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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王爱民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篇第十六章第一节地理学的范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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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回到地理学本身：地理学思想纵览
地理学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主题或学派具有不同的表述和特质，呈现出动态的、多元化的特点。本章回溯地理学的基本特点，并聚焦于地理学的范式论、危机论和思想特质。
第一节地理学的范式论
自从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范式的概念就逐步深入到各门学科发展史的轨迹、方式、特征、模式、规律的探究之中。
一、库恩的“范式”理论及其意义解读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论、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概念，对科学史、科学哲学和当代科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库恩将范式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团体承诺的集合”、“共有的范例”。范式思想集中体现于库恩的以下论述中：“我们将反复讨论科学发展中的几个重大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是与哥白尼、牛顿、拉瓦锡、爱因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在物理学中，这些历史事件比大多数其他事件更能清晰地展现出所有的科学革命究竟是什么。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作是合理的问题的解决标准也相应地发生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改变。”库恩把科学发展过程分为前范式时期、专业化时期、典范时期、危机时期、危机时期和革命五个阶段（图16.1）。
不少学者对库恩的观念加以批评，最普遍的批评认为库恩的范式概念有问题，虽然他的著作第二版中已修订了他的观点，但在用法上仍然不明确。因为任何一门科学，其内部的意见很少是完全一致的、稳定不变的；而且观念系统的论辩也不是一种自主的活动，而完全被限制于一种特殊的论述或训练的范围以内。波普尔（K.Popper）所著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57）对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造成相当的影响。波普尔反对范式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构架。
波普尔认为，一门活跃的进步的科学应处于不断的变革中，当认识到库恩已证明所谓的“常规科学”和“范式”存在，波普尔痛惜这会给这一时期的科学进步带来危害。不挑剔的科学家接受他们那时期的主要教条，并支持一些新的时髦的和以前革新的理论时，常规科学建立了，波普尔担心如果这类科学家主导了科学思想，这将预示着科学的结束。剥开“常规科学”、“基准体系神话”的面纱，波普尔断言科学家重要的角色之一是打破神话。如果我们经常在某种程度上陷入理论基础体系，只要我们表现得像真正的科学家，我们就能打破它们。一门有活力的科学应处于永恒变革的状态之中。菲尔本德（Feyerabend）否认库恩变化时期的“标准科学”和“变革”的模型，并视之为历史性的错误。他认为，科学没有在标准科学实践和多元论时期显示出按年代次序发生的变化。因此，一门学科的历史性发展也许最好通过整合波普尔和库恩的模型来表述。
尽管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受到众多批评，然而库恩的范式理论的价值在于：打破了科学发展线性进步的观点；强调了少数科学家的创造性思想在科学发展中的关键和转折点作用；科学发展或革命表现为一种“常规范式”向“新的范式”革命跃升的过程；在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学术的、世界观的）；库恩对科学发展演替的研究启迪并引发了学者们对学科发展史和学科演变的本质、特征的思考与关注；也许更重要的是，库恩的“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的命题，有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一样，影响了一批库恩主义者或非库恩主义者变革学术传统的热情。
二、地理学中的库恩主义与对地理学范式论的批评
保罗·克拉瓦尔（2007）指出：“库恩的科学革命诠释对地理学非常重要，由于地理学的每一个新趋势都被诠释为与科学革命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后，地理学中的计量革命、空间科学运动、理论革命、行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革命相互交织、呼天抢地.无可置疑，20世纪60～70年代是地理学及其思想急剧发展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地理学在多个方向、多个主题上得到拓展性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地理学的社会影响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然而，对地理学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库恩的“范式”革命，存在两种遇然不同的看法。
伯德·詹姆斯（J.H.Erd）认为，库恩是地理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方法论学者，受库恩影响的地理学家可以分为两派。其中的一些人运用库恩的方法，鼓吹他们观点，使其合法化，并以之作为一种对抗已确定的科学事实的武器。另外的一些地理思想史学家则尝试着将库恩模型用于解释地理学思想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范式主义已经展示出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已经超出了库恩最初所设想的。另一方面，它也被认为是地理学史的一种有效的典范。
保罗·克拉瓦尔（2007）则对地理范式持否定态度：“信服库恩范式的地理学者为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而欢呼，他们视此为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次革命。历史正加速前进，但是解释地理发展有关原则并未改变”；“20世纪70年代末期，许多地理学工作者对20年来地理学发展方向的激增感到困惑。激进地理学者倡导库恩的观点，将自己的研究取向当作地理学史上的最新范式，并等待胜利的到来”：“这样的情况破灭了库恩的观点在地理学方面的应用。地理学史并非由范式的演替所形成，它是循着一个核心经验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不同尺度来解读空间分布；并提供机会使人类对其环境、生活的社会以及不同类型的现象间的连接有更多一层的了解”。
三、地理学及地理学思想的演进特性与“地理学发展模式”解析
