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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王爱民 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第12章人地关系论第1节人地关系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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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第十二章 人地关系论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第二节 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评述
本章小结
第十三章 区域论、空间论与时空观
第一节 区域研究与区域论
第二节 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第三节 时空耦合性与时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四章 生态论与景观论
第一节 生态论
第二节 景观论
本章小结
第十五章 地理学的计量化、理论化与行为论
第一节 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定量化
第二节 地理学的理论与法则
第三节 人类与环境的感应——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本章小结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第一节 地理学的范式论
第二节 地理学的危机论
第三节 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与基本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245第四篇地理学思想的评述
地理学在传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中，从人地关系、区城与空间结构、人类生态学、景观科学、行为科学等不同角度，开展了多侧面的研究，形成了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区域论、空间论、生态论、景观论、行为论等主题，丰富了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每一方面的研究都有其鲜明的特点，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每一种地理学思想观念均存在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从不同侧面研究的必要性；地球表层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决定了唯有综合各种观点才能掌握其全貌和本质。
P247第十二章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论题。自从人类脱离单纯的动物状态而进入到人类时期以来，人地关系就作为地球表层一种新的运行机制而客观存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与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相应地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和全球变化研究的兴起、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人地关系研究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显示出其永恒的魅力和新的生命力。近代和现代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侧面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充实。
第一节人地关系的内涵诠释
洪堡和李特尔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尤其是与土地关系。洪堡认为，“不包括人类的自然图景是不完整的，人类在生活上到处与土地发生最根本的联系”。李特尔遵循发展了埃拉托色尼把人类之家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想法，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和自然关系的学问，“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要求人们将其活动及其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舞台，因而，要叙述的不仅仅是这个舞台本身，而是其与人的关系。”在他的《欧洲》一书的前言中明确宣称：“整个土地呈现出生物的图案，其上天然与文化的产物、自然与人文的面貌，都被巧妙地安排为一个整体，完美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最有意义的相互作用”（罗伯特·迪金森，1980）。两位大师的论著表达了相同的、深邃的人地关系思想：人地关系首先是人与土地综合体的关系；土地利用完美地体现了人与地的相互作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人地相互作用下的整体性。
一、“人地整体系统”中组成部分的“人”
李特尔特别关注人地相关性，并将“人”提升到地理学研究的“顶点”地位.然而，受启蒙运动思想和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近代地理学长期关注于“理性的人”和“社会群体的人”，而严重地忽略了“真实的人”和“个体生命的人”，致使地理学陷入思想难以突破的因境之中。人文主义地理学、存在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和主要特色，在于对人的多重属性及其与地理环境复杂的关系的揭示。作为地理学理论概念的“人地关系”中的“人”，不只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的人”，而且是具有丰富内涵、存在于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具有层次结构和组织功能的“系统的人”。
1）个体的人与社会群体的人。人既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社会系统动作的载体。地理学既关注社会群体，也不忽视个体的作用。个体的行为及其个体事件产生的重大环境影响，是人地关系模式中的一部分，现象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对地理学的重要意义在于重新发现了“多样性的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方式”。这也是聚焦于个体时空特性研究的时间地理学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2）自然属性的人与社会属性的人。自然属性使人受制于自然法则，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本能，而这一特征始终是人地关系中一个稳定的基本的影响因素。当人类还在为基本的最低需求挣扎时，人的基本需求扩张为人地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社会属性使人受制于社会法则，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和环境广泛而多样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通过社会契约、法制对自身活动的束缚。
