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大系

地理学方法论

“地理学方法论” 是一个“形而上” 的命题，似乎与现实相去甚远。中国地理学界当前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基本上不愿甚至无力顾及这种探究。但这种探究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于学科的发展不可或缺。

克拉瓦尔在总结地理知识与社会需求的关联时，特别注意到西方学术地理学的作用:

       社会需求的引发并不全然属于经济或政府等功利，人们对地理的好奇心也是一种动机。学术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资源在大学体制内。其知识探究的倾向常超过与社会的关联。

学术地理学是出于真正的求知欲而发展起来的地理学，或称学院派地理学。另一方面， 克拉瓦尔将应实际需求而产生的研究称为“大科学(big science)”:

       支付“大科学” 的代价不菲,其知识环境却比大学较少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西方的这种情况，使我们想到中国知识界的两大传统：探究“天人之际”和谋求“经世致用”。而前者在当下的中国地理学界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 致使缺乏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上的创新，也制约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关于地理学方法论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地理学不仅关注学术前沿和国家需求，也关注生活世界， 这就导致地理学探究的领域极其广泛。其主题、所用方法、所持哲学及伦理立场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地理学者在理解和解释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时采纳了多种不同的哲学立场、方法和研究设计，需要在某种研究背景上理解这种多样性。地理学探究的广阔范围是令人振奋和激励的源泉，关键在于驾驭这种多样性而不是被其淹没。 从本质上讲，地理学研究比任何其他人文学科或自然学科领域都要求更多的思想。哲学和纯思辨性的概念对于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科学研究的质量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外部(也来自科学内部) 的哲学审视。

当人们不满足于了解某个具体方法及其应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可能促使他们继续追问诸如它为什么可以这样用，它与其他方法的关系是什么，哪一种方法更好、更全面等问题时，实际上就由比较单一的方法问题转换到了对方法论的关心。就学科层面来讲，地理学方法论就是要明确地理学的性质、范围和任务。这个被许多地理学者所接受的定义显示了方法论概念的复杂性。

为了理解和把握这种复杂性，需要从地理学方法论的一些主要范畴，如科学与人文、空间与时间、静态与动态、归纳与演绎、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历史、例外与普适、传统与异端等入手对它进行深入探讨。

地理学科的科学与人文，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学科属性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地理学科研究对象所体现的科学与人文。在地理学视野中，没有严格的自然地理现象与人文地理现象之分。因此，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地理现象、人文地理现象、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与人文自然地理现象。

第二层次，是地理学科研究方法所体现的科学与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具有深刻的哲学渊源，在自然地理研究与人文地理研究中，均采用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因此，自然地理研究方法与运用于地理研究的科学方法、人文地理研究方法与运用于地理研究的人文方法，显然是有区别的。

第三层次，是地理学科学科属性所体现的科学与人文。学科属性即文化属性，地理学科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属性， 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总体而言，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统一的二元统一属性。

地理科学所涉及的空间与时间，即地理空间与地理时间， 既具有哲学空间与哲学时间的共性，又具有地理科学的特性。

由三维地理空间与一维地理时间所构成的四维地理，是度量、分析所有地理研究对象的地理时空体系。

地理空间尺度与地理时间尺度及其相互转换、地理空间的本土与异域、地理时间的往日与今日、地理时空意识与构架的创新，是地理学研究与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的时空问题。

还原论是传统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还原论的盛行在于它在许多领域的许多情况下行之有效。然而，近年来，由于信息超载和过度简化等原因，还原论的潜力发挥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与还原论相对立的方法论是整体论。20世纪至今，科学界先后两次出现了整体论的思潮:一是一般系统论的发展和整体性原理的流行。二是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突现思想的发展。

从客观和主观对立的角度看，地理学者的地理研究是主观的，地理研究的对象(即地理现象、地理要素及其发展规律) 是客观的。从客观和主观统一的角度看，方法论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则与研究者个性和目的相结合的产物。整体科学方法论和地理学方法论的演变表明，将这一结论应用于地理学方法论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但表明地理学方法论本身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揭示了哲学与价值判断影响地理学方法论形成和演变的实质。

科学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的目的是说明研究对象的构成和属性，定量分析的目的则是测量系统成分的数量及其比例关系。这两种方法在哲学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和数据分析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定性方法的数据分析主要是说明研究对象的内在意义，定量方法的数据分析则是为了证实或者否定某个命题。虽然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在逻辑上都会用到归纳和演绎，但归纳和演绎法在认识论层面主要属于定量方法的范畴。在科学方法论中，严格意义的归纳与数学和统计学有关，严格意义的演绎主要是采用数学变换方法。

1710年莱布尼兹提出“可能世界” 这一概念。此后“可能” 与“现实” 逐步发展成为一对哲学范畴，并且也是艺术与科学划分的判据之一。今天，可能与现实已被作为地理科学研究的一对范畴而被正式提出。地理科学不仅仅研究现实的现象，同时也要研究潜在的或者可能的现象， “严肃的科学必须在涉及现实性的同时涉及可能性，这是基于如下信念: 只有描绘出可能的界限，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才会变得切实可行” 。

静态和动态联系着格局和过程，分别代表地理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在许多情况下，两种方法可以有机结合、相辅相成。通过地理系统的动态分析，可以更为有效地揭示不变的规则和稳定的模式；认识不变的规则和稳定的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地理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的支配规则。地理系统的静态特征可以定性地描述，也可以采用数学方法简明地刻画；地理系统的动态演化既可以借助数学工具建模分析，也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展数值实验或者模拟实验。

地理研究的微观与宏观，具有两重性质，一是非本征尺度地理研究视野的微观与宏观和本征尺度地理研究对象的微观与宏观；二是时间尺度的微观与宏观和空间尺度的微观与宏观。严格地讲，在不分研究视野与研究对象或不分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的情况下，所谓的微观地理研究或宏观地理研究，都是不准确的阐述。

地理学中“例外” 与“普适” 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区域地理学与系统地理学的二元论之争。这一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以哈特向为代表的区域学派和以舍费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地理学之间的大争论为两者矛盾激化的顶峰。

地理学思想史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讲述地理思想和知识的产生、形成和演变过程，而是要通过这一过程达到对地理学性质的把握和准确认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因此，具备地理学思想史的学识是地理学方法论研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通过地理学思想史研究可以把握地理学的要旨: 地球表面的差异性是地理学的关键，而对此进行描述和解释是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地理学思想史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古典时期和近现代时期。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传承和特色。在面临坚持传统与积极创新的抉择时， 地理学者应该多从思想史中吸收和借鉴，并避免掉入二元论的语义陷阱。未来地理学会聚焦于那些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地理学从来都是传统与创新的复合体。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及其进一步发展都建立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之上， 所以，了解、学习并继承传统几乎是不自觉的，这一过程的发生和作用甚至不论你是否意识到。另一方面，时代的要求和个人的渴望却促使我们打破赖以成长的传统基础，发展知识、创造知识，获得更大的突破。所以，传统与创新，也可以说历史与现代这一问题成为困扰地理学者的一个矛盾。

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可按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和知识环境(哲学、社会理论和对自然的认识) 梳理出最重要的四个阶段：1）传统地理学及其创新；2）“科学的” 地理学及其创新；3）“人本的” 地理学及其创新；4）多样化的地理学及其创新。

1）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创新；2）西方地理学的引入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3）中国当代地理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