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新福特主义的教育观念不错啊，能取到这么好的作用怎么会不好呢？

有许多批评家在质疑新福特主义的教育观念，认为教育如果采取市场化的竞争和选择机制，受益最大的是那些中产阶层。这是因为所有的社会群体并不都可以平等地进入教育市场，在教育市场的竞争除了经济资本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是重要的因素。双向选择和学校间的竞争必将产生一个依据社会阶层进行分类选择的隐蔽标准，学校系统也会根据社会阶层、种族、信仰而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学校。有能力的劳工阶层的孩子将会因所在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而失去继续进入大学教育的机会，从而造成人力潜能的大量浪费。而高收入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孩子由于各种资本的优势，可以进入好的学校接受优良教育。从结果预期看，教育市场化在名义上提供效率和弹性的同时实际上“生产”出大量的低技能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市场化改革可能产生大量的不具有人力资源价值的社会群体。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培训系统更进一步的批评是，劳工阶层和社会底层的学生不仅仅要支付培训成本而且还面临双重风险：首先来看，当学生接受某一培训后进入市场，但市场的需求变化了。其次，现在的热门产业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会消失，针对热门产业的培训是短期的、不确定的。

社会学家韦伯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四个阶级，他们是：（１）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越是成为整体，工作也就越趋于自动化；（２）小资产阶级；（３）缺乏财产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各类白领雇员、公务员等）；（４）凭借财产和教育获得优势的阶级。韦伯的分析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产阶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层：总体性精英阶层、工薪阶层、贫困阶层或需救济阶层。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中产阶层呢？其实仅根据收入情况居于中产阶层者比例非常低，还不足以构成一个阶层……尽管许多人视自己为中产阶层，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中产阶层不仅仅指收入上达到一定的数额，而且更重要的是自身所具有能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还有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社会分层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１）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多数的社会资源，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２）知产阶层。他们大多虽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是中产阶层，而是作为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个阶层也有着诸多的分化，一些人通过自身的资本、工作成就和机会很可能会接近或进入总体性精英阶层或与总体性精英阶层联盟。一部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创作，成为知识经营者，有较高的收入，他们会以中产阶层自居。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靠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平民化的倾向；（３）平民阶层。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最大，大多数人基本是靠国家工薪生活的。由于社会中各单位的情况不同，所以在收入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些人是个体户维持着“长不大的”企业和商业过活，另一些人可能是靠着退休金过活。这个阶层的生活质量方面不能说过得很好，但基本能达到“温饱”水平；（４）需救济阶层。他们生活在贫困状态，并且在市场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就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重要是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下岗失业者。（孙立平：《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果演变的新趋势》）

一些学者将新福特主义标签为新右派，作为对新右派学者观点的回应，左派即后福特主义思想逐步发展起来，他们主张兼顾效率和公平，发展高技术、高工资、磁性经济的做法。认为知识、技能、民众素质是发展繁荣经济的关键。对西方国家来讲，保持经济繁荣发展的方法就是要发展能够吸引高科技、高工资雇员的磁性经济，因此应当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加大投入。但是对每位社会成员来讲，并不是都具有高技术、高报酬的机会，如果建立弹性工作制度可以形成更高的职业流动率，这样就会调节就业和失业。如果每位工作者有向高技能、高工资工作发展的机会，一时的失业和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

鼓掌鼓掌，说的真好！大家最终都能得到高工资的工作多好啊，那不就大同了吗，理想社会啊～可是，批评还是不断……

对新左派学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高技术、高工资的磁性经济促进教育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扩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结果，造成了新的人才浪费。在毕业的大学生中，只有级少数的人能够找到高技术、高工资的工作岗位。当一些企业家认识到人力资本对企业成功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有许多企业家认为通过雇佣低技能、低工资的劳动者也会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大学生堆积的地区，高技能、低工资的现象也同样可行。其二，全员培训能够解决失业的问题。从现实上看，高技术、高工资的经济发展路线是以高失业率为代价的。当所有的人经过培训后都具有了高技术，但是，高技术、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没有变化或很少变化，同样解决不了失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的增长并不能确保本国就业率的增加。这是因为一国经济的增长，很可能是由于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国内需求的增加可能是为另一国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不是本国。失业问题是西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新右派还是左派学者，都没有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左派学者也没有提出足够的理由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分享到教育投资和全员培训的好处。其三，收入的差异反映了劳动者自身的知识、技术和综合素质的差异。左派学者认为，高技术应该有高工资，收入的分化是劳动者知识、技术和自身素质的反映。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在许多国家中，高知识、高技术并没有与高工资挂钩，收入与知识、技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所制约，比如日本的收入水平是建立在雇员对公司服务的时间长短和忠诚度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雇员的知识、技术水平的高低。其四，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保证有平等的发挥他们潜能的机会和实现人力资本的更新。左派学者提出有必要扩大高等教育并建立终身教育体系，这样做从理论上看似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强调了经济全球化对全体社会成员提高受教育水平的要求。但在实践中怎样操作，事实证明，一味强调了提高雇员的受雇佣水平，反而增强了工作的不稳定感。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仅强调个人竞争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强调受雇佣能力的提高就会导致赫布斯所讲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地位竞争问题不解决，教育的“马太效应”就会约演越烈。因此国家必须介入调节教育机会竞争，这不仅是作为经济效应问题，而且还是作为后福特主义经济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左派学者认为，只要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培训有适当的投资就会缩小社会不平等的想法，也许是没有认识到隐藏在背后的权利、地位、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些事实。国家若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实现高技术、高工资、后福特主义经济战略，也不能保证对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开发他们潜能的机会，实现人力资本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