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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已有 38 次阅读2020-7-28 07:23 |系统分类:地理新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高祖贵

2019年01月21日07:36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是新时代开拓广阔发展空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几百年里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超过过去几千年科技创新成果的总和。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因素,科技和产业的变迁是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进最根本的动力,大国的兴衰和不同形态文明的起落都在反复演绎这个逻辑。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走上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抓住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成为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态势至今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在古代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众多科技领域曾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代以来,中国错失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正处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当前,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力求抢占科技和产业革命高地。中国既面临着历史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解决好科技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推进科技向产业转化,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升全球治理加快变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产业、信息等开始在世界某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自由布局,区域内的联合和一体化程度以及世界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都逐步提升。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形成了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这个历史性进程的长期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和释放,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发展,不同地区、国家、产业、群体将经受不同的冲击。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将使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消解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健康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紧迫。面对这种加强全球治理的强烈需求,中国展现大国责任担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中国方案”和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建设这个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倡导兼顾全球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

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集团对峙较量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多极化趋势逐步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使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

从全球范围看,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如今,按汇率法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这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变得更加全面均衡。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推动提高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在联合国、“金砖+”、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框架下持续增大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此外,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在推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其中,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尤为显著。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越发平衡的重要因素。

面对不断深入展开的多极化趋势,特别是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持续高企的全球环境,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资源条件、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得大国的战略取向和政策推进普遍呈现强调自主、推陈出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竞争日益聚焦于重塑国际规制。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正通过以制度创新和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为支撑、以重塑国际规则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博弈来重新划分利益和确立彼此地位关系,国际体系的变革愈显深刻。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越发凸显。全球地缘战略角逐的中心舞台从欧洲转向印度洋—亚洲—太平洋板块。军事战略之争从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威慑能力,向太空、网络、海洋、极地等新领域和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等新技术维度扩展。国际规制重构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展开。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体制、机制,这将进一步催生新的国际体系。

总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大国在因应这些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顺势而进者走强、逆势而动者走弱,并依据实力地位消长和驾驭国际规制的水平而重新排列组合。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貌如此。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附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403342869989250&wfr=spider&for=pc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

李滨

如何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二是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的变化,三是正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蕴含的机遇与风险。在世界处于变化的“十字路口”时,不正确领悟这三个问题,既会导致消极保守,坐失机遇;也会导致盲目乐观,甚至会造成功亏一篑。中外历史的许多重大变革时期都印证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是什么,这既涉及本体论的问题,更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本体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而应当是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上层结构的本体。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角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就需要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中来发现变化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国际层面,国际生产分工是世界政治的经济基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相应的交换方式的变化是决定世界变化的最根本的基础。

理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样的,这涉及如何认识不同的事物变化速率的问题。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提出世界分为不同层次,它们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速率:第一是“事件世界(world of events)”,它是由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事件所构成的,由此产生的“事件时间”(event time)变化速率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第二是“转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它是由一些社会转折所构成的,“转折时间”(conjunctural time)需要经历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时间,这一时间体现的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第三是“结构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结构世界的变化需要几个世纪时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e)。这三种世界变化速率体现的是世界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历史发展。日常的变化最终导致社会趋势的转折,趋势的转折最终导致社会模式与结构的最终转型与替代。按照这种世界变化的不同时段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一种中观的变化,一种世界趋势的变化,即现存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它可能是力量分化组织的开始,但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即将降临。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向何处去,不能以一种机械的、目的论式的方式来臆测,以为世界变化会自然地向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但并不是意味着世界就必然地向着某个方向发展。虽然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种种矛盾与危机,但未来的发展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各种势力都会为未来世界的发展而努力,使世界秩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转折意味着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只有不畏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为世界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正确认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摆脱机械论的束缚,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只有在这三个方面正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度观,才能客观地认识到世界的确处于真实的变化可能之中,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迈向文明进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世界风云变化中,不囿于一时一事的纠缠,不困惑于暂时的挫折与纷扰,不为“事件世界”中的“浮云”“遮望眼”,基于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不抱残守缺、消极适应。同时,冷静清醒,不盲目浮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生产活动的本源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生存的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的需求,人就必须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已经越来越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权力关系。因此,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谁在生产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谁就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形态和秩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原则以及相应阶级分析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只不过这种国际社会中的阶级单位变成了国家而已。