3）人既是一个特殊的生命物质体系，也是超生命物质的文化体系。作为生命物质的人，在与环境的作用中创造了人工物质世界和文化精神世界。地理环境、人工产物、具有不同文化特质和文化差异的人也就成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正是具有特定伦理、道德、价值、习俗、信仰的“文化人”的存在，决定了地理学对人的研究不能单纯采取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而“规范性”思想和诠释社会学的方法对“文化人”的探究就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4）生产活动的人与消费活动的人。人的这一两重性，一方面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人-地之间实质性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人类”主要通过土地利用、工业代谢、生活消费等活动形式对“地”产生直接作用。从工业时代的“生产型社会”转到后工业时代的“消费型社会”，地理学对人和人地关系的研究内容也随之而拓展。
5）人是一种理性、正义、仁爱、自由、情感、欲望、权力、意志、贪婪、丑恶、疯狂、荒逐并存的“社会动物”。人类行为多以“理性合理的人”为出发点，但常常也承受不合理行为导致环境恶化的后果。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地理学的思想启迪在于揭开了唯物的、理性的、单面人的、冰冷的人的“铁面具”，还“真实的人”于地理学研究的“人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人、情感与行为丰富的人与空间地域的各种各样的联结—生产空间、权力空间、犯罪空间、乡土情愫等成为地理学内涵丰富的源泉。
6）人是主体性与受制性的对立统一。主体性作为人类属性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自主性、目的性、自觉认识、能动创造等。作为主体活动的人，同时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包括人类社会自身（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的制约以及自然环境的强烈制约.完全意识上的自主自觉是不存在的，人类的主体性和自由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的灵活抉择。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或然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的制约特性。
7）人是具有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系统人。人的整体系统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知识价值观念系统，包括文化和知识、科学技术、思维价值观念、政策法律：二是社会组织系统，包括制度体制、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体系；三是人类行为模式系统，包括个人集团、社会国家、全球不同行为主体的生产、消费、娱乐、政治宗教等行为活动以及人口自身的生产、迁移、流动模式；四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对自然环境产生强大作用的人工物质系统，包括工具机器、人工能源、交通通信系统等。上述四大部分相互渗透、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人的整体系统。
二、“地”是人文地理环境系统与自然地理环境系统的有机统一
地理学所理解的“地”就是地理环境。需要从系统整体与部分内在统一的角度，从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整体系统发展的角度，从人地互生、转化、过渡的角度，重新审视“地理环境”术语的内涵。地理学所理解的“地”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1）“地”不是给定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而是与人类活动双向生成并包容人类活动及其产物的系统。因此，这里的“地”已不再具有单纯的“自然性”，而或多或少融入了“社会性”的烙印。
2）人文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人化过程的延伸。然而，人文系统并没有丧失自然本质，具有自然系统的“自然性”，即自在性、给定性、原生性以及活动方式的自发性、无目的性、物质和生命层次上的自组织性。对此，西蒙曾明确提出：“我们称之为人工产物的那些东西并不脱离自然。他们并没有得到无视或违背法则的特许。”人文地理系统与自然地理系统尽管存在物质的外在形态上的差异，但在其关联的运动中和“自然性”的本质上是统一的。
3）典型的人文地理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客观上存在着差异。人类把自然法加以人工（技术）的组合，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原生自然物的新物质形态——人文形态，同时赋予了它新的特性一—社会性，表现为创造性、自觉性、目的性以及智慧生物的自组织性，并以其特有的功能满足人类多维的效用需求：通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创造社会的活动，减弱或克服了自然环境的无定性、不稳定性，人文地理环境成为人类抗衡自然风险、提供稳定需求的“缓冲器”；人文环境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多层次、多环节的加工，使其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成为自然资源和人类需求产品之间的“转换器”；人类所创造的中介系统，其本身属于人类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又以其特有的功能手段极大地扩展着人的肢体、体力、智力和速度，在对自然环境的深度开发过程中拓展着人类系统，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天然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与典型人文环境系统体现了地理环境“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两极对立，其间存在一系列的过渡类型。
