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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中文版) 段序)
1966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讲座的时候,“世界风土丛书”的编辑詹姆斯·休斯顿(James Houston)跟我约稿,想请我写关于中国的那一本,我就答应了。但我可不是中国地理的专家,我10岁就离开了中国,懵懵懂懂地把母语也忘光了,就更别提认得汉字了。但休斯顿给我打气说,他并不是要我写一本高深的学术专著,而是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甚至是普通公众阅读的一本书,所以像我这样生于中国、学于西方的人,写一些关于“祖国”的事情,读者肯定会有兴趣的。我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想表达我对故土的敬意,尽管我除了外表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
(在《回家记》中段义孚说:在 1973 年 12 月 19 日,我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段写这本书和出版的时候,只是旅居美国的华侨---拥有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的中国人---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转道,在北京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的一次秘密访问。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这本小书出版于1970年,已经是47年前的事情了。这期间我除了偶尔要查证一两处知识之外,很少翻看。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当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王立刚先生说要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且请我做一篇序的时候,我是何其惊喜了。这次我很热情地回答他“行!”,我借此可以修正和解释一下我撰写这本《神州》时的主旨,而且我还可以在这里谈谈21世纪的中国——我的印象主要来自2005年我去中国时的短暂旅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64年的故土。
(其实这是不尴不尬的事情,这本半世纪之前的作品,并不在作者视为著作的重要位置,非常意味深长的是1974年出版的《恋地情结》被称为其成名作,2005年段义孚回国访问后,2007年出版了《comming home in china》,2013年中文版《回家记》出版,而大陆第一部段义孚著作中文版是2006年初出版的《逃避主义》)
我为什么要答应休斯顿的约稿呢?我刚才说了,首先是因为要向故土致献敬意;另外,还有一个更理性的想法,是要想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传统的区域地理著作通常是先写自然地貌,然后接着写人文景观。这种写法的缺陷就是二者之间的割裂,一描写人文景观,自然的力量就隐而不见。在写本书时,我打算克服这一陈规陋习,而且中国历史的特点使我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写法,中国的各种天灾,比如洪涝、干早、地震等,从来都是人文风俗中的重要因素。1960年代以前的区城地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谈及人民生活的部分,主要关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方面,而忽略艺术和文学,这对于文化深厚丰富的中国,怎么行得通呢?所以,这本书就是要打破常规,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我期望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
(这一段对于著作等身和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的段义孚来说,并不算自负。然而这种现实的事实,却成为我们读不懂的缘由。读过《回家记》或者英文版“who am I”,或许对于段氏地理学有更清晰的了解)
而我要写一篇中文版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谈谈2005年我在中国两个星期的感受。
(我不理解为什么段义孚要这样说,因为关于这次访问已有著作问世,并且中文版出版后洛阳纸贵一度脱销。而为什么却要在此格外强调)
1968年我在写本书时这么写过:1950年代中期,外国人眼中曾经富裕、蓬勃的沿海大埠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这里跳动的已经是工人同志们热烈工作、学习和娱乐的脉搏,无论如何,这至少是一种新的城市风尚。而高层仍然担心资产阶级生活会死灰复燃,如今这种“腐化浮华”的资产阶级生活却易容为“民主的”,终于还是“死灰复燃”了,这是我回到中国时看到的,尽管“浮华”这个词已经不合时宜,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北京、重庆、上海,从建筑学的眼光来看,散发的是那久违了的力与美,我也为眼前的场景而自豪,这些大都会的蓬物发展完全与西方城市不同,而是本土活力的呈现,是从积年的战争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活力。但也使我困感,这参差的摩天大楼和风驰电掣的高铁还是中国吗。如果我能再写一章来作修订我的书的话,我会来应对这个疑问。
(作为华裔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发展,但是此时段义孚已经真的“除了外表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不可能像“我的中国心”唱的那样子了。
我的中国心
