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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非：不跪着教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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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网络。做什么样的老师，教育和教学的关系，应试下的生存，如何让教学充满更多的智慧和思考？颜色字体为对自己有启发的话。
王栋生，笔名吴非，是南京师大附中的特级语文教师，他在教学上卓有成就，本身的文学素养也令人钦敬，而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他在将目光投向教育教学以及整个社会之后所产生的那种绵密深刻的思考，以及表现在他杂文中的那种有胆有识善说真话的勇气和艺术。读他博客上的文章，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方孝儒，联想到鲁迅，联想到“忧国忧民”，联想到“民族脊梁”。以下是
中国教师报：2004年，您的《不跪着教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很多教师身上弥漫的是“无力感”时，你还有信心继续喊出“不跪着教书”吗？
吴非：我会喊到最后，因为这是教师的职业尊严。有些同行以为我“熬到一定地位”后“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我从教以来一向直言，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有多难。为什么敢于不妥协？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学校的氛围，南师大附中毕竟是一所老牌学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师的专业素养。没有底气不可能抗争。你是什么“型号”的教师，可能就决定了你能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主张这样评价语文教师：第一，让学生喜欢你的课；第二，让学生喜欢语文学科；第三，让学生有终身学习祖国语文的意识。——能做到这些，你一定是优秀的教师。没有这两下子，你的反抗就缺乏底气。
中国教师报：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优秀教师因为对自己学校或者更大范围内存在的反教育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抗争，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您有没有因为“不跪着教书”而被穿小鞋？
吴非：应该有吧，可能还穿过不少。穿小鞋也不要紧啊，开个洞，脚丫子不就解放了吗？我信服一句话：人到无求品自高。对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我没有兴趣，他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只想能从教育教学中获得愉快，活得有意思一些。
中国教师报：那您的“特级”是怎么评上的？你对“特级教师”称号如何评价？
吴非：那时我当教研组长，学校有特级评选名额，我让；后来老师们选我，无人可让了，只能填表，不能不识老师们的抬举。“特级教师”应当是很高的荣誉，我尊重社会评价。不过，现在有些变味了。有些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校领导，境界不高，免不了弄虚作假；有的想尽办法评上特级，然后就不上课了；有的一旦评上便像是得了筹码，闹起待遇来了；有的评上后自以为权威，走到哪里都教训同行……而很多辛辛苦苦在一线奋斗的优秀教师却难有机会。现在各省区特级教师中，还有多少人在一线上课？我担心可能只有一半。我多次公开表态反对评“特级教师”、“名师”、“教授级高级教师”，主张在中小学取消这些称号和职称系列；提高教师待遇，不能靠这些。——许多同行都有类似的意见。我想，由我来说这样的话也许不至于招致误会。这类评比太多了，造成学校教学失衡，也形成不良风气。现在不是提倡向教育发达的国家学习吗？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教师有这么多层次、级别和名衔的？这等于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教育很落后。
中国教师报：在您的博客上有这样一则留言：刚刚看完您的《不跪着教书》，开始学会思考，才发现，思考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您来说，思考是痛苦的吗？
吴非：当然，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不思考会更痛苦！思考意味着觉醒。我属于从文革熬过来的那一代人。当年，很多人在文革中被打入社会最底层，但他们没有停止思考；文革后，他们很快成为社会中坚。其实，从精神层面看，在政治灾难中，善于思考的人损失少，我们那一代人体会可能最深。当年那些有点政治小算盘的青年，他们荒废的比我们多得多。
中国教师报：您曾说过，不想“装嫩”去谈什么成长经历，可是相信许多同行还是想知道，您怎么有勇气呼吁“不跪着教书”？
吴非：很简单，尊严，知识分子的尊严。近年，我一直在思考：从20世纪初赶跑皇帝，有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没有那种坚持独立思考、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我想可能非常少，否则我们中国的改革不会这样艰难。现在人们的观念变化得非常快，也让人吃惊。一些本来很重要的理念、立场，竟然变得无所谓了，仿佛权力、富裕比人格更重要。比如在学校里，有那么多教师做梦都想“从事管理工作”，我就不明白：难道当教师就没有尊严吗？
中国教师报：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尊严”呢？
吴非：我们的职业任务是培养人，培养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同时是公民，是劳动者；以后还将是合格的父亲和母亲……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定义他们，自尊都是基本要素；而作为教育者，我们自身首先必须要有尊严。可以这样说：专业水平略差一些，可以期待在工作中慢慢发展；而如果一位教师没有尊严，他根本没有资格上讲台。
中国教师报：现在很多人的确是把“面包”放在第一位，你会不会因此有一种孤独感？