马克思曾说,“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民族内部的分工)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国际分工体系是人类的社会分工生产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体现。围绕国际分工,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关系。谁主导国际/全球分工体系,谁就能从国际生产过程(当今的跨国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分配利益,就可能在国际权力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影响国际上层建筑(国际制度或全球治理)。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其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体现。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曾经提到当时国际分工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果:“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塑造着一种全球性依附性生产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在历史上先以殖民体系为特征,后以金融控制形式呈现,而现在更多地依靠技术的控制形式。

从这个角度观察近年来国际分工的变化、贸易交换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潜在的物质基础。对外投资是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引领位置的重要参考指标。过去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由于对外投资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引领国。但是自2009年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了世界对外投资大国的行列(进入世界前五),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前三。如果没有近两三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中国的排位可能还要前进(有关数据见图1);而且从对外投资趋势来看(预测渐近线),中国也处于上升趋势,其上升趋势线的陡度超越了世界投资大国——美国与日本。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从长期以来的国际分工接受国行列,逐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国行列。这是近百年来没有的现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还可以从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来印证。

图1 2004~2017年世界前六位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年流量)统计

以2005年作为统计起点,中国的对外出口(商品与服务)稳步上升,从2012起,除2016年外,一直居世界首位(见图2)。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品与服务)从2010年起一直处于世界的第二位(见图3)。而且,在进出口的变化趋势上,(从变化渐进线看)中国是世界前三位贸易大国中上升最大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超过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另外,在可能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一代通信技术设备上(5G),中国的企业已经在世界上获得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西方企业特别是美国的企业,还能提供最先进的5G组件技术,但在整体上中国公司已经处于领先状态。2017年4月,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公布了一份《全球5G竞争》的报告,指出美国在5G整体准备方面不仅落后于中国,还落后于韩国,仅排名第三。目前四家主导市场的、满足5G技术核心网络技术制造商(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中兴)没有一家来自美国。未来核心网络设备商将会在欧洲的安全合作伙伴和中国之中作出选择。

图2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出口大国(商品与服务)统计

图3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进口大国(商品与服务)统计

一个国家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要用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来衡量,其他指标如GDP(包括人均GDP)以及PPP(购买力平价)都不足以体现。在GDP指标中,服务业是一个重要构成,但服务业中存在着一些虚拟成分,不足以反映国家的实力,如美国律师业收费很高,这使得服务业GDP收入在总GDP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不能体现国家财富实力的真正状况。另外,汇率的变化也是影响国家间经济总量按GDP比较的因素,汇率的下降可能导致一国与另一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失真。人均GDP也不能正确反映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如一些中东产油国其人均GDP远远高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现代化强国。以PPP来衡量也存在着问题。如果单位本国货币购买的商品与服务较多,但质量低劣,同样也不能体现该的经济实力。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高端,引领国际分工,才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算是一个现代化强国。因此,从上述的对外投资、进出口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标来看,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从世界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人民有理由自豪与骄傲。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怎样的变局

世界在变化,而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的内容。它的变化属于“事件时间”的变化,还是“转折时间”的变化,或者“长时段”结构的变化?应当说,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转折的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之后世界的变化,都是危机前所不曾预料的,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大国出现的一些变化,更是反传统的。有时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让人惊讶不已,甚至目瞪口呆。英国脱欧公投前,其领导人以为这只是西式民主的形式,结果公投的结果出乎预料;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作为一个笑料、不曾被世界看好的特朗普却逆袭成功,结果不但让世界措手不及,甚至连特朗普本人都一时手足无措。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政策与过去的正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优先”使美国从战后国际体制的领导者变成了破坏者,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间隙大幅增大。