黄霑作词 王福龄作曲 张明敏演唱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中国还努力保存一些我在这本书提到的那些古代民居和景观,我要为这种保存的努力叫好,但是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怀旧,而非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存续至今的那些更为持久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人际关系的轻松、乐天幽默,这是我在西方很少看到的。此如在北京,他们带我去一家叫“狗不理”的包子店,“狗不理”,有没有搞错?我在美国待了70年,从没碰见过这么古灵精怪的餐馆名字。至于城市里的样子,我到酒店外面散步,看见一个小区里有一小块绿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公园安全吗?在芝加哥,几乎肯定会有抢劫犯和嗑药的拦路打劫。而这里,我看见人们坐在石桌旁边心无旁骛地下象棋,孩子们嬉戏吵闹,而最让我惊奇的是旁边还有一块专门的场地让老头老太们锻炼。他们在一个健身器械上来回摆腿,同时盯着孙子。我在想,如果我年轻20岁(可惜我现在86了),我干嘛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王立刚译)
(末段在《回家记》有过记述:
溜达溜达
我和朱阿兴都觉得我们需要活动活动身体。尽管天气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湿热,但早上起来在宾馆周围溜个弯儿肯定是不错。我很期待我将要看到怎样的景象,以及会对这些景象做出何种反应。我估计会见到摩天大楼。不过见到它们时,联想到这个城市在 50 年以前还曾经是天人合一模式的不朽典范,我还是感到些许的不和谐。有一些建筑形式非常前卫,我的意思是说它们的线条和形状打破了人的思维常理。比如说,有一座楼的侧面向外展开,整个楼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变宽,使得整个建筑看起来似乎要倾倒。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讲,p8 这种样式并不适合银行或者金融中心。如今的建筑物拥有工程学和材料科学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它们的目标似乎是实现设计师狂野的设想,塑造出令人景仰的形状,而不是为了让人们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居住或工作。
高层建筑与公园
当然,北京城区里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并不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而是供工薪阶层居住的俗气的公寓楼。它们的样子和美国那些被评价为失败建筑的公寓楼差不多。而在北京,它们算得上一项社会成就。北京市政府给每个居民区都修建了一个半封闭的小型公园。如果是在美国,这种地方很快就会变成充斥着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的场所。但在北京绝不是这样。我和朱阿兴在几个这样的公园里逛了逛。公园的利用率很高,人们聚在一起玩扑克、下围棋或者打麻将,还有不少人围观。孩子们有自己的活动场地,场地里有颜色亮丽的跷跷板、滑梯、攀登架、单个的小木马等等设施,尽管这些设施也许会被恶劣天气和大大咧唰的年轻人损坏。当我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耳朵里充满了高高低低的嘈杂声音,它们与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游乐园里所能听到的音色别无 P9 二致。虽然人们说的是中文,不过即便是英语或者荷兰语也并无分别。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如果我以后想要在陌生的城市体验回家的感觉,那么就应该去游乐场,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不羁的年轻生命发出的喧嚣中。这里的儿童游乐场让我想到全世界的儿童游乐场。而旁边就是专为老人开辟的场地,这对我来说却是中国特色。当我看到老大爷老大妈们在颜色鲜艳、上有把手下有踏板的器械上扭动腰肢,在固定在地面上的金属环上抻拉身体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了年纪的北京人不必把自己限制在房间里。他们可以走到户外,用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器械锻炼自己的老身子骨,同时也能照看一下身边的孩子们一—不仅仅是为孩子们考虑,也是为了自己的天伦之乐。
“硅街”
(①硅街,指北京的中关村大街。一译者)
在我和朱阿兴散步的途中,我们造访了北京的“硅街”。这是一条很长的大街,到处都是从事电子制造业和商贸业的工厂和公司。我们走进了一家商店。这家店 P10从外面看像是一座如沃尔玛一般的大超市,不过里面却是一间间小格子,密密匝匝如迷宫一般。每家店铺柜台上都摆着一台电脑,有一位男士或女士照应着生意;柜台玻璃里像陈列廉价珠宝一样摆放着电脑部件——那些能让北京、让中国乃至让全世界迸发出活力的东西。这些店铺内部与卖汽车的店铺内部的区别是多么大啊,估计没有谁会把汽车零件误认为是珠宝的!汽车通过把人的身体运送到各个地方来实现人际之间的联系。电脑则可以让人们坐定,而让信息以光速来流转。此时在北京的各条街道和各个路口,交通拥堵,这表明用交通工具运输和交流的方式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
幸运的是,即使在熄了火的车里,人们还是可以用手机来保持沟通顺畅。小汽车和大公共都已经属于老去的时代。我突发奇想,觉得它们就像是大象,互相挤挤撞撞地奔向水源地。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些轻巧的手机和优雅的笔记本电脑,它们发出的信息畅行无阻,就像鸟儿飞过天际一样。
我问朱阿兴:“camputer 用中文怎么说?”他回答说:“电脑”于是我头脑中就出现了一幅未来景象一—我可以在商店里面像选珠宝一样挑选零件来更新我的大脑, 当然那家店铺会比我在硅街造访过的店铺要先进得多,P11它干净整洁、散发看微香,像大商场里面的化妆品部一样。如果衰老的前庞可以修复。那衰老的大脑为什么不可以呢?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居住在这个巨大国家的四面八方。人类留下的印记在有些地方鲜明可见,在另一些地方则已经湮灭殆尽。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个国家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一目了然: 修路架桥、筑堤造坝、开坊建厂,还有农业合作化聚集的大片耕地。这些发展正在我们眼前改变中国的景观。由于引进了并非中国所独有的因素,这些景观变化似乎格外引人注目。