詹森（Jensen）和戴尔伯格（Dahlberg）曾把科学的发展轨迹看成是一条“S”形的逻辑斯蒂曲线，并以拐点将其分成四个时期：①初步增长时期，文献数量显小规模地绝对增加，很少或没有社会组织；②指数增长时期，出版物数量以有规律的间歇成倍增加，专门研究单位成立：③后继期，出版物数量开始下降，但年增量保持稳定，专门化和争议都在增强；④成熟期，增长速度接近零，专业研究单位和社会组织分化，学科达到成熟。格雷戈里（Gregory）认为：“鉴于日前与其他科学的互动方式，自然地理学已处于第三阶段，或许已接近第四阶段。”学科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是客观存在的，它比较适合科学内涵呈“刚性”特点的一些分支学科，尤其是一些技术性学科（如遥感、计最地理学或某种方法），同样也适合用于解释一些学科的“主题”或“学派”的发展轨迹。然而，对复杂性学科、综合性学科、内涵丰富与张力强大的学科而言，以一条逻辑斯蒂曲线来说明其发展轨迹则失去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库恩的范式理论展现出了它的价值与意义，范式革命使得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多条逻辑斯蒂曲线组合的发展模式。
库恩的范式理论是基于物理学史的研究。物理学史是关于物质的属性研究不断拓展的历史。力学、声学、光学、电磁学、量子力学、核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尽管其间存在许多交叉学科，物理学总体上呈现出纵向拓展型学科的特征：一是范式革命相对清晰可见；二是范式转变后，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各处看来，都与他以前的研究世界被此“不可通约”。
地理学是一种典型的横向联合型、复杂型学科。地理学的发展以区域地理-人地关系-地图传统为“主干”，进而不断衍生出新的主题与分支-景观主题与文化地理学（伯克利学派）、计量模型、空间主题、行为地理学、各种地理哲学流派、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后现代地理学。图16.2概括地表达了在古代地理学的传统主题基础上，自1850年以来地理学及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物理学发展范式比较，地理学的发展路径、模式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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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一种复杂性的、多主题性的学科，地理学的“范式革命”往往并不能以某一理论或某一地理学家的思想而标志性地反映出来，而是依据众多特性（科学性、理论性、技术方法手段的先进性、学科共同体的地理学认知、地理学思想的整体特质等）“综合判断”的结果。从综合特征的差异上看，地理学进程中的“范式革命”发生在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现代地理学与近代地理学的转折上。
2）地理学内部及各分支科学发展演进的差异性。对地理学这种具有复合学科特征的复杂学科，很难以库恩标准整齐划一地去说明“地理学”是“经验科学”或“成熟科学”。动植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气候学、地貌学具有成熟科学的特点，但全球地理学、地球表层学总体上尚处于构建阶段。
地理学发展的“通约性”和“复合性范式”特征。地理学的发展表现为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的一种拓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决定了地理学“主题”与“主题”之间、学派或所谓的“范式”之间存在很强的“通约性”，又进一步形成了地理学及其思想发展中的“复合性范式”特征。地理学的发展是基于地理学“核心”或“主轴”基础上的繁殖、衍生，而不是一种替代。用杰弗里.马丁（2008）的话讲：“近年来的地理学，与过去一样，是创新和传统的复合体。”传统主题和后续的拓展交互重叠并始终贯穿于地理学的发展之中，形成复杂交错的地理学发展图景，就像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样。然而，与大树这一比拟不同的是，各分支之间呈现出连体特征，有如盘根错节的“竹根”一样。当我们回顾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时，不难看到新的范式是怎么从旧的范式的观点那里继承过来的。旧的与新的之间、各主题之间存在着通约性、关联性和互补性。其间的变革或许可以称之为“主题革新”、“亚范式变革”或“各学派的思想”更为适合。
4）地理学思想发展、拓展中的“回归现象”、“综合倾向”、“向心倾向”。当更精细化地审视地理学和地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时，我们注意到地理学的发展始终存在三大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回归现象”。基于某一“主题”的承传、批评，某一新的“主题”快速发展，并在早期表现出（有意的或无意的）远离或隔离其“生长母体”的特点，但当其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却发现前进受阻或迷失方向，往往又回溯到它“出生的母体”中去寻求“营养”。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景象：环境论的盛行一—环境决定论的批判环境论的衰落——新环境论的再度兴起；区域地理学的兴盛—一空间模式、计量运动、区城研究萧条—一新区域地理或区域地理复兴；人文地理学实证化、自然科学化——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批判一—人文地理学哲学化（各种哲学流派思想充斥在各种论文中）、社会科学化（社会理论与文化、制度的高度关注），我们或许可以预期，如同“回转的飞镖”一样，过度哲学化和过度社会化也不是地理学思想持恒的特点，地理学最终还是要回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工环境”、“人与社会环境”的基本程式中。二是地理学的“综合倾向”。地理学每生长出一个新的主题时，开始其单一性或特质性可能很强，当它发展渐趋成熟时，总是把地理学或其他学科不同的视角、理论、方法包容于其中，形成“主题小综合”，如历史地理学发展，形成了区位、地方（区域）、景观、环境、年代、文化等方向。可见，综合性的确是地理学的特性，并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多个层面得到体现。三是地理学的“向心倾向”。尽管地理学的多中心、多主题、众多分支学科存在，但地理学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盘散沙”，存在多种原因使得地理学在具有很强的“离心化”力量时，仍保持了地理学的“向心倾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和地理学存在其核心主题（不同尺度的空间区域和人地关系）。地理学向心力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统一地理学的发展前景。
以上表明，库恩的范式理论对地理学的意义在于思想的启迪，而不在于范式的套用。地理学思想发展的模式代表了一种典型横向关联型学科发展模式的特点.在科学体系中，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特质。因此，需要不同的“范式理论”来解释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其中，有三种“范式”最为重要：一是针对那些“内涵具有刚性特征”的学科或分支学科的逻辑斯蒂模型；二是以物理学为代表、学科纵向发展特征突出的“库恩范式”；三是以地理学为代表的、学科横向交融关联特征突出的“地理学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