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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是当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突出标志之一,也是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多元性又是当代教学实践中容易被忽略的要素。传统教育教学过分强调“统一要求”,一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学生,忽视甚至害怕进而试图抹杀“差异”,受到教育理论界、实践界的普遍垢病。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斯腾伯格为代表的学者在对传统智力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其中,加德纳认为,人的智慧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可量化的能力就可以描述的,它是一组能力,包括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空间智力、肢体—动觉智力、音乐智力、人际智力、内省智力以及自然观察者智力等。多元智力理论为当今课程与教学的“多元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操作的依据。就新课程的教学而言,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观念,如“差异就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教学中要特别重视“人本性”问题,尊重人的差异性、多样性、独特性,重视“当事人”独特的感受、体验、主体性以及潜能的发掘,以及及时满足学生合理的需求等等。如语文教学中提出了尊重学生独特的体验及多样的“阅读趣味”的要求,数学课程提出了“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理念;课程评价也要求多元化等等。这些无不体现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无此,学生主体性培养以及创造性发展就无从谈起。
但是,我们必须用理性精神完整地理解“标准与多元”的问题。没有标准的“多元”是十分有害的。这是因为:
首先,“多元化”赖以生存的后现代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反真理”“反理性”“反规律”“反标准”的,如后现代课程论的代表多尔就认为“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这种观点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实际上,新课程实施以来,有的课堂教学正是由于为了追求“多元”效果而出现了“散乱的活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并且敢于表达,课堂中教师尊重学生们的各种想法而惧于指出其中的“错误”;课堂中一片表扬之声,你对,他对,全都对,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挫折,只有成功……这些现象正在蔓延,那种正常的批评、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的做法越来越少。无疑,这些局面在改革之初都是“喜人的”,都是对传统课程与教学的“变革”,我们对此不应过早地争论、评价,而应以热情、宽容的态度让实践去检验。但是,如果没有对真理、规律的探索,没有依据规律而制定的标准,人类社会将跌入无序、混乱的深渊,任何“人文”的东西也无从谈起。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兴起了以否定理性精神为基核的“后现代思潮”,该思潮不无深刻地揭示了片面化理性自身的局限。但是,近20多年来的世界经济、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并未表明“后现代”的胜利,相反却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人类只有依靠与时俱进的、发展了的理性精神,才能不断逼近真理,进一步掌握自然及社会发展规律,深化对自然、社会乃至人本身的认识,克服目前的问题,走出困境,舍此无路!当前,在中国迈向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我们尤其需要理性精神。因为,对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实选择和较长远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设计,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实事求是地加以实现,那种后现代及非理性主义倡导的否定真理及规律、颠覆传统价值观念(诸如权威、规则、崇高、真理、规律等)、生命本能本体化(注重非理性、情绪、直觉、神秘体验、不确定性等)、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等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其次,人类社会有秩序、可持续发展需要并且也有“规律”“共识”“标准”可循。近几百年来,人类正是在科学、理性精神的引导下,对自然、社会乃至人本身的认识才不断深入、不断丰富,在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人类的创造性才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改造着自然、社会以及人本身,创造出空前的现代文明与现代人文。也正是凭借这样的“理性精神”,人类克服了人作为动物界一员的狭隘眼界,超越感性的局限性,使自身的科学、系统、理论的思维不断进化和发展,避免了别的动物那样完全受自然界支配的命运,这是人类巨大进步的主要标志。
再次,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之中,教师既要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尊重他们的选择,又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引导,这样才能不断提升儿童的生活质量,养成儿童严谨的生活态度和责任感。这种“标准”既体现了某种真理及人类的共识,又体现了现代教育的规范、导向作用。具有“法则性质”的“课程标准”就是这样的成果。而最近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增加革命传统教育篇目的通知》更加表明了课程与教学中的“标准”的重要性,这一通知要求各语文教材编写组应当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精神作为主要标准,强化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5]
因此,新课程教学中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标准与多元”的统一。“标准”是在“多元”基础上的标准,“多元”也是有“标准”的多元;我们既需要“多元化”,更需要基于规律、真理的标准和规则。当然,强调标准,并不是要像传统那样,用“标准”的“霸权”去压制“多元”,课程与课堂中只有教科书、教师的“标准”而无学生的“多元体验”及“多元理解”。最理想的局面应当是: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在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多样性、独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对话,帮助学生建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虽因人而异,但应该具有不同程度的“真理”“规律”的成分,甚至“达成一致”。那种“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多元观,尽管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却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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