4）地理环境对人类具有多功能价值形态。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具有多种功能：一是土地生态系统提供的第一性生产力和生命构造力，这是人类第一产业——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是自然综合体提供的各种矿产资源、水资源、能源等，是人类第二产业——工矿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景观和生态环境功能，包括旅游价值、美学价值、科学文化价值以及环境稀释降解功能和生态调节功能；四是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累；五是为人类活动提供空间场所以及在空间关联中形成区位效益。地理环境的多种功能属于广义的自然资源、自然-经济资源范畴，人类正是在对自然环境不断开发利用与人工环境不断重构中，推进着经济技术体系、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由此可见，人与地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围绕人类社会-地理环境这一主轴关系而展开的。在人地关系的多层次结构体系中，人与土地自然综合体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的基础层次。在这一基础层次上，存在人类与自身创造的交通系统、材料-动力系统、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等各种关系。“地”的内涵随着人文环境系统组织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而反射出对人类社会的多功能的作用。“地”以其无限的丰富性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多样需求，诸如生理的、心理的、美学的、价值的、物质的等方面。
三、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构建的基础性作用
地理环境以其固有的属性对人类活动同时产生双重作用：一是以资源的形式或支撑条件不断提供人类所需的物质、能量或效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基础性支撑作用；二是以不利的环境（自然条件严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力衰减、地处偏远）或爆发性灾害强烈地制约着人类活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不只是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基础、基本的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撑作用或限制性作用的强弱取决于地理环境的以下特性：
1）适宜性。适宜性反映的是地理环境对特定类型的人类活动的适宜状况。适宜性表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选择性并不是无条件的、“任意的”或“自由的”，而且受制于适宜性宽度和适宜性等级。从多宜到不适宜、从高度适宜到极限适宜，人类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小，其利用的“风险度”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地关系发展史是适宜性内涵中人类活动因素不断强化的历史，是适宜性在时间上持续扩展的历史。
2）潜力级。潜力级是指针对特定人类活动，地理环境的等级、质量及其通过开发改造后可能提高的程度或支撑、满足程度。潜力级表明：人类活动发展的空间分布、时间过程和投入强度受制于潜力级，在空间上，人类活动总是从潜力级高的地区向潜力级低的地区推移，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技术经济的投入，对限制级因素加以改造和克服得以实现的。从时间上，遵循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发展过程；在时空关联上，表现为随着潜力等级的降低，集约度迅速递减，限制性增强，人类活动风险程度增大。
3）限制性。限制性是指关键性限制性因素或若干限制性因素的组合对特定类型的人类活动产生的障碍性或破坏性作用。限制性是与适宜性、潜力级互补的一个概念。正是限制性因素多、强度大，才导致适宜性和潜力级降低。限制性原理表明：环境的限制性制约了特定时期人类活动的产出水平，决定了人类活动的最大集约投入水平。随着技术经济的进步，人类不断克服限制性因素，在无限的时空里，这种克服的潜能近于无穷。然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受技术条件的可行性界限、交通区位的界限、经济界限（超过经济临界值利润为负）等制约，环境的限制性又是绝对的。环境限制性程度越强，技术经济投入的成本代价越大，报酬递减速度越快，环境的决定性也由“隐性作用”变为“显性作用”。
4）资源禀赋、环境生产力与环境质量。资源禀赋和环境生产力是满足人类多种效用需求和价值水平的测度。环境生产力可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经济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主要包括气候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植物初级生产力等。自然生产力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条件和可能性，其本身直接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环境生产力属性表明：环境的自然生产力是人类最“经济”、最“廉价”的“投入”。人类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讲只是自然生产力延伸转化的结果。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生存的基础。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最小的投入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社会综合生产力。
四、人地关系是一个具有多重关系和丰富内涵的总体
在“人地系统一体化”的今天，纯粹“自然环境”的“地”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地”是包容“人”的一部分的“地”，“人”是不断被“地”渗入、特征化的“人”。人类通过对“地”的创造性改造和调控，把主体性切入到“地”的运动变化之中。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演进和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不断地从土地综合体中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能量和更为强大的效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发展都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互生转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的一种观点是：唯有从人与地相互作用的广泛视角中，才有可能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唯有从人与地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中，从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整合机制的探讨中，才有可能透彻地把握人地关系的本质属性。单纯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均不能体现出人地关系的本质性和规律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可用“人化”一词来称谓。由于人地交互作用，“人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人类自身，而且也体现在环境的“人化”和“反人化”过程中，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过程（图12.1）。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同一过程的双向运动形式，这一过程不只是人类主体单向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环境以其固有的方式表现出的反响回应。这种双向生成、关联互动、循环扩展的统一，构成了人地关系发展的内部机制。
