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这样一个不得不“注重选择”、“亲自决策”的时代，学校教育为教师、学生提供了多少选择、决策的机会？教师和学生究竟有多少空间可以选择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第二个显白而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WTO”规则使人们的生活不得不“面向世界”而“更加开放”。

    虽然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文化、教育的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虽然我们需要警惕“大国、霸权国以全球、人类的名义来推销仅有利于本国资本集团利益的全球化”，但是，“无论如何，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真实地进入了‘全球历史’的阶段，并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人需要“自强自尊，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使本国民族成为多元、合作的全球中的一元，成为新全球关系形成中的积极力量。”[iii]

    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全球化”需要学校教育做出相应的回应。它需要学校教育中的教师和学生秉持“自信”而“开放”的心态，尊重并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学校办学体制，将出现多种形式的“外资学校”，求学者也将获得更多自由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但对于中国学校教育来说，这还不是最紧迫的挑战。对中国学校教育构成真正挑战的是与“经济全球化”结伴而来的“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学校教育究竟应该以何种姿态理解和处理各种形态的“价值观”，尤其是如何理解与自由、平等、理性、法律相关的各种“政制文明”，这才是最直接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若学校教育依然以抵制“西方文化中心”、“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名义盲目排斥外来的文化，这样的学校教育至多只能培养出一群狭隘的、浅薄的，既头脑简单又容易头脑发热，既不了解自己本国的文化又容易声嘶力竭地高喊“中国可以说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不必“向右”走得太远，不必简单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文化特色，须知全球化仍然是“全球的利益之争”，但是，对于长期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侵淫的中国人来说，是否更需要警惕“左派”的狂热与偏执？在中国学校教育内部，是否存在这样的危机？

    第三个显白而深刻的变化是，“电脑”的批量生产并大规模地进入家庭、学校、办公室和工厂，人的工作与生活普遍染上了“电脑依赖症”。这种现象导致个人生存方式发生系列变化，包括“交往方式的变化”、“学习方式的变化”、“个人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变化”。 [iv]

    “电脑”虽然由“人脑”制作与生产，但它一经产生，就有独立运作的功能。电脑的超记忆功能和超速处理信息的能力超越了“人脑”的极限。“第三次浪潮信息领域所以成为历史性的大事，不仅是它极度地扩大了社会记忆，并且还把它起死回生。因为计算机能处理它储存的数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社会记忆变得既丰富又活泼。这两者的结合，证明是有推进力的。”[v]人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电脑，电脑部分地代替而且改进了人脑的工作。电脑的检索功能使图书管的检索卡片被冷落在几乎无人问津的角落里；电脑的超强计算功能使“算盘”和传统的笔纸计算不得不退缩或退出；电脑的管理软件使传统的办公室工作和档案工作在形态和效率上发生转化。电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孔不入，“电脑文化”悄然崛起。

    “电脑文化”虽然要求某种地域性或团队型的合作，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最直接礼物是更多更彻底的“个人化”生活。人借助电脑，可以实现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远程沟通。电脑文化改写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人可以通过驾御、控制电脑而实现相关的交往与生产。当人面对电脑而独立地操作、生产时，人可以从传统形态的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中解脱出来。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是：在这场以“电脑文化”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中，年轻人甚至儿童比成年人或“前辈”更容易接受电脑的影响，他们站到了这场“新文化”的前面，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资源地投入、引领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个人的生命实践，与前信息时代中成长的个体有着很大的不同，呈现出信息时代的个体生命特征。这在青少年的身上尤其突出，以至有人已把当代青少年称为‘e一代’、‘新新人类’。当代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人员，若不去认识这些特征，要想明白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问题是不可能的。”[vi]

