理学而拯救」、「受地理学而救赎」(Tuan,1999:88、90);亦即他所奠立的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就是为通达实存的意义探究，所开启的一条途径。诚如他所说的：「地理学已经指引我的注意力朝向世界，由于所有的空虚与惊恐，而我在那里找到许多好的与美的事物。」此外，回归自身他问道：「我自己的人生，大体上，p172一直是一个快乐的吗？在任何意义上，它是美好的生活吗？」（Tuan,1999:115-116）。对此提问，段义孚并未给出任何明确的回答。

在长达40多年的学思历程中，段义孚透过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具体实践，完成众多的著作，这些业已成为当代地理学的重要知性遗产。他以构成人本主义地理学具体研究方向的三个主题：「地方与被感受的特性」、

「权利的心理学」以及「作为想象力的文化」，大致区分从I974迄1998年已出版的10本专著，提出这些著作撰述的出发点就是：「在一种环境（自然的与人文的）中，人类经验的特性系由人们的学习能力所给予----经由文化被传达---以之而去感受、思考与行动」（Tuan，1984:ix）。这些著作已激励许多地理学者探究地理学领域中，过去较少被触及的课题。

他主张人本主义地理学当是深具批判的与沉思的特质，但这项特质长久以来是地理学者所欠缺的；因之，他经由威廉·冯·洪堡德与亚历山大·冯·洪堡德两兄弟与众不同的天赋与性情，构想出现代「理想的地理学者的素描」。段义孚并提及：「洪堡德无论在何处研究，他的精神促进合作、热情与创造力。他既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人」（Tuan，1997:12）；他并认为才华洋溢的与待人宽厚的特性，亦是现代理想地理学者的典型所应具有的特质。就此来说，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途径中所蕴藉之深具批判的与沉思的特性，将有助于培养出现代理想的地理学者，而对人类经验的复杂性与敏锐性加以研究。

段义孚历经多年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后，提出其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文地理学：「为一门道德的科学，不仅是人们如何生活的研究，也是人们如何已成功或未能去实行他们文化准则的研究」（Tuan，2002b:vii-viii）这是段义孚终身戮力于具批判与沉思特质之人本主义地理学探究的远大目标，而透过他众多的著作，可明确地感受到他业已达成这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