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无边的恐惧》12.第十二章 城市里的恐惧（5-3城市管理）
|
（城市管理）
49.统治者、官员和富有的公民面临的周期性恐惧是公众混乱和暴力，这两者都可能会导致爆发革命和陷人无政府状态。所有政府都认为有必要维护公共秩序，但在釆取什么样的控制方法上则有很大不同。传统中国城市可以称得上是严格控制的一个极端例子。汉唐两代的都城长安，几乎是在按照一个仪式化的军营模型进行管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座文明的监狱。多重城墙和少数士兵把守的城门，看上去非常像一座监狱。修建城墙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城里居民抵抗匪徒和外敌，但是它们也是对内进行监视的一种有效设施。
50.汉唐两代的都城长安，几乎是在按照一个仪式化的军营模型进行管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座文明的监狱。多重城墙和少数士兵把守的城门，看上去非常像一座监狱。修建城墙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城里居民抵抗匪徒和外敌，但是它们也是对内进行监视的一种有效设施。51.汉朝之所以能在公元2年管住其巨大的人口，是因为它有必要而强大的官僚机器来记录国民的往来迁移变更，其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墙内。外形像盒子一样的长安城。城市有一个不规则的外墙。城墙内细分成—百六十个区，每个区都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出。在每个确定的区域内，每户家庭又都有各自的出人口：住宅门向着狭窄的胡同打开，而不是直接对着街道。因此，想要从自己家中赶往乡下的人，必须穿过三重门：家门、区门和城门，所有这些门天黑后都会关闭并有专人把守。
52.唐朝的规则比较宽松，高级官员的住所门可以直接对着街道。放松管制的一个进一步的标志是，多数区都有四个门，而不是像汉朝那样只有一个。不过，唐都长安的生活受到极为严格的管制。宵禁强加给所有人一种生活节律。直到636年，每天都是一到黎明时分，先是军事巡逻小队的喊声，随后是街上的敲锣声,之后才打开区门。
53.不过，这种城市管理和控制的守护体系，在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是无法长期存在的。甚至是在8世纪，在长安的“西市”上就已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压力。9世纪晚期，随着金钱经济持续扩展，妓院公开出现在临近每个繁忙的地方，包括城门、市场和寺庙。一些胡同小巷更是成为妓院的专有之地。
54.管控城市守护系统的规则日渐削弱。市场首先获得了晚上开市的权利；它们不怕处罚，不断向外扩张，进入市民居住区；最终，市场的围墙都给拆掉了。到了11世纪，监控人口的系统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整个宋朝时期，繁忙嘈杂的商业市场侵入越来越大的首都区域，毁掉了那里的安宁与阶层秩序。在北宋都城开封，贵族人家和平民、政府建筑和市场混杂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在南宋都城杭州，走在御街上就可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被宰杀的猪的号叫声。
55.欧洲在控制人口上，从未有过像中国统治者采取的那种范围和严厉程度，尽管这里的政府一样害怕叛乱。中世纪广泛实行的宵禁，主要是防范可能出现的地方暴力和大规模反叛。14世纪伦敦市政府制定法令，禁止人们在圣诞节和其他容易群情激昂的时间，在公共场合戴面具或其他面部覆盖物。
56.这些看似有些神经质的标志，经常会被一些周期性发生的事件证明是有道理的。叛乱确实时有发生，既有的政权摇摇欲坠，有时则是直接倒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城墙很好地保护了佛罗伦萨人防御外敌入侵。严格的宵禁在和平时期确实创造出一种安宁的表象，但是这些时期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
57.城市官员在看到穷人聚集到他们的管辖区时会变得极为紧张不安，这一点在过去甚至比在现在还要严重。16世纪伦敦城向外扩展，很是让当时的官员深感不安。约有一百年时间，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政府制定了许多措施，限制在新扩展的地方上盖房子。这项政策并未真正执行，事实上，它主要是成功地创造了许多成为罪犯藏身之所的贫民窟，而这正是当局为之恐慌不已的地方。。。。17世纪初，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s Augustus)建于12世纪的城墙仍然挺立在塞纳河左岸。巴黎仍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城市。路易十三在位期间（1610—1643),人口快速增长，在官员中引起一种不安，担心首都可能会变得太大太复杂，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
58.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巴黎开始认真组织起来釆取措施整治犯罪现象。巴黎设立了警察厅长这一职位。1667年，首位上任者亲率二百名武装人员和一队工兵，对巴黎最臭名昭著的犯罪窝，“奇迹殿”，发动攻击并将其一举消灭。同年，市政街道照明系统开始启用，巴黎第一次摆脱了夜间的幽暗。
在白天的时间里，随着第一批公共广场的建起，阳光得以进人原本局狹的街区，巴黎看上去显得更加豁亮。
59.尽管增强了执法能力，并有夜间照明系统，但是随着乡下人涌入城市，对公众混乱的恐惧依然存在。1724年和1726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皇家法令，并于1728年和1765年进行了修订，试图通过禁止在一个固定地方周边建造房屋来控制城市增长；对政府来说，最让人担心的事情不是别的，就是食物供应不足民众因为饥饿而暴动。
60.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对巴黎进行的变革有几个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促进公共安全。
拿破仑三世想要迎合巴黎民众安全地生活在他的统治下的期望，但他希望通过建造一个秩序井然美丽好看的城市，而不是武力威胁，来做到这一点。
61.在美洲殖民地，在城镇快速扩张的 18 世纪，对陌生人及公众混乱（public disorder)的恐惧极为常见。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和自由民，被视作是对法律和秩序最大的威胁。
1741年间，对黑人的忌惮使得“黑人阴谋起义”的歇斯底里式谣言达到了高潮。
虽然偶尔也有黑人犯罪和闹事的事例，但是所谓的“阴谋造反”本身可能仅仅存在于忧心不已的市民的想象中。
62.按照历史学家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的说法，“费城”一词的本意是“兄弟互爱之城”，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成了“兄弟互惧之城”。18世纪末期，费城人对陌生人和穷人充满恐惧。费城是一个世界性城市，说着外来语言的陌生人在这里随处可见。德裔居民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路标同时使用德语和英语。爱尔兰移民是人口中的另一大族群。在这一时期邻近结束时，伴随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黑人暴动而来的难民大量涌入。当地居民有理由害怕穷人和新来的移民，后两者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陷人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