    电脑的普及以及电脑技术自身的不断更新、改进，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学校教育的形态，虽然很难估计，但可以想象。美国学者布鲁巴克在对西方“教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做了详尽的梳理与分析之后感叹：“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本世纪初在教学方法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推进力，基本上已经耗竭了；教育家们平静下来，沿着业已确定的主要路线进行了一些微小的改进。如果说采用复述法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教师们毫无保留地热衷于某一种教学法（如赫尔巴特的方法或杜威的方法）的时代也同样一去不复返了。教师们根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学生折衷地选择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的前沿阵地，假使还有哪一点可以成为新的突破口的话，那就是教育技术。”[vii]现在看来，布鲁巴克的想象已经部分地得到证实。以电脑为核心的教育技术是否能够成为学校教育革新的突破口，这是值得期待的。

    “电脑文化”在整个社会上的普及与流行，使向来以“文化中心”自居的学校教育多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当学校里的学生越过他们的老师、离开他们的课堂而直接与电脑打交道时，学校教育才开始注意到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学校教育往往从消极与败坏的角度来看待学生群体中流行的“电脑文化”。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期望电脑能够取代教师，我们也没有必要想象教室将完全变成“机房”，但是，当学校教育完全拒绝与电脑相关的学习方式的变革，当学校教育仍然过于看重记忆形态的知识体系而不把大量的记忆型知识交给电脑去处理、不让学生从记忆知识的负累中解放出来、不让学生转向“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式的研究性学习，那么，这样的学校教育迟早会发生危机：它首先将在学生那里引发抵制、抗议，然后将被社会拒绝、抛弃。

    第四个显白而深刻的变化是，“工业化”程度尤其是依托“生化技术”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它给人们的生活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足和便利，也带来了严重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

    可以见到的事实是：我们身边的河流越来越浑浊、我们身边的林木越来越稀少、我们身边的候鸟越来越远离我们。而比较不易为人察觉却更为可怕的事实是：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工厂附近，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地下水资源在逐步变臭、枯竭。那么多的工厂在受到环保监管部门的监控之后，它们竟然将污水引向大地的深处。另一个不易察觉的坏消息是：工业化的无限增长已经导致气候发生变化，最坏的变化是“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相关的可怕的后果是：飓风、海啸、地震将更多更强烈，自然被过度开采的后果将导致更多更深重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另一个直接危害是：传染性疾病对人的生命的杀伤力再次提升，与高温热浪天气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率增加。自人类用药物扼制了天花、霍乱等大肆蔓延的传染病后，近年来，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再次升到前位。”除此之外，还有工业污染，“农药以及各种为增产而使用的催生激素的滥用，动物流行病（如疯牛病、禽流感等）以及食品加工过程的污染。这些食品使人类健康的全球系数下降，被称为垃圾食品的品种在不断增加。”[viii]

    环境状况的恶化开始直接影响到人类生活的质量，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发表惊世骇俗的《寂静的春天》，对农药危害人类环境发出抨击。十年之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由此，环境问题开始引起人们正式的关注。人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会带来环境的破坏？”

    作为关注和研究的结果，人们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形。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其恶化的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该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ix]这是一条令人无奈却又带来希望的曲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

    可以，人类面临的真实问题是：如果承认环境状况的先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环境获得改善？就中国的现实状态而言，现在是否已经到了需要警醒而谋求改善环境的时候？如果某些环境的破坏将不可逆转而无法获得改善，那么，是否应该从一开始就减少那样危重的破坏？

    丧钟已经敲响，丧钟为每个人而悲鸣。在环境曾经被破坏的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并通过全民行动而促使一种“环保的时尚生活”的诞生。当这种“环保的时尚生活”渗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之后，那里的环境已经获得改善。

    在中国大陆，当“环保意识”尚未成为一种普及的文化时，学校是否应该主动承担起创造和推行“新文化”的使命？如果中国大陆的学校教育长久地轻视、放弃自己的“新文化”的使命，如果从学校这里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毕业生依然对环境问题无动于衷，这样的学校教育迟早会因为它的“不进步”而遭受社会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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