在2008年以前,西方国家更迭发展中国家的异质体制基本上没有悬念,被西方“妖魔化”的异质政权无一例外地被推翻,而且主导这种变更的国际力量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但2008年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11年更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是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作为国际干预主力的美国反而退居其次,扮演一种辅助的角色,充当先锋的是法国;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中称,美军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定性、持续时间和规模上均有“限度”,并希望北约主导军事制裁利比亚。在另一场变更异质中东政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行动中,西方力图变更的政权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还站稳了脚跟。2008年之后,美国在改造异质政治上变得“低调”,这与其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有关;也与其逐步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无力进行另一场战争有关。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发出了从中东撤军的信号,只是因国内一些势力担心迅速撤军带来的后遗症太大而迟迟没有全身而退。2008年后,世界甚至出现反西方的“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的“再颜色革命”标志着西方在中亚“颜色革命”的一次重大挫折,是冷战结束后中亚出现的首次反西方再“颜色革命”,这也是过去不曾发生过的。

世界出现转折,还从一些非西方大国的积极作为中体现出来。2008年夏,俄罗斯军事打击格鲁吉亚,支持格鲁吉亚内部寻求分裂的南奥塞梯地区;2014年,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导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重新加入俄罗斯,支持乌东部的分离地区武装对抗基辅政权。这两个国家是原苏联境内除波罗的海三沿岸国外,希望投身北约最积极的国家。这两次行动是俄对原苏联的积极亲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北约不断东扩的严重警告。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曾有的强硬行动。2015年,俄罗斯介入中东,直接出兵帮助叙利亚政权稳定局面,导致西方推翻叙政权的企图落空,这也是过去冷战结束后不曾有的强硬行动。

除了俄罗斯,中国战略上的积极作为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只是中国不以军事行为为特色。它的表现是:一是积极应对西方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二是积极塑造新机制,修正过去完全在西方既有机制中行事的做法,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出这一特点。美国自2012年正式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以来,就开始视中国为其潜在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把战略重点逐步转向亚洲。除了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外,还伙同日本一起,不断地挑动与激化一些国家与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纷争,企图从战略上制衡它们所担心的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这一切在2016年之后逐步被中国化解了。在2008年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作为就是开始跳出原来西方的经济框架,塑造带有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机制,这一切正在为新的国际分工作重要的铺垫。

2008年以后类似的反传统的事件也可以列举很多,如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在世界“毁约”“退群”、搞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事件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处于衰落退潮之中,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动能不足,以及西方国家的实力下降;而非西方大国如中国的实力上升,西方实力下降造成无法有效约束非西方国家,西方对俄罗斯的无奈更多地体现在这一方面。因此,2008年以后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转折变化。这个转折就是:过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衰落,主导这一秩序的西方大国也处于相对衰落之中,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对中国来说确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赐予的,也是中国自己奋力争取的。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这种变局中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属性没有变,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性质。因为从上述数据来看,资本主义大国仍然主导国际分工,共同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一国并不能改变这种态势。因此,世界的变化仍然属于“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这种变化是一个东方大国带着一种不完全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统所认同的“特色”制度,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大国占主导的力量对比,尽管它们仍然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化只是使一个过去几十年被视为能为世界带来自由、安全、繁荣的秩序处于危机之中,一定程度上呈现着秩序的调整过程。它不似法国大革命涤荡欧洲专制政体,推进欧洲走向共和的大变革;它亦不似俄国“十月革命”把起义带往世界,用“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替代资产阶级政体的大革命。在这种变局下,世界体系主导的制度范式仍然是过去的:经济上是私有的、市场化的,政治上是西方民主式的。没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用一种替代性制度范式重塑世界体制范式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大变局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秩序的创始元年(有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特征——结合在一起)。替代性秩序的到来是一种“长时段”的变化,是经过人们无法计算的长时段才能实现的。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东方的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崛起,正在成为世界强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使这个东方大国有了前所未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可以在国际舞台的中心发挥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作用。但它的崛起和影响还未达到改变世界结构和属性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向何处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旧的秩序呈现一定危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但这种力量并不足以使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属性转型。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新旧力量都会努力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力求使之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历史上出现的世界秩序发生一定危机与实力对比发生一定变化,并不都导致世界朝稳定、公正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百年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大危机,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秩序处于崩溃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没有使世界革命顺利发展下去。各种势力都在为创立自己的新秩序而竞争。源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开始在世界滥觞,英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苏联从向世界传播革命火种转向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世界秩序竞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告终。之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前者以“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为特征,后者以苏联“中央计划”为特征,但前者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战后资本主义秩序较自由放任秩序在社会公平上有了一些进步,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功能保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苏联体制虽然在战后赢得了长足发展,力量得到壮大,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革旧鼎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进入了低潮。百年的经验及之后的教训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历史的发展不是线形的,危机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只是提供了机遇,不会自然地导致进步性的发展。各种力量在历史转折关头都会有历史人物进行创新,提出并实践其政策、制度主张,赢得公众,推动历史进程。