在人-地双向生成的过程中，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凝聚并体现在作为活动对象的客体环境上，从而赋予了人地系统以人类社会特性。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自然过程中的速率、强度和方向，形成了兼具人类特性的新的自然过程，即自然规律包含有社会作用成分。另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环境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始终起着作用。人地系统存在一体化的双向互动性。人与地立体网络关系的形成、维持与发展是人文过程和自然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不断推进着土地利用的深化和人类自身的发展。从“人的整体系统”到“人地系统”再到“自然环境系统”，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渡环节和层次，很难划分出其截然的分界线。人与地在客观世界中，尽管从研究角度和认识角度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来看待，但在其存在中是以融合不可分的一体来运动的（汤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皮特强调了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整体性.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学关注社会如何形成、变化，如何逐渐改变自然环境，如何从原始自然状态创造赋予人性的各种形式，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沉积物层沉淀，直到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景观的形成，地理学也关注自然如何影响社会，自然创造了人类，而社会力量使其具有文化色彩；自然具有对地区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限制和提供原料的潜力。社会和自然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相互关联的复合体。在一个方向中曾经是一个偶然的关系（在自然演化中人类的形成）变为在另一个相反方向上均等的偶然相互关系（社会演化改变“自然”环境）。这样，人类活动持续改造、重塑着自然环境。在社会和经济力量改造景观的意义下及在思想和话语的影响下，自然变得社会化。理解这个关系系统需要地理学家是经验丰富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寻找联合两者的方式，借助两方面知识的润察力来获得方法。因此，地理学的核心是研究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理查德·皮特，2007）。
人地关系的发展既表现为人类对“地”开发利用的广度、深度不断增强，同时也表现为人类系统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从采集时代到现代工业时代，工具系统从石器、铜器、铁器向动力机器、智能化机器发展；交通工具从传统人背马拉向现代交通通信体系发展；动力系统由人力、畜力、水力向现代电力系统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日趋精细化、规模化。与社会经济阶段性的发展相对应，人地关系由采集、游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到集约型农业、城市、大都市带，实现一系列跳跃式的转型。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力既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或其他的“技术进步论”、“经济决定论”，而是人地关系的演进。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连同他所创造的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工具装备系统、人工环境和城市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均是围绕人地关系这一“轴心”而发展、演变的。
以“人”为中心，从人文环境到自然环境，大致可分为六个基本层次（图12.2）：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层次即人口系统，反映的是人口构成的发展变化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文化系统，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和建构的人文环境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制度体系；第三个层次是工具装备系统，是人类活动改造利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所凭借的工具、手段，其本身可视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既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强弱大小，又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中介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第四个层次是人工产物系统，是人类利用中介手段和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资源创造的人工系统及其产物，包括人工产品、城市聚落和“三废”物质等；第五个层次为农业生态系统，体现了农业活动中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表明了人类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六个层次是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资源。以上六个人关系系统基本层次，分别对应于六种基本的人地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人与工具装备系统的关系；人与人工环境、人工产品的关系；人与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
多功能的“地理环境”与多层次的“人的整体系统”双向生成，彼此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人地关系极其丰富的内涵。人地关系，乃是基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和文化（组织、制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与人工产物、人与自然综合体等多层面组成的物质-关系系统。在人地关系多层次结构体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其他关系均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构筑与发展，并表现出递阶的、统一的但又是异质态的、复杂关联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