与此相反,传统的形式和建筑遗存,却同中国背景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看来几乎是大自然的延伸,因此我们对其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土色的城墙、古老的宝塔和庙宇,那么乡村景观中的稻田和村庄就更是如此了。在观察诸如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江苏省以及部分华北平原这类人口稠密拥挤的地区时,我们需要努力想象,头脑中才能出现它们曾经是森林和湿地的画面;经过数世纪之久的缓慢发展,它们变成了中国传统壁毯上的典型图案。
即使在中国的穷乡僻壤,在看起来没有人迹的荒野中,也存在人类出没的印迹。例如,我们考虑一下中国艺术家的风景画。对于外行来说,这些画要么看来不真实,是道家自然神秘主义的图画象征,要么虽然真实,却是对遥远自然的描绘,除了归隐文人的茅屋,根本看不见人工技术的痕迹。但是对于那些了解中国城市之外的人来说,这些画并不仅仅是想象的产物;其表现手法至少部分得自中国环境的特殊之处。
中国的自然环境同西欧北美不同,像(北美)连绵的岭谷、圆形小山、低地、宽广起伏的平原,这类地貌在中国并不多见。大多数中国人居住在大小不一、平缓延伸的冲积平原(alluvial plains)上。在这种形成不久的沉积土上,甚至于丘陵,看来也像是陡峭的山岭。只有直立和平面的鲜明对比,没有类似于山麓小丘那样柔和起伏的坡地作为缓冲,是中国地形的常见特征。
即便在东部的大平原之外,例如,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这样的崎岖地区,林立的石灰岩峰丛之间,也有人们赖以栖居的碎小平原(坪或坝)。就此来说,大自然似乎同夸张狂放的艺术如此惟妙惟肖地相似。在中国北方也有石灰石和变质岩,例如秦岭山脉中那些尖锐的峰峦。在南方,火山岩经风吹日侵,变成坡面陡峭的山岭,溪水的强烈下切掩盖了其结构和地形学构成。至于说那些著名的风景胜地,陕西东南的华山和安徽南部的黄山,在照片上看就像唐宋时代的水墨画。
当中国艺术家强调需要仔细观察自然时,他听起来简直就像个分析景观的专业地理学家。郭熙是11世纪北宋著名的宫廷画家,他在《林泉高致》中说山峦的土壤和植被各有不同,又说村落与环境之关系:
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耸;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处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处有数尺之蘗……店舍依溪,不依水冲,依溪以近水, 不依水冲以为害。或有依水冲者,水虽冲之,必无水害处也。村落依陆不依山,依陆以便耕,不依山以为耕远。或有依山者,山间必有可耕处也。
以郭熙之见,山峦可能有土壤覆盖,也可能没有,山的植被(vegetation)取决于山的表层。在中国山水画中,林木葱茏的山景十分少见,多是光秃的山壁上矗立着几棵顽强的松树。郭熙没有谴责人砍伐树木,也没有指出树木砍伐导致几乎不可避免的土壤侵蚀(soil erosion),使山坡从“土质”变成“石质”。其实,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过分伐木的恶果。我们现在知道了,11 世纪在中国森林砍伐史(deforestation)上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艺术家们所崇拜的质朴之美,恰恰存在于嶙峋的岩石和荒凉的景观中,一种并非异想天开的看法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毁灭性砍伐造成了这种独特的景色。同样,流水冲积形成的沟壑在中国画中屡见不鲜。同荒山秃岭一样,下陷的河床可能有自然原因,但也可归咎于森林砍伐所造成的迅速的水土流失。
景观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也因我们同自然依存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探险家们探索遍布中国的人迹罕至的荒蛮之地,他们对自然界的体验虽然丰富,但是时间有限。而农人对世界的体验悠远持久,但空间有限,其足迹基本局限在村庄周围步行可达的分散田地,终其一生,他亲身亲历的地方可能不超过方圆百里。但是他完全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之中。对他来说,这不是景色,当然不能引起美学或身体上的激动;相反,这是资源,更是超出资源的养育性特质,四季轮回带来不同的情感,这主宰着他的生活形态。
乡绅的景观同艺术家和园林爱好者的一样。由于道家和佛家的启示,景观不仅仅是景色,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氛围,可以使儒家官吏暂时归隐其中。对他们来说,景观的美学特性使人类可以超越他的社会生物性内涵。工匠的景观是他的手工制品,他将自然界主要视为机会,他创造的景观是见证人类意志和力量的丰碑,存在于几千里长的大运河中,存在于巨大的布局严谨的城邑中,存在于近现代以来的钢铁厂、堤坝、水库和治理沙漠的防护林带中。但是景观的含义远比这里所历数的几种丰富得多。自然环境本身与时俱变,自然进程造成的变化缓慢,而人类行为引起的变化迅速。所以不同时期的人们并不面对相同的现实环境。人们的态度当然也发生变化,所以对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
在此书中我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中国景观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但是我以为不时关注自然力量和历史力量颇有裨益,因为这些力量使中国人转而关注他们周围的世界。
北宋画家郭熙笔下的山水,山峦崎岖,草木丰润,点缀着村庄茅舍、渔樵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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