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前的“大变局”有相似之处。现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但这并不能保证历史的进步性变化。2008年以后的世界正在发生一定的嬗变,处于一种转折阶段,但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当前还很难确定未来的走向。各种力量也都在酝酿着改革与变通,也在为世界秩序的调整进行努力。在西方就出现了两种变革与变通的倾向:一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包括西欧的一些极右翼势力),调动民粹思潮和民族主义冲击着自由主义传统,力图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美国优先”特权重塑世界秩序;二是以一种“再嵌入式自由主义”(re-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重塑世界秩序,它以西方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为主要代表。2017年慕尼黑欧洲安全会议上发出的“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声音就是这种“再嵌入”模式的典型声音。这种声音同样出现在西方的公民社会之中。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戴维·莱克(David Lake)有关“再嵌入”的主题演讲及其获得的热烈掌声反映的就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呼声。“再入嵌自由主义”一方面就是在美国国内重拾罗斯福“新政”精髓,推行一种新新政(New New Deal),以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继续重视“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边主义,在“新型国际协商”(new international bargain)基础上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以应对中国崛起等一系列国际挑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塑造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协调合作的秩序。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有自己的主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应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世界秩序主张就是,推动国际关系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主张没有“中国优先”的成分,更不是世界革命的宣言,而是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照顾了世界各类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民众要求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修正新自由主义秩序背后的经济范式和政治范式带来的各种弊端的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了正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自己的新时代目标,推动世界向安全、公平、进步方向发展,并不是“敲锣打鼓”自然实现的。它需要奋斗,需要实力,需要勇气,更需要实践。这个实力就是引领国际分工的实力。引领国际分工是塑造国际经济基础的根本,是任何世界秩序赖以建立、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以往的世界秩序建立历史来看,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因为它们具备了引领国际分工的能力。这一能力建立在由国内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发达、文化昌明的基础上。中国要想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就必须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就必须在科技发展上创造中国的优势,就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塑造新型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许多事要做:在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科技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新型中华文化的深入人心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待改善之处,甚至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创新的机制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另外,“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它体现着中国塑造新世界的实践。要行稳致远,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没有勇气就不敢在各种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没有智慧就无法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打开局面。

古今中外,大国的衰落一般都是“祸起萧墙”,更多的是自身失误导致的。中国历史上唐朝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明朝的“土木之变”导致了明朝国运急速转下;苏联的解体,甚至近来的美国衰落都是自身决策问题造成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让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意识到必须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意识,必须具有更多的清醒、冷静和审慎。这种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清醒与冷静既来自于我们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来自于国际上存在着各种对中国发展抱有遏制、防范心理的势力。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既不能有任何的自大、浮躁,也不能有任何的保守、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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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知名智库负责人对话:疫情如何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光明日报发布时间:07-2413:20《光明日报》官方帐号

翁诗杰
马来西亚原副议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丹斯里勋爵
格列格尔茨·W.科洛多科
波兰原第一副总理,华沙考明斯基大学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鲁道夫·沙尔平
德国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原主席,德国原国防部长,德国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股份公司总裁
朱锋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7月5日,医护人员在以色列拉姆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采样。新华社发
7月5日,商贩推着西瓜穿过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的穆巴拉克老市场。科威特从6月30日起进入复工复产第二阶段,科威特著名的穆巴拉克老市场近日客流回升。
新华社发【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还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格局。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邀请四位国内外知名智库负责人就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局展开对话,反思疫情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及未来发展。

1.疫情对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有哪些?