吴非：有。不过早就习惯了。“狐狸总是成群结队，只有老虎独往独来”，我不需要同情。当然，很感谢同行经常在关键时刻对我道义上的支持。1987年起，有些同志反我的“自由化”，孤立我，而我恰恰在那段时间里做成了很多事，保持了静思的习惯，同时开始在报上写专栏。开个玩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遭受打击、冷落的“机遇”的。往前说，有件趣事。1975年我还在插队，公社发动全体知青签名，学习张铁生，报名上大学，那是他们强暴民意的惯技，我拒绝签名，发牢骚说：“如果蒋南翔（文革前的教育部长）当教育部长，我就去考大学。”结果被人打了小报告，当作“右倾翻案”的典型，主管教育的公社副书记要开大会斗争我，当时的压力真大啊。1978年，蒋南翔复出，又任教育部长，我也已经考上了大学。公社“教革组长”特意到大学找我，向我道歉。我对他还是有好感的，他有勇气忏悔。所以说，不要轻易放弃，要坚持。很多事，一时看是没什么出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虽然困难很多，但是你要有信心。当年“九·一八”，马占山在江桥抗日，有外国记者问马占山：“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马司令凭步枪和马刀能打得过日本人吗？”马占山说：“打不过他我甩他一身鼻涕！”——我看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不如马占山，没有骨气。
中国教师报：现在很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似乎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他们无能为力。您对年轻的同行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吴非：我不愿意称“应试教育”，我只说“应试教学”，因为“教育”是个美好的词。现在有些年轻教师不知是为什么，缺乏理想。我在一些地区作教材培训报告，一些老教师递条子和我探讨教学法，而不少年轻教师却只问高考信息！这些年轻同行当年接受的是应试教学，对素质教育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多年媳妇熬成婆，所以走上讲台，自觉的，也变本加厉地搞应试；学生品德差，他视而不见；学生分数低，他就觉得没面子。应试教学的“报应”已经来了，往下形势可能会更严重。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体制和环境的问题。校长负责制变成了校长一言堂，如果校长官僚化，无视教育教学规律，把升学率作为向上爬的“政绩”，就会祸害整个学校。目前教师的法规意识也比较淡薄，比如，有些学校不开体育课，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大家觉得很正常，一些家长可能还很满意。
中国教师报：您能提出几点建设性的意见吗？
吴非：我想，作为教师，首先得有专业追求，别总想着走仕途。比如，有些年轻教师，厌倦讲台，连教案也不认真写，总是“混课”；可是一旦当上了管理干部，他便经常性地检查教师教案，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自己不上课（上不好课，也不敢上课），却总是对教师指手画脚。当了干部，就可以“藏拙”，外行就能领导内行，目前教育界这种情况很严重。这对巩固发展展专业队伍是很不利的。
其次，要注意发展教学智慧。教育是让人变得聪明和有教养，教育者自己要变得聪明一些。建议老师们不要一味苦干，要多动脑筋，做一个智慧型的教师。同时，要有一个好的体格，要多照顾家庭，尽可能地享受天伦之乐，——我们那一代教师做得太苦了，让学生看在眼里，寒在心中，害得他们尊敬教师而不肯当教师，真不合算！
再有，教师要有勇气，大胆表现自己的意志。话语权是属于你自己的，不是别人赏给你的。我有次在外地讲学，当地一位教师对我说：吴老师，你和我们校长认识，你帮我们劝劝他：每星期能让我们休息一天，行吗？我反问：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说呀？他说我们哪里敢啊！我觉得这是很耻辱的事情，连休息权都被剥夺了还不造反，他的学生如果向他学习，以后只能当奴隶。
中国教师报：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头号难题，流行了20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遭到了质疑。今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您认为，这是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吴非：两方面因素都有。学生在学校受过教育，毕业了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如果把“知识改变命运”简单理解为在物质上过好日子，那是站不住脚的。改革开放后最早富起来的（以及正在富起来的），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知识。时下的宣传也有问题。比如，何必非要说北大毕业生去卖肉、卖糖葫芦？为什么不说“中国卖肉、卖糖葫芦的行业中也有了北大毕业生”？大学毕业未必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体现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预示着劳动素质的提高。此外，大学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不高，也给就业形成压力。一个人做自己能做的事，一个人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一个人靠诚实劳动养活自己，不正是教育的目的吗？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了解一下最令中国社会钦佩的哈佛大学，那里的毕业生也并非个个都去当总统或是国务卿，三百六十行，干什么的都有，美国人是不是也会大惊小怪呢？
中国教师报：请描述一下您理想中的教育？
吴非：所有的学生在学习中得到人的待遇。在早晨的阳光中，他们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学生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学生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做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父母听……
中国教师报：最后问您一个很老套的问题：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您还会做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吗？
吴非：当然。我经常和同事讲：“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没有人做了！”这句话本是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在抗日运动处于低潮时鼓励战友的话，他的哲嗣金信将军是我的忘年之交，15年前，70岁的金信将军把这话告诉我时，老泪纵横，不能自已。我忘不了这句话，这里绝无“舍吾其谁”之意，教育者要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也许有人以为我在说大话。我理解同行们，他们遇到的困难也许比我多得多。不过，还是那句话：什么都看透了，也不能放弃理想！
文章来源：http://www.weihaiedu.cn/dus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00&Page=1
吴非的博客：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275/index.shtml