欧阳康:很高兴能与各位专家共话疫情影响下的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加剧了大变局之“变”。一是催化剂作用,把个体、群体、民族、政党、国家乃至全人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二是加速器作用,在短短3个多月时间内将健康、安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引发了很多国家对于一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三是牵引器作用,各国抗击疫情的方式和效果反映出各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差异,也关系着国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朱锋:疫情确实对当前和今后人类文明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疫情拉近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疫情提醒人们,不管科学主义在过去200年里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人类要完全掌握和控制自然,依然是个遥远的梦。疫情不仅加速了生物医学、病毒学等领域的多项革命,也将进一步加快人类科学研究和探索的步伐,激发人们了解自然的勇气和决心。其次,疫情给人类反思自身生活方式提供了契机。如何健康安全地饮食,不仅是个传统和习惯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人类未来的重大健康和安全问题。最后,病毒不分国界和种族,疫情面前,人类更是“天下一家”。这启示我们,不仅需要合作抗疫,更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预警和管控机制。

鲁道夫·沙尔平:确实,人类正面临着新冠病毒带来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文化生活、社会安全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大国与小国、区域合作组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都肩负着前所未有的责任,那就是合作。

翁诗杰:本次疫情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百年一遇的重大考验。可以预期的深刻变化可归纳为六个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进而会冲击区域性组织的内部合作;逆全球化势力乘机再起,加之一些欧美国家的保守主义,势必会对现有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冲击和省思;现有的国际秩序面临考验,疫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数增加,这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考验和阻力;与疫情相关的防控与治疗将会成为多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改变目前全球医疗物资供应链布局,一些国家将把这部分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中;加速电子商务与移动金融的普及化,这会改变多数国家的经贸生态和社会生活;西方国家政客频频甩锅,加上一些西方媒体煽风点火,一旦反华仇华的情绪滋长,中国境外的华人华侨将会首当其冲,成为居住国打压排挤的对象。

科洛多科:疫情总会结束,但其阴影还将长久笼罩着人类。疫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我们或许很难得到满意的答案。此次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其范围、深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都是我们无法预估的。今天看似很有远见的想法,明天再看,就可能缺乏想象力了。

2.开展全球抗疫合作的路径在哪里?

欧阳康:在当前全球疫情的复杂严峻形势下,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各国均须保持开放心态,审时度势,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探索合作路径,为全球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在思想上,应将公共卫生安全提升到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的战略高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善治高度谋划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在行动上,探索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协同健康发展之路,以双边、多边、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体系等多种方式开展抗疫合作。

在组织上,积极支持世卫组织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积极构建全球公共卫生检测体系、预警体系、应急体系、防疫体系、医疗体系、科研体系、战略物资生产和分配体系、物流体系、监测体系等;在科技上,加强国际合作,加强病毒探源、病毒传播、疾病治疗、药物研究、疫苗研制、病员康复、心理治疗、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建立现代公共卫生科研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人类的认识和科技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要及时回应国际关切,对一切妨碍全球抗击疫情和公共卫生合作体系的言论和行动予以坚决反击,防止任何形式的污名化和政治甩锅行为。

朱锋:开展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合作,一是各国应该以阻击疫情为重,暂时搁置各种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竞争,展示基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尊重生命基础上的合作与团结的精神;二是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世界各国都无法退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抗疫的国际合作是赢得抗疫阻击战的唯一途径;三是各国需要通力合作,在世卫组织的协调与主导下,尽快分享病毒数据和相关的药物治疗信息,并就抗新冠病毒的药物、医疗方案和疫苗培育通力合作。只有真正行动起来、合作起来,才能帮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减轻疫情的影响,这也是国际合作的精神所在。

翁诗杰:全球抗疫的国际合作由世卫组织协调是合理的。在这个平台上,中国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展现了大国的担当和责任。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全力配合世卫组织,比如及时通报疫情、分享防控与治疗经验等。当前,世卫组织面临的窘境主要是资源匮乏,运作资金更是仰美国鼻息,短期内不容易填补美国停止资助所遗留下来的资金真空。简而言之,现有的国际组织是当前中国展现大国担当的有利平台。在扬长避短的前提下,中方不妨发挥在医护物资方面的生产优势,支援世卫组织。

科洛多科:如果森林正在发生火灾,这时痛惜被烧毁的玫瑰是不合时宜的,应该先救火。同样,当下也不是为经济增速下降而惋惜的时候。实施强有力的预防和治疗措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基于此,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得到救治并重获健康,这和经济萧条导致的物质损失相比,具有更大的价值。疫情导致很多微观经济问题,尽管当下不易,但是短期问题大都可以得到解决。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为经济复苏提供支持,保护有特殊需要的人群,这种做法没有错。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有必要为这次疫情中专门创立的创新型金融工具注入资金,助推经济恢复。

鲁道夫·沙尔平:抗疫的国际合作只能基于科学的研究、有效的沟通交流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分享。在我看来,如果科学研究能够由多方共同推进,那么这种基于透明性的信息交流和开放性的科学研究将会是最富成效的。

3.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走势指向何方?

欧阳康:疫情对现有世界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大部分国家由于各种形式的封城或居家隔离全面停摆,经济社会运行压缩至满足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全球经济是否会进入到百年以来的又一次大萧条,取决于各国的抗疫效果和全球经济复苏水平。

疫后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三个新特点:第一,“经济主权”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很多国家可能会把国计民生的关键项目、安全项目、民生项目把握在自己手上,一些国家会努力走回到“小而全”的生产体系;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与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重要战略资源不再均衡占有,一些国家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作用;第三,高科技和信息化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会更加突出。

朱锋:目前,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是,疫情将给世界带来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众多低收入国家,恐怕在遭受疫情打击后将再度出现贫困化的趋势。世界银行已经紧急呼吁筹集68亿美元,救助世界上40个贫困国家。而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衰退,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和欧洲出现第二波疫情,其经济衰退甚至要比1929—1933年大萧条更加严峻。抗疫、民生、复工复产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基本走势将取决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翁诗杰:今后的国际经济走势,需要观察当前宏观的国际政治演变与个别国家振兴经济的力度和成效。值此全球经济互相依存的年代,疫情的此起彼落,会把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期拖长。另一方面,本次疫情已让中美经贸摩擦升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初始阶段防疫不力,导致欧美各国的确诊病例与病亡率双双飙升。少数国家为了开脱责任指责中国。在甩锅、索赔之余,预计还会对华动作连连,借以打击中国的经济复苏。

总体来说,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皆会日趋强硬,同时也会拉拢一众盟友在对华关系上设置更多障碍,尤其是在经贸、科技与教育等方面,尽管欧美企业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庞大的市场。

发展中国家,如东盟诸国,以目前形势来看,相信只要中美关系没有全面陷入僵局,南海矛盾没有突发性激化,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仍会稳健发展。与此同时,若无意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预料今年也会在15国(除了印度)间达成共识,这对缔造亚太地区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可起加分作用。

科洛多科:如果我们在制定短期政策时不将长期发展战略纳入考虑,就不可能解决渗透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混乱局面。过度的经济金融化,以及资本市场的有限集中,会导致政策的盲目性。要想制定出明智的策略,我们不仅要好好了解最初的情况,还要运用想象力。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惊喜”或者“惊愕”了。

旧的思维方式往往不再适用于分析和解释新的情况,所以除了经济学,这场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向新实用主义的逐步过渡可能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新实用主义不仅是一种适度进行经济活动的战略,还是一种经济、社会和生态三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种可持续发展以创新、非传统和整体经济为理论基础。

4.世界政治格局将如何被重新书写?

欧阳康:本次疫情是对所有国家和社会制度前所未有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巨大挑战。首先,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速度,放大了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也会由此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这会对地缘政治带来深刻影响。其次,二战以来构建起的国际组织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挑战,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功能会有所弱化,美国以不断退群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也导致世界政治更加多极化和复杂化,国际体系会以新的方式来重组。最后,大国博弈进入白热化,美国坚持自身优先,抗疫中出现严重的认识失误和战略失当,暴露出制度和治理体系问题;美国受到国内两党纷争和选举政治影响,急于甩锅,背弃了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不仅不利于全球抗疫,还有可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负力量。

朱锋: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会出现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本届美国政府放弃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扮演的领袖角色,加上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美国领导人抗疫前期行动疏忽和乏力的批评,美方一些人蓄意让中国成为美国疫情严峻局势的“替罪羊”。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抗疫行动的恶毒攻击和狂妄自大的“中国追责论”,不仅阻碍了美中两国本来应该开启的合作抗疫进程,更是进一步恶化了美中关系。对于美国政府当前的这些做法,世界各国应该勇于表达自己的立场,全球的抗疫合作进程与唯我独尊的“美国优先”之间的角力,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书写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

翁诗杰: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会更趋多极分化。随着美国全球地位衰退,西方国家有些群龙无首,再加上疑欧派与保守右翼势力的扩大,疫后的欧盟团结会进一步受到考验。

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再加上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的抬头,美国只会加速孤立,催化其国际领导地位被取代的可能。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抗疫经验引发全球关注,尽管中方一再强调只是分享经验,可这已被一些人刻意解读为“输出中国模式”,并被描绘为一种对西方现有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叫板行为。中美两国的博弈,纵然中方想保持“斗而不破、竞合同行”的现状,可美国对其霸主地位受到空前威胁耿耿于怀。这种氛围很容易令两国关系由战略性的竞争合作脱轨演变成多维度的对峙。

科洛多科:真正可怕的是因这次疫情而滋生的恐惧心理、非理性主义、狭隘主义、民族主义、党派意识和保护主义。我们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看不见的新冠病毒,还来自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仇恨。这种仇恨和厌恶的情绪会伤及所有人,因为它会对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鲁道夫·沙尔平:是的,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蔓延。不论一国的政治体制如何,病毒都对其人民带来威胁和挑战。因此,眼下国际社会合作最为重要,任何形式的“责备游戏”、仇外心理都应该受到谴责。

5.疫情给世界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欧阳康: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紧密相连。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意识到,各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人类实际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本次疫情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让各国各民族意识到,在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和重大生存危机之时,我们需要携手互助、合作抗疫、拯救生命,保证人类的种群延续。而疫后重建,各国各民族需要相互激励、共同发展。

朱锋:没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合作抗疫、团结抗疫是世界各国的唯一选择,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在一次次共同面对并战胜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挑战中不断凸显。历史提示我们,只有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我们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世界才能继续保持发展、稳定和繁荣,人类才有美好的明天。

翁诗杰:这是一个人心动荡不安的年代,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既是最好的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面对疫情全球蔓延,中国驰援海外体现了中华文化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智慧。从一个非当事国的客观视角来看,只要驰援方能够充分掌握因国制宜的原则施以援手,让双方各得其所,自然是皆大欢喜、事半功倍。

科洛多科:自由与民主在此次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深陷泥潭。一些人认为,对自由与民主采取一定的遏制措施,有助于保持高度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一段时间以来,自由与民主一直在与其无法应对的困难做斗争。对抗民主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目前民主遭受到的非议可能更多。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主在解决瞬息万变的问题方面的弱点和局限性;另一方面,在抗击此次疫情的国家中,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以及暂时实施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在疫情过后持续实行。

鲁道夫·沙尔平:我相信,政治领导人将打开所有的门和窗,将人道主义精神转化为更紧密的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当前的危机。对我们来说,共享未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比其他所有的都更为重要!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参与本稿组织和编选工作)


附录2
深刻理解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www.qstheory.cn 2018年09月03日 09:0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分析大变局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对于科学把握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基本特征,全面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纵深看大变局包括的主要内容
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回顾总结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百年前的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阵营领袖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从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冷战后苏联解体,全球秩序历经数次重构,美国逐步实现独霸世界。
大变局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数次工业革命历程看,每次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先机,确立了引领世界发展的生产力优势,这是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根本推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得先进生产力主导权,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确立全球霸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端于美国,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新经济革命浪潮,美国再次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综合实力领先世界。
大变局的关键,是制度优势。英国取代西班牙霸权,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远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制度优越。百年前的大变局,源于美国建立了更为彻底的民主共和制度,创造了显著区别于英国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体系。“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先进的制度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也在提升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进程中,决定了大变局的历史选择和演进方向。
大变局的规律,是长期性渐进式。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1815年取得拿破仑战争胜利,英国耗时200余年建立起全球性帝国。美国从1894年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二战后成为西方阵营霸主,历时50余年。究其原因:同一时期有多个后起大国兴起,彼此为争夺霸权长期争斗;同时既有大国不甘心失去霸权,从多方面围堵遏制后起大国,延缓自身衰落和他国崛起速度。
从现实发展看大变局呈现的四个“未有”
未有之权力转移方向。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你输我赢的“换手”,百年来国际主导权“西方化”的历史惯性有望发生改变。
未有之变局要素比拼。多重因素撼动旧局,推动变局。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科技改变国运面临关键阶段。互联网、社交媒体进一步成为推动国际变局的加速器,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安全威胁多元化等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成为各国道路、制度、理念激烈比拼新的历史背景。
未有之社会主义振兴。过去百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横霸世界,甚至出现“历史终结”的谬论。经过长期努力和接力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进性、道路启发性、制度优越性、文化可亲性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极大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失衡局面,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
未有之人类进步意义。回顾历史,大变局多与血雨腥风相伴,通过惨烈战争,以战后条约体系方式定局,国际秩序的坍塌和建设疾风骤雨、大开大阖。当前大变局总体呈现改良、和平、渐进式:一是不再走大国战争老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通过自身发展、联合自强,实现和平崛起。二是不再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新兴力量积极利用、补充、改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拓展自身利益。三是不再是单一国家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数十亿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体量、数量、质量上衡量,当前大变局对人类发展进步影响的深度、广度、力度前所未有,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从未来看大变局将呈现出四大趋势交织互动的复杂态势
乱局。阶段性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乱变交错、风雷激荡的表象。灰色地带增多,标准权威弱化。“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跑。国际形势波动幅度加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成为常态,出现战略意外导致战略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此外,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人文危机,人与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等都将有所发展。
破局。西方内外治理困局的综合效应进一步显现,国际权力扩散和再分配进程提速。西方经营百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圭臬、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结构被逐渐破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塑造力的资源、领域、手段、平台进一步增多。改良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解局。全球治理能否摆脱困局,大国协调能否有效推进,世界经济增长能否挖掘新动能,科技革命能否为人类进步带来真正福音,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否得到有力遏制,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否得到及时回应。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迫切需要新思维、新理念解疑破题,走出迷局。
新局。乱而思治,危而望安。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进步潮流,积极提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为人类解开变局之惑提供理论引领、合作倡议、行动指南和实践创举。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与人类的和平发展之路同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局必将迎来光明前景。
从综合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总体有利
乱局的对比有利。面对大变局,西方阵营内部矛盾、部分大国内部各政治势力及社会思潮之间的矛盾都在发展。中国之治和世界之乱形成强烈对比,中国成为各方竞相争取的合作对象,有利于我国纵横捭阖,扩大战略回旋空间。
破局的趋势有利。秩序新旧交替、体系破立并举的转型过渡期,为我国培育和扩大国际制度性权力提供了重要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有利于我国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解局的需求有利。在世界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了巨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发挥了国际形势稳定锚、世界增长发动机、和平发展正能量、全球治理新动力的积极作用。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增强,为我国树立形象、扩大影响、塑造变局提供了机遇。
新局的期待有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契合世界对新局的期待。这有利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创造和积累良好外部条件。
当然,大变局也意味着我国的外部环境必定风云变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周边安全问题频发、海外利益安全风险高企等问题错综复杂,危机与良机相互交织,快速转化。但总的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以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以历史思维把握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对的种种难题和挑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纵观历史,大国崛起必然面临守成大国的打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民族复兴进程更不可能轻轻松松。同时,国际舞台中央也是国际矛盾风口浪尖,阻力与风险如影随形,不进则退。我们要以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积淀从容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规律走向,坚定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同时积极进取,乘势造势,推动大变局向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历史正确方向前进。
以辩证思维应对变局。世界之变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很多变化均利弊皆有,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机中见危,化危为机。我们要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善于驾驭和利用矛盾,准确把握主次矛盾,始终掌握应对变局的主动权。
以战略思维引领变局。大变局中,国际事务的中国印记和中国事务的国际属性同步增强,我们要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推进全球战略的意识和能力,走稳和平发展之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影响世界。
以创新思维塑造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永无止境,要永不懈怠,勇于创新,勇立国际变局潮头。要探索中国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新路,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断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田。要用好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时俱进,为变局提供理论、手段、机制支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自身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取得了一场又一场伟大斗争的胜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紧密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思想认识和理论实践统一到习近平外交思想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实践“四个自信”,在大变局与新时代的相互激荡中积极作为,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geonet 2020-7-28 07:25
知乎 何谓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6638170


这是现实,但不是每个人看得清,更不是每个人搞得懂,但是落后于时代只有被时代遗弃。或许